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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教学辅导3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教学辅导(三)
2003年10月24日
第十三章丁晏《曹集诠评》第一节曹植及其作品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毫州)人,是三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的儿子。
曹植富于才学,早年深受曹操宠爱,曹操甚至——度想立他做太子。
根据史书记载,曹植任性而行,不白雕砺,饮酒无节,其兄曹丕则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所以曹植渐渐失宠,而曹丕最终继承了父业。
曹丕、曹散相继即位,其间曹植屡次求用而不得,反而备受猜忌和抑压,事实跟被囚禁没有多少差别,所以常郁郁寡欢,当四十一岁之盛年发病而死。
由于曹植最后徙封陈王,谥为思,因此每每被称为陈思王。
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不幸的遭遇成就了曹植这位杰出的文学家。
他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在诗歌史上,历来都受到非常高的评价。
《宋书·谢灵运传论》说:
“子建、仲宣(按即王粲)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
”钟嵘《诗晶》说:
“魏陈思王植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嗟乎!
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风,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
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斡(按即刘帧)升堂,思王人室,景阳潘陆(按即张协、潘岳、陆机)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诗品》甚至把曹植列于上品,把曹丕列于中品,把曹操列于下品。
宋无名氏《释常谈》卷中引谢灵运的话说:
“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张戒《岁寒堂诗话》则说:
“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
”曹植在诗、赋、文方面都有杰作,但在诗歌方面的成就和影响最为特出。
他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意义深远的转变,也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学家。
他的诗现存九十余首,当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
第二节《曹集诠评》之诠释、正误、补脱和集佚 在曹魏王朝中叶,曹植集的原本出现了两种:
一种由曹植自己编次。
另一种则是景初中叶魏明帝曹颧下令编辑的本子。
《三国志·魏书》曹植本传记载景初中诏曰:
“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
”很明显,后者极不完备,从曹植自己编辑的《前录》仅赋一项就有七十八篇可以推断,其各体作品应远远超过百余篇。
曹植原集早巳散佚,宋人重新辑有《曹子建集》,但是相当疏略。
朱绪曾《曹集撰异》、丁晏《曹集诠评》多据旧本和类书检校,矜慎详密,被称为善本。
丁晏(1794—1876,或谓1875),字俭卿,号柘堂,一作柘唐、淮亭,晚号石亭居士,室名颐志斋、六艺堂,尊号颐志老人,清江苏山阳(今淮安)人。
道光元年(1821)举人。
咸丰年间因为在籍办团练,由内阁中书加三品衔。
丁晏是著名的经学家,治经宗尚汉儒传注,但不废宋儒之说,一生著述极多,除了《曹集诠评》以外,有《毛郑诗释》、《三礼释注》、《周易述传》、《颐志斋文集》等四十七种,已刊者汇刻为《颐志斋丛书》。
《曹集诠评》按文体类别,将曹植作品汇辑为十卷。
卷一至卷三为赋,卷四为诗,卷五为乐府,卷六为颂、碑、赞、铭,卷七为章、表,卷八为令、文、七、咏、序、书,卷九为论、说,卷十为诔和哀辞。
它是用休阳程氏刻本作底本,用张溥本以及《文选》注等典籍进行校订的。
总的说来,《诠评》以正误、补脱、辑佚见长,在这一方面收获最多,也最值得关注。
丁晏在《自序》中主要就陈说了这几个方面的工作。
实际上,除了序中所提各项外,丁晏考证《洛神赋》为寄心君王之作,跟“感甄”一事无关等,也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曹植作品佚失、残损严重,《诠评》将搜集到的有题名的佚文或补充到正文之中,或附录于各篇之后。
所有这些,都为有志深入研究曹植作品的学人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刘寿曾《跋》评析《诠评》考辨异同、存逸、正误、补脱的义例和价值,说:
“先生初校是集,系据休阳程氏本,嗣得娄东张氏本参校。
凡集中诗占文辞,程、张两收者,题下皆不注;程无而张有者,则注程缺;张无而程有者,则注张缺。
新增诗文为程、张所失收者,另编为逸文,附全集后、,其正误之例,凡程、张字句与群书异而义得通者,皆仍而不革,但注群书异文;其显然讹舛者,乃校改之,并注所据书名于字句下,、其补脱之例,凡程、张所脱字句见于群书征引者,必涉及上下文,乃据以补人,注曰依某书补;其单辞断句,虽审知其脱佚之处,以无证验,概不补人,另于本篇后亚一格录之,注曰某书引某篇,以示区别。
又以程、张误脱字句,既据群书补正,其误脱必当标明。
故凡程、张均误者,则注程、张作某;程、张均脱者,则注以上若干字若干句程、张脱。
或程误而张与群书同者,但注程作某;或程无此篇及张与程违而不审出何书者,但注张作某。
补脱亦然。
其义例可谓矜慎详密矣。
……其据程、张两本,意若深有歉者,然所据校多唐宋以前之书,正误补脱,实远出程、张两本上。
其致力之勤,视校宋刻之难,尤倍蓰也。
” 丁晏《诠评》在编排体例上比程本、张本明显要精严。
不必讳言,《诠评》有当注不注甚至考释错误的地方。
第三节《曹集诠评》之评论 《诠评》一书虽然不是篇篇都有评论,但可以参考的东西依然不少。
比如卷一评《九愁赋》云:
“《离骚》之遗,风人之旨。
托体楚骚,而同姓见疏,其志同,其怨亦同也。
文辞凄咽深婉,何减灵均(按指屈原)!
