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韵文史上篇.docx

中国韵文史上篇.docx

《中国韵文史上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韵文史上篇.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国韵文史上篇

中国韵文史（上篇）

中国韵文史（上篇）龙榆生第一章　四言诗之发展与《三百篇》之结集诗歌伴音乐舞蹈而俱生，为人类发抒情感之利器；世界各民族，其文学发展之程序，盖未有早于诗歌者。

《乐记》云：

“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

”《汉书·艺文志》所谓“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是也。

《诗大序》更畅论其发达之原因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盖自人类语言开始以来，即有诗歌产生之可能性。

沈约所谓“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或无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

”（《宋书·谢灵运传论》）一、诗《三百篇》起源在昔文字之制作，未臻于完善，民间有所讴咏，亦仅口耳相传。

《三百篇》以前，所有作品，多出后人伪托，无可征信，且付“阕如”。

周代尚文，始立采诗之官。

《汉书·食货志》云：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1]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这种制度，虽起自何王，终于何代无可稽考；而《三百篇》中所包涵之三颂、二雅、十五国风，即以近人之考证言之，《周颂》为周代初年作品，《商颂》为宋诗，《鲁颂》为鲁诗，二雅、十五国风，大抵皆作于周代；然论时代则至少亦五六百年，论地域则有雍、冀、豫、青、兖诸州之国，不有专司其事者为之搜集整理，孰全著之竹帛，被诸管弦？

且孔子既有“诗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史记·孔子世家》）之事，则《三百篇》之结集，殆出于周代之“大师”无疑。

二、四言句式，风、雅、颂之别《三百篇》虽间有杂言，如三言之“振振鹭，鹭于飞”，五言之“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六言之“我姑酌彼金罍”，七言之“交交黄鸟止于桑”，九言之“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挚虞《文章流别论》）。

三五言调之“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二四言调之“鱼丽于罾，鲿鲨”，六七言调之“遭我乎峱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药园闲话》）之类，然率以四言为主。

其形式之由散趋整，亦足见其曾经润色，匪尽里巷歌谣之真面。

所谓“风”“雅”“颂”之区别，据《诗大序》：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朱熹《诗经集注序》则云：

“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

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

”近人则以“风”属之民众文学，“雅”属之朝廷文学，“颂”属之庙堂文学（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

而“风”有十五国：

其周、召二南及王、豳同出于周，邶、鄘并于卫，合之桧、魏、陈、齐、卫、唐、曹、郑、秦，又各因其地势风俗之不同，而异其风格。

约而言之，秦地于《禹贡》时跨雍粱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多言农桑衣食，车马田狩之事。

唐魏居河东，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其诗皆思奢俭之由，念死生之虑。

郑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

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

齐居海滨，其诗舒缓（说详《汉书·地理志》）。

以人民生活状况，反映于诗歌，其作风上之差别乃如此；而诸国风除助词顺各方之语气，稍有变化外，其语言文字，仍归一致；则风诗之曾经润色，殆无可疑。

风诗既出于里巷歌谣，其作者多不可考。

惟毛传以《豳风》中之《七月》、《鸱鸮》、《东山》三篇为周公旦作，其描写技术，实较其他国风为精进。

吾人苟承认雅颂为多出于士大夫之手，所有长篇巨制，与里巷歌谣，形式上截然殊致，则以《七月》等篇为出周公手，庶几近之。

《七月》描写农家生活，于严肃态度中，间出以诙谐。

如：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

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于杂叙家常琐屑之内，着此富于情调之笔，于《东山》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得谓为偶然。

兹举《东山》全篇如下，以见风诗之一斑：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

我来自东，零雨其濛。

我东曰归，我心西悲。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

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

我来自东，零雨其濛。

果羸之实，亦施于宇。

伊威在室，蟏蛸在户。

町畽鹿场，熠耀宵行。

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

我来自东，零雨其濛。

鹳鸣于垤，妇叹于室。

洒扫穹窒，我征聿至。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

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

我来自东，零雨其濛。

仓庚于飞，熠耀其羽。

之子于归，皇驳其马。

亲结其缡，九十其仪。

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阮元谓：

“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

若元以后戏曲，歌者舞者于乐器全动作也。

风雅则但若南宋人之歌词弹词而已，不必鼓舞以应铿锵之节。

”（《揅经室集·释颂》）颂多用于郊庙祭祀，作者宜为贵族，而技术往往劣于风雅。

又如《周颂》中之《清庙》一章八句，《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时迈》一章十五句，皆全篇无韵（详见顾炎武《诗本音》）。

