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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六十年会计变迁
新中国六十年会计变迁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在国际社会政治事务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伴随着六十年经济发展,我国会计在波折中前进、在摸索中创新,既有辉煌的过去,也有曲折的历程,现已在国际会计舞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新中国六十年间的会计流行语,不仅记录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呈现出不同阶段会计发展的时代特征、折射出会计实务与理论的变迁轨迹、体现出不同时期会计发展的方向和主流,更演绎着我国经济发展与会计理论演进相互依存的规律。
本文以新中国经济建设不同时期的环境变化作为基础,从会计“流行语”变迁这个特殊的视角,以我国企业会计制度为代表的会计规范体系演变过程作为主要线索,对1949~1977年、1978~1991年和1992年至今三个不同阶段会计制度变迁与会计理论研究问题进行梳理,从而形成了由三个主流行语、八个次流行语和四十九个派生流行语共六十个会计流行语,以有助于加深对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这一历史演进规律的认识,进而指导新历史条件下的我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的实践。
一、1949-1977年的主流行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会计
1949年建国开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的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会计模式。
(一)1949~1957年的流行语——新中国会计
1949~1957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也是新中国会计模式即社会主义会计模式的初步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会计主流行语可反映为“新中国会计”或“社会主义会计”。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我国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经济体制建立方面既不可盲目对外开放,又缺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理论支撑,因此借鉴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成为当时的必然选择,从而形成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
为满足社会资源计划配置需要的会计,也面临着从旧中国分散、落后、各自为政的会计向全国基本统一的现代会计转变。
于是,围绕引进和介绍前苏联计划经济会计理论与模式,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会计理论体系与模式便成为此阶段的主要任务与研究内容。
在我国社会主义会计理论体系与模式建立中,主要围绕会计记账方法、会计属性、会计对象、会计本质、会计职能等理论展开,这些也构成了“新中国会计”这一主流行语下的派生流行语。
派生流行语之一:
收付记账法与借贷记账法。
新中国成立之前,当时的部分民族工商业采用的是从西方国家引进的借贷记账法,而另外一部分则使用的是由中式簿记沿袭下来的收付记账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会计界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运用什么方法记账。
1950年,章乃器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一文指出,我们应该使用自己原有的簿记原理记账,因为它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借贷两字在中文上是完全说不通的,它完全违反了我们中国人的意识和习惯,而收付则不然,从而揭开了新中国会计记账方法争论的序幕,结果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借贷记账法既科学又严密,得到了肯定。
派生流行语之二:
会计具有阶段性。
1951年,邢宗江、黄寿良在《新会计》创刊号上刊登了题为“怎样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的论文,提出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要有不同的会计理论,当时被归之为不同的阶级需要有不同的会计,进而得出会计是完全隶属于阶级需要,不同的阶级就有截然不同的会计命题,从而引发了建国初期一场关于会计属性的大讨论,争论的焦点是会计具有阶级性还是具有技术性的问题。
1952年,苏联专家发表了“会计具有阶级性”的文章,为这次争论做了结论性的总结。
会计是一门有阶级性学科的论点便成了20世纪50年代的主要基调。
这次关于会计属性的讨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为了满足全面否定西方会计、全面推行原苏联会计理论和实务的需要,满足实行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需要而进行的。
派生流行语之三:
社会主义财产与资金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会计对象的认识,基本上认同前苏联学者对会计对象是社会主义财产的看法,即是在各企业和各组织范围内按货币表现的方式来反映、监督和总括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及其物质基础。
1953年,前苏联列昂节夫和沙洛莫维奇对1950年前苏联原高教部编写的《会计核算原理课程提纲》中会计对象的定义提出了批评性的意见,引发了前苏联会计界对会计对象的讨论,也引起了我国会计学界对会计对象的广泛讨论,并在我国会计学界形成不少关于会计对象的新观点。
其中最有代表性且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资金运动论,即会计的对象是在企业和其他单位中的资金运动。
