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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的医疗史书写评杨念群著再造病人
·书评与文评·
另类的医疗史书写
———评杨念群著《再造“病人”》
余新忠
说起医疗社会文化史,若在10年前,恐怕绝大多数大陆学人都会感到一头雾水。
而今,这一以
往甚少为人注目的研究领域,似乎正趋向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热点。
不仅相关的论文日益频
繁地出现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重要的史学期刊上,而且仅2006年就有4部论著问世。
①
同时,当年8月份,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还举办了国内首届“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
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最近面世的论著中,笔者以为,杨念群所著的《再造“病人”———中西医
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以下简称《再造“病人”》,引文径括注页码)无疑是其中最具分量
和影响的著作。
②
《再造“病人”》是一本有些怪的书,有不少的评论称其为“四不像”之作,既不是政治史,也不是
社会史,既不是文化史,也不是思想史。
③这无疑与作者“打破学科本位”的学术理念与追求密切相
关。
但从全书的研究主题、问题意识、书写方式等方面来看,将其归入医疗社会文化史的范畴,应该
是合适的。
事实上,从该著的导言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也是作者自己的定位。
只不过,其风格不仅
与正统的医学史有明显的不同,而且与一般的历史学者从社会文化角度切入的疾病医疗史论著也
不尽一致,可谓是另类的医疗史书写。
即使是放在整个历史研究领域中,该书大概也算得上是一部别具一格的著述,而对新兴的医疗
社会文化史来说,就更是一部极具探索性的“新”著。
其“新”或探索性不仅表现在学术理念上,也反
映在有关书写历史的方法方面。
不管这些探索是否成功,至少为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普遍
性的问题,比如,如何消化和吸收新的学术理念,历史究竟该怎样呈现,等等,并进而为继续推进相
关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契机与借镜。
92
①
②
③阳敏:
《解读中西医冲突下的政治空间———杨念群专访》,《南风窗》,2006年7月15日。
该著凡465页,近43万字,甫一出版,就受到了各界广泛的推介和好评,比如,吴飞:
《“拯救灵魂”抑或“治理病人”》,《读
书》2006年第3期;赵旭东:
《现代“病人”是怎样产生的?
》,2006年4月19日《中华读书报》;沈洁:
《穿越历史的那些时刻》,2006年
8月18日《文汇读书周报》。
即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张大庆《中国近代
疾病社会史(1912—1937)》,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曹树基、李玉
尚《鼠疫:
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
一、全书梗概
对于读者来说,该著的“怪”可能首先就表现在其题目上,病人就是病人,何来再造?
而且病人
还要加上引号。
显然,作者以此作为书名,自有其独特的考虑,根据作者的自述,这样做是意欲表
达,“近代中国的‘病人’不仅与古代意义上的病人已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近代‘病
人’不仅承担了罹患疾病的原始生物含义,而且也承担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思想和制度内
涵。
”(导言,第7页)也就是说,“生病”并非纯粹的自然生理现象,病人其实也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
现代“病人”的产生是近代以来一系列社会政治行为再造的结果。
不过,读罢全书,我们会发现,这
似乎并非全书的主旨,书中虽然也有些地方涉及于此,但作者主要做的却是,从医疗和身体入手,借
助“空间”、“地方”与疾病隐喻等概念,来梳理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主要源自西方的现代医疗卫
生机制(或者说“空间”)是如何植入中国社会的,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运作机制。
中国医疗卫生机制的近代转型与现代机制的建立,是一个关涉面极广的大题目,大凡医学教
