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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综述
第1卷第1期
2010年1月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09年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平凡的一年,也是丰富多彩的一年。
这一年是新中国建国6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30年之后我国经济进入发展和转型的关键时期,严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体系,也强烈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运行格局。
在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也有了重要的进展,2009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讨内容丰富,精彩纷呈。
下面对一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讨论进行简要综述。
内容提要文章对2009年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及重大学术争论进行了介绍和评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其影响、当代资本主义经济、30年改革开放和60年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总结以及对现实重大问题的探讨等,并对2009年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了总体概览。
关键词2009年;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综述
作者葛扬,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许家军,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线。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原则及方向,程恩富[1]扼要地概括为:
“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
经济学现代化的五个创新基石是:
第一,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
第二,利己利他经济人假设。
第三,资源和需求双约束假设。
第四,公平与效率交促同向变动假设。
第五,公有制高绩效假设。
经济学现代化的五大态势为:
一是注重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政策探讨;二是注重对经济学原理的超越性发展;三是注重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数学表达和分析;四是注重用现代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五是注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和借鉴。
吴易风[2]等认为,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是2009年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综述
我国经济理论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为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逻辑体系、分工理论、生产理论、分配理论、价值理论、货币理论、价格理论、消费理论、人的行为理论、成本理论、竞争理论、利润理论、利息理论、地租理论、增长理论、失业理论、工资理论、周期理论、国际价值理论、汇率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经济转型理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几乎所有经济学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比较,从比较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了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
孟捷[3]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除非在自身的范式内进行一些大的“手术”,否则不足以解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以及相关联的一些重大问题,他结合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形势,重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创造性转化所需解决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如何从理论上解释市场经济达成协调的可能性;如何解释市场经济与创新在制度上的内在联系;如何解释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多样性;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生态主义的关系等。
邱海平[4]通过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提出如何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他认为,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是,不能由此说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剩余价值理论。
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也就是全部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
围绕这个核心,为了实现这一最终目的,《资本论》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主线,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及其规律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和必然向未来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由此可见,克服将马克思经济学的具体理论等同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的片面认识,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创新和发展来实现更好地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前提和根本之路。
2009年,政治经济学界不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原则及方向,而且以新的视角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基本理论的研究。
关于劳动价值论问题的研究,卫兴华[5]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基本理论研究、理论争鸣、理论深化以及创新研究四个方面,应当结合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与新特点,在继承和遵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意见,不仅要确立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要拓宽生产劳动的范围。
岳宏志[6]不同意存在第二种含义必要劳动时间的提法,认为我国经济理论界目前对商品价值量决定问题主要有:
“单独决定论”、“共同决定论”和“对立论”等三类观点,而只有第一类观点是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市场价值的论述,是一般的抽象的论述,是从静态的角度所作的论述;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市场价值的论述是特殊的具体的论述,是从动态的角度所作的论述。
从以上两方面考察的“市场价值”应该是完全一致的。
洪银兴、许光伟[7]认为,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提供了价值创造理论,同时也提供了财富创造理论,包括“财富创造源泉”的分析、“财富占有”的分析,以及两重关系基础上的“分享剩余”的分析等。
这是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方法对现代经济对象进行剖析所得出的科学认识结果,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和中国化的切入点。
关于生态问题研究,朱炳元[7]认为,《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的伟大著作。
它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物质资料生产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研究资本主义物质资料生产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研究这两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就包含在对这两大关系的研究之中。
《资本论》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理论视野中的生态问题。
关于共产主义的生态文明内容,与现代社会的生态理念相一致,完全可以成为今天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
宋冬林、徐怀礼[8]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研究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灾害现象,这对于灾葛扬、许家军:
害经济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人类社会所发生的灾害既是一个自然问题,又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具有自然和社会经济双重属性。
沈民鸣[9]探讨了将《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各种数量关系以数学模型进行表示的可行性。
他认为,《资本论》是一个结构完整、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不是简单的数理分析。
在第三卷中既有数量关系,又有逻辑关系,不能完全用数学公式或数学模型的形式表示。
因此,在其研究中,对于存在数量关系的内容,尽量用简洁的数学公式或数学模型的形式表示,无法用数学形式表示的部分,以简要的文字形式表示其主要内容,难以用简洁和准确的语言表述马克思的经济思想的地方,则直接引用了马克思的原文。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基本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集中体现。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转型的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在不断拓展、深化与完善。
2009年,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学者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思想、方法论、主要内容和发展的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刘国光[10]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应当凸显创新品格,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所谓“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
第二,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不再照抄照搬以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框子,更不能模仿西方经济学的范式。
