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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的勇悍与愚昧
清军的勇悍与愚昧——抗击英法联军
(2011-05-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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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的勇悍与愚昧——抗击英法联军
咸丰六年(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此次战争的爆发,起因有四,即亚罗号事件、马神父事件、外人入城问题、续修条约问题。
亚罗号事件完全是英国人无理取闹,中国无有责任。
马神父事件是一笔糊涂账,这位马赖神甫到底有什么犯法之事,至今也没有记载发现,如果按《黄埔条约》所定的条款,马赖在规定地点以外传教,是违反了条例,但绝对罪不致死,连杀死他的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承认,可见中国实在理亏。
引发这次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后两条:
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
而广州官民一再阻挠,这就完全是中国当时的愚昧所致,时人有载“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
”
二是《望厦条约》规定:
“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黄埔条约》亦规定:
“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
”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一再拖延,致使矛盾激化。
在当时来说,中国对于英法两国,是绝对的弱国,再加上国内有太平天国之乱,“国家内匪未净,外患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筹办夷务始末》卷27),就更没有力量装横,应当暂时委曲求全,实行“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等自己实力壮大了,再做计较不迟。
可妄自尊大的咸丰皇帝却是一再的激怒列强。
终于,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直隶总督谭廷祥及托明阿防守天津大沽海口战败,清廷英国代表签署《天津条约》。
僧格林沁得知后,向咸丰帝奏请,坚决要求撤回谈判代表,主张调用全国之兵员,倾全国之粮食,整顿军队,进行彻底抗战。
被打怕的咸丰皇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为了防止英法联军的进一步行动,咸丰九年(1859年),咸丰帝命僧格林沁至天津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
僧格林沁修城安炮,构筑营垒,增设水师,整顿民团,筹饷制械,使天津防务加强,兵势大振。
为了守住要塞,又将原大沽口一千六百余名陆兵增至三千名,并抽调马队五千名增援,同时还在大沽口南北岸各重建炮台三座,做好作战各项准备。
咸丰九年(1859年)6月,英法新任驻华公使普鲁士、布尔布隆率领所谓换约舰队从上海沿水路北上,舰队由一艘巡洋舰和13只炮艇组成,这原本只是例行外交规程,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咸丰皇帝可能认为防备已经齐备,又犯起混来,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袭击洋人。
僧格林沁自然会忠实执行这个自己也深以为然的命令。
当时在僧格林沁幕下的郭嵩焘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
“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
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
予曰:
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
怡邸愦愦可笑。
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
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
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
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
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
”
6月16日,英法军舰到达大沽口,6月22日,僧格林沁奉命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大沽海口北15千米北塘登陆,进京换约,并不准他们随带兵船武器上岸。
本是第一次大沽之战的战胜国的英法两国,自然不会按照战败国的要求,表现的极为无理。
25日早晨,英法两国公使又接到了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可这个时候,僧格林沁军事行动已经开始。
根据僧格林沁所呈的奏折称:
“二十五日辰刻,该夷火轮船十余只,排铁戗列口门外,又傍南岸炮台下,驶入火轮船三只,直逼铁戗。
旁以数人凫水,用丝绳系铁戗前往,而引其端于该夷船尾,另以一船轮回曳之,一二时之久,拉倒铁戗共十余架。
其排列多船皆竖红旗,立意寻衅用武,骄悖情形,实难容恕……该夷即开炮向我炮台轰击,我军郁怒多时,势难禁遏,各营大小炮位环击叠击,击损夷船多只,不能行走。
余船皆竖白旗,起定下驶,仍复绕至破船后,向炮台轰击,直至日夕,未能稍休,又有小杉板船二十余只,满河游驶。
其向后十余只,径行拢泊南炮台河岸,该夷步队一并上岸排列濠墙以外。
当即加派抬枪、鸟枪各队前往策应,连环轰击,该夷不敢径越濠沟,均向苇地藏伏,暗施鸟枪,似此凶悍,实堪发指!
奴才等惟有督率军士,竭力防堵,以冀上申国威,下抒民望。
”
“上申国威,下抒民望”,多么让人热血沸腾的口号,而战果,也确实辉煌,打沉敌舰5只,打伤6只,打死打伤英国侵略军1578人,生擒2名,法军死伤14人。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至今,中国何尝有过这样的胜利?
