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热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启蒙.docx

萨特热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启蒙.docx

《萨特热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启蒙.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萨特热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启蒙.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萨特热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启蒙

“萨特热”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启蒙

摘要：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持续十年之久的“萨特热”，无疑是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

它是启蒙知识分子借用萨特的存在主义学说作为新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的结果。

萨特存在主义学说中所建构的自由与责任相结合的新的道德主体，即能够捍卫个人的自由、尊严与权利，又心怀责任意识的道德主体，也正是我们新兴的市场经济需要培育的道德主体，然而，随着启蒙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断，“萨特热”随之迅速退潮，道德主体的成长也因此而受到了重创。

当今所发生的一系列丧失道德底线的恶劣事件，使得整个社会不得不承受启蒙中断的伦理学后果。

关键词：

“萨特热”；启蒙主义；深远意义；退潮原因；负面影响

在西学东渐中，萨特在中国70余年的传播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萨特热”尤其值得让人关注。

它是新时期出现时间最早，并在中国学术界和青年中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时代浪潮。

“萨特热”随着启蒙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断而迅速退潮。

面对这一文化现象，我们应该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萨特热”的意义何在？

它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断了行程，以及在中断行程后有何负面影响？

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和解答，对于我们正确评价萨特的影响，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萨特热”兴起的原因及意义

由于“萨特热”与当年的人道主义“热”、主体性讨论是密不可分的，而它们又共存于启蒙现代性的语境中。

所以，要探讨“萨特热”的意义，我们需要重新返回到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蒙主义语境中，联系人道主义思潮和主体性思想来打量当年的“萨特热”。

新时期之初，在“文革”中遭受过重创的知识分子见证了多少心灵的蒙昧和理性的丧失。

他们认识到有必要来一次“五四”式的思想启蒙，对残存的前现代的封建专制主义来一次彻底的清算，恢复人的尊严和权利，让每个人成长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道德主体，才能把中国推向真正的现代社会。

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获得了话语权后，置身于思想解放的前列，匡时济世的雄心和忧国忧民的传统使他们再一次担当了启蒙者的角色。

于是他们重新高举起“启蒙”的旗帜，继续被“救亡”压抑和中断了近60年的“启蒙”，给民众传播现代性意识。

所以，有人干脆把它称为扫盲。

“所谓启蒙，就是扫盲……在当代中国，存在着普遍的盲目性……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盲目，都有其共同的社会历史根源。

它们既是封建专制主义及其现代翻版“极左”路线造成的结果，也是封建专制主义及其现代翻版极左路线得以存在和推行其奴役政策的社会基础”。

［1］发生在20个世纪80年代的这场启蒙思潮，几乎席卷了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

从这次启蒙运动所提出的“反封建、崇尚人道主义、高扬主体性、呼唤现代化”等主题来看，它既继承了“五四”传统，又实现了对“五四”的超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被称为“新启蒙主义”。

金观涛说，“新启蒙的含义不但是第一次启蒙的继续，完成它没有完成的任务。

还包括对第一次启蒙本身的再认识，使第二次启蒙能上升到更高的高度”。

［1］

我们知道，“五四”时期的启蒙是对“传统”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一次清算，这次清算的理论资源就是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这两种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使人从封建思想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然而，由于中国的特殊现实，作为文化启蒙的历史使命没能最终完成。

关于“五四”启蒙运动中断的原因，李泽厚认为，“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双重主题的关系在“五四”以后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甚至在理论上也没有予以真正的探讨和足够的重视。

在“五四”以后，在启蒙与救亡之间，历史的天平渐渐倾向于后者。

由于民族危机的加剧和激烈的现实斗争，“启蒙”的主题一再被“救亡”的主题所压倒，也就是革命压倒了启蒙，“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2］（p36）“启蒙”成了一个被悬置的问题。

革命成功之后，救亡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应该重新回到启蒙的主题上来。

但是，以反对个人主义为由，大批知识分子遭到了清算，经历了“被启蒙”和“被改造”的漫长历程。

当我们以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排拒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时，“放松了对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封建主义的警惕和反对”，于是，封建主义假借着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装束来反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高扬虚伪的道德旗帜，大讲牺牲精神，宣称‘个人主义乃万恶之源’，要求人人‘斗私批修’作舜尧，这便终于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2］（p39）“所以‘文化大革命’尽管批孔，却仍然使封建主义大泛滥”。

