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怀念过去读书的日子.docx
- 文档编号:8171245
- 上传时间:2023-01-29
- 格式:DOCX
- 页数:5
- 大小:22.68KB
韩少功怀念过去读书的日子.docx
《韩少功怀念过去读书的日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韩少功怀念过去读书的日子.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韩少功怀念过去读书的日子
韩少功:
怀念过去读书的日子
我偶尔去某大学讲课,有一次顺便调查学生读书的情况。
我的问题是这样:
谁读过3本以上的法国文学?
(约1/4的学生举手)谁读过《红楼梦》?
(约1/5的学生举手)然后,我降低门槛,把调查内容改成《红楼梦》的电视剧,这时举手多一些了,但仍只是略过半数。
这是一群文学研究生,将要成为硕士或博士的。
他们很诚实,也毫不缺乏聪明。
我相信未举手者已做过上百道关于《红楼梦》或法国文学的试题,并且一路斩获高分——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
问题在于,那些试题就是他们的文学?
读书怎么成了这么难的事?
或者事情别有原因:
是什么剥夺了他们广泛阅读的自由?
我不想拍孩子们的马屁,很坦白地告诉他们:
即使在30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10本俄国文学、10本法国文学、10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
我这一说法显然让他们惊诧了,怀疑了,困惑了,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
30年前?
天哪,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
不正是“文革”十年浩劫刚过?
……有人露出一丝讪笑,那意思是:
老师你别忽悠我们啦。
没错,是禁锁是荒芜甚至是浩劫,从当时大批青年失学来看的确如此,从当时官方政策主体来看的确如此。
但你们注意了:
一具病体并非尸体,仍有不绝的生力,包括生力的逐步恢复和增强。
“文革”不过是一场大病来袭,但如同历史上文网森严的旧中国和政教合一的旧欧洲,它并不曾冷却民众的精神之血,无法遏制新文化的萌发、繁殖、积聚、壮大以及爆发,直至制度层面的变革。
这才是历史真切而生动的过程。
我们曾用这种眼光注意过很多复杂局面,包括宗教法庭与牛顿的共存,普鲁士帝制与黑格尔的共存,斯大林铁幕与肖洛霍夫、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的共存,为什么独独乐意给“文革”随便贴一枚标签?
是什么人最习惯和最惬意地使用着这一类标签?
中国谚语:
知其一,还要知其二。
偷书
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有一中型的图书馆。
我那时不大会看书,只是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去那里翻翻杂志。
《世界知识》上有很多好看的彩色照片。
一种航空杂志也曾让我浮想联翩。
“文革”开始,这个图书馆照例关闭,因受到媒体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图书馆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
类似的情况是,城里各大书店也立刻空空荡荡,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一类红色圣经,除了少许充当学习资料的社论选编,其他书籍几近消失。
1967年秋,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
但收枪令已下达,革命略有降温,校图书馆立刻出现了偷盗大案:
一个墙洞赫然触目。
管理图书的老师慌了,与红卫兵组织紧急商议,设法把藏书转移至易于保护的初中部教学楼最高层,再加上铁栅钢门,以免毒草再次外泄。
不过外寇易御家贼难防,很多红卫兵在搬书时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诡异,互相之间挤眉弄眼。
后来我到学校去,又发现他们话题日渐陌生,关于列宾的画,关于舒伯特的音乐,关于什么什么小说……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在说些什么?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会遭遇支吾搪塞,被满脸坏笑的他们瞒过去。
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
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泄密或叛变之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们秘密开拓的一条贼道。
我们开锁后进入大楼某间教室,用桌椅搭成阶梯,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身向上,便进入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
我们借瓦缝里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横梁,以免自己一时失足踩透天花板,扑通一声栽下楼去。
在估计越过铁栅钢门之后,我们就进入临时书库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见一洞口:
往下一探头,哇,茫茫书海,凝固着五颜六色的书浪。
这时候往下一跳即可。
书籍垒至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软的落地保护装置。
我们头顶着蛛网或积尘,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着经典和大师。
我们在这里坐着读,跪着读,躺着读,趴着读,睡一会儿再读,聊一会儿再读,打几个滚再读,甚至读得头晕,读出傻笑和无端的叫骂。
有时尿急,懒人为了省一趟攀爬,解开裤子就在墙角无聊,不知给哪些杰作留下了污迹。
我说过,作为初中生,我读书毫无品位,有时掘一书坑不过是为了找一本《十万个为什么》。
青春寄语,趣味数学,晶体管收音机,抗日游击队故事,顶多再加上一本青年必读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基本上构成了我的阅读和收藏,因此我每次用书包带出的书,总是受到某些大同学取笑。
我并不知道他们笑什么。
当然,多年以后我读到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雨果的《九三年》以及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有些眼熟,才依稀想起初中部大楼的暗道——只是当时不知自己读了什么,对书名和作者也从未用心。
一个没有考试、没有课程规限、没有任何费用成本的阅读自由不期而至,以至当时每个学生寝室里都有成堆禁书。
你从这些书的馆藏印章不难辨出,他们越干越猖狂,越干越熟练,窃书的目标渐渐明晰,窃书的范围正逐步扩展,已经祸及一墙之隔的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距此不算太远的省医学院图书馆等。
多年以后,我一位姓贺的同学积习不改,甚至带着一把铁钳和两个麻袋,闯入省城最大图书馆的禁区,在那里窃取了据说价值上万美元的进口画册——他当时正在自修美术。
他的行为败露,被警方以盗窃罪起诉,获刑一年监外执行。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一位老法官竟对他笑眯眯的,私下里感叹:
我那儿子要是像你这样爱书,我也就放心了呵!
