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中国近代史甲午悲歌》 双传学 李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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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中国近代史甲午悲歌》双传学李信
第1章狼子野心
脱亚入欧
光绪十一年一月(1885年2月),日本明治政府以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为特命全权大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副使来华,与清政府谈判朝鲜问题。
两个月前,中国的藩属国朝鲜发生了“甲申事变”,朝鲜的开化党人受日本公使馆的策动,发动政变,劫持国王,组成了亲日派政府。
事变发生后,驻朝鲜清军应朝鲜方面的请求,进入王宫,赶走了日军。
由于日军在这次事变中的形象并不光彩,且日本尚未做好战争准备,因此,日本不准备与清政府闹翻,想通过谈判方式,逼清政府让步。
伊藤博文来华就是为此目的。
此前,驻日公使已经把伊藤的来意报告国内,清政府命令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商议事务,毋庸令其来京”。
4月3日,谈判在天津举行。
当时的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
清政府可以在朝鲜驻军,而日本则无这个权力,但是伊藤竟然要求中国单独从朝鲜撤兵,而中国军队则可留在朝鲜。
这个条件,清政府当然不会同意。
李鸿章告诉伊藤:
“中国留兵朝鲜并非多事,似与日本日本无涉。
但是李鸿章就是不答应,于是李鸿章又主张中国和日本军队同时从朝鲜撤出,但要求日本方面承认中国有权向朝鲜派兵。
伊藤博文只是说,如果中国撤军,日本方面也可以商量。
李鸿章不识伊藤博文的真面目,与他一席长谈后,他对日本国总理大臣的学识深表佩服,竟然对伊藤博文说:
“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
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
”伊藤博文深以为然。
世界上没有一个侵略者承认自己在侵略其他国家,他们总是以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的面目出现,李鸿章的话让伊藤大为宽心。
随后,李鸿章竟然建议“若他国有侵犯朝鲜之事,中日两国皆当派兵援。
”伊藤博文欣喜若狂,马上给李鸿章送来一顶高帽子,说他光明正大,极有远见,并嘱他牢记今日之语。
4月18日,两人签订了《天津条约》。
条约规定,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与日本权利平等,如果朝鲜有事,双方派兵到朝鲜,必须相互知照。
这样,李鸿章很轻松的放弃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日本在朝鲜问题上取得了与清廷对等的地位。
这个条约的后果当时还没有显露出来,可是,谁能知道,正是这一条约,10年后,在中日之间引发一场战争,两个月后李鸿章又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10款,在这个条约中,中国政府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中国军队全部撤出越南,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人们纷纷把矛头指向负责谈判的李鸿章,痛斥他是一个卖国分子。
其实李鸿章心里算的又是另一本账,中国最南部的军事形势确实不错,但这很有可能是暂时的,试想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来,有哪一个列强真正被中国军队打败过,历次战争已经证明,国贫军也弱,中国不是列强的对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决心办洋务,要向外国人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制夷虽然说不上,但最起码也不能任人宰割吧?
可是,这个目标远远没有达到。
中国的危机不仅没有消除,比之于兴办洋务之前,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方列强一个个虎视眈眈,就是在东方,一个新的强国又崛起了!
李鸿章担心的是新崛起的日本,当时没有几个中国人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一场大灾难正在酝酿之中,而李鸿章对这一情形则略有了解,毕竟他与这位日本国总理大臣有过直接接触。
他发现,这个44岁的伊藤博文久历欧美,学识渊博,深谙富国强兵之道。
他由此想到:
“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
”因此,他宁愿见好就收,只要不割地,不赔偿,放弃一个小国的宗主权又算得了什么?
反正,朝鲜的宗主权已经放弃,再放弃一个越南的宗主权,就更不值得把它当一回事了。
如果战争拖下去,天晓得日本会有什么举动。
万一腹背受敌,他李鸿章可真是千古罪人了!