育、医政管理、医疗和求诊行为、医患关系、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西医学交流与冲突、医疗与健康观
念、清洁卫生观念与行为、检疫与防疫和国家卫生监管等等,均可归入,而且,其中任何一项似乎都
值得深入地探究。
在一本书中,要处理如此多的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也不是作者想做
的。
他希望的似乎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择一些与医疗卫生相关的个案来做细致的探索,并
通过共通的学术理念的实践,以现代医疗卫生空间植入中国社会的情形与这一过程中政治和社会
运作机制这一共同的主题来将这些个案贯穿起来,形成一种由点及面、松散与连贯结合的书写格
局。
全书除导言和结语外,共分九章。
《导言:
医疗史的另一种叙事》主要介绍作者的研究思路与全
书的布局。
首先以故事的方式引出身体的问题,借用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的思路,指出,一般认识
中,近代以来中国人贫弱的身体其实象征着中国国家的衰败,“得病的身体作为一种文化的隐喻载
体,内涵和边界日益扩大,甚至暗喻着中国国土疆界被频繁侵害。
”(导言,第3页)经由身体,将疾病
同国家和政治联系了起来。
通过这一联系,作者似乎希望表明,他的研究将从文化和后现代的视角
出发,以疾病与医疗为切入点来探讨中国近代的空间政治,而将其与传统疾病医疗史研究过于强调
科学主义理念和线性的现代化叙事模式区别开来。
第一章《救不了灵魂的医生》叙述了1832年西医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宗教色彩日渐淡化,从
为了拯救灵魂的纯粹传教到更加注重世俗的作为科学的医学的转变过程。
从19世纪到20世纪,
基督教内部“预言精神”和“秩序精神”的此消彼长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前者的核
心是在摧毁异端偶像和制度的同时寻求一种超越性的终极体验和希望,而后者则倡导更有耐心地
在世俗范围内进行工作,并能相对容忍世俗中不完美事务的存在。
进入20世纪后,随着美国“社会
福音派”影响的增强,西医传教士开始比较现实地面对“灵魂难以拯救”的状况,将注意力更多地集
中到了医学本身,与此同时,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也强烈抵御灵魂的被拯救,加上西方现代科学话语
霸权地位的全面奠定,终使“西医传教士的双重角色发生了更加严重的错位,宗教承担的神圣意义
在世俗氛围的浸淫下似已变得无足轻重。
”(第39页)
第二章《对陌生空间的恐惧与接纳》主要处理的是西方医疗空间在进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如
何因应中国社会的“地方感”而逐步加以调适。
对西方封闭医疗空间的恐惧和医院治疗“委托制”的
不理解,伴随着当时风起云涌的反教运动,在晚清社会形成了众多诸如“采生折割”之类的想象与谣
93
余新忠/另类的医疗史书写言。
面对本土文化的抵制,西方医疗空间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比如有限度地公开医疗空间,委托
治疗中营造虚拟家庭氛围等,以赢得中国人的信任。
从而,进入中国社会的西医也不再是原本意义
上的西医,而打上了许多中国社会的烙印。
作者希望借此摆脱以往西医传播史研究中预设非西方
世界只具备被动接受西方影响能力,而不具备反作用可能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表明“西医的传播
并非一个‘纯净’的过程,而是与当地社会文化反复互动后达到某种平衡的结果”。
(导言,第8页)
第三章《“公医制度”下的日常生活》主要讨论了在医学“国家化”的构架下,西方医疗空间逐步
渗透至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之中的情形。
民国以降,在“强国”必先“强种”这一理念强烈驱动下,中国
开始了由国家来全面操控医疗卫生事务的医疗“国家化”的改革进程,在此背景下,西方医学人士通
过引入“社会服务”理念(在治疗的同时,为病人提供相关的社会服务),和依托地方自治网络,主张
走出医院、走进胡同的“兰安生”模式,力图将西方的医疗空间渗透至城市的各个角落和民众日常生
活之中。
在这里,作者再次强调了中西之间的互动,认为西方医疗走出医院这样相对封闭的空间而
逐渐融入当地社区乃是纯粹的精英西医模式(“协和模式”)与中国社会状况开始发生互动契合的表
现。
第四章《现代城市中的“生”与“死”》考察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城内传统掌管人们生与死
的产婆和阴阳生的生存空间日渐被压缩直至最终被现代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所替代的历史。
产婆和