或谓风雅之用韵者，其声促；颂不用韵，其声缓（《韵文通论》引王国维说）。

然在文学上之价值，颂固不逮风雅远甚，以诗歌原以抒情为主也。

大小雅有祝颂赞美之辞，有祭祀燕饮之诗，而其中最可注意者，厥为史诗之发展。

如大雅《生民》之美后稷，《公刘》之美公刘，《绵》之美大王，《皇矣》之美文王，《大明》之美武王，于姬周之先世史迹，描写恒有动人之处。

又如大雅《江汉》叙宣王命召虎征淮夷之事，《常武》叙宣王命皇父征淮徐之事，小雅《出车》叙厉王时南仲伐玁狁之事，《采芑》叙宣王时方叔伐荆蛮之事，《六月》叙宣王命尹吉甫征玁狁之事（参看陆侃如《诗史》上），并能将东迁以前之王室大事，加以铺张之叙述。

虽不足以跻于世界著名史诗之林，而周代文学与武功之发展情形，于此足觇之矣。

《三百篇》为周代诗歌之总汇，亦即中国纯文学之总泉源。

后来之抒情诗与叙事诗，咸由风雅导其先路。

其在当世，《三百篇》并为入乐之章，益以孔子之提倡，谓：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论语》）经数百年之酝酿，而诗歌有此大结集，不可谓非中国文学史上之无上光荣已！

第二章　《楚辞》之兴起一、楚之诗歌渊源《诗经》十五国风，独不及楚，楚声之不同于中夏，其故可思。

中国文学之南北分流，由来久矣！

楚俗信巫而尚鬼（王逸说），又地险流急，人民生性狭隘（郦道元《水经注》）。

故其发为文学，多闳伟窈眇之思，调促而语长，又富于想象力。

加以山川奇丽，文藻益彰，视北方之朴质无华，不可“同年而语”。

稽之古籍，有楚康王时之楚译《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说苑·善说篇》）译者之技术高明，令人想见楚人诗歌格调。

语助用“兮”字，此在《三百篇》内，已多有之；特楚人于两句中夹一“兮”字，句调较长，为异于风诗作品耳。

又如徐人歌诵延陵季子之辞：

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新序·节上篇》）句法亦略同于《越人歌》。

此楚文学形式上异于中原文学之一点也。

《论语·微子篇》载：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

凤兮！

凤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已而！

已而！

今之从政者殆而！

《史记》引第三四句，作“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

”《庄子》引前四句则作“凤兮！

凤兮！

何如德之衰也？

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二书所载不同，而较《论语》句末各增“也”字，便有往复丁宁之意。

证之《离骚》多有此种句法，则《论语》所纪录，已稍失楚歌之语调。

同时有《孺子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孟子·离娄篇》）则又句调近于《徐人歌》，而与后来之《九歌》同一轴杼者也。

二、《九歌》《楚辞》至《九歌》出现，始正式建立一种新兴文学。

汉王逸云：

“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言鬼而好祠。

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祠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

”（《楚辞章句》）以《九歌》为“屈原之所作”，后人已多疑之。

宋朱熹谓：

“荆蛮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不能无亵慢荒淫之杂。

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

”（《楚辞集注》）此虽臆说，而以《九歌》曾经屈原修改润饰，殆无可疑。

《九歌》本为民间祠神之曲，而其形式除每句皆夹“兮”字，以楚国歌辞之普遍句法外，绝少其他方言俗语，而杂其间；而且文采斐然，未见“其词鄙陋”；非富有文学修养之人加以润色，不能及此。

屈原受《九歌》影响，以作《离骚》；《九歌》经原修改，而益增其声价；两者有连带关系，亦不必多所怀疑也。

近人王国维称：

“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

”（《宋元戏曲史》）证之王逸所谓：

“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知当时楚、越之巫，必兼歌舞，而自有一种祠神歌曲，别成腔调。