［2］（p47）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李泽厚的揭露和批判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为新时期的启蒙提供了理论依据。

于是，“文革”之后，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要求“回归五四”，重新点燃“五四”的启蒙火炬。

如何把长期受到我国学者批判的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说成是一种人道主义理论，这主要得益于柳鸣九的有意误读。

他通过对萨特存在主义学说中“存在先于本质”和“自由选择”等概念的阐释，认为它们“强调了个体的自由创造性、主观能动性，这就大大优越于命定论、宿命论”；“有助于人为获得优秀的本质而作出主观的努力，不失为人生道路上一种可取的动力”。

［3］由于柳鸣九是从人道主义出发来理解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认为它继承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积极成分，加上萨特本人又明确地提出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主张。

于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就堂而皇之地以人道主义的合法身份重新进入中国，成为新时期启蒙的有效资源。

在这场借助于人道主义话语进行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周扬认为，不仅资本主义存在着“异化”问题，社会主义在很多领域也存在着“异化”现象，有“经济领域的异化”、“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乃至“思想领域的异化”。

［4］周扬的发言受到了主管党的理论工作的胡乔木的批评。

胡乔木指出，“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

”［5］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胡文的学习讨论会。

这不仅意味着持续5年多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基本结束，也终结了为新启蒙主义提供思想资源的人道主义话语。

然而，新启蒙运动却并没随之中断，“萨特热”也没有退潮，而是在李泽厚对“主体性”理论的阐释中继续升温。

受萨特存在主义理论的启发，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把对人的命运、人的存在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的探讨视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从而避开了辩证唯物论所规定的哲学基本问题，即从“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何为第一性来把哲学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在对“命运”的理解上，李泽厚与萨特一样，把命运看成是偶然的，认为强调命运的偶然性，才会重视每个人参与创造历史的可能性。

他说：

“你个人的命运是由你自己去选择去决定的。

此外，历史到底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现在太强调必然性，其实，每个人都参与创造历史，每个人的前途是自己决定的，你自己负责任。

因此，强调个体意识并不是坏的。

”［2］（p67）

与当时的人道主义话语一样，李泽厚在后来的访谈中指出，他提出“主体性”理论，也是为了突出个人，强调人的个体自由和个体尊严。

但两者仍然有不一样的地方。

人道主义关于“人”的理论表述无法摆脱“大我与小我”的话语困局，而在“主体性”理论中，“人”都是“主体”，即“主体”是人的本体存在。

在面对客观世界时，人具有主动性和选择的可能性，可以通过实践作出选择和创造。

于是，个人伸张自己的自由和尊严的权利也就获得了哲学根据。

人道主义思潮结束后，李泽厚的“主体性”理论成了新启蒙主义的又一重要思想资源。

因此，“萨特热”也在有关主体性的讨论中进一步升温。

那么，“萨特热”对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李泽厚的解释颇为合理：

“我认为萨特热所表现的不是说对萨特有多少真正的了解，而是由萨特传来的那点信息所造成的……‘四人帮’倒台以后，一些问题又回到‘五四’时一样，萨特强调的一些问题，大家发生兴趣。

很清楚，特别是经过十年苦难，人们要强调自由选择，强调我自己决定。

这当中我觉得有很多可取的东西，有很好的东西。

”［6］（p67）

在新时期的启蒙主义语境中，可以说，“萨特热”直接催生了人们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以及他们对当时中国仍残存的前现代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精神，促进了我国的道德建设，因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萨特热”退潮的原因

然而，由于各种复杂力量的角逐，启蒙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断了新时期启蒙主义的激进行程，也使得“萨特热”随之迅速退潮。

综合起来，“萨特热”在中国的退潮，主要有下面几点原因：

首先，知识青年的“萨特热”，受到关心下一代成长的许多学者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批评教育。

受萨特存在主义“自由选择”理论的影响和鼓舞，青年人纷纷从偶像坍塌后的迷茫中走出来，提出了“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造就”等口号，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之路，如有些人所规划的“自我设计——自我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三部曲，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普遍流行于大学校园中，这表明青年人开始学会理性思考，并勇于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可是，在那些奉守马克思主义教条的长者眼里，青年人崇尚自我，则会导致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