僧格林沁也确实尽到了一个前线指挥官所应该尽的责任,指挥相当有方。
直隶总督恒福在战后上奏清廷说:
“僧格林沁自上年奉旨办理海防以来,昼夜辛勤,殚诚竭虑。
今年正月又亲至海口驻扎。
与士卒誓同甘苦,风雨无间,劳瘁至今,其忠勇朴诚,实为奴才所不及。
”咸丰皇帝对于僧格林沁和镇守大沽口的官兵们都大加封赏,一片皆大欢喜。
有人说,在那个技术大发展的年代,保守的英国皇家海军所幸没有遇到更加强大的对手。
这或许是事实,但僧格林沁毕竟赢得了铁甲舰时代的首次海防胜利。
英法联军的轻敌给了守军机会,更主要的,由于防卫充分,战略得当,守军虽在火力上处于下风,坚固的炮台设置和强化的训练却提供了充分的弥补。
但,没有让联军成功登陆,这才是胜败的根本关窍。
然而,咸丰皇帝或许忘了,他命令僧格林沁“悄悄击之”并取得大获全胜的,并不是真正的作战部队,而仅仅是护送俩过公使的武装人员而已。
虽有英法公使的傲慢无理为理由,但中国方面却是先故意刁难两国公使的进京路线,后又进行攻击。
如果是越南、朝鲜之类的藩国、弱国,自然不敢把天朝怎么样,但英国和法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并都让中国吃尽了苦头,这样的“上申国威,下抒民望”,痛快一时,则引来了后悔一世的大祸。
翌年,也就是1860年7月初,真正的远征军来了。
英军约18000人,法军约7000人,由联军总司令格兰特、孟班托率领始达上海。
至7月中下旬,联军分别占领烟台、大连,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
8月初,英法各种舰队船只173艘,陆续齐向天津大沽口逼近。
也许,僧格林沁这个时候,正兴奋的摩拳擦掌,这回是真格的了!
惨败,大沽口与八里桥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军的主要单兵武器是两种前膛燧发火枪:
BrownBess前膛燧发火枪和Baker前装滑膛燧发火枪。
前者准确性很差,后者虽然准确度高,但每发射一枪需要一分钟左右的时间,而且两者在雨天都会丧失相当的战斗力。
使用的火炮,也大部分是前膛炮,只是使用的葡萄弹可以在发射出去后爆炸,比实心铁弹威力要大。
这样的装备,在面对使用鸟枪、抬枪、火铳以及大刀长矛的清军的时候,仍然是以压倒性优势取得了胜利,常常以伤亡几人、十几人的代价,成建制的消灭几百、上千的清军。
而在20年后,英法联军使用的武器,已经基本是后膛枪和后膛炮,无论枪械性能,射击精度、速度还是威力,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相比,已不可以道里计。
而清军的武器仍然是鸟枪、抬枪、火铳以及大刀长矛,这样的战争,从开始时就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从8月1日英法联军陆战队约5000人登陆北塘(距大沽口3千米)占领北塘镇到8月21日直隶提督乐善战死于大沽口北炮台,不到一个月的战斗,虽然史书上有着不断的“迎头抵御”、“毙贼多名”、“设法迎头截击”、“誓死守”的记载。
洋人也有例如“鞑靼人,帝国的最好的军队还想抵抗并寸土不让地保卫领土”(德•巴赞古《远征中国和交趾支那》);“在离开要塞三十五公里的地方,可以看到某个鞑靼兵一个人忒操纵着这门大炮。
这个勇敢的人把背贴在地上,钻到大炮下面去,就这样装好炮弹,然后再爬起来开炮”(保尔•瓦兰《征华记》);“八月二十一日早晨开始炮击(指敌军炮击大沽北岸炮台),鞑靼守军打得非常积极,非常勇敢,甚至在法军深入炮台内部后,他们还继续进行抵抗”(拉沃勒《法国和中国》)的记载。
然而,面对着“在炮台内找到了……成千具鞑靼人的尸体”(布隆代尔《1860年远征中国记》)的结局,曾经认为“洋兵伎俩,我所深知,何足俱哉”的僧格林沁,也不得不承认“万难守御”,率全军撤退。
咸丰皇帝将他“夺三眼花翎,褫领侍卫内大臣及都统”。
上次僧格林沁虽胜,却并不明白获胜的原因。
整整一年后,他还以为同样的防卫足以御敌,更低估了英法军队大规模报复的力度。
他完全忘记了,联军真正的败退是在海滩,而不是海洋上,所以才会改变战略,让英法联军登陆,再以骑兵围剿。
这一次,陷在北塘的泥泞中的,是僧格林沁的骑兵。
很快,大沽各炮台便被英法军队次第包抄,全部沦陷。
这结局或许如同上一次的胜利一样,都在僧格林沁的意料之外。