”卷二评《感婚赋》、《出妇赋》云:
“《感婚》、《出妇》二赋,借男女之辞,托君臣之谊,一则云欢媾不成,一则云无愆见弃,可以悲其志矣。
”卷三评《鹦鹉赋》云:
46/比戚之词,较之正平弥觉使惋(按正平指祢衡,衡亦有《鹦鹉赋》之作)。
”同卷评《离缴雁赋》云:
“纯是自喻,故言之悲惋乃尔。
”卷四评《杂诗》其二(“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云:
“结语换韵,如变徵声。
”卷五评乐府《妾薄命》二首云:
“二诗皆六言精丽。
”评乐府《白马篇》云:
“为国捐躯是自命语。
”评乐府《怨歌行》云:
“词旨切直。
陈思而外,惟老杜有此忠悃。
此为诗之正宗,非余子可及。
”评乐府《吁嗟篇》云:
“痛心之言。
伤同根而见灭也。
”评乐府《飞龙篇》云:
“此讽求仙之作。
末语不说破,最妙,当于言外得之。
”评乐府《圣皇篇》云:
“忠诚之诗,一字一泪。
”这些评论言语不多,却很能触及作品的本质。
丁晏所作的评论不仅涉及作品的情感内涵,而且也涉及作品的语言形式。
《诠评》卷五评析乐府《当事君行》云:
“一句六言,一句五言,合韵,别是一格。
”评乐府《当车以驾行》则说:
“上四句四言,下四句五言,又一变格。
”可见他对作品的形式相当关注。
丁晏对曹植的诗歌有非常高的评价。
《诠评》附录由丁晏所作的《陈思王诗钞原序》说:
“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
其接武子建,杰然为诗家大宗,若陶之真挚,李之壤逸,杜之忠悃,而其原皆出子建。
陶、李、杜三家诗,后世盛行,而子建传之者少,非数典而忘其祖乎?