在人们的心目中,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之间的邦交可以追溯到1300年前的隋朝。
当时,“日出处天子”主动向“日暮处天子”致意,两国就建立了睦邻友好关系。
此后,一批批日本留学生漂洋过海,就像一个个虔诚的宗教徒一样,来到唐都长安求学。
这些“遣唐使”如吮吸母乳的婴儿,贪婪地吸收中国的文明,从文字、宗教、绘画、棋道到阴阳八卦和百官朝拜的舞步。
他们甚至把唐都长安一些富丽堂皇的建筑样式搬回日本,至今日本京都和奈良唐风犹存。
在内政外交上,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两国在外交政策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当清王朝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也如法炮制,紧闭国门,不与外边的“蛮夷”打交道。
德川幕府虽然执意“闭关”,但西方列强对此并不理会,他们固执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前来叩关,要打开日本的大门,与日本通商。
德川幕府虽竭力延迟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列强的脚步还是一步步地走近了。
最早来到日本叩关的,既不是美国,也不是英国,而是日本的近邻俄国。
早在沙皇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俄国就制定了通过日本海南下太平洋的扩张计划,因此,俄国的“探险队”不断到日本的千岛群岛附近滋事。
他们杀人越货,张营结寨。
用俄文对千岛群岛的各岛命名,企图造成既成事实,把千岛群岛列入俄国的版图。
1972年,俄国的拉克斯曼奉卡特琳二世之命,携带着西伯利亚总督的公文,来到日本,要求日本开港,与日本通商,但是,幕府没有同意。
此后,英国、美国先后派使臣到日本,想尽各种办法,要与日本通商,但幕府都拒绝了,日本的大门紧闭着。
咸丰三年六月三日(1853年7月8日),一支奇怪的船队出现在江户湾的浦贺港。
这支船队由4艘军舰组成,他们通体漆黑,因此,日本人称其为“黑船”。
“黑船”的主人是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特修·卡尔伯莱斯·培里,他率领这支小小的舰队来到叩关。
日本人第一次看到这种浓烟滚滚,粗得吓人的怪物,不知其为何物。
再看看自己手中拿的乌铳和短剑,方知世间还有如此神奇的东西,不知如何去抵御。
培里率领他的士兵上岸了,4名战战兢兢的幕府代表把他们迎入临时搭就的帐篷,问他们有何要求。
培里递过菲尔莫尔总统签过名的国书,要求和日本缔结通商条约。
幕府代表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连称自己无权做主,必须禀告将军。
培里倒也通情达理,说日本可以第二年在春天作答复,届时,他将再次率领舰队来访。
不过,他警告说,明年的舰队规模更大。
好不容易打发走“黑船”,德川幕府松了一口气。
眼前的危机总算结束了,虽然培里留下话来,明年春天再来,但夷人说话是不做数的,“黑船”会不会再次来访,眼下已经不很重要。
可是,事隔月余,俄国人也接踵而至,这次来的是俄国海军中将普提亚廷,他率领4艘军舰进入长崎,想看看幕府给美国佬许下了什么诺言。
好说歹说,菩提亚廷才离开长崎。
转眼春天就到了,赔里果然是个守信用的人,9艘军舰驶进了东京湾,黑洞洞的炮口直刷刷的指向了幕府的城堡。
不得已,幕府与培里缔结了城下之盟。
咸丰四年三月三日(1854年3月31日),《日美修好条约》签订了,日本的大门被打开了,随后。
俄国人来了,英国人也来了,还有荷兰人、法国人,闭关锁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日本何去何从?
是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还是奋发图强、摆脱枷锁?
所幸的是,大和民族具有一种危机意识,这种意识也许是与生俱来的,要不这许多的日本人也不会远涉重洋,到长安求学。
正是这种危机意识使日本人练就了一种审时度势的能力,并及早作好应变准备。
当列强在中国叩关的候。
日本人就惊呼:
“今清国大乱难,难保何时不波及日本。
”在日本人看来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
”当日本处于十字路口的时候。
日本人终于觉醒了。
他们要“察天下之时运与世界之情势。
”变革国政,自新图强了。
同治六年十一月(1867年1月),老天皇病逝,明治天皇继位。
借政权重更迭之机,日本开始大举革新政治,这就是所谓的“明治维新。
”维新运动的领袖们提出日本要“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大展经论”,“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变革的根本目的则是要富国强兵。
用山县有朋的话说就是:
“兵强则民气始可旺,始可语国民之自由,时可论国民之权利,始可保交往之对等,始可得互市之利益。
”一句话只有国富兵强,日本才可以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免遭中华帝国之厄运。
几乎在一夜之间日本人的发式变了,服饰变了,“文明开化”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有人主张废汉字,有人主张吃牛肉,还有人主张喝牛奶,甚至有人主张与外国妇女结婚,以改善日本国民的体质。
日本在一夜之间从“野蛮”进入“文明”时代。
这是其他任何民族都难以想象的。
中国人被迫开关几乎有半个世纪了,可是人们还在争论“祖宗之法不可变”日本人变化何其速也。
维新了,日本已经“脱亚入欧”,成为西方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再用以前的条约来约束日本显然不公平了。
日本开始与列强周旋,要求废除原来的不平等条约,重订新约,承认日本的国际大家庭成员地位。
不可思议,几乎在摆脱外侮的同时,日本政府就图谋其他弱小民族,而其目标,就是与日本一衣带水的近邻——中国。
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20世纪20年代这一段名为《田中奏折》的文字,由日籍蔡智堪深夜潜入日本天皇的书库抄出并公之于报刊上时,有关《田中奏折》的真伪曾是风行一时的话题。
一个小小的日本,真有鲸吞中国、征服世界的野心?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真上过这本奏折吗?