这一仗,损兵折将,打得窝囊至极,僧格林沁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的,他率领着蒙古马队七千、步兵万余名,从天津撤防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八里桥一带,打算和英法联军进行野战,然而,这是的朝廷,却要议和了。
8月31日,咸丰帝急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到达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向英、法侵略者谈判乞和。
9月7日,谈判破裂,联军决计进犯北京。
咸丰帝朱谕军机大臣和王大臣绵愉、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表示与英法“决战”,并提出了决战时机“宜早不宜迟,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长,制彼所短”(《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同时,谕令“所有通州一带防剿事机“,统归僧格林沁、瑞麟严密布置“,“厚集兵力,以资攻剿”。
不过,虽然想着决战,但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自然是“善之善者也”,所以,在命令僧格林沁等人严密备战的同时,咸丰皇帝也改派怡亲王载垣等到通州与英法谈判。
联军方派代表巴夏礼率领39人参加,经过四天的反复辩论,9月12日至9月14日的谈判,事机尚为顺利,对于巴夏礼、威妥玛提出的咸丰八年所定条约(即《天津条约》)及桂良在津议定之续增条约八款一概允准的要求,载垣等奉咸丰“可许则许”的谕旨,除天津通商一条因桂良业已允许,难以反悔之外,其余各条均同意一经额尔金到通,即行盖印画押,再行进京换约,但其所带队伍,必须悉驻张家湾以南五里外,不许再进一寸。
此外,并未别有要求。
不料在17日,巴夏礼又提出了英国使臣向清帝亲递国书的要求。
载垣等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后虽然同意,但载恒指出:
“按中国礼制,见皇帝必须跪拜。
”巴夏礼说:
“我非中国之臣,怎能解袍跪拜?
”争辩既久,相持不下。
清政府接到谈判通报后指示:
“必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许可。
”巴夏礼拒不接受,扬长而去。
于是,载垣等一面向咸丰皇帝报告,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率兵在张家湾将巴夏礼一行人擒拿羁留。
这简直是有一些可笑了,所有实际问题都已经答应,然而仅仅在礼节这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有些典型的要面子不要里子。
僧格林沁本来就对英法联军恨之入骨,接到通知后,立即率部出动,截拿巴夏礼等英法人员39人。
至此,通州谈判全面破裂。
扣押使节,莫说在国际公法上说不过去,即使是中国本土的规矩,也应该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虽然有着咸丰皇帝的谕旨,明说:
“巴夏礼、威妥玛等系(该夷)谋主,闻明常亦暗随在内,即著将各该夷及随从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
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
”也着实透着愚昧和野蛮。
被扣押了使节的英法联军开始在9月18日自天津北犯,是日中午,自河西务逼近张家湾附近,并向张家湾的清军驻地发炮攻击。
各种火器都差的极远的清军很快败退,按僧格林沁的说法,“至该夷于午刻马步各队进前扑犯,经我兵枪炮齐施,毙贼无数。
正分拨马队抄击,该夷火箭数百支齐发,马匹惊骇回奔,冲动步队,以致不能成列,纷纷后退”(《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军来扑迎击失利退守八里桥折》)
在清军失利的形势下,僧格林沁率部退“入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随后,英法联军占领了张家湾和通州城。