阴阳生在传统社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行为不仅是一种技艺,而且也是一种彰显秩序
与伦理的仪式,他们主要处理的“生、死者的亲属与传统社区人群的协调关系问题”,这与现代意义
上的生命控制有着明显的区别,现代的生命控制“则企图通过生命的数字化和严格的量化分析,把
传统社区中的道德实践问题转变成与国家现代化目标相联系的行政管理与机构控制问题”。
(第
139页)随着“兰安生模式”的推行,医疗社区的逐步建立,他们也逐渐被视为文明与科学的对立面
而受到控制并最终被取缔。
在这一过程中,原本伦理化的自然社区也开始被行政化的卫生社区所
代替。
其改变的不只是生死控制本身,还有城市空间的管理控制机制。
在此,作者并未高举科学的
大旗对非科学的产婆与阴阳生给予贬斥,而是努力对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的声音做了一定的考古
和“复原”。
第五章《乡村医疗革命:
社区实验》则将视线从城市转向了农村,介绍了1930年代协和医学院
的毕业生陈志潜在定县的三级医疗保健实验和乡村中的“巫”、“医”之争。
陈志潜是兰安生的学生,
他秉承预防医学的理念在定县开展的三级医疗保健实验(县、乡、村),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兰安生
医疗社区计划在乡村的延伸。
在实验中,陈志潜特别注意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以便让村民能够承受
得起,同时还注重三级医疗保健人员的“在地化”训练,以避免出现外来专家送医模式中的“雨过地
皮湿”效应,这一点与兰安生模式有所不同,但两者同样都排斥中医,而这妨碍了保健员“在地化”程
度的深化。
因为在当时的乡村,不必说西医,就是中医,有时也未必有更为草根的“巫医”更受欢迎。
在这种情况下,陈志潜提出了“社区医学”的概念,“强调医学应基于所有人的需要和条件,而非基于
那些单独的个人;基于治疗和预防方法相结合,而非单独依赖治疗技术。
”(第196页)以求与巫医在
社区中扮演的多功能角色相抗衡。
它不像兰安生的卫生试验区那样试图取代原有的自然社区,而
是希望借助原有的网络,力图与地方资源包括民众的“地方感觉”相协调,以求逐渐将西医导入乡村
本土化的运作轨道。
第六章《追缴“巫医”》关注的是京郊及京城的巫医。
首先介绍了京郊农村的“四大门”(胡门、黄
门、白门和柳门)信仰和作为巫医的“香头”在“四大门”授意下为人顶香看病的情形。
乡民对神灵的
信仰几乎完全以是否灵验作为取舍的标准,“四大门”作为“分散性宗教”虽然不曾像“制度性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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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那样取得官方的认可,但其往往利用制度性宗教作为自己的门面而喧宾夺主,在塑造地方意识和感
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顶香看病的盛行具有重要的文化因素,和在一个社区中乡民把精神疾病
自觉归属于非医疗的神的治疗范畴有关,“香头”在社区道德伦理秩序中具有一定的支配力量,但
“‘香头’网络并非一种严密主动支配乡间生活的权力系统,而是通过自己是否灵验的能力支配着乡
民处理日常事务时的选择意向,随机性、即时性的色彩较强”。
(第226页)巫医作为制度外的存在,
一直不为官方与正统医学所认可,不过在传统社区中,“巫医”和中医并非完全相互排斥,而有一种
相互倚重和包容的关系。
直到20世纪以后,随着西医“科学”地位的确立和国家卫生行政的展开,
巫医才作为官方着力取缔的对象,生存空间受到行政力量的强力挤压,在北京等城市中逐渐失势。
第七章《中医自救面面观》探讨了民国至1950年代,面对强势的西医,以个体为单位从事医疗
活动的中医为了自救,经过痛苦的抉择,而最终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纳入现代防疫卫生体系的过程。
中西医论争是中国医学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不过作者认为以往的研究“仅仅强调从医学体系的知
识差异上进行比较,而没有考虑到中医在近代受到攻击的最核心的原因是医疗行政能力的阙如,特
别是在预防功能上与西医的最终差别”。
(导言,第9页)中医只具备个人救护的资格,而无力进行
集体的保健和防疫。
面对西医的日渐强势和“政治正确性”的确立,中医不得不奋起自救,一方面循
着西医的知识体系来论证中医的独特学理和现实价值,另一方面,则尽力改变自身传统个体、分散
的诊疗形态,努力向组织化、行政化的诊疗体系靠拢,积极加入到国家的医疗和防疫组织之中去,特
别是在1949年以后,由于国家对中医的提倡,中医暂时摆脱了在制度上被废除的危险,从而大大加
快了这一进程。
第八章《防疫、社会动员与国家》讨论的是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对发生在朝鲜和
中国部分地区的“细菌战事件”的应对。
1952年2月以后,在中国媒体上出现了美国战机在朝鲜和
