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克从红色教授到冷战斗士.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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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从红色教授到冷战斗士

胡克：

从红色教授到冷战斗士

从美国校园中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教授，转变为美国知识界最有影响的反左斗士和冷战期间美国保守思想界的中坚，胡克的思想历程对我们认识20世纪西方学术界和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斗争的关系很有价值。

1933年岁暮，当美国仍然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挣扎求生时，在纽约大学哲学系，有一个名叫悉尼·胡克（SidneyHook）的年青助理教授写了一份政治报告，内容是建立一个新的美国共产党。

胡克说：

现在的美国共产党“既没有想方设法把群众引向革命，也没有为劳动大众谋取眼前的利益”，因此“给共产主义这个词带来了耻辱。

”不久这个新的美国共产党问世了，取名为美国工人党。

美国工人党成立后不久，胡克成了人们眼中的“红色教授”，也是美国右翼和保守势力的眼中钉。

尤其是当时在美国新闻业中首屈一指的大亨赫斯特和他掌控的报业集团，他们甚至发起了一场诋毁胡克的运动，要求纽约大学把红色教授胡克和他的同党从校园里驱逐出去。

然而20年后，1953年，时为纽约大学哲学系主任的胡克出版了一本向美国大学中左派力量宣战的书，书名叫做《做异端可以，搞阴谋不行》（Heresy,Yes--Conspiracy,No）。

胡克在书中说美国的左派势力利用大学的自由和开放，以保护不同意见为名发展美共组织。

他甚至象20年前右翼势力对付自己那样，号召大学当局把加入美共的教授开除出去。

胡克还积极加入选战，为坚决反共的保守派阵营摇旗呐喊。

60年代末他支持共和党的尼克松，70年代支持同样是共和党右派的里根。

1982年在他80岁生日时，当时的里根总统向他表示了热烈的祝贺。

在自由派占优势的美国学术界，很多人都对尼克松和里根这样的右派政客嗤之以鼻，更不用说和他们握手言欢了，但胡克却以和他们交往为荣。

胡克是美国20世纪屈指可数的几位哲学大师之一。

他的导师是杜威，他也被认为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一生出版的著作不下20种，早期他研究马克思，出版了《怎样理解马克思》和《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翻译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美国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苏联当时还邀请他去访问。

胡克后来出版的著作和文章覆盖了当代西方哲学的许多重要方面，其中《理性，社会神话与民主》作为当代西方评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早在文革前就被翻译成中文，同时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的还有《历史中的英雄》。

他的这两本书在文革时期思想活跃的青年中曾经有一定影响。

从美国校园中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教授，转变为美国知识界最有影响的反左斗士和冷战期间美国保守思想界的中坚，胡克的思想历程对我们认识20世纪西方学术界和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斗争的关系很有价值。

出身贫困，早年左倾

胡克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一个贫穷的犹太移民家庭，自小耳濡目染，受到在社会下层的犹太移民社群中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进入高中以后，他的思想已经十分左倾，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套术语和思维方式很熟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14岁时就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

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的左翼思想使他认为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竞争的结果，而爱国主义不过是政客的工具。

他的这些想法使他很快就成为他就读的那所高中众所侧目的人物，被一些“爱国教师”指为“替德国人的谎言做宣传”，是“布尔什维克”，甚至想把他开除。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拜杜威为师。

杜威是美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深恶痛绝。

他的教育学理论主张发展学生个性，让社会活动和学校教育相结合，这些在当时的美国受到保守的教育界的拒绝，但和20年代苏联正在开展的教育改革非常相似。

1928年杜威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后写了很多文章，夸奖苏联的教育制度。

在杜威的影响下，胡克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他在哥伦比亚读书期间，和一个同学合作，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翻译成英文，于1928年在美国出版。

这是列宁的主要哲学著作在西方第一次出版，引起了苏联方面的注意，於是他们以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长雅扎诺夫的名义邀请胡克去访问，具体研究项目是马克思的早期思想。