1963年,由财政部组织、多所院校专家学者参加编著的《会计原理》教材,肯定了在全国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关于会计对象的定义,即“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这可以说是我国会计学界集体智慧的结晶。
资金运动论在我国会计学界逐步为人们所接受并成为主流派观点,代表着我国会计学者开始逐渐摆脱前苏联会计理论的消极影响,冲破了前苏联学者的观点束缚,对会计理论进行创新性研究,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会计理论特色,为构建我国社会主义会计模式与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派生流行语之四:
会计是一种管理工具。
建国之初,我国会计学者对会计本质的认识主要来源于前苏联学者。
1952年前苏联专家曾指出,会计学继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上层建筑之后也被资产阶级动员起来,以作为保护和巩固资本主义的工具。
1962年,李先念副总理在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上指出,会计是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之一。
这种把会计认为是一种工具,或管理工具,或核算工具的论点,在我国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
会计工具论的认识除了受到前苏联会计理论的影响外,还受到我国自建国开始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
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主要依靠强制性的指令与计划,而会计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执行这种指令与计划的工具,不需要或没有意识到会计的预测、决策等功能。
派生流行语之五:
反映和监督。
建国初期,我国会计界曾经提到过会计职能的内容,但没有明确提出“会计职能”这一概念。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明确提出“会计职能”概念并进行研究,形成了关于会计职能的两种主要观点,即一职能说和二职能说。
所谓一职能说,是指会计不过是生产过程的物量反映,只有“反映”的职能;二职能说则是受马克思的簿记是“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的总结”论述的启发,认为会计有“反映”和“监督”,或“反映”和“控制”两种职能。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我国国民经济处于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时期,需要充分发挥包括会计监督在内的各种经济监督手段的作用。
从此开始,会计具有反映和监督两项职能的观点逐步为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所接受。
派生流行语之六:
统一会计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尽快形成全国统一会计制度的框架,财政部于1952年正式颁发了《国营企业统一会计科目》、《国营企业统一会计报表》和《国营企业决算报告编送暂行办法》。
此外,还按工业、交通、铁路、邮电、贸易和农林制定了六大业别的会计制度,其中仅工业企业的会计科目就设了25大类、149个一级科目和87个二级科目,设计了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成本表等22种会计报表。
在1952年底到1953年底近一年时间内,先后发布了《国营企业统一登记会计簿籍填制会计凭证办法》(这实际上是我国所发布的第一个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国营工业企业统一成本核算规程》、《国营企业材料会计处理办法》、《国营农业企业统一会计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国营供销机构统一会计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国营建筑包工企业施工单位会计处理办法》和《国营建筑包工企业统一会计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等财务会计制度。
从上述所颁发企业会计制度所覆盖的内容看,已经初步形成了我国统一企业会计制度体系的雏型,也为建国初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秩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派生流行语之七:
行业会计制度。
从1953年开始,财政部通过组织专家进行调查和研究,开始考虑改变所有企业都执行一套会计制度的做法,决定根据企业生产规模的大小和经济业务繁简的不同,对所执行的企业会计制度在要求上适当差别,于是,以不同生产规模为标志的不同行业的会计制度开始出台。
1954年1月开始,财政部分别颁发了《国营工业企业统一会计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国营工业企业统一简易会计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国营建筑包工企业统一简易会计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
根据私营企业经济业务的性质,财政部不仅委托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拟定了《私营企业会计制度》,还根据管理范围和权限,分别颁发了《中央主管部门所属公私合营企业基本业务标准账户计划及会计报表格式(草案)》和《地方级公私合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标准简易会计制度》。
“一五”时期我国根据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性质不同所颁发的一系列标准会计制度和部分简易会计制度,形成了一套基本上能够根据经济建设状况,适应当时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规模企业的会计基础工作状况,适应当时国民经济结构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要求的企业会计制度体系的初步框架。