所作《九歌》之作，或原依其腔调而为之制词，或本有歌词而原为之藻饰，现已无从断定。

而在音节上，与风格上，显带沅湘民间歌曲之浓厚色彩，则可断言也。

《九歌》为沅湘间祠神之曲，有《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篇。

古人以“九”为数之极，其后宋玉亦作《九辩》，非必其数为九篇也。

《九歌》用之“乐神”，而多为男女慕悦之词，此自民歌之本色。

论其描写技术，或清丽缠绵，或幽窈奇幻。

例如《湘君》：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

美要眇兮宜修。

令沅湘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少司命》：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

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荷衣兮蕙带，倏而来兮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

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至兮水扬波。

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

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薛荔兮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较之十五国风，无论技术上、风调上，皆有显著之进步。

南人情绪复杂，又善怀多感，而出以促节繁音，为诗歌中别开生面，宜其影响后来者至深也。

《国殇》一篇，慷慨雄强，表现三湘民族之猛挚热烈性格：

与其他诸作，又不同风；于此不能不叹楚才之可宝矣！

移录如下：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第三章　伟大诗人之出现中国古无文学专家，有之，自楚人屈原始。

一、屈原与《离骚》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为楚怀王左徒。

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初为王所信任。

既以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

原因谗被疏，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详《史记·屈原列传》。

）是时秦昭王使张仪谲诈怀王，令绝齐交；又使诱楚，请与俱会武关；遂胁与俱归，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

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

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沉而死（王逸《离骚章句》）。

原被放时之往来踪迹，略见于《哀郢》、《涉江》、《怀沙》诸篇。

东行发郢都，遵江夏，过夏首，南上洞庭，顺江东下，东至夏浦，又东至于陵阳。

南行由鄂渚至洞庭，自洞庭西南溯沅江，复自枉渚溯沅至辰阳，入溆浦（参看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

在此迁流转徙，不忘欲返之时，怨悱幽忧，不得已而从事于文学之创作，以表现其热烈纯洁之情感，而成其为伟大作家。

司马迁云：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

”（《史记·自序》）所谓“意有所郁结”，不得不思所以发泄之；而屈原特从文学方面发展，遂为百世词人开此光荣之局耳。

《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而传说纷纷，篇目难定。

要以《离骚》一篇，为原之最伟大作品。

梁刘勰云：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

”（《文心雕龙》）司马迁称：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

若《离骚》者，可谓兼之。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病，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列传》）《离骚》为原全部人格之表现，宜其为万代词人之宗矣。

在屈原未起之前，楚国已祠神之曲；原受其影响，于音节、格调方面，不能无所规摹；已详前章，兹不更赘。

近人梁启超称：

“屈原性格诚为积极的，而与中国人好中庸之国民性最相反也，而其所以能成为千古独步之大文学家，亦即以此。

彼以一身同时含有矛盾两极之思想；彼对于现社会极端的恋爱，又极端的厌恶。

彼有冰冷的头脑，能剖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感情，终日自煎自焚。

彼绝不肯同化于恶社会，其力又不能化社会，故终其身与恶社会斗，最后力竭而自杀。

彼两种矛盾惟日日交战于胸中，结果所产烦闷至于为自身所不能担荷而自杀。

彼之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

非有此奇物之个性，不能产此文学，亦惟妙惟肖最后一死，能使其人格与文学永不死也。

”（《楚辞解题》）由梁氏之言以读《离骚》，知屈原以伟大之人格，乃能发为伟大之文学；而伟大之文学，必为高尚热烈情感之表现，可无疑已！

二、《离骚》《离骚》长至二千四百九十字，开中国诗歌未有之局。

其“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盖纯以积极精神，图谋国家之福利，又不肯同流合污，以自取容。

篇中最足表现其热情，有如下列一段：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惮殃兮？

恐皇舆之败绩。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曰黄错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

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

揽木根以结茞兮，贯薛荔之落蕊。

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茞。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原亦自知其不能容于浊世；而自顾此身之皎洁，犹思有以感化人群，瞻顾徘徊，不能自己。

既悲茕独，乃擬“就重华（舜也）而陈词”，又幻想“溘埃风而上征”，借以脱离现实。

终之以“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入世既有所不能，出世又有所不忍；乃不得不出于最后之决绝：

已矣哉！

国无人，莫我知兮！

又何怀科故都？

即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原不忍习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渔父》），于决绝之词犹复不忘“美政”。