他们把当时的一些不良现象归咎于萨特的“自由选择”理论影响的结果。

有人说，“学校里‘长明灯’、‘长流水’现象十分普遍，‘课桌文化’、‘厕所文化’已成为校园的一大特色；考试作弊、损人利己、屡见不鲜；破坏公物、打架斗殴、屡禁不止，究其原因，大多可以追溯到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所造成的极端利己主义和道德沦丧”。

［7］还有人说，近年来，有些青年“一味追求个人物质享受，吃喝玩乐或悲观厌世、无所作为、虚度年华”；“各高校舞会‘生意’兴隆，学生跳舞人数骤增”，“高校学生早恋现象普遍”，“这些青年完全接受了萨特对‘人的存在’的解释，认为人的本质完全是自我意识的选择，自我精神设计的结果，否认人的思想和行动受客观必然性的制约”。

［8］甚至大学和中学中个别的犯罪分子也成了他们批判萨特的典型事例，如轰动一时的北外学生冯大兴杀人、北航学生刘勇杀人又自杀的事件，以及中学生王彦东的杀人案。

在他们看来，三位成绩非常优秀的同学之所以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因为三人都中了萨特的毒，是存在主义在我国的流传和泛滥所造成的严重祸害，“这些极个别的典型，都是从醉心自我出发，最后走上自我毁灭道路的。

可见在‘自由选择’、‘自我设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实际生活中常会诱发人们的私欲不断膨胀，最终沦为极端的利己主义者的，它不仅对社会主义祖国、对民族、对集体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最后也将葬送个人的一切”。

［9］

其次，一些学者把对萨特的存在主义的批判上升到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认为存在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温床，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抛售给知识青年的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哲学，“其目的是要使我们的青年一代，特别是大学生，逐步在政治观念、社会思想方面认同他们的社会模式，在我国发生‘和平演变’，这是我们应高度警惕的”。

［7］有人指出，存在主义把自由视为人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彻底的“唯我论”。

它对于“青年一代具有极大的蛊惑性、煽动性和欺骗性”，“少数青年狂热地崇尚‘自我’，以自我为中心，把自我价值奉为人生价值的真谛，并以此来否定和抹杀人生的社会价值，误入‘唯我主义’的歧途，甚至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共产主义萌发了困惑和疑虑”，因此，存在主义的反动本质是“正在进行人生选择的青年的精神鸦片”。

［10］有人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泛滥的情况划分为6个阶段，并指出，“每一个阶段都有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子”。

这是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在寻找一种“反动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时，“又抬出存在主义这具思想僵尸作为他们的工具，大肆宣扬，使之死灰复燃，兴起一个一个的阵‘热’”。

［11］他们正是基于对萨特的存在主义的“毒素”的充分认识，所以，在加强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候，就对它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启蒙知识分子“启蒙共识”的破裂，是“萨特热”退潮的关键所在。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社会开始转型，在思想上，由呼唤现代性、思想解放和人的主体性为重心的人文科学领域转向以经济、政治、法律等社会科学领域，谈论更多的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不再是意识形态化的“主义”；在实践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经济改革代替了知识成为衡量一切问题的标准，这使得人们的政治和文化活动等在内的社会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的活动，“新启蒙”作为一个运动已经基本中止。

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它将文化作为一种产业，迅速制造着以大众为主体的消费者和意识形态，并得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鼓励和支持，从而上升为中国当代主导性的文化潮流，由此宣告了商品文化和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

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峙中，由于启蒙知识分子经济地位的失落，使得他们丧失了社会和文化价值的阐释权，也就只能无可奈何地由社会的中心位移到社会的边缘。

使得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的“启蒙共识”的破裂。

如果说面对气势汹汹的大众文化，启蒙知识分子还能应对的话，那么，一直与新启蒙主义对峙的文化保守主义，在其所开展的“新国学”运动中，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引进的，对启蒙现代性最具颠覆性的西方“后学”（它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作为价值依据和思想支援，“提出了‘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12］新保守主义从“后学”立场质疑启蒙现代性的“合法性”到文化民族主义的“中华性”的确立，以此来瓦解知识分子的启蒙身份，并宣判了启蒙现代性已经“终结”和“过时”，而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后启蒙时代”。