1929夏天，胡克来到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圣地苏联。

当时大清洗还没有展开，强迫集体化运动也还在酝酿之中，苏联社会应该说是比较平静的。

但胡克已经在这种平静中察觉出了很多令他困惑的现象。

比如，当他在苏联饭店里吃饭时，外面常常有衣衫褴露的儿童把鼻子紧紧贴在窗子上贪婪地盯着饭桌，他们不时被饭店的保安人员驱赶走。

有时当他约一些苏联姑娘出去吃饭时，她们往往比他吃得更多更快，并告诉他说很多给外国人的食品是普通苏联人想都想不到的。

但更使胡克不满的是苏联社会政治气氛的压抑和紧张。

几乎没有人敢和他谈论政治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也充满了教条主义和陈词滥调。

胡克在美国时就希望和苏联最著名的哲学家德波林谈谈早期马克思的思想，但当他和这位苏联哲学权威见面时，他的平庸和谨慎使胡克大失所望。

当胡克带着复杂的感受离开苏联后，那些他曾经见过面的苏联知识分子中，德波林一年后成了斯大林整顿苏联哲学界的靶子，“德波林学派”几乎就是反革命的代名词，他本人从此销声匿迹。

邀请胡克去访问的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长和付所长都在大清洗中失踪了。

虽然对苏联的访问给胡克留下了种种困惑，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他的左翼信念。

恰好在那个时候，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这使胡克更相信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的前途。

1932年在总统选举中，胡克在学术界中为美共造势，并投了美共候选人的票。

1933年他出版了一本题为《怎样理解卡尔·马克思》的学术著作，虽然在美国保守的知识界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但在英国，这本书被红色书商戈伦茨（斯诺《西行漫记》的出版商）看中后出版，在剑桥和牛津的左派学生中很受欢迎。

不愿当间谍--和美共的决裂

胡克的这些亲共活动使得他成为美国学术界里左派的风云人物，美共对他十分重视。

当时美共受苏联和第三国际的指挥，要在美国知识界中发展亲苏势力，建立党外组织和统一战线。

在美国文化知识界中，很有一些左翼亲苏的组织，如职业团体联盟和保卫政治犯全国委员会。

一些著名作家如多斯帕索斯和瓦尔多佛兰克以及爱德蒙威尔逊等就是其成员。

美共根据政治态度把知识分子划为不同的集团，从右到左，离美共比较近的被称为“诚实的自由派”，胡克的导师杜威就被划入这一派。

当时美共为了把杜威拉得离党更近曾化了一些力气，他们指望先发展胡克，再通过他去影响杜威。

1932年底美共几位领导人约胡克去位於纽约13号大街的美共总部谈话，当面了解他的政治态度和哲学主张。

1933年3月，美共领导人之一的白劳德又约见胡克。

白劳德告诉胡克，现在法西斯已经在德国上台，西方反苏势力随时都可能发动对苏联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左派力量都应该起来保卫苏联。

由於美国是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大本营，美共要求胡克在大学里收集最先进的科技情报提供给苏联。

胡克虽然思想上亲苏亲共，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苏联会招募自己做间谍。

大吃一惊之后，他以自己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党员为理由拒绝了这个要求。

这次谈话给胡克留下极不愉快的印象。

不久之后，他读到了美共另一位主要领导人福斯特新出版的书：

《为建立苏维埃美国而奋斗》。

在书中福斯特不但要工人组织红色卫兵，建立党的绝对领导，而且有这样一段让胡克恐惧的话：

福斯特说，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

“所有资本主义政党--共和党，民主党，进步党，社会党等等--都将被消灭，只有美共才代表劳动阶级掌权。

同样地，那些为资产阶级的统治作政治道具的组织也将被解散，包括商会，雇主协会，扶轮社，美国军团，基督教青年会，以及类似的宗教组织如共济会，哥伦布骑士团等等。

”

作为一个左派知识分子，胡克虽然对这些政党和组织没有什幺好感，但从来也没有想到要把他们统统消灭。

如果这样的话，那幺和纳粹德国正在做的有什幺不同呢？

消灭了这些政党和组织，民主制度还能剩下什幺呢？

当时在美国，很多左派知识分子幼稚地把美共看作是美国民主的奠基人之一杰佛逊的革命传统在20世纪的继续，虽然有点激进，但却为穷人说话，主张平等，反对大资本和权势集团，因此会对美国民主起促进作用。