八里桥,东距通州八里,西距京城三十里,是通往北京的最后一道关口,再要失败,北京必然要陷落。
僧格林沁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向皇上立下了誓言:
“奴才等现在督带官兵退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
奴才等赶紧再振军心,倘该夷由通(州)上犯,奴才等惟有与之以死相拼”(《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军来扑迎击失利退守八里桥折》)。
9月21日凌晨4时,清军由通州和张家湾、郭家坟一带向八里桥推进。
上午七时许,英法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守军发起攻击。
僧格林沁命令蒙古骑兵冲杀,一部分骑兵一度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距敌人四五十米远的地方,他们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敌。
由于火枪装备有限,就手持长矛、弓箭,凭着一腔热血迎击敌人,企图冲乱和割裂敌人的战斗队形,短兵相接,激战一时许,毙伤敌军千余人。
但清军马队遭到据壕作战的联军步兵密集火力的阻击和敌炮榴霰弹的轰击而大量伤亡,战马因受惊而横冲直闯,几近不能成军,被迫在敌人火力的逼使下退却下来。
随后,由于南路法军第二旅将大量大炮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给胜保部沉重打击,所部亡惨重。
清军遭到重大挫折。
当法军第2旅的两个前锋连队冲到桥边时,守卫石桥的清军士兵勇敢地冲出战壕与敌军展开了血刃战。
胜保力战,头,腿分别中弹,堕马(一说昏迷不醒)。
上午9时,胜保马队几乎已经全军覆没,遂率军退至定福庄。
当战斗打响以后,僧格林沁才知晓,主攻八里桥的是南路敌军,而不是西路敌军。
为了弥补战前的决策失误,僧格林沁在胜保部与南路敌人战斗的同时,僧格林沁亲临前线,指挥骑兵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企图分割敌人,尔后以步队配合胜保部包围南路敌人,歼灭敌人主力。
由于胜保所部溃败,僧格林沁指挥蒙古骑兵分割敌人阵势的计划未能实现。
遂与西路英军展开英勇激战,双方伤亡惨重。
在外国人的记载中,八里桥的惨烈,让人不忍卒读。
在这场战斗中,僧格林沁命令蒙古骑兵冲杀。
骑兵一度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短兵相接,然而激战一时许,南路法军大炮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清军遭到重大伤亡!
!
守军与法军在桥边进行肉搏战,僧格林沁亲临前线,指挥蒙古马队。
外国人,深深的被震撼了,清军,蒙古铁骑,那排山倒海般恢宏气势,外国官兵们说:
那是一种“自杀式的进攻”!
!
却,是那样的勇猛无畏!
上午9时,英军兵分两路,一部分继续与僧部对抗,一部分向于家围进攻,企图抄袭僧军后路。
僧格林沁分兵无术,面临腹背受敌的险境,但他仍然“骑着马站在前面,挥舞着黄旗表示挑战。
”(德•巴赞古《远征中国和交趾支那》第2卷)。
八里桥之战,从早上7时打到12时,战斗十分激烈。
其中,蒙古骑兵在战斗中表现得异常勇敢,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多次冲向敌军阵营进行英勇的战斗。
敌军官吉拉尔在《法兰西和中国》中对清军的英勇作战做了详细的描述:
“光荣应该属于这些好斗之士,确是应该属于他们!
没有害怕,也不出怨言,他们甘愿为了大家的安全而慷慨地洒下自己的鲜血。
这种牺牲精神在所有的民族那里都被看作为伟大的、尊贵的和杰出的……这样的英雄主义在中国军队里是经常可以看到的;而在欧洲则以误传误,竟认为中国军队是缺乏勇气的,此乃是一大谬误。
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我们。
他们的军队是由两万五千名鞑靼骑兵和为数众多的民团所组成的,然而还打是不过人数较少欧洲人,这也的确是事实。
法国和英国的炮兵压倒了他们的箭、矛、迟钝的刀和很不象样的炮。
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