中国东北、青岛等地区投掷细菌,开展“细菌战”的报道,尽管对于这些报道在细节和真实性方面还
有待进一步厘清和证实,但作者显然没有着力于此,而是巧妙地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政府的应对方
面。
他指出,一开始,中国政府和军方基本上采取一种单纯的战时防疫策略,但很快就发现这样的
策略所面临的困境:
或者导致社会的恐慌,或者不被重视。
故而,国家很快改变了策略,开始将此视
为一种激发爱国主义、开展社会动员的契机。
通过构建一种“颠倒的想象”(即本来人们认为,中国
人身体的贫弱与不卫生乃是因为西方现代医疗卫生机制的缺失造成,而现在则将这种想象颠倒过
来,认为我们现在的疾病乃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投掷的罪恶的细菌造成的),使爱国主义和卫生运动
联系了起来。
这样国家不仅有效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也通过社会动员,即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推进了现代卫生机制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确立。
“因此,‘群众’自发行动实际上是空间政治
规训与调控下的一种结果。
”(第354页)
第九章《在政治的表象背后》探讨的是1960年代以后的赤脚医生制度。
作者认为赤脚医生制
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陈志潜在定县的“在地化”试验,只不过,后者只波及定县的数个村庄,而前者
却成为乡村医疗变革的一场全国性的“制度化”实践。
另外,赤脚医生实践对中医的包容也与陈志
潜的试验明显不同,更有利于充分利用农村的现有资源与降低医疗成本。
作者认为,赤脚医生的实
践虽然兴盛于“文革”期间,但绝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产物或表现形式,而有着许多非
政治性的因素,其一开始就被置入了人情和利益的网络之中。
赤脚医生在当时良好的医疗表现,显
然与他们在乡村社会网络中相对丰厚的报酬与较高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是相对较为优厚的报
酬、较为严密的监控机制和乡土亲情共同编织出了一幅赤医成长图景”。
(第404页)这一非常政治
化的运动,其实包涵着对传统的融合。
到1980年代,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合作医疗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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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忠/另类的医疗史书写解体,赤脚医生也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而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结论《医疗史、“地方性”与空间政治想象》是对全书的总结和对研究思路、理念的提炼。
作者从
“医务传教士与现代‘帝国’殖民品格的形成”、“‘地方’是如何被感知的”、“疾病隐喻、社会动员与
‘国家意识’”和“跨区域运动与‘地方性’的重构”四个方面对全书的内容做了总结。
指出,“近代以
来医疗领域发生的所有变化,与其说是中西医冲突和融合的历史结果,毋宁被看做‘现代中国’完成
基本构造和建设任务的一个重要步骤。
”(第409页)“本书从现代‘帝国’的殖民品格、‘地方性’的确
认和重构,以及‘现代传统’的实践作用三个方面力图诠释‘医疗’行为与‘政治’变化的关系。
”(第
432页)从而表明作者的医疗史研究主要是希望从医疗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与社会
运作。
他认为,以往的研究尚未能综合地考虑以上三个方面的互动,而该著则力图贯通这三个要
素,提出一种新的解释。
二、贡献与启示
近10年前,杨念群出版了那本颇具影响的有关儒学地域化的著作①,被评论者称之为“区域研
究取向的探索”②。
在那部著作中,他力图在地域的范围中,来更好地把握思想界的“知识形构序
列”,并追寻更贴近真相的“历史真实序列”。
不过此后,作者似乎并没有在区域研究上继续探索下
去,《再造“病人”》虽然频频使用“空间”与“地方”等概念,但显然与地域无关。
然而,比照两著,可以
看到,不管主题和研究理路是如何不同,但作者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从传统到现代承接的思考
则从未停止,只是将关注点从思想和地域上移开,而转向“地方”社会中的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医