不幸的是,《田中奏折》的内容与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上制定的《对支(华)政策纲领》是一脉相承的,后来的史实也证明,《田中奏折》的内容是完全真实的,因为几年后,日本即挑起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吞食中国的进程。
但是,日本对中国的蚕食绝不是始于“九·一八”事变。
日本奴役邻邦的野心,也不是那时才暴露出来的。
实际上,日本一直对它的近邻虎视眈眈。
丰臣秀吉可谓日本史上的一代名臣,其雄才大略在其统一日本的霸业中毕现。
可是,就是这个丰臣秀吉,在日本行将统一之时,即提出侵略朝鲜、鲸吞中国的构想。
他对织田信长说:
“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
”他刚完成日本统一大业,即于1592年出兵朝鲜。
根据他的计划,日本将于1594年征服中国,然后“奉天皇定都北京”,其野心可见一斑。
只可惜天不遂人愿。
在中朝军民的联合打击下,丰臣秀吉的阴谋破产了。
但是,日本侵略邻邦的野心却一直不泯。
19世纪20年代,就在日本内忧外患将至之际,日本军事理论家佐藤信渊还提出“日本中心”论,鼓吹“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形成之国,世界万国之根本。
若能以其根本为经纬,则全世界悉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
佐藤信渊认为,“由皇国开发他邦,必先吞并中国而肇始”,而吞并中国,则宜先吞并中国东北,“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最易攻取之地,莫过于支那国满洲”。
佐藤的主张在日本影响很大。
幕末维新志士吉田松阴,虽然身陷幕府大狱,心里还在想着如何拓展日本国的疆土。
他认为,日本应“蓄养国力,割取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收琉球”,“取台湾”,日本失之于欧美的权益,要从中国和朝鲜得到补偿。
奴役弱小民族的野心暴露无遗。
这就注定了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不可避免地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
它要推翻欧美列强强加在日本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恢复日本的独立自主地位;另一方面,它又要恃强凌弱,加入压迫者的行列。
因此,明治天皇在即位后就发表《天皇御笔信》,声称他的目标是“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使日本的“国威布于四方”。
因此,日本的强国之梦,从一开始就注定它对弱小民族是一场地地道道的灾难。
野心初露
李鸿章虽然预言日本近期对中国无大患,但事实上,日本已经在对中国进行蚕食了,这种蚕食由远而近,不过感觉迟钝的中国人没有意识到而已。
同治八年十二月十一日(1869年1月23日),刚刚“维新”一年的日本政府命令对马藩主通知朝鲜政府,日本已经“王政复古”,朝鲜应与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这种做法是十分拙劣的,也是违背外文惯例的。
按理说,日本“王政复古”了,那是你日本的事,同朝鲜有何关系?
对这个新政府,朝鲜可以承认,也可以不承认,或者观望一下,这都是合情合理的。
毕竟,朝鲜不是日本的下属藩国,日本政府对朝鲜怎么可以指手画脚,就像对待一个不服从新政府统治的藩邦那样?