然而长官们和军中的勇士却前来列阵于八里桥上,这时大家就可以看到在整整一小时内,他们顶住了使他们惨遭伤亡的压倒火力。
这些勇敢的,然而还不够灵活的战士,与其把战场易手,让给敌人,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
“中国人和以勇气镇定著称的鞑靼人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中没有一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
(保尔•瓦兰《征华记》)
“敌人已经两次被打退,却还没有认输,正准备横下一条心来争夺通道。
……中国人现在可不是躲在城墙的后面或由工事掩护着来进行战斗,他们现在已挺身而出。
在那里,皇帝的鞑靼禁卫军,帝国军队的精华正聚集在首都的大门口。
在桥的正中央,冒着枪林弹雨,他们的一位官长骑着马站在前面;他挥舞着黄旗表示挑战,尽管隆隆的炮声盖过一切,可是他还在高声呼喊着。
在这位英勇的官长的周围,桥栏的大理石块四散飞舞,我们的炮弹造成了成批的杀伤。
死神一刻也没有歇手,却并没有吓倒这些不灵活,然却勇敢的斗士,他们寸步不退。
现在,运河的两边和桥上已堆满了被可怕的杀伤弄得残缺不全的尸体。
”德巴赞古《远征中国和交趾支那》
“桥口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像是总司令的旗手。
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
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此刻,全军精锐亲自保卫的那座桥也业已堆满尸体,然而这个鞑靼人尽管已孑然一身,却仍挺立在那里,可能正在传达僧王的最后命令。
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霰弹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
(德里松伯爵《翻译官手记》)
虽然洋人的各种传记与实录从不隐瞒僧王及其手下的勇敢,但是勇敢并不是现代战争致胜的关键性因素,所以僧王败得很惨。
这支由蒙古科尔沁亲王统帅的蒙古铁骑和英法侵略军展开了一场血战,三千铁骑只剩七人七骑。
不要笑话这些战死的蒙古勇士,他们失败不是他们的错,错在我们中国的科技落后。
你可以想象英国侵略者当时的表情,无数悍不畏死的蒙古骑兵是怎么面对着如蝗虫一样的枪弹浴血冲锋,他们难道不是人么?
他们难道不知道疼么?
但是他们上去了,敢战,就是好汉子。
他们没有丢蒙古人的脸,也没有丢中国人的脸。
僧格林沁的军事才华很强,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足够,对付英法联军却相当的不够,训练有素的英法精锐陆战队给清军上了一套完整的近代军事表演看,炮火掩护,线式火枪攻击,交叉火力,抢滩登陆,大纵深骑兵攻击……对手,是手持中世纪火枪火炮的中国军队,这不是一个时代的较量,更不是一个等量级的较量。
可纵是这样,“先进”的洋鬼子们依然步履蹒跚,每前进一步都遭到顽强的阻击,大沽口上至提督巡抚,下至普通一兵,各个战斗到最后,留下了战后最心酸的数字——仅剩七人七骑……
“中国军队的武器太落后了,但他们的勇气令人尊敬,我不知道如果清军有很好的武器,很难想象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来!
”清军自杀式的进攻震惊了法军司令孟托邦将军。
僧格林沁兵败,英法联军长驱直入,咸丰皇帝仓皇逃窜,英法联军进占北京,制造了令炎黄子孙痛心疾首的“火烧圆明园”事件!
道光年间地方的很多八旗军队已经很腐朽了,幸好还有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尚称劲旅,能与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相提并论。
当时的八旗主力,主要掌握在清将僧格林沁和胜保手中。
僧格林沁的满蒙铁骑,在英法战争中展现了很强的战斗力,只是作战思想和编制装备跟不上历史的发展而已,但是满蒙铁骑的战斗力绝对不容忽视。
最后在大沽口,满蒙铁骑为了保卫北京的门户,死战到底,几乎全军覆没!
八里桥战败,清廷从此丧失了满蒙八旗的劲旅,军权渐次落入湘军、淮军手中,清廷岂能不被震掉?
!