学意义上的身体,希图从“地方”中的“身体”而不是“地域”来理解中国近代社会和政治的转变。
在
中国以往的历史研究中,作为有生命的人,一直不被关注③,该著以身体作为聚焦点,以此出发来理
解社会文化与政治,在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乃至中国历史研究中,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
进展。
与地域相比,身体显然是一个更为细微而生动的存在,作者显然没有将身体视为一个无差别
的自然身体,而放在“地方”中力图展现身体的“地方感”,以及这种地方感是如何影响中国现代医疗
空间的建立的。
在这里,他似乎已经完全放弃区域取向的追求,而采取“超地域”的路径,将中国视
为一个整体,无论东南西北,还是城市乡村,都有着各自却未见“差别”的“地方感”。
作者这样的处
理,显然是因为这里所谓的“地方”是相对于西方的“地方”。
作为整体的中华文明,自然有众多相当
一致的“地方感”,但在具体的处理中,是否也应该顾及作者原本倡行的地域史路径,对“地域”的差
异有所考量呢?
这或许值得作者进一步思考。
显然,这部极具探索性著作的贡献绝不仅限于此,掩卷而思,其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书写方法上,该著中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从一个个故事引出来的,在观感上给人一种
强烈的新鲜感,在这里,传统史学著作中的条分缕析、现象罗列与细致的考订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以及穿插在故事间的联想与分析。
显然,这样的书写与正统的历史著作相
比,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并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情境感”。
要在史料中找出一个个具有情节而
又有典型意义的故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作者如此书写显然付出了很大的心力。
叙述这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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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参阅拙文《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94—98页。
参阅程美宝《区域研究取向的探索———评杨念群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27—139
页。
杨念群:
《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显然并不只是为了增加趣味,而是希望借助这些典型事例来呈现当时的历史情景,并引出问题。
比
如以“余先生的故事”来表明在接受西医传教士的治疗过程中,灵魂的难以救赎(第22—24页);通
过大树底下动手术这一故事,来说明为了打消中国民众对西医封闭医疗空间的恐惧与顾虑,西医不
得不顾及“地方感”,有限地开放医疗空间(第69—75页)。
当然,讲故事并不意味着通俗而有吸引
力,事实上,平心而论,该著虽然嵌入了很多的故事,但却绝不是一本容易阅读的著作,甚至可以说
还有点费解。
因为它们都是独立而不连贯的小故事,作者还赋予其很多意味,并有意通过这些故事
来证明西方的某些理论。
所以,故事之后不仅有很多的引申,还往往夹杂着不少福柯、吉登斯等人
的理论。
读者要跟上作者的思路,从那些小故事中读出大意味,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这样
的串联本身也并非一定是顺畅的。
故而,这样的书写对于引发读者的思考和加深读者的历史情境
感显然是有益的,但似乎不利于我们比较清晰地把握近代以来医疗卫生机制的变动脉络,往往给人
一种阻断之感。
其次,该著从医疗入手,相当部分关注的是现代政治运作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自然亦可看
作是政治史的探索,不过与以往以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政治史研究明显不同,
它对政治的关照是从身体切入,在社会文化的双重视野下开展的,可以说是政治史的重新出发。
政治史一直是传统史学主要关注的对象,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研究者的视野日渐从社会上
层转向民间,以及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兴盛,政治史大有渐受冷落之势。
然而,无论是什么时代,缺
少政治的历史都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如何从新的视角更全面地来关注和理解政治已经成为当代