”丁晏认为,曹植诗源自《风》、《雅》,所以可观。
《诠评》卷四开篇就说:
“钟嵘《诗品》渭陈思于其诗源出于《国风》,千古卓识。
要之诗人正宗,如唐之李、杜大家,皆自三百篇得来。
此外模山范水,弄月嘲风,皆自《桧》以下,不足观也。
”卷四评《赠王粲》,说:
“忧思深远,其《小弁》之怨乎。
《风》、《雅》而后,此其嗣音矣。
”评《赠白马王彪》,则说:
“恋主爱亲,缠绵真挚。
李善、吕元济谓愤而成诗,是也。
愈悲惋,亦愈深厚,‘《小雅》怨悱而不乱’,子建其近之矣。
七章实则一章,长歌当哭,其声动心。
”丁晏对曹植的乐府诗也有非常高的评价。
他在卷五开篇说:
“陈王乐府,如和壁随珠,希世之宝,异采陆离,令读者爱玩不忍释手。
昭明选《箜篌》、《美女》、《白马》、《名都》四篇,未尽其长。
”又说:
“华缛中有忠爱至性,所以可贵。
建安风骨高骞,非后来浮靡所及。
” 丁晏评论曹植诗文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把评文跟评人结合为一体。
《诠评》卷四评《送应氏》,说:
“孙月峰谓诗伤汉室,此言得之。
时董卓迁献帝于西京,洛阳焚烧,故言之沈痛若此,《黍离》、《麦秀》之感,恻然伤怀。
其后为汉帝发丧悲哭,其志可哀+其人深可敬矣。
”评《杂诗》“高台多悲风,朝阳照北林”云:
“忠君爱国,恻恻动人。
读此方知诗教之重。
”评《赠丁翼》“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云:
“贫贱之交不可忘,出之王公贵人,尤为难得。
爱士悯农,自从肺腑流出,有贤如此,可敬可佩。
丁敬礼(按即丁翼)谓临茁侯仁孝之性发于自然,信不虚也。
”评仰曾丁翼王粲》“皇佐扬天惠,四海无交兵”一语,云:
“皇佐二字指太祖,一佐字恪守臣节,大义凛然。
……《七启》称太祖为圣宰,亦与皇佐意同。
”这些例子,都明显可以见出丁晏评文与评人的密切关系。
毫无疑问,丁晏最注重发扬的是曹植的忠孝大节。
他在卷四开篇部分说:
“陈思忠孝之性,溢于楮墨,为古今诗人之冠。
钟记室(按即钟嵘)以周、孔譬之,可云知言。
”他的《东阿怀古》诗则说:
“不忠之父子不孝,天以逆子彰父报。
不忠之父子若忠,天以贤子显父凶。
新莽有女不附篡,孟德有子不忘汉。
天遣血嗣全孤忠,自发奸邪一家判。
异时典午受魏禅,宗室纯臣泪如霰。
人心忠义果不死,万古纲常存一线。
……邺宫草没铜台荒,千秋遗恨东阿王。
”由此诗可以看出丁晏评析曹植诗文的主旨。
所以《诠评》吴棠序说:
“诗自汉魏以来,卓然大家,卜追《骚》、《雅》,为古今诗人之冠,陈思王其首出也。
隋、唐《志》集皆著录,久佚不传。
其传者皆掇拾丛残,廑存其略。
明张溥《集》本讹脱颇夥。
自来未有注家,亦无善本。
山阳丁俭卿先生年逾七旬,耄而好学,撰《诠评》十卷,于是思王集始可读矣。
……后之读思工集者,得此为先路之导,如出隘巷而适康庄,胜于旧刻多多矣。
片之称陈思王者,大抵目为才人。
陈寿称其文才富艳,鱼豢称其华采思若有神。
惟先生此书发明忠孝大节,独具精鉴,度越前贤,匪独曹集之功臣,抑亦思王之知己也。
”丁晏关注曹植诗文、人品中的忠孝大古,或者失于陈腐,但并没有违背知人论世的宗旨,对把握曹植和他的作品有一定的助益。
考释、评析占籍的著作常常失于浩繁枝蔓,丁晏《诠评》则简严、精切,是研读曹植著作的重要参考书。
惜乎此书于民国二十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似乎还没有符合当代普通读者阅读习惯的整理本,对初学者颇有不便。
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赵幼文先生的《曹植集校注》,此书以金陵书局本《曹集诠评》作底本。
鉴于丁氏未见宋本,赵幼文先生即以瞿氏藏宋本汇聚各本,参伍勘正,又取宋、明刊刻的类书覆校,再取严可均《全三国文》、丁福保《全三国诗》覆对;若发现错误,也不径改原文,只附校语于下;若宋刊已经讹误,类书未录,而且前人校订未及,则依清儒校勘通例以发疑正误。
赵先生还把曹植大部分作品归拢到建安、黄初、太和三个时期。
所有这些,都可补《曹集诠评》之不足。
第十四章陶澍《靖节先生集注》第一节陶渊明及其诗歌创作
东晋至南朝宋年间的著名诗人陶渊明(365?