第三,力争全面系统地梳理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发展脉络和演进历程,辩证地理清坚持、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第四,在理论建树上不断提出新论点,为中国经济学提供新鲜血液,而不要有教条气息。
第五,把意识形态与分析工具有效地统一起来,既鲜明地强化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又精巧地运用各种分析工具,将二者紧密地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上。
洪银兴[11]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也必须是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不仅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而且要求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丰富经验,并在同外国经验的深刻比较中上升为理论,充实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去。
同时,还要在民族形式上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我国,脱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脱离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经济传统,是不可能有效解释和解决中国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重大课题的,任何政策方案也会失去其应用价值。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双向互动的过程。
这个过程,既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是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过程。
纪宝成[12]认为,开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局面,第一,要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严谨科学的态度,下工夫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第二,是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以一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的信念,满腔热情地研究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当中的中国,以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当中所碰到、所出现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三,要对淡化、边缘化、诋毁甚至公然挑战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各种社会思潮,进行科学的辨析和批判。
这个辨析和批判,不是政治层面的斗争,而是学术层面的剖析、分析、探讨、争鸣,乃至于商榷和批判。
颜鹏飞[13]认为,中国这个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正处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拐点之上。
转型期社会,尤其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发展更具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因为既要克服前转型期社会的路径惰性、制度惯性或文化习性,又要创造后转型期社会的新要素,同时还要根据中国国情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
转型期方法论的特点就是“同则不继”、“和实生物”;就是把握“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这一原则,并从诸种事物的对立和运动中把握统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转型期发展中大国向科学发展转型过程中,要大力实现创新型发展、公平与和谐型发展、绿色型发展和非依附型发展。
刘诗白[14]认为,新中国60年来的中国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了巨大发展,大体说来体现在:
构建起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新体系结构;拓宽了研究范围,更紧密联系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以及文化精神等等方面的状况和影响来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规律;特别是把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在方法上除了坚持马克思分析经济现象的科学抽象法,还适当引进了现代数量分析工具与方法。
上述一系列的创新大大增强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实践功能。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增强了经济学家服务社会的能力,人们不只是从事于抽象的学理研究,而且积极参与改革开放的重大实践和政策问题的研讨,不少理论成果获得采纳,转化为方针政策。
逄锦聚[15]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
概括言之,有十个最主要的方面:
(1)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2)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5)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7)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8)经济发展理论;(9)开放理论;(10)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上述这些重要理论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指导。
杨承训[16]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60年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为平台,构建新的体系:
以社会化大趋势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殊规律为主线,阐释社会主义本质论、科学发展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五大基本范畴,对改革中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发展方式、城乡与区域统筹、对外开放、宏观经济以及上层建筑反作用等展开论述,纵横交叉,凸显“特”字,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经济学创新成果,澄清许多认识误区,展示“整体经济学”和“实派经济学”品格。
张宇[17]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的深化和创新是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的:
一是从目的的角度深化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二是从基本制度的角度深化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三是从属性或要求的角度深化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上述三个方面是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的。
社会主义的目的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价值和历史意义,离开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就失去了方向、意义和动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根本途径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得以产生的客观基础,离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属性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则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内在要求,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的目的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就无法得到保障。
因此,社会主义的目的、制度
和属性这三个方面是一个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的整体。
只有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有机联系中,我们才能完整准确地说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三、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影响
1.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世界各国是2009年最为突出的经济现象,因此,关于国际金融危机有关问题的研究自然成了政治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
学者们不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揭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而且努力探究中国的应对措施。
关于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王伟光[18]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重读《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原因。
商品内在二重性矛盾潜伏危机产生的可能性,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使危机爆发成为必然现实,美国的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全球性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和全面的危机。
当今发生的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但深层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
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制度层面、本质层面,一个是体制层面、技术操作层面。
张宇[19]对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生成机制和演变趋势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归纳。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资本与劳动存在着根本对立。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受私人利益支配和市场竞争调节,形成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第三,信用和股份制的发展给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带来巨大的伸缩性,它在促进生产和消费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创造出巨大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大量的虚假需求,极大地加剧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和生产过剩危机。
第四,生产过剩危机使资本正常的循环和周转过程受到破坏,导致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与生产过剩危机的相互交织又增加了危机破坏力。