三、“萨特热”退潮的后果

新时期启蒙不仅是为了完成对封建专制思想的彻底清算，更是为了培育能够捍卫个人的自由、尊严与权利，又心怀责任意识的道德主体。

在如何塑造新的道德主体性方面，萨特被誉为“20世纪人类的良心”，他的存在主义伦理思想体系对我们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为了回应别人指责存在主义是对人生采取无所作为的一种悲观哲学，萨特做了一次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讲座。

他从“存在先于本质”这一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出发，以自由为中心而重点阐述了自由选择与承担责任相统一的思想。

在他看来，由于一个人在成为什么之前，取决于他本人的“意图”，他必须亲自做出选择，同时又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起全部的责任。

“如果存在真是先于本质的话，人就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

所以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果是使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

还有，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13］（p6-7），并且他把存在主义称为“一种行动的和自我承担责任的伦理学”。

［13］（p20）由于人在自由选择行动的同时，也背上了责任的包袱，而责任感使他痛苦，并且由责任感所产生的痛苦无法摆脱，因为它是“行动本身的一个条件”。

［13］（p10）显然，萨特的“痛苦”概念有积极意义，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人的责任。

这类似于我国领导人所说的“忧患意识”。

在萨特这里，自由不仅是行动的基础，也是责任的基础。

他反对滥用任何客观因素的托辞来逃避责任的不良行为。

他要求每个人都是一个勇于承担自由选择责任、能够道德自律的道德主体。

显然，萨特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传播，所引起的“萨特热”，对于我国的道德建设实践具有正面的意义。

然而，随着启蒙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断，“萨特热”随之迅速退潮，道德主体的成长也因此而受到了重创，使得整个社会不得不承受启蒙中断的伦理学后果。

在今天的中国，在各种制度严重缺失的情况下，个人的道德自律也就尤为重要。

可是，经过“五四”和20世纪80年代的两次启蒙，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严格等级制基础上的伦理学体系，以及官方意识形态所提倡的以集体为本位的道德观，都在迅速走向衰微乃至崩溃。

市场经济需要那种既具有能够意识到和捍卫个人的自由、尊严与权利，又可以做到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的新的道德主体和伦理学体系尚未生成。

面对利益的巨大诱惑时，很多人丧失了辨别对与错、美与丑、善与恶的能力，沦落为“欲望主体”。

在拜金主义大潮中，许多类似“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屡次发生，这类完全失去道德底限的恶劣行径，让人感到一阵阵刺骨的寒意，使得大家的道德危机感进一步加剧，甚至陷入道德即将崩溃的惶恐之中。

近两三年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引起了国家领导的高度关注。

温家宝总理不仅在三年前呼吁企业家身上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并且于2011年4月14日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

“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

举例来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说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

还有，让人更为担忧的是，权钱交易所滋生的官场腐败事件对人心的巨大腐蚀作用。

由于缺乏制度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权力往往成了分配利益大小的最终决定因素。

为了在与他人的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人们纷纷攀附权力，以便能够成为游离于规则之外的特权人物。

一些当权者手中的权力也就成了他们用来敛财和对付“刁民”的工具。

对权力的畏惧和顶礼膜拜，扭曲了人们正常的社会心态，造成了畸形人格。

由此可见，启蒙中断在伦理方面所产生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

因此，重提启蒙问题，重建启蒙体系，以新的启蒙实践使人人能真正成为自我解放的新的道德主体，也就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1］渝生.关于《新启蒙》——言论摘编［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6）.

［2］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李泽厚十年集（三卷·下）［m］.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3］柳鸣九.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j］.外国文学研究，1979,

（1）.

［4］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n］.人民日报，1983-3-16.

［5］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n］.人民日报，1984-1-27.

［6］李泽厚.探寻语碎［m］.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7］王双库.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及其对大学生的影响［j］.渤海学刊，1993,

（1）.

［8］蒋贵珍.存在主义对我国青年的影响［j］.中国共青团，1988,（3）.

［9］方天培.评存在主义思潮对我国教育的危害［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

（2）.

［10］王笃志.浅谈存在主义对青年人生价值观的误导［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

（1）.

［11］项淮涛.论存在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j］.六安师专学报，1991,

（1）.

［12］李永东.“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13］［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