老法官的私语其实是另一种宣判,隐秘的民意宣判。
这就是说,哪怕在大批知识分子沦为惊弓之鸟的时代,知识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惦记和尊敬,一个偷书贼的服刑其实不无光荣。
这与后来的情况很不一样。
贺某多年后肯定遇到过这种场景:
书店里已经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了,各种有关理财、厚黑、权势、时装、色欲、命相的烂书铺天盖地持续热销,而他当年渴求的经典反而备受冷落。
如果他对这种情况大为奇怪,如果他还把经典太当回事(爷们儿当年就是为这个坐了牢),还很可能遭当今的购书者们白眼:
神经病吧?
吃错药了吧?
说书
毕业后下乡,我插队在一公社茶场。
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尤其聚在树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就是解闷的主要方法。
易某最爱讲战争史,每讲到将领必强调军衔,每讲到武器必注明型号,俨然是个军事行家。
我就是从他嘴里得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战役、隆梅尔的北非战役,以及德国的容克52和美国的m2。
多年后我发现,他肯定读过《朱可夫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类的书,只是他的记忆有偏向,对军衔和型号记得太多,重要情节反而错漏了不少。
知青中还有故事王,此人头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一个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
每次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讲故事为回报。
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
他发现了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
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基督山伯爵》、《王子复仇记》,都是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以肉丝面相贿赂,央求他讲上一段。
他说的是一苏联红军女兵押送一白军军官,两人在路途中居然产生了危险的爱情,不料最后白军的舰船出现,后者本能地向舰船狂跑求救,前者那个慌啊,想也没想就举起了枪……故事大王此时已吃完了,叭的一声枪响,他捂住自己胸口,缓缓地作旋体状,目光忧郁地投向厨房和碗柜,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痉挛着。
“玛——莎!
”他很男性地大喊了一声。
“我的蓝眼睛,蓝眼睛呵——”他又模拟出女人的哭泣。
太动人了!
多年后我才知道,他那次讲的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所谓表现人性论的代表之作。
护·书
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知青下乡是接受“再教育”的。
茶场有一党支部副书记,自觉责任重大,成天黑着一张脸骂人。
他也经常检查知青们读什么。
好在他文化水平不高,在辨别读物方面力不从心。
有一次他看见法捷耶夫的《毁灭》,先问“毁”是什么字,问明白了再一举诛心:
我们现在都在搞建设,你怎么成天搞毁灭?
你想毁灭什么?
我急忙辩解:
“毛主席都说这本书好。
”见他狐疑,便翻出《毛泽东选集》中的白纸黑字,这才让他悻悻地走了。
另一次,他冲着马克思的图片皱起眉头:
“资本家吧?
开什么铺子的?
”
“亏你还是共产党员,老祖宗都不认识了?
”他脸上有点挂不住,只假装没听见,去找什么锄头。
因为干部们大多缺少文墨,爱书人稍动心思其实不难找到自保手段。
有人传看司汤达的《红与黑》,被干部们询问看什么,就说是看两条路线斗争史,还说作者是马克思他舅。
干部们不知马克思的舅和姨,也就马虎带过。
我读过一种油印小册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全标识,正题是《新阶级》,作者为德热拉斯(后译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广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论家。
我诈称腹痛,躲避出工,窝在蚊帐里探访东欧,如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要装出一些呻吟。
这是知青们逃工的常用手法。
不过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走,不能唱歌,更不能吃饭,以便让病态
无懈可击。
副书记一到开饭时就会站在食堂门口盯着,直到确认你没有去打饭,也没人代你打饭,才会克制一下揭穿伪装的斗志。
不吃饭那就是真病了,这是农民们的共识。
这样,对于我的很多伙伴来说,东欧的自由主义以及各种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饥饿者的晕眩。
骗·书
“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统称“皮书”,是指中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一大批“内部”读物,供中上层干部和知识人在对敌斗争中知己知彼,当时省城里最大的两家书店都有“内部图书部”,一般设在二楼偏僻处,购书者需凭相当级别的介绍信方可进入。
这一天,我和朋友用草酸溶液把一张旧介绍信的字迹擦掉,再烤干纸片,小心执笔,填上购书内容。
我们须穿得像样一点,比方借一件军大衣,还约定到时候不能过于急切。
有关台词也设计好,到时候一个要催促,表示出对购书毫无兴趣;另一个要表示为难,似乎职责所系,不得不公事公办。
如此等等。
照看“内部”书的是一大妈,果然没看出什么破绽。
看我们爱买不买的样子,反而有了推销的热心,“这本书很反动的,你们不拿去批判批判?