剖析清军八里桥之战惨败的原因
第二次鸦片战争,蒙古科尔沁旗铁帽子王曾格林沁率领的3万清军在保卫北京城的八里桥大战中,面对英法联军现代的枪炮组合,采用正面集中进攻的方法,结果全军覆没。
从而使清咸丰帝出逃热河,中国首都第一次被洋夷占领,皇家园林遭焚,看过电影《火烧圆明园》的朋友都知道。
但实际上这场关键性的战役并不是联军胜在武器先进上那么的简单。
除了僧王太过轻敌自傲,他的战略部署也严重失误。
自张家湾一役失败,后退的僧军和从通州撤退的绿营兵抵达八里桥后,防守八里桥的总兵力即刻增加到3万人,其中骑兵近万人。
他们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临时搭筑了战壕和土垒,并作好了战斗部署:
令骑兵首先出击,尔后以由定福庄移至八里桥的胜保部迎击南路联军,瑞麟部迎击东路联军,僧部迎击西路联军。
所有步队均隐蔽在灌木林中和战壕里,待机杀敌;骑兵则向联军的左翼到右翼之间的宽大正面实施反冲锋。
僧格林沁和瑞麟的部署不可谓不周密,但有两个明显的失误则是作为局内人的他们所不曾察觉的:
其一,担负主攻八里桥任务的,是南路以科林诺为指挥的法军第2旅,而迎接南路之敌的不是强悍的僧军,而是相对薄弱的由定福庄移至八里桥的胜保部;其二,在战前(9月19日),清廷曾告谕僧格林沁等:
“拿获奸细(穿越者),据供:
逆夷用兵,骑兵在前,步卒在后,临阵则马队分张两翼,步卒分三层前进。
前层踞地,中层微府,后层屹立,前层先行开枪,中层继之,后层又继之,我军若迎头轰击,马匹一经受伤,必然惊溃,惟有斜抄横击,轰毙必多等语。
夷情凶悍,深知兵法,是在该大臣等审度形势,妥筹应敌,以操必胜之权。
……若仅用正兵与之相角,恐夷人诡谲,不足以尽其变”(《廷寄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清廷还一再强调派出的马队劲旅,一定要绕至敌后,于夜间轮番出击,使其自相惊忧,进退失据。
我军趁此时机,利用熟悉地形方位等优势给敌人以痛击。
作战效果可能会好得多。
可僧王一味相信蒙古骑兵,对此意见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不仅派出的骑兵没有绕道敌后,于夜间轮番出击,而且将骑兵派上宽大正面,对敌人实施反冲锋(没有步兵跟进),在联军的火器优势面前无异于自杀。
事实证明,以上两大失误是八里桥保卫战失败的诸多因素中,不可被忽视的两大因素。
反观联军不但拥有火器优势,而且也编有专门骚扰蒙古铁骑的印度骑兵,甚至有印度土邦的火箭兵!
按僧格林沁对张家湾之战的说法,“至该夷于午刻马步各队进前扑犯,经我兵枪炮齐施,毙贼无数。
正分拨马队抄击,该夷火箭数百支齐发,马匹惊骇回奔,冲动步队,以致不能成列,纷纷后退”《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军来扑迎击失利退守八里桥折》,虽然大部分冲锋骑兵都是被联军炮火吞噬,但最后击溃蒙古骑兵主力的还是法军骑兵的冲击和步兵白刃刺刀近战。
八里桥保卫战打响后,清军马队即按原定部署立即由正面冲上前去。
他们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敌。
清军步兵在此战役中也运用大量鸟枪火炮,虽没有敌人的火器好,但也不是没有用武之地。
他们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临时搭筑了战壕和炮垒,并作好了战斗部署,但是清军鸟枪发射速度大概是3分钟1发,且火药工艺差,发射药冲力不足。
铅子重,发射距离不到150米,枪管工艺差,弹道曲线乱七八糟。
这种劣质火器攻击作用还是有限,大量汉族民团就手持大刀长矛,凭着一腔热血迎击敌人,企图冲乱和割裂敌人的战斗队形。
一部分蒙古骑兵冲至离敌人四五十米的地方,有的甚至冲到敌人的指挥部附近。
激战一时许,毙伤千余敌人(英军)。
但蒙古骑兵因遭到据壕作战的联军步兵密集火力的阻击和敌炮散弹的轰击而大量伤亡,战马因受惊而横冲直闯,几近不能成军,被迫在敌人火力的逼使下退却下来。
随后,南路的法军主力第2旅将大量的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给胜保部以沉重打击,致使胜保部伤亡惨重。
当法军第2旅的两个骑兵冲锋连队杀到桥边时,守卫石桥的绿营士兵勇敢地冲出战壕与敌军展开了血刃战。
后因胜保中弹受伤退下战阵(腐朽懦弱),遂率军退至定福庄。
法军对其穷追不舍,意欲一举以歼之,胜保又马不停蹄逃往北京。
当战斗打响以后,僧格林沁才知晓,主攻八里桥的是南路敌军,而不是西路敌军。
为了弥补战前的决策失误,僧格林沁在胜保部与南路敌人战斗的同时,指挥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企图分割敌人,尔后以步队配合胜保部包围南路敌人,歼灭敌人主力(胃口太大)。
由于胜保所部溃败,僧格林沁的作战意图未能实现,遂与西路英军展开英勇激战,双方伤亡惨重。
上午9时,英军兵分两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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