因此,日本政府也知道朝鲜不会承认这个通知,但它还是这样做了。
原来,它想借此“鸣罪而攻其国土,以大张神舟之威”。
新生的明治政权,自己身上的枷锁还没有脱去,就迫不及待地想给一个弱小的邻邦戴上镣铐了。
果然,对日本政府这个无理的、违背常例的要求,朝鲜政府一口拒绝了。
这下子,日本政府找到了口实,一帮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吹“征韩”。
日本外务省在朝鲜问题上拟定了三条对策。
第一策是“消极策”,即停止与朝鲜的一切交往,通过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达到目的。
第二策是“积极策”,即派人到朝鲜兴师问罪,要求朝鲜仿效幕末时期的日本,向日本开放通商口岸。
而日本政府经过反复权衡,决定采纳第三策,这就是所谓“迂回策”。
日本统治者从中国春秋战国的历史上学到了“远交近攻”这一条,因此,不直接对朝鲜兴师问罪,而是找到朝鲜的宗主国中国,直接与清政府订立条约,取得“上国”地位,借中国之力逼朝鲜政府让步,与日本签订条约。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九日(1870年8月25日),日本政府派外务权大臣柳原前光来华,要求与中国订立条约。
9月4日柳原前光抵达上海。
清政府不明日本的意图,竟然同意了日本政府的要求。
可能在清政府的眼中,真正的敌人是西洋列强,而日本这个东阳蕞尔小国还不值得它过分关注。
第二年6月,日本以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正使,柳原前光为副使,正式要求与中国谈判订约,李鸿章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代表团谈判。
会谈一开始,日本代表团留提出一个蓝本,希望围绕这个蓝本进行谈判。
李鸿章拿到这个蓝本,不禁大吃一惊:
在这个蓝本中,日本政府竟然仿效西方列强,对中国狮子大开口,要求中国政府同意日本按“西人成例,一体订约”,享有与西方列强“一体均沾”之特权。
如果不是双方面对面坐在谈判桌前,李鸿章简直不相信这个条约是日本提出来的,而是哪一个西方列强的要求。
看来,日本这个善于学习先进文化的小学生在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同时,把西方国家恃强凌弱的贪婪本性也学到了手。
对这个无理要求,中国代表团一口拒绝了。
中国是一个弱国,甚至是一个东亚病夫,但并没有弱到连日本都可以随意欺负的地步。
如果日本政府的要求能够得到满足,那么,对其他列强的要求,中国政府还有什么不能满足的?
因此,双方谈不下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代表团又见风使舵,同意与中国政府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谈判,这样,双方于9月13日订立了《中日修好条规》及《中日通商章程》。
这是中日两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条约,双方都没有提到“利益均沾”等片面最惠国条款,两国商民可以在相互开放的口岸进行贸易,但不得进入内地。
关于刑事案件,所在国有缉拿追办之权,但无代偿之责。
应该说,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但是,这个条约在批准的时候,日本却又节外生枝要求修改条款,这个要求,中国政府当然也不会接受。
日本使臣被告知,“两国初次约定,最要守信”,怎能出尔反尔呢?
因此,订约的事被拖延下来了。
到1873年4月,日本政府却又突然批准条约,派外务卿副岛种臣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中国互换批准书。
本来,条约的主要条款已经拟就,并且得到两国政府的批准。
如果日本不节外生枝,条约的生效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日本政府却在这个时候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到中国,名为换文,实际上另有阴谋。
这就是1871年发生的琉球事件。
琉球是一个岛国,在台湾岛以北,日本列岛以南。
它由36个岛屿组成,方圆不到300里。
琉球历来与中国交好,如日本一样,“中华上国”对琉球的影响很大。
从明朝初年开始,琉球就是中国的一个藩属国,琉球国王遣使“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并且接受中国政府的册封,这种情形到光绪年间,已经持续了300余年。
可是,日本要吞并台湾,琉球却是必经之路,因此,日本统治层内部早就出现了“收琉球”的叫嚣。
无奈时机未到,日本政府一时无法下手。
同治十年十一月七日(1871年12月18日),一艘琉球渔船,因遇大风,在海上遇险。
渔船漂泊到台湾,船民在台湾南部登陆,并与当地的高山族人发生冲突。
结果,69名渔民,有54名被打死。
官司闹到北京,清政府把难民送至琉球馆,让他们回琉球。
这件事当时本已处理完毕,琉球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日本也不知道此事。
人们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
不料,同治十一年三月(1872年5月),柳原前光前来中国,要求中国政府修改条约。
这位大日本帝国的使节,一方面要求修改条约,一方面又充当起奸细。
在北京,他看到清政府的邸报。
从这份小报上,他才知道琉球与中国之间发生过这件事,于是,他把这件事报回国内。
日本政府觉得,收琉球,取台湾的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大举鼓吹“征台”,为琉球渔民“复仇”。
日本首先通过外交途径与中国政府交涉,要求中国政府赔款,并让杀人者偿命。
总理衙门驳斥了日本的要求,说:
“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
我恤琉人,自我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过问?