-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白号五柳先生。
他死后,朋友们给他一个谥号“靖节先生”,由于他曾经任过彭泽县令,所以后人又叫他“陶彭泽”。
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的曾祖父陶侃曾经任晋朝的大司马,但是祖父和父亲的官职已经越来越低,所以他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
陶渊明年轻的时候有远大的政治抱负,29岁那年曾经做过江州祭酒,但是没有多久就辞职了。
后来他又担任过几任幕府里的幕僚,最后改任彭泽县令,又只在任八十多天就辞官归隐了。
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一直隐居在乡里,耕田自足,直到老死。
他既有儒家心怀天下的精神,重视坚守自身道德节操,又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然天真。
虽然他的生活非常贫苦,甚至有的时候不得不依靠乞讨来过日子,但是他却依然安贫乐道,并不后悔,正如他在《归园田居》中所表达的那样: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之士。
他的这种精神,给了后世许多贫穷的、处于逆境中的知识分子以很大的精神力量。
陶渊明热爱田园生活,在他的诗歌中,以田园诗最为重要。
他是中国田园诗的开创者。
除诗歌外,陶渊明的散文和辞赋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五柳先生传》是一篇简短的自传,《归去来辞》写他离开仕途,归隐田园,回归自然的喜悦心情,表达了他对自由的向往。
《桃花源记》则描写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靠劳动而自给自足的真淳、宁静的理想社会。
这二篇作品对后世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在重视华美辞采的南北朝时代,陶渊明的诗风被目为“质直”,并不被人们特别看重。
钟嵘《诗品》仅仅将他列为中品,而将写山水诗的谢灵运列入上品。
萧统编的《文选》对他的诗文收录也不多。
直到唐代,开始摒弃六朝浮华文风,推崇自然朴素之美,陶渊明的地位才大大提高。
从那以来,陶渊明一直是历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对他的文学创作及志行品节的学习与研究,也一直延续了下来。
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传并不甚广。
在他死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把他的作品作了收集和整理,编成《陶渊明集》。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
“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臼。
”其后有北齐阳休之十卷本。
这个本子后来经过许多变化,逐渐与原貌有了不同。
从北宋开始,《陶渊明集》有了刻本。
比较重要的,是宋仁宗年间宋庠十卷本和宋英宗治平年间僧思悦的十卷本。
这两个本子今天都看不见了。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几种南宋的本子,它们互相之间又都有些不同。
《陶渊明集》的注本也有不少。
比较早的有南宋汤汉《陶靖节诗注》四卷。
这个本子主要只注诗,文则只有附在后面的《桃花源记》和《归去来辞》。
汤汉字伯纪,饶州安仁人。
他的这个注本非常简略,不注重字义训诂,只注重阐发陶渊明在诗歌中寄托的对晋宋之际时世变化的感怀。
由于汤汉过于强调陶诗的这种寄托,把这一点到处套用,所以也就难免穿凿附会。
汤汉的注本,其南宋原刻本今天还有,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这个本子在清代还多次被重刻。
元代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
关于这本书的作者,还有许多疑问。
有很多学者认为,李公焕并不是作者,而只是把宋人的笺注辑录到一起了而已。
这个本子最大的特点,就是集录了宋代各家的评论,而很少有自己的见解,也很少有对字词的解释。
书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如苏轼、黄庭坚、李格非、朱熹、杨万里、韩子苍等人对陶渊明作品的许多评语,都靠它保存了下来。
这本书在后世版本很多,最好的是《四部丛刊》影印本。
在李公焕本问世后,又出现了几十种注本,其中保存到今的有十几种,如明代何孟春《陶渊明集注》十卷、黄文焕《陶诗析义》四卷、清代邱嘉穗《东LLJ草堂陶集笺注》五卷、张子烈《评注陶渊明诗集》六卷、蒋薰《评阅陶渊明集》四卷、吴瞻泰《陶诗汇注》四卷、马璞《陶诗本义》四卷、温汝能《陶诗汇评》四卷等。