”
“真的有那么反动?
”
“我还会骗你?
我都看了,里面有爱情!
”
“首长说了,爱情就算了,我们主要任务是批判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
”
“生活作风也要抓啊。
你没见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学好样,骑一辆自行车油头粉面的,我看了就恶心!
”
我们终于被说服,给一个面子,买下了这本。
对方很高兴,说仓库里还有些旧书,是否要去看看?
我们跟着她来到仓库,穿行于架上、桌上、地上的各种书堆中,在浓浓灰土味中又挑了一些。
大妈给这些书打包的时候,有一种眉开眼笑的成就感。
当然,诈骗犯也不是次次得手。
有两知青曾因伪造借书证败露,被挂上大牌子,在省图书馆门前整整示众一天。
醉·书
朱某是一工人,写过很多诗,但只是把纸片拿给三两密友看看,看过就撕碎,觉得这就是诗歌的正常结局,是保证写作纯洁性的必需。
他的诗句总是别出一格,让人惊悚和伤心。
因此,我总觉得诗坛里还应有一个名字,但他最终当老板去了,遇到我时也不再谈诗,只谈股票的走势。
胡某也是一工人,他常常写来超重的信,用美学体系把我折磨得头大。
康德、尼采、克罗齐、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天知道他读过多少书,无论你说一个什么观点,他几乎都可以立刻指出这个观点谁说在先,谁援引过,谁修正过,谁反对过,谁误解过,嘀嘀嘟嘟一大堆。
他后来成为某电机学院的工农兵学员。
他那些超重的美学怎么说丢下就丢下了?
秦某也是这样的书虫。
有一次他坐火车从广州前来游学,我和哥去接站。
他下车后第一句话就是:
“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那本书并不代表他成熟的思想……”这种见面语让我不知所措,但我哥熟门熟路立刻跟进,从维特根斯坦练起,再练到马赫、怀特海、莱布尼兹、测不准原理以及海森堡学派,直到两天后秦某匆匆坐火车回去。
在这个“哲学重灾区”的两天里,他们似乎从不觉得身边有人,只是额头对额头,互相插话和抢话,折腾出各自的浑身臭汗。
老妈要我哥去打瓶酱油,其实是想让儿子歇歇嘴。
没料到我哥出门,秦某也跟着出门,似乎不愿浪费一分一秒,不惜把哲学战争一路打向杂货店。
这位哲学狂人后来金盆洗手而去,一直未能在新时期知识界喷薄而出。
作为我心目中一个个亲切的背影,作为“文革”中勇敢而活跃的各路知识大侠,他们终究在历史上无影无踪,让我常感不平和遗憾。
事情可能是这样:
在一个没有互联网、电视机、国标舞、游戏卡、夜总会、麻将桌以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代,在全国人民着装一片灰蓝的单调与沉闷之中,读书如果不是改变现实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处,最好的精神梦乡。
生活之痛只有在读书与思维的醉态下才能缓解。
而一个机会密集、利益汹涌以及享乐场所环伺的时代扑来之时,真理的镇痛效应和致幻效应是否会如期减退?
醉汉们是否应该及时清醒还俗?
“文革”远退到30多年前。
文明似乎日益尊贵、强盛、优雅、丰饶、金光灿烂。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关。
正如一研究生曾三番五次地问我:
“老师,学文学到底有没有用啊?
”我终于沉不住气:
“如果你并不爱文学,现在改
行还来得及!
如果你对什么也爱不起来,现在退学也来得及!
”
对不起,我忘记了他并非圣徒,只是一个娃娃。
从他所处的康乐时代来说,从他眼下远离灾难、战争、贫困、屈辱的基本事实来看,他确实没有太多理由热爱文学,那么累心和伤人的东西。
这是他有幸中的不幸。
作者: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韩少功 怀念 过去 读书 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