”言下之意是,日本政府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至于说杀人偿命的事,杀人者都是台湾没有开化的土人,你到哪里去找他们偿命?
清政府拒绝了日本的要求。
日本政府就准备进攻台湾。
同治十三年二月(1874年4月),日本政府组织了“台湾探险队”,设立了“台湾事务局”,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派兵3000人,分乘3艘军舰和5条轮船,进攻台湾。
5月22日,日军在台湾琅峤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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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而言,这是一次非常冒险的军事行动。
从1868年开始,日本始进行维新,1873年,维新才告一段落。
这一时期,日本经历了一场内战,可以说是百废待举。
日本在向资本主义过渡,即使这几年经济稍有起色,国力稍有增强,可是,要与地大物博的中华帝国对抗,只怕也是力不从心。
当时,各国驻华使节都估计,日本和中国之间国力悬殊,日本发动侵台战争,有败无胜。
国力如此,国际形势对日本也并不乐观。
虽说日本已经“脱亚入欧”,但西方列强岂能容忍不久前还是他们掌中物的小日本与他们平起平坐?
因此,美国虽然赞同日本犯台,并且向日本提供了台湾的海图、地图和照片,但英国却表示反对。
因此,受命征台的西乡从道欲行又止。
这场战争不会顺利结束,这已经是明摆的事,但是,日本能否达到自己的目的,能否体面的结束这场战争,他心里可是一点底都没有。
可是,国内舆论一致要求征台,于是侵略军还是出发了。
果然不出所料,侵略者一上岸,就遭到台湾军民的坚决抵抗。
清政府闻讯后,也迅速向台湾增兵。
清政府任命两江总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的海防。
沈葆桢率领5000余兵勇抵达台湾,全面布防,李鸿章也从徐州等地抽调6500名淮军增援台湾。
在中国军民的打击下,侵略者寸步难行,日本不得不一再向台湾增派军队,总共13批3658人,尽管如何,在兵力对比上,侵略者仍占绝对少数。
日军士气低落,日日盼归。
侵略者在战场上没有捞到好处。
除了付出几百条生命外,日本在台湾一无所得。
西乡从道的担心成了现实。
现在日本面临的是如何体面地从台湾撤军的问题。
于是,1874年9月,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亲自来华,与中国商谈日本撤军的条件。
大久保利通一到中国,不先与总理衙门接触,而是先钻进了美国公使馆。
在这场不义的战争中,惟有美国是日本的坚决支持者。
因此,大久保利通很想听听美国人的意见,迫切希望能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
而美国对台湾早就垂涎三尺,在日本武力侵犯台湾之前,美国已经染指过台湾,只不过由于中国军民的抵抗,美国的阴谋没有得逞。
美国希望日本能在台湾问题上打开缺口,以便分一杯羹。
因此,美国公使答应了大久保利通的要求,然后跑到中国政府这边,假仁假义地表示愿意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调停。
而李鸿章竟然信以为真,同意请列强出来在中日之间进行调解。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局面:
这场战争是日本首先挑起的,其目标是鲸吞中国领土台湾,因此,这场战争在中国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而在日本则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按理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西方列强如果真的主持正义,就应该站在中国一边,要求日本撤军,承担战争责任,赔偿战争损失。
可是,这帮列强却帮助日本出谋划策,要大久保利通狮子大开口,让中国承担战争责任。
由中国向日本赔偿战争损失。
因此,本来是来求和的大久保利通,在谈判桌上摇身一变成债主。
日本提出,中国要承认,此次日本出兵台湾是一项“义举”,是正义的。
这样,染指别国领土的日本成了正义的代表,而抵抗侵略的中国却必须承担战争责任,赔偿日本军费200万两。
这种局面是李鸿章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说实在的,李鸿章在中国也算是比较早地睁开眼睛看外国的一个人,他早就领教过洋枪洋跑的厉害,否则,他也不会这么起劲地办洋务,诚心诚意地向西方学习。
他本来希望西方列强能主持公道,这样,中日之间不必兵戎相见,顺利的解决这次危机。
因此,在现场形势对中国有利的情况下同意与日本议和。
哪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东方老虎吃人,西方老虎也吃人。
西方列国不仅不说公道话,反而现在日本立场上向中国施加压力。
他既要在谈判桌上与大久保利通进行面对面的交锋,也要承受谈判桌下西方列强施加的压力,李鸿章真是心力交瘁了。
而大久保利通则得势不让人,见中国政府不想让步,干脆摆出打道回府的驾势,要与中国在战场上再见个高低。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再次屈服了。
罢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哪一次战争不是割地又赔款?