(二)1958~1965年的流行语——会计制度
1958~1965年是我国“大跃进”与国民经济三年调整时期,这一时间可用“会计制度”这一会计主流行语来反映该阶段我国会计理论的演变。
“大跃进”期间,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会计理论界的思想比较冷静,鲜有学者著文进行推波助澜或进行理论论证与宣扬,主要是在“简政”、“放权”的思想指导下,对会计制度进行“大破大立”。
1961~1965年的会计整顿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健全了企业会计制度。
因此,在“会计制度”这一主流行语下,形成了会计制度放权、简化、整顿和恢复等派生流行语。
派生流行语之一:
会计制度放权。
1953年开始实行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虽然保证了我国经济有计划地快速发展,但是由于管理权力高度集中与统一,引发了中央和地方、地方和部门、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不协调,因此在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之际,客观上就要求结合当时中国国情来探索经济管理体制的调整策略。
但非常遗憾的是,1958年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冒进”和“大跃进”思想占踞了上风。
“大跃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泛滥以及“人民公社大食堂”和“大炼钢铁”运动导致的一系列严重“左”倾错误思想,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秩序。
随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经济理念开始冲击经济管理领域,以及在提倡“下放管理权限”的要求下以调整中央与地方和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的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对企业会计制度进行“彻底放权、大力简化”的工作也就被提上议事日程。
1958年5月,财政部在召开的财政厅(局)长会议上,提出要进一步简政放权,会计制度和会计报表要根据放权、简化、通俗的原则大力改革。
随后,财政部发布了《地方国营企业基本业务简易会计制度》和《关于改进企业会计制度办法的通知》,既要求简化企业会计制度,同时也下放了相应的权力。
派生流行语之二:
简化会计制度。
1958年财政部提出了大权集中、小权分散、简化通俗的会计制度改革原则,同年6月发出《关于改革企业会计制度办法的通知》,明确了企业会计制度改革的三条基本方针:
第一,保留1项制度,即《国营企业决算报告编送办法》;第二,废止6项制度,即《关于送审会计制度的几项规定(草案)》、《国营工业企业统一成本核算规程》、《国营企业基本建设投资及建筑安装工程成本核算通则(草案)》、《国营建筑包工企业统一简易会计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国营建筑包工企业施工单位会计处理办法》、《国营农场基本业务标准账户计划及会计报表格式和说明》;第三,将12项制度由中央各主管部门和各地根据情况决定其继续使用、修改或者废止,包括《国营企业年度清查财产暂行办法》、《国营企业统一登记会计簿籍填制会计凭证办法》、《国营工业企业业务标准账户计划》、《国营工业企业凭单日记账核算形式的标准账簿格式和使用说明(第二草案)》、《国营工业企业材料会计处理方法》、《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简易会计制度》、《国营企业建设单位及国营建筑安装企业基本业务标准账户计划》、《国营供销企业基本业务标准账户计划》、《1958年度国营企业基本业务标准定期会计报表格式和说明》、《1958年度国营企业建设单位及国营建筑安装企业基本业务标准会计报表格式的说明(基层企业适用部分)》、《1958年度国营供销企业基本业务标准会计报表格式的说明》和《地方级公私合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简易会计制度》。
此后,财政部仅对省财政厅报送的地方企业会计报表格式和编报程序做统一规定,其他各种地方企业会计制度的拟定和审定均由省财政厅与同级企业主管部门协商确定。
1958年8月财政部公布的《1958年度中央主管企业部门和地方财政厅(局)汇总的3项会计报表格式和说明》,将工业、基本建设、供销会计报表,包括年度报表、季度报表、月份报表都精简为各1张,1000多个项目删减为66个,在资产负债表上原来的200余个项目也只剩下12个。
由于财政部下放了权力,各级主管部门也随之将财务会计制度制定的权力下放,这就使我国在“一五”末期本来已经基本成形的企业会计制度被人为地肢解,导致大部分企业会计制度被废止、简化或者弃用,只有少数部门规定了比较简单的企业会计核算基本原则、示范性会计科目、会计核算形式和具体会计核算办法等。
派生流行语之三:
无账会计。
在1958年“彻底放权,大力简化”的会计制度改革中,只是一味要求简化会计制度乃至废弃会计制度,而不是通过简化来提高会计监督的效率。
“大跃进”、“浮夸风”、“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等狂热思潮的泛滥,无法依靠残缺的会计报表和高度简化的会计指标对企业财务进行控制,使我国当时的会计秩序空前混乱、监督职能极大削弱、企业资金大量损失,有的企业甚至出现“以单代账”、“以表代账”,“无人出纳”、“无人发工资”,“旬报不出旬、月报不出月”等“无账会计”现象,围绕“早出报表、快出报表”的竞赛日趋白热化,会计制度基本被废止。
这一结果说明,在“大跃进”的特殊经济背景下提出的以盲目简化企业会计核算制度为基点的第一次会计制度改革,是明显违背会计发展基本规律的,对企业会计制度建设工作带来的教训也是惨痛的。
派生流行语之四:
整顿会计制度。
针对因“大跃进”和“冒进”而给国家经济建设健康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效应,1958年秋,党中央开始采取果断措施予以纠正。
尤其是进入1959年第二季度以后,国民经济计划中由于比例失调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开始逐渐显现,因此,在盲目冒进思想指导下所制定的“大跃进”指标和生产安排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调整。