社会史和政治史研究共同面对的课题。
在这方面,该著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政治的
角度,即从医疗和身体出发,来探讨现代西方医疗卫生制度是如何植入中国社会的。
该著没有从
国家层面着力于探讨现代医疗卫生制度的订立,而是致力于梳理这些制度是如何在“地方”社会
文化网络中被接受和运行的,以及国家通过怎样的运作机制来加以推行的。
比如,作者多处谈
到,现代医疗卫生制度在向民间推广的过程中,往往不得不根据“地方感”而做出适当的调适,如
倡导“社区医学”以求与巫医在社区中扮演的多功能角色相抗衡(第五章)。
又如,在第八章中,作
者向我们讲述了国家是如何以“细菌战事件”为契机,通过构建“颠倒的想象”来开展社会动员,推
动爱国卫生运动的制度化开展。
再次,作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的影响采取了一种非常审慎的态度,能以一种历史而辩
证的眼光来看待“西方”。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西方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显然是全面而深
刻的,如何认识和把握西方的影响向为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西方往
往被视为一个抽象的存在,或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或指针,或为侵害中国的罪恶渊薮。
然而,西
方乃是具体而历史的西方,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社会在西方的影响下发生了急剧的变动,而
西方本身也同样处在变动之中,其自身的变动,自然也会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而这一点,在以往的
研究中,往往被忽视。
该著则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在第一章和结语的第二部分,作者比较细致
地梳理了19—20世纪西方传教士传教理念的变革,即从较早的以灵魂的拯救作为主要乃至全部的
目标,到后来更为重视世俗事务和科学的传播,而这一变动显然对中国西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
不过,作者虽然认识到了西方的历史性,指出了传教理念的变动,但作为一部医疗史著作,却对
19—20世纪西方医疗卫生机制的变动,这种变动对中国的影响,以及西方的差异性等问题,似乎关
注不够。
比如在第三、四等章节中,作者以美国传教士兰安生的“卫生社区”试验作为西方医疗空间
的代表,并完全以时间序列梳理了“警”和“医”的分分合合,似乎没有意识到西方近代医疗卫生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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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忠/另类的医疗史书写式,其实存在着强调预防的英国模式、引入警察制度的德国模式等的区别①,而且对中国产生影响
的,还包括主要借鉴德国模式的日本模式,这些,特别是近邻日本的实践显然都对中国近代医疗卫
生制度的建立与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②。
能审慎而历史地看待西方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若
能将这一认识贯彻始终,显然就更值得称道了。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没有把西方的影响视为一个单向度的过程,在具体的论述中,特别注
重中国社会的“地方性”对西方影响的反作用,注意到西方的医疗空间在植入中国社会的时候,往往
会与“地方感”相妥协,认为这些地方性同样是型塑现代中国传统的重要的因素。
比如,他通过对赤
脚医生的研究指出,“即使在最为激进的政治口号的规范下,或者在貌似最政治化的行为表达中,仍
潜藏着传统行为逻辑的影子。
这些影子不但不是和‘现代中国’的政治传统相对的,而且很可能成
为塑造‘现代传统’的一种重要元素。
”(第429页)对传统和“地方性”的能动性,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和呈现。
最后,该著十分注意呈现历史的复杂性。
尽管历史的演进纷繁复杂,但研究者和读者总是希望
删繁就简,从纷乱的资讯中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然而这样的清晰,往往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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