这些注本虽然也都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整体水平还是不太高。
真正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的,是陶澍的《靖节先生集注》。
第二节陶澍《靖节先生集注》的特色 清代陶澍集注的《靖节先生集》十卷,现在人们一般称之为《靖节先生集注》。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官至两江总督,是嘉、道年间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
《靖节先生集注》用李公焕本为底本,另外搜集了许多资料作为附录。
比如卷首除了目录和例言外,还附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诸本叙录、象磺、陶渊明墓山图、颜延之诔、《宋书·陶渊明传》、萧统《陶渊明传》、《南史·陶潜传》、《莲社高贤传》及其他各种关于陶渊明的逸事的资料二十三则。
卷末还有李公焕、何孟春、毛晋、吴瞻泰及其他数家的评陶汇集;又把吴仁杰、王质两家的陶渊明年谱,逐年排比,然后加上自己的按语进行考辨,为“年谱考异”。
另外,陶澍在正集的十卷内各篇诗文之后,还附录了前人对该篇作品的评价和考证。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在他生前并没有刊行。
在他死后的次年,即道光二十年(1840),他的女婿周诒朴在南京将之刊行。
后来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都影印了这个版本。
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了戚焕埙校勘的排印本,线装两册,但是这个本子今天已经很难找了。
从上面对体例的介绍中,我们就可以知道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在资料的收集上是很下功夫的。
除了上面说到的各种附录外,他在具体每一篇作品的注中,也是先列各家成说,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按语,裁夺是非,有的时候也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
这也正符合“集注”的体例。
就整体风格来说,这部书要言不烦,简练精致。
虽然篇幅并不大,但是内容却很丰富扎实。
陶澍自己在《例言》中说:
诗无达诂,古今善说诗者,无过孟子,《小弁》、《凯风》、《北风》、《云汉》,不过片言,砉然以解。
宋元以来,诗话兴而诗道晦,连篇累幅,强聒不休,其实旨趣无关,徒废纸墨而已。
陶澍所欣赏的解诗方法,是像孟子那样言简意赅的方法。
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他的集注,往往在不长的篇幅中表现出了深厚的学养和独到的见识。
如《归园田居》之一的头几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邱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陶澍的集注如下:
何注:
刘履曰:
“三”当作“瑜”,或在“十”字下。
按《靖节年谱》,太元十八年起为州祭酒,时年二十九,正合《饮酒诗》“投未去学仕,是时向立年”之句。
以此推之,至彭泽退归才十三年。
此云“三十年”,误矣。
澍按:
吴仁杰以此诗为义熙二年彭泽归后所作,自初仕为州祭酒至去彭泽而归才岁星一周,不应云“三十年”,当作“一去十三年”,刘说所本也。
又按“三”当作“已”,不作“瑜”。
“三豕渡河”,“已”之误“三”,旧矣。
何孟春的注本中引用了刘履的话,认为“一去三十年”应该是“一去腧十年”,或者“一去十三年”。
陶澍在按语中指出了两点:
第一,刘履的观点来自吴仁杰,并非其首创。
第二,陶澍自己并不同意吴仁杰、刘履的意见。
他认为“三当作已”,诗句应该是“一去已十年”。
他还举了古书中著名的讹误例子——“己亥渡河”讹为“三豕渡河”,指出既然“己”讹为“三”,古已有之,那么“已”、“己”形近,“已”讹为“三”也就是完全可能的了。
对于争论已久的“一去三十年”的公案,陶澍结合对诗意的理解,运用校勘学的知识,给出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
陶澍的《集注》,兼顾评、注两方面,而且在这两方面都做得比较好。
上面一个例子是关于“注”的,现在来看一个“评”的例子。
在《咏三良》一诗后,陶澍发表了自己的评论:
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
曹子建《咏三良》曰:
“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
”此慨魏文之凉薄,而欲效秦公子上书愿葬骊山之足者也。
渊明云:
“厚恩固难忘,投义忘攸希。
”此悼张讳之不忍进毒而自饮先死也。
况《二疏》明进退之节,《荆轲》寓报雠之志,皆是咏怀,无关论古。
而诸家纷纷论三良之当死不当死,去诗意何啻千里!