1959年,财政部按照国务院的指示。
针对当时因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受到冲击后所出现的企业随意挪用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乱挤乱摊生产成本、随意低估生产成本等问题,开始对企业会计制度进行整顿。
8月财政部在所发布的《关于国营企业会计核算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对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固定资产、各种物资、现金、存款、支票、往来款项、财产清查、会计报表、会计交接和财务会计监督等10多个方面的内容做了重新规定,为会计整顿提供了标准和依据。
在此基础之上,财政部又开始颁发示范性的企业会计制度。
11月以发布《国营工业企业、供销企业、建筑安装企业和建设单位示范会计报表和会计科目(草案)的通知》为标志,拉开了企业会计制度整顿工作的序幕。
起于1959年初的会计工作整顿,对改变当时十分混乱的会计工作秩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泛滥的所谓“无账会计”思潮。
但企业示范会计制度只是供下级参考的范例和依据,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放权”以后形成的格局,再加上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并未根本纠正,这次整顿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派生流行语之五:
恢复会计制度。
1961年冬,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标志着“大跃进”的终止。
随着党中央提出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和改革,收回了“大跃进”中下放的大部分经济管理权限,并进一步强化了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
中央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和《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等经济运行基本法规,在此基础之上,财政部开始着手企业会计制度的重新规范工作。
1961年,财政部与国家计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国营企业成本管理工作的联合通知》,接着发布了由6章40条内容所构成的《国营企业会计核算工作规程(草案)》,随后又陆续发布了《国营工业企业会计科目和使用说明》、《国营工业企业会计报表格式和编制说明》、《国营企业建设单位会计科目和使用说明》、《国营企业会计凭证、账簿的格式和使用方法》等四个核心会计制度,1963年,国务院还发布了我国第一部专门规定会计人员职责和权限的会计行政法规——《会计人员职责条例》。
至此,因“大跃进”而受到冲击的我国企业会计制度体系在清理整顿的基础上得到部分恢复和重新规范并逐渐复杂与完备。
派生流行语之六:
重建会计制度。
1965年,针对当时会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财政部出台了《企业会计工作改革纲要(试行草案)》,针对许多会计制度繁琐复杂、不切实际,核算方法上形式主义,只讲会计手续、不问经济效果等缺点,提出了12个方面的改革措施。
在这个改革纲要中,对于企业会计制度体系影响最大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要分行业、分企业大小规模来设计会计制度,不能干篇一律;第二,所设计的企业会计制度要简繁得当,应当设计适用于小企业的简易会计制度;第三,要对成本核算方法进行改革。
根据这一要求,1965年11月,财政部印发了《工业企业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格式(草案)》、《基本建设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格式(草案)》,随即又发布了《工业企业简易会计制度(草案)》、《基本建设简易会计制度(草案)》,规定从1966年1月起试行,将1962年的58个会计科目合并为26个,15种会计报表减为6种。
从而,再次形成了分行业、分经营规模的企业会计制度体系基本框架。
派生流行语之七:
增减记账法。
1964年,在改革借贷记账法的呼声中,商业部门于1964年提出了一种新的记账方法——增减记账法,于是会计记账方法的争论便由“收付与借贷”转向“增减与借贷”。
由于当时的学术非自由环境,导致争论的结果是批判并否定了“资本主义的记账方法”——借贷记账法,从而推出“增减记账法”并不断丰富其实践,最终在商业、工业和其他部门中逐渐占据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借贷记账法则基本上退出了中国的会计舞台。
(三)1966~1977年的流行语——会计制度
1966~1977年,我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在给全国人民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会计工作也未能幸免。
运动时期,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经济建设陷入混乱甚至恶化的局面。
在批判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借口下,作为经济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工作受到严重冲击,造成了我国会计研究的停滞和会计工作的倒退。
派生流行语之一:
废除会计制度。
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对于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问题的过分关注,使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扭曲,过分强调会计的阶级性,阶级斗争几乎取代了全部会计工作。
在“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三年不算账,钱也跑不到外国去”、“核算无用”、“取消会计核算”等谬论的传播和影响下,“工业七十条”和“商业四十条”等行之有效的经济运行法规被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严格执行规章制度被斥为“管、卡、压”,讲求盈利被批判为“利润挂帅”。