好在大清帝国地大物博,也拿得出这么多银子,因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中日双方达成协议。
10月31日,总理事务大臣庆亲王奕劻与大久保利通在北京签订《中日北京专条》。
条约中,中国政府承认:
“日本此次所为,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
”在日本而言,侵略台湾成了吊民伐罪的正义之举,这样,日本的军费就该由中国承担了。
至于说侵略者杀死的中国人,那就是白死了。
此外,清政府还承认,“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妄为加害”,本来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日本的琉球国,经过这一纸文书,变成了日本国的属地。
清政府终于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的主权。
最可怜的莫过于琉球了,这次中日会谈,事关琉球的命运,可是,琉球王国却蒙在鼓里。
没有人告诉它此次会谈将决定琉球的命运,也没有人问问他,究竟是愿意作一个独立的琉球人,还是作为大清帝国的子民,抑或是“天照大神”的子民。
对于《中日北京专条》把它说成是日本的属国,更是闻所未闻。
它还以为自己处于中华帝国的保护之下,正做它的太平之梦呢!
而大久保利通从北京回去后,立即向天皇政府提出吞并琉球问题。
现在,琉球作为日本的属地,已经是白纸黑字写在国际条约里,日本怎能让琉球国王还在那里自由自在地称王呢?
因此,日本政府立即向琉球提出5项要求,让琉球断绝与中国的藩属关系,改奉日本的政令。
琉球国王当然不从,于是向清政府求救。
可是,白纸黑字写在那里,清政府救不了他啦。
李鸿章说“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又说“琉球朝贡,本无大利”,假如为了一个小小的琉球而与日本失和,那可是得不偿失。
因此,对琉球国王的请求,清政府只是消极应付。
假如世界上所有办外交的政治家都像李鸿章这样,那这个世界可就太平多了,可以省却许多战争灾难。
一个自诩精通洋务的人,就这样把一个信任中国的小国给牺牲了,而他自己,除了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汉奸的骂名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其目光短浅,世人共知。
外国人评论说:
“琉球事件真正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它向世界宣布:
富饶的满清帝国愿意任人宰割,而不愿用武力抵抗。
”
既然清政府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的主权,日本也就不客气了。
光绪五年三月十三日(1879年4月4日),日本迅速出兵占领了琉球,随即派内务大臣去宣布废琉球国,设冲绳县。
这样,300年来一直是中国藩国的琉球就成了大日本帝国的囊中之物。
琉球既然已经沦入敌手,下一个目标就是朝鲜了。
侵犯朝鲜
在中日之间围绕硫球问题进行谈判时,英国驻华公使越德曾向大久保利通暗示,如果日本不去侵略台湾,而把矛头指向朝鲜的话,日本可以指望英国的支持。
越德的暗示勾起了大久保利通的联想。
实际上,大久保利通深知日本国内有一帮人迫不及待地“征韩”,只是因为他觉得时机不成熟而没有推行。
现在,英国已经公开暗示,足见时机已经成熟。
因此,侵略台湾不久,日本即把矛头对准朝鲜。
不过,经过侵台战争,日本政府也明白,日本的军备力量还不足以布国威于四方。
因此,日本政府一方面加紧建设军队,另一方面,采取武力威胁和外交压迫相结合的方法,迫使朝鲜政府屈服。
在这方面,日本已经不是小学生了。
在日本派兵朝鲜之前,美国老师曾把恃强凌弱的一些窍门教给了日本学生,其中,美国公使平安把《培里提督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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