其献身社会，至不惜以体魄殉之，此志真可“与日月争光”，精神不死矣。

《离骚》虽不必能被管弦，与《诗经》同为入乐之作，而其格局本出于祠神之曲，与“不歌而诵”之赋体殊科。

后来入乐之诗，与一切歌词，莫不受其影响；宋沈约所谓：

“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宋书·谢灵运传论》）者是也。

三、宋玉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史记》）司马迁以“辞”与“赋”对举，是辞赋固自有别也。

玉作《九辩》，尚为《骚》体之遗，而加以变化者；所以后来又有“屈宋”之称也。

录首章如下：

悲哉！

秋之为气也！

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

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

怆恍懭俍兮，去故而就新。

坎廩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

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

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

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

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第四章　乐府诗之发展一、汉乐府诗之起源周秦以后，直接《三百篇》之系统者，为乐府诗。

盖自周衰雅颂寝声，歌咏不作；直至汉兴，高祖自为《大风》之歌，唐山夫人又造《房中祠乐》，而后诗歌乃有复兴之势。

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

乐府既有专司，而乐府诗之名，因之以起，据郑樵著录，乐府诗之出自汉代制作者，有汉《短萧铙歌》、汉《鞞舞歌》、《胡角曲》、《相和歌》、《相弦歌吟叹曲》、《相和歌四弦曲》、《相和歌平调曲》、《相和歌清调曲》、《相和歌瑟调曲》、《相和歌楚调曲》、汉武帝《郊祀之歌》、班固《东都五诗》、汉《三侯之章》、汉《房中祠乐》等十四类（详见《通志·乐略》）；而作者时代之先后，不易证明。

惟唐山夫人之《房中祠乐》，产生最早。

《郊祀歌》大抵出于邹阳、司马相如诸人之手（用梁启超、陆侃如说），与《房中乐》并多用四言，而时有三字句及长短句，兼摹骚体（如《郊祀歌》中之《天门》一章是），是盖合诗骚而别开面目者，《礼乐志》所谓：

“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

”《相和歌》中之可确定为西汉作品者，惟《薤露》、《蒿里》二曲。

《古今注》云：

《薤露》、《蒿里》，并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

横自杀，门人作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

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

至汉武帝时，李延年分为二曲，使挽柩者歌之。

此采民间歌曲以入乐府之可考者也。

他如《宋书·乐志》所称：

“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八九子》、《白头吟》之属”，果出于东汉抑西汉？

竟不可知。

其民间歌曲之怆恻动人者，则有《相和歌》中之《箜篌引》：

公无渡河！

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当奈公何！

《清商瑟调曲》中之《孤子生行》：

……怆怆履霜，中多蒺藜。

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

泪下渫渫，清滋累累。

并极凄惨沉痛，沈德潜所称：

“泪痕血点结缀而成”（《古诗源》）。

至《大曲》中之《艳歌罗敷行》：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则又风光旖旎，细腻动人。

乐府诗之出于贵族或民间者，固自殊其风趣也。

三、外国音乐对汉乐府鼓吹曲之影响汉乐府中之鼓吹曲，大抵由于外国乐之影响。

郭茂倩引刘谳定《军礼》云：

“《鼓吹》，未知其始也。

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

鸣笳以和萧声，非八音也。

”（《乐府诗集》）今所传有《短箫饶歌》十八曲，并为长短句，而或以为“声辞艳相杂，不复可分”。

其间有抒情之《风》诗亦有近于《雅》《颂》者。

其情诗之最佳者，如《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雄强横绝之态度，乃不似中夏民族口吻。

其《战城南》：

为我谓乌：

“且为客豪。

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则非战歌之最沉痛者也。

四、东汉乐府作者东汉作者，据郭茂倩所录《杂曲》，有马瑗之《武溪深行》、傅毅之《冉冉孤生竹行》、张衡之《同声歌》、辛延年之《羽林郎》、宋子侯之《董娇饶》、繁钦之《定情诗》，而无名氏之作，亦复不少。

张衡、傅毅，并用五言；以五言入乐章，则知五言诗之起源，盖至迟亦当萌芽于西汉矣。

五、魏曹父子所制乐府魏代曹氏父子，所制乐府特多。

就《昭明文选》所录，武帝有《短歌行》、《苦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