财政部的会计制度管理机构被撤销,各级主管部门的财务会计管理机构也被撤并,许多单位的财会机构和会计人员被精简和下放,大多数企业的财会工作失去管理与控制,企业会计制度形同虚设,整个企业会计制度体系陷于瘫痪的状态。
此外,会计理论界的一些著名专家、教授被错误地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劳动、有的甚至遭受人身迫害。
会计研究成果被视为封、资、修的毒草,大学会计教育开始停招、停办,会计期刊被停办,几乎没有公开面市的会计理论著作和论文,只是到了“文革大革命”后期,才出现了少量适应农业学大寨需要的有关农村人民公社财务会计的小册子。
派生流行语之二:
整合会计制度。
1969年11月,财政部在上海召开全国企业财务改革座谈会后,重新整合已经陷于瘫痪状态的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工作即逐渐启动。
从1970年10月开始,财政部先后下发了《关于印发国营工业企业会计科目试行草案(讨论稿)的通知》、《基本建设会计制度》、《地质勘探会计制度》和《关于建筑安装企业会计制度和建筑安装工程成本核算试行办法》等。
1973年,财政部陆续发布了《国营企业若干费用开支办法》和《关于加强国营工业企业成本管理的若干规定》,以及《国营企业会计工作规则(试行草案)》和《国营工业企业会计科目》、《国营工业企业会计报表》、《国营工业企业成本核算办法》等。
特别是在《国营企业会计工作规则(试行草案)》中,根据当时会计工作的实际情况和突出问题,明确提出了企业会计工作的基本任务,并对会计科目、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会计档案、会计核算、清查财产、财务监督和会计管理等工作做了比较具体的规定。
这些重新整合的企业会计制度的陆续出台,为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环境中加强企业财务会计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但由于受“四人帮”“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林、批孔”等一个个政治运动的干扰,这些重新整合的会计制度虽然使被“文化大革命”冲击得支离破碎的企业会计制度体系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修补,但整个体系仍然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初步确立了经济工作的首要地位,会计界也陆续出版了部分应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会计教材,发表了一些会计论文,但数量很少亦未形成什么影响。
二、1978~1991年的主流行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计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又经过了两年左右的徘徊,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才开始顺利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来,国民经济逐步摆脱了瘫痪和半瘫痪状态而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2年党的十四大,我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建立的是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相适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计模式。
(一)1978~1988年的流行语:
重建会计体系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以改革为主题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79年1月,党中央提出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方针,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步从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
伴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主旋律,“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的命题愈发突出,使得我国会计发展突破了以政治需要为导向的格局,转而为经济发展与管理服务。
在结合我国会计改革实践继续学习和研究前期苏联社会主义会计进行理论创新的同时,引进和借鉴西方先进的会计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会计体系,形成了我国会计理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会计全面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
派生流行语之一:
恢复会计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对“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而停止运用的会计制度体系进行了恢复与修订。
1978年9月修订了《会计人员职权试行条例》,1979年财政部恢复了会计制度司的职能,1979年开始修订并颁发“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套会计制度。
1980年财政部首先对涉及范围比较广、影响面比较大、会计业务相对复杂且具有普遍性的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了全面恢复和修订,发布了《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
此后,财政部于1981年制定发布了《国营供销企业会计制度——会计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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