然而胡克在读了福斯特的书之后，就象出了一身冷汗，开始对美共抱怀疑态度。

除了思想上对美共持保留甚至怀疑态度之外，胡克在行动上也有和美共直接冲突的地方。

例如，1932年，美国的托洛茨基组织派人找到胡克，说托洛茨基和其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受到斯大林的迫害，生活上十分困难，急需西方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

胡克看不出托洛茨基的理论有什幺反动的地方，更不满斯大林把托洛茨基流放，於是答应担任一个叫做“遭流放的老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财政部长，为他们在美国文化知识界中募捐。

他的参与虽然并没有给这个托派组织带来多少经济的收益，但明显地引起了跟随莫斯科的美共的不满。

因此，一九三二到三三这两年，既是胡克思想上最左的时候，也是他和左派分裂的开始。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和苏联大审判对着干

1936年到1937年，全世界目睹了一场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审判：

几十个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其中许多是十月革命和随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在莫斯科的特别法庭上被判处死刑，其罪名是叛徒，间谍，特务，企图颠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场莫斯科大审判在美国亲苏亲共的自由派中引起了分裂。

胡克不相信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会是反苏分子，他把这场审判看成是斯大林迫害异己的又一例证。

当时在西方自由派的圈子里也有很多人出於常识，怀疑这场审判的真实性，因为如果这幺多领导人都是反革命的话，那幺他们当初为什幺会让十月革命成功呢？

於是他们组织了一个“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来和莫斯科唱对台戏，要在海外独立收集证据，看看托洛茨基到底是否象苏联官方说的那样十恶不赦。

这个委员会建立后，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要到墨西哥去，就苏联方面提出的指控和当时流亡在那里的托洛茨基对质。

胡克是这个委员会中的积极分子。

面对人多势众的亲苏自由派，这个为托洛茨基辩护的委员会想找一个知识界的权威人士出来压阵。

胡克想到了自己的老师杜威。

杜威曾经是对苏联着迷，是苏联和美共的统战对象，但到了30年代中期以后，他对苏联的态度渐渐变得保守起来，但还保持着联系。

莫斯科大审判开始后，杜威也急切地要了解真相，於是他答应了胡克的请求，放下手边正在撰写的最后一部著作《逻辑－理论与探询》以将近80岁的高龄出任调查委员会主席，并亲自前往墨西哥城和托洛茨基会面。

对于杜威的这一举动，苏联方面自然非常恼怒。

杜威的一个儿子和苏联关系很好，有一次他见到胡克时对他破口大骂，说要不是胡克，自己的父亲根本不会去见托洛茨基。

胡克后来听说，杜威的这个儿子之所以火气这幺大，是因为苏联方面得知他父亲的决定后取消了和他本人订下的报酬丰厚的出版合同。

以杜威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于1937年2月9日在纽约举行了一场听证会，主要是公布收集到的对托洛茨基有利的证据。

当时有六千多人出席。

听证会开始后先安排一场托洛茨基的电话访谈，但通信线路被人破坏。

对苏联特工机构的伎俩了如指掌的托洛茨基早就料到这一招，他另外准备了一份文稿，由委员会在听证会上宣读。

调查委员会后来作出了托洛茨基无罪的裁定。

捍卫自由--创立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

胡克的这些行动，使得他从一个红色教授转变为美国知识界亲苏亲共人士的眼中钉。

有一次在学校的书店里，一个人忽然指着他那天打的红色领带说：

“你根本没有资格打红色领带！

你这个专门诋毁红色的人！

”甚至连胡克的一些学生在一些学术场合听到别人说胡克是个法西斯时出来为自己老师辩白了几句，也落得个被歧视和遭孤立的下场。

在三十年代，苏联和第三国际利用美国文化知识界的左派和亲苏气氛在美国渗透，大搞统一战线。

当时美国很多著名文化团体都具有亲苏背景，或者直接就由苏联操纵。

例如美国作家大会和下属的美国作家联盟就和苏联操纵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有组织关系，公开跟随美共的路线。

由於这个组织包括了很多著名作家，因此在美国文化界十分有影响，它甚至把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拉拢到其中，算作它的一个会员。