第五,无止境地追求价值增值的本性,使资本具有冲破一切空间限制向全球不断扩张的趋势。
第六,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经济危机周期性的不断产生和重演,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个重要规律。
第七,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加深,从而使经济危机不断加剧。
第八,经济危机的日趋严重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无力驾驭社会化的生产力。
逄锦聚[20]认为,世界金融危机起源于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其发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从经济理论层面看,持续几十年之久的新自由主义,主张“使经济尽可能最大程度的自由化”、“尽可能最快地私有化”,要求在财政和金融方面采取强硬措施保证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实施。
这种主张在理论上把市场经济的作用无限扩大而对政府的适度干预予以否定,由此影响了经济决策和实际的经济运行。
但最深层的原因还是在于美国长期存在的生产无限扩大而社会有购买能力的需求不足。
由于需求不足,所以才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以才热衷于虚拟资本的膨胀而忽视与实质资本的协调,所以才使金融危机有了现实可能。
程恩富[21]认为,当代经济的基本矛盾通过四个“中间环节”导致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一是微观基础环节。
私有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级管理层为追求个人巨额收入极大化而追求利润极大化,日益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乃至次贷方式,从而酿成危机。
二是经济结构环节。
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生产相对过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失衡,从而酿成危机。
三是经济调节环节。
私有制的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容易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产阶级国家又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导致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双失灵,从而酿成危机。
四是消费分配环节。
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贫富分化,导致生产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群众被迫进行维持生计的包括次贷在内的过度消费信贷,从而酿成危机。
季小立、洪银兴[22]通过梳理经典金融危机模型,从金融自由化的次序和程度两个维度阐释危机生成机理,结合金融深化驱动经济虚拟化的全球背景以及经济虚拟化过程中经济运行的心理依赖特征,推演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汇率—贸易渠道,“波及效应”;金融—债务渠道,“传染效应”;心理—行为渠道,“羊群效应”。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在金融自由化加速改革的进程中,为了防止金融危机发生、阻断危机蔓延和维护我国转型经济安全,应采取的对策为:
合理安排金融自由化的次序和速度;实现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动态匹配;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对金融市场实施积极干预;拓展国际合作、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等。
张彤玉和李强[23]通过对马克思相关论述的梳理,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性质和趋势进行了探讨。
他们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过度的投机与信用制度膨胀相结合而导致的虚拟资本商品过剩,其根源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制度性缺陷,因此危机不可避免地要从金融市场本身的危机转化为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
金融危机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生产停滞和美元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可能会发生由新自由主义模式向利益相关者模式的转变。
丁冰[24]认为,当前危机主要是由于新自由主义长时期泛滥所造成的,而并非是自由市场经济受到国家干预而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作用的结果。
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行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以进一步加强资本的剥削和掠夺,其结果势必加剧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发展,从而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刘明远[25]系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进行了说明,他认为随着信用经济时代的逐渐高级化,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发生了形态转换,即由传统意义上的周期性产业危机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过剩危机,逐渐转向以周期性金融危机为主要形式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在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同时,伴随着周期性信用过剩;在周期性实体经济过剩的同时,伴随着周期性虚拟经济过剩。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往往首先从生产过剩危机开始,进而突出地表现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进一步推动生产过剩危机走向深入,并形成相互推动,使危机逐步展开,并沿着金融、贸易等途径向世界扩散。
2.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刘国光[26]认为,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不可避免地被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卷进去。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战胜困难的法宝,中国的经济并没有照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这是我们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相对出色、让我们有望最先复苏的主要原因。
利用好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在国家宏观导向下,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坚持按劳分配为主,更加重视社会公平。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浊流中不断前进。
李慎明[27]认为,应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一是要进一步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更加紧密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基础理论和宏观、战略、前瞻、全局的高度加强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研究,以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与指导方针。
二是要高度重视我国的分配问题,以进一步启动我国的内需。
林兆木[28]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格局和发展战略有重要的影响。
我国今后需要对经济发展战略包括速度、结构和增长方式等进行重大调整。
在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率的同时,通过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每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的就业容量、科技含量和投入产出效益,并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成本。
颜鹏飞[13]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克服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的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当务之急是要完成从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自主经济的转变。
洪银兴[29]认为,中国经济可能率先走出危机。
首先,这场危机不是中国产生的,而是受外国金融危机的波及。
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是结构性的(部分制造业,开放度高的区域)。
其次,世界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不是中国自身的宏观经济出问题。
中国目前在储蓄水平、外汇储备和财政等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对经济波动的承受能力较强,自身有刺激经济的支持能力。
再次,虽然中国目前经济开放度明显提高,但中国经济还是以内需型为主。
中国的内需市场容量有两个特点,一是因人口多而规模大,二是因区域不平衡而层次多。
这种市场容量只要开拓得好,能够容纳实体经济的发展。
最后,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阶段(不同地区分别处于初期、中期和后期阶段),大家都有需要大力发展的项目和领域。
因此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都有强烈的扩张冲动。
张宇[30]认为,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对中国模式的创新和完善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应对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根据现实的变化和要求适时调整和创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赋予其新的活力和创造力,把严峻的危机转化成为前进的动力和发展的机遇。
一是完善基本制度;二是保障社会公平;三是加强宏观调控;四是实现自主发展;五是保持金融健康。
刘海藩[31]认为,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有所冲击,影响不容低估。
但我们有30年改革开放的体制机制条件和物质技术基础,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清晰战略思路,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内需潜力,有较充裕的资金供给,经济上有较大的自我回旋余地,加上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增强了我们抵御风险的能力。
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些条件,变风险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正确分析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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