陶澍在这段话中,表明了自己对《咏三良》一诗主旨的意见,认为它是有寄托的,是陶渊明借写三良来悼念忠义之士张伟的。
这一点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或许还可以讨论,但是陶澍的意见,起码是足以备为一说的。
除此之外,陶澍更总结了一条规律:
“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
”这是一个很通脱的观点,比许多泥古不化的评论家要高明许多。
综上所述,陶澍《靖节先生集注》的优点很多。
当然,它也有一些失误之处,如有的注解不准确,《年谱考异》也还有疏漏的地方。
但是,在清代以前的所有注本中,它是最出色的一本。
要读陶渊明集的古注,我们首先推荐这一部。
第十五章倪璠《庾子山集注》第一节庾信的文学创作 庾信(52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
他本来是南朝梁的臣子。
他的父亲庾肩吾是梁朝著名诗人,“辞采甚美”(《南史》本传)。
庾信少年成名,与当时的另一位诗人徐陵齐名。
他们都很受梁朝皇室的器重,文风也很相似,都是绮丽艳美。
554年,庾信奉命出使西魏。
不料不久西魏军队就攻陷江陵,杀死了梁元帝,梁朝灭亡。
庾信也就被迫留在北方。
他又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所以后人又叫他“庾开府”。
庾信的由南人北,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虽然北朝统治者非常爱惜他的才华,给他高官厚禄,但是他的内心却发生了极大变化。
他眼见梁朝灭亡,百姓罹难,自己又屈身出仕北朝,心中非常悲苦和屈辱。
这导致了他的文风的大改变。
他作品的风格,由前期的绮艳流丽变为劲健苍凉;其主要内容也由前期的奉和应制、吟花弄月、美人艳情;转而变为身世之感、亡国之痛、乡关之思。
比较著名的作品有《哀江南赋》、《拟咏怀》二十七首等。
他的文学创作,融合了南方齐梁文学辞采、声律、对偶等方面的优长和北方文学浑厚刚劲的风格,并有自己的创新。
唐代大诗人杜甫非常推崇庾信的艺术成就。
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赞道: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又在《咏怀古迹》中写道: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
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
”“至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则非陵之所能及矣。
”沈德潜在《古诗源》例言中也说:
“北朝词人,时流清响。
庾子山才华富有,悲感之篇,常见风骨,所长不专在造句也。
徐、庾并名,恐孝穆华词瞠乎其后。
”可见庾信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过与他齐名的徐陵,这是为后人所公认的。
庾信高超的艺术成就使他成为南北朝文学的殿军和总结者,并为唐代诗风的新变起到了开启的作用。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卷三说:
“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
”清代刘熙载《艺概·诗概》:
“庾子山《燕歌行》开初唐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
”总之,庾信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节从宇文迪到倪璠
现在我们来看看庾信文集的编集情况。
北周滕王宇文迪于北周大象元年(579)曾经编定过一部二十卷的《庾信集》,当时庾信六十七岁。
宇文迪在为该集作的序中说到,庾信在梁朝的时候曾经有过两个集子,但是都毁于战火,所以宇文迪编的二十卷文集,收录的都是庾信在北朝魏、周的作品。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本子,是明代人重辑的,已经更加不完整了。
明代人辑录庾信诗,多是从《文苑英华》、《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中抄来,而且有一些舛误之处。
其中有几种只是诗集,不包括文。
因而以下两种诗文合集就很可宝贵了,它们就是万历年间屠隆评点的《徐庾合集》本《庾子山集》十六卷,和天启元年(1621)张燮《七十二家集》本十六卷。
这两个本子内容大体相同,只有细微差异。
直到今天,我们所用的本子还是明代人辑录的十六卷本。
清代有两个人为庾集作注。
康熙年间,吴江人吴兆宜作《庾开府全集笺注》十卷。
但是这个本子比较简略,很多重要的地方都没有出注,另外错漏之处也不少。
比较好的注本是倪璠的《庾子山集注》。
这个本子出来后,吴兆宜的注本就渐渐不流行了。
倪璠字鲁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
他的《庾子山集注》用屠隆本为底本,其篇目大致与屠隆本相同。
其中的区别是,屠隆本有一首《从军行》,归人乐府类,而倪瑶注本作《同卢记室参军》,归人诗类;各卷之间的分合也有一些不同,如屠隆本的赋十五篇为一卷,而倪本则分为两卷。
倪璠的《庾子山集注》初刊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钱塘崇岫堂刻本。
后来又有道光十九年(1839)同文堂刻本和光绪二十年(1894)的儒雅堂刻本。
后来的《四部备要》就是用崇岫堂刻本加以校勘而排印的。
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许逸民校点的《庾子山集注》,也是以康熙二十六年崇岫堂的原刊本为底本,参校诸本而成。
书前有简明扼要的“校点说明”,其中指出了对原本最大的变动是: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原书十六卷后面的《总释》部分,今分别附于各篇之末,保留《总释》的序跋,以存旧本原貌。
”在书的末尾,还附有校点者许逸民新辑的逸文十几条。
这是《庾子山集注》迄今校对最精审的版本,也是现在最容易找到的本子,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第三节《庾子山集注》的成就 倪璠于《庾子山集注》一书,用力颇勤。
他在这部书中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只为庾集作注,而是同时还通过《注释庾集题辞》和《庾子山年谱》、《庾氏世系图》等部分,一起构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庾信研究体系。
倪璠在《注释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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