当胡克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立刻写信给罗斯福，询问是否属实，罗斯福秘书的回信间接证实了这个消息。

为了平衡文化知识界的政治潮流，胡克和一批著名人士，包括杜威，发起成立了一个文化自由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宗旨是捍卫思想和文化的绝对自由，不以任何阶级，民族和种族的利益为标准。

然而，当胡克带着这个想法找到一些对斯大林和苏联幻灭的前左派和自由派人士时，很多人竟然反对这种超越特定政治立场的自由，正像他们不相信有超阶级的正义和超阶级的民主一样。

有人甚至认为真理和科学也是有阶级性的。

这种论调在反对苏联和斯大林的阵营中也竟然如此广泛，这使得胡克相信以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极权主义思想并不仅仅局限於某个特定的政权或者主义，要和极权主义作斗争，必须从重申一些基本的原理做起。

1939年春天，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宣告成立，发表了一个宣言。

宣言说：

“我们面临着极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它正在把文化和创作自由连同其它人类独立理性的表达统统扫除掉。

在现代历史上，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的独立存在从来没有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

”宣言把苏联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并列，作为思想自由受到仇视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艺术，科学和教育都成为政治的附庸，它们被公开说成是都是为特定的民族或阶级服务的。

宣言说，这些国家利用民主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危机，通过宣传，派遣人员，挑选代理人，施加政治压力等手段，企图动摇这些国家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独立立场，事实证明这并不是徒劳的。

已经有很多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自由立场上后退，用种种理由为思想控制辩护，最常见的是为了社会稳定和安全，他们要人们暂时放弃或者搁置思想自由的某些形式。

宣言最后要求美国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为捍卫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而斗争。

和爱因斯坦关于民主自由问题的争论

在胡克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他和爱因斯坦有关自由和人权的争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俄国十月革命后他曾经和许多西方文化名人一样对苏俄的社会试验充满兴趣甚至好感。

胡克和他的争论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美国文化界上个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状况。

胡克和爱因斯坦的关系最早可以追述到1937年。

当胡克和杜威等人成立了“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的时候。

为了使这个委员会有更大的号召力，胡克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加入这个委员会。

爱因斯坦遭受过法西斯主义的迫害，被迫离开了德国，纳粹指控他在家中非法收集武器，其实所谓武器只是几把厨刀而已，但爱因斯坦却本无法在德国为自己辩护。

这和托洛茨基当时在墨西哥的处境十分相似，也是为什幺胡克会想到向他求援的原因。

1937年2月胡克写信给爱因斯坦后立刻得到了他的回信。

爱因斯坦表示他也认为每个被告都应该有公正的证明自己无辜的机会，包括托洛茨基。

但他认为举行这样的公开听证会很可能只会起到替托洛茨基的政治观点做宣传的作用，而他对这样的活动没有兴趣。

胡克受到爱因斯坦的回信后立刻再写信给他，企图打消他的顾虑，并于不久后面见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再次婉言拒绝了胡克的请求，说他认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是政治黑帮。

胡克回答说在文明社会里，即使黑帮也应该受到公正的对待。

爱因斯坦回答说：

你说得对，但我不想当这个警察。

话说到这里，胡克明白爱因斯坦不可能如他所愿为这个委员会增添声望，於是转移话题谈了一阵纳粹德国后告辞，爱因斯坦把他送出很远，非常友好。

虽然胡克对爱因斯坦拒绝自己的请求十分失望，但他却理解爱因斯坦为什幺这幺做。

他也对爱因斯坦的既不偏袒托洛茨基，也不为斯大林辩护的立场而感到欣慰。

但是多年后，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让胡克看爱因斯坦在拒绝他请求的第二年，即1938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其中说他改变了对莫斯科大审判的看法，现在他认为那场审判是真实的。

1940年，胡克和这位物理学大师又发生过一段交往。

事情要从1928年说起。

那年胡克到欧洲和苏联访问。

他先去德国，见到了第二国际还健在的名人，被列宁骂为修正主义老祖宗的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告诉胡克，他曾经把恩格斯尚未出版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交给爱因斯坦审读，看看有多少科学价值，因为那是本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的书。

爱因斯坦读了后写信告诉他，这本书或许在给恩格斯写传记时有用，至於对当代科学，或者即使是对物理学史来说，都谈不上有什幺意义。

但是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可以指导科学的教条，苏联方面后来说伯恩斯坦给爱因斯坦看的仅仅是关于电的一部分，其它关于辩证法，运动形式，热能等等都没有送给爱因斯坦。

为了澄清这个问题，胡克于1940年写信给爱因斯坦，把苏联方面的反应告诉他，并询问他究竟看了多少恩格斯的手稿。

爱因斯坦很快回信说：

“爱德华·伯恩斯坦把所有手稿都交给了我，我的评论正是针对全部手稿的。

我确信，如果恩格斯看到隔了这幺长的时间，他的那一点微薄的努力竟然还被认为有这幺重要，他一定会觉得十分可笑的。

”

一直到那时为止，胡克和爱因斯坦的关系还是很友好的。

但到了冷战时，当爱因斯坦积极参加西方反战运动和支持苏联时，胡克和他就个人自由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当时美苏核大战的阴云笼罩着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战争与和平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很多人本来就有左派倾向，现在他们又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在军事上比苏联强大，是有侵略倾向的一方，所以他们把反战和反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

爱因斯坦也加入了这个反战运动。

1948年春天，胡克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爱因斯坦表态，支持美国进步党总统候选人华莱士。

华莱士是前罗斯福的副总统，在杜鲁门政府内也曾担任内阁要员，但后来因他的亲苏立场和政府的冷战方针不合，被杜鲁门解职后自己组织了进步党。

胡克看了这条新闻后大吃一惊，因为华莱士为苏联在东欧的扩张辩护，说苏联对捷克的控制是对美国在那里的干涉所采取的自卫行动，他拒绝谴责苏联的集中营制度，他还说美国人权泛滥，正在自尝恶果，而苏联人虽然没有那幺多政治民主却享受着经济民主。

胡克觉得作为个人，对这些问题完全可以有各自的看法，但这些话如果出自一个前付总统，现正参加总统竞选的有影响的政治家，那是不符合美国民主和立国原则的。

胡克觉得以爱因斯坦的社会影响，他无论如何不能支持这样的政治主张。

联想到爱因斯坦近来发表的认为苏联没有扩张倾向，是美国的政策在威胁和平的言论，胡克立刻写信给爱因斯坦，指出华莱士观点的谬误，历数斯大林对外政策的扩张性。

胡克还请求面见爱因斯坦，进一步交换意见。

胡克很快得到了爱因斯坦的回信。

爱因斯坦说他认为华莱士的观点是对的，现在毫无疑问是美国而不是苏联在威胁和平。

关于社会制度问题，他说他很清楚苏联社会的种种弊端，他决不想生活在那样一个制度下。

但苏联的制度也有极大的优越性，如果换一个比较仁慈的政府，俄国人能否生存下去也还是个问题。

他说胡克的观点太片面，因此不想和他会面。

胡克很快又给爱因斯坦写了几封信，除了争辩美苏外交政策的是非，更指出爱因斯坦在俄国难以实行仁慈的统治的说法是错误的。

他问道：

“有什幺证据说明在天文，生物，艺术，音乐，文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清洗有助于俄国人生存？

有谁能说整死了数百万人的集中营，更不用说成批处决牺牲者的大审判使得俄国战胜了希特勒？

”

爱因斯坦没有回答胡克的这些信。

不久，胡克应邀为爱因斯坦的一本回顾自己近年来生活的书写书评，他为此又写信给爱因斯坦，指出他书中一些令人困惑的说法。

爱因斯坦说自由表达和自由意志和人道主义是不可分隔的，他全心全意地拥护这些观念。

但在谈到俄国时他又说人们必须知道，俄国人缺乏政治教育，社会改革在那里无法由多数人来实行，只能由少数精英来完成。

他还说如果自己生活在俄国的话，他也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个环境。

胡克说这两段话表面上没有矛盾，但在精神实质上是相冲突的。

特别是考虑到在俄国实行了多年的文化压制政策，在那里根本谈不上有什幺自由意志和表达。

胡克还问爱因斯坦为什幺在书中谴责了阿根廷和西班牙的独裁制度，但对更为独裁的斯大林主义一字不提。

这一次爱因斯坦给胡克回了信。

他在信中明确说：

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他确信在俄国，社会变革只能由少数人来实行，多数人必须服从，“毫无疑问，对於个人来说这意味着痛苦地暂时放弃个人自由。

我个人相信我自己也会接受这种暂时的牺牲。

”

坚定的“冷战斗士”

胡克鲜明的政治立场使他在美国学术界被划入“冷战斗士”这一阵营，这是一个带有讥讽色彩的称呼。

但是比这个称呼更难听的，是自由派人士说他在40和50年代策划了对美国校园中美共党员教师的调查和清洗，制造了学术界中的“女巫迫害”和“麦卡锡主义”。

胡克自己毫不讳言他在发起这一运动中的作用，但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正是为了捍卫美国民主和学术自由。

很多人认为虽然美国共产党的名声不好，但它毕竟是个合法政党，就象民主党，共和党，社会党一样，那幺，为什幺别的党的党员可以正大光明地在大学任教，美共就不可以呢？

胡克说，校园中的美共成员和其它政党的成员有一个根本的不同：

他们从组织上接受指令，在教学中宣传本党意识形态和党的政策，同时隐瞒自己的党员身份，让学生以为他们是在接受客观真理或真相。

例如，1938年五月美共刊物《共产党员》有这样几段明白无误的话：

“各个班级和各系的党员，青年团员必须利用课堂讨论和小册子等方法和课程设置中的资产阶级偏见和歪曲作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必须被灌输到每一节课中”，“共产党员教师必须利用他们的教学岗位，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前提下，尽其所能地给学生以工人阶级的思想教育”，以及“只有当教师们真正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才能熟练地在教学中灌输马克思主义，指导校园里的斗争，同时尽可能地隐瞒自己的身份。

”

美共在美国校园中的活动还不止于在课堂上进行意识形态灌输。

他们利用大学校园的组织和通讯手段组织支部，秘密发展成员，散发匿名印刷品，诋毁那些和他们政治倾向不合的教师。

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活动。

胡克认为美共的这种思想灌输和组织活动无疑违背了美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根本原则：

对知识的客观介绍和各种思想的自由竞争。

大学当局并没有权利从法律上处理这些美共成员，但他们的行为明显不符合教师的职业规范。

因此，对那些接受党的指示在教学中灌输本党意识形态和路线的教师必须被解职。

他们可以利用各自的专长去开办自己的私人学校或者训练班，在那里他们可以公开自己的党派身份，随心所欲地宣传其政治主张。

因此，胡克坚诀主张大学校园里的美共成员公开他们的身份，不然，大学当局有权利进行调查。

对於那些利用讲台和校园进行政治宣传的人必须让他们离职。

他在自己1953年出版的《做异端可以，搞阴谋不行》的书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胡克认为问题并不在於某个意识形态或者信仰，甚至也不是党员的身份，这些都属於社会不能干涉的私人自由。

问题在於美共把大学变成搞政治活动的场所，把教学变成散布党的意识形态并和其它政党进行不正当竞争的机会，这是在利用自由的教育制度去创造毁灭这种自由的条件，这是不能允许的。

“人类自由的掘墓人”—胡克眼中的新左派

60年代下半期，美国和西方的校园和知识分子圈子里出现了新左派的政治和文化运动，这个运动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也和反战以及黑人的民权要求结合在一起。

在这个运动的影响下美国的大学生掀起了造反热潮，他们冲击教学，围攻教授，甚至占领校园，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一切权威和现存社会的所有方面。

在这个声势浩大的造反运动和咄咄逼人的学生面前，很多教授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观点，大学的正常教学秩序无法维持，更严重的是美国大学中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传统面临着造反学生语言和行为暴力的威胁。

这种局面引起了胡克的忧虑，特别是看到加州伯克利大学的造反学生掀起了一场运动，名为“自由言论”，实际上是只让学生享有畅所欲言的权利。

为了捍卫自由，胡克又一次站了出来，联络了一些知识分子，组织了一个“理性选择中心”。

当时“言论自由”这个词在造反学生的滥用下已经沦为言论独霸的代名词，因此胡克他们不得不用另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