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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梗概
水浒传梗概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以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被后人归为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着之一。
其内容讲述北宋山东梁山泊以宋江为首的绿林好汉,由被迫落草,进展壮大,直至受到朝廷招安,东征西讨的历程。
又名《忠义水浒传》,初名《江湖豪客传》,一样简称《水浒》,全书定型于明代。
作者从来有争议,一样以为是施耐庵所着,而罗贯中那么做了整理,金圣叹删节为七十回本。
水浒传梗概
宋仁宗时期,东京开封有个叫高俅的无赖,因为提得一脚好球而结识了端王。
端王后来即位成为宋徽宗,那个无赖也被录用为殿帅府太尉,伺机报复了跟他有过节的王升之子和禁军教头王进。
王进逃离后来到延安结识了史进。
史进遇见了杀人逃窜的鲁智深,并一路出掉了宗教恶势后分手。
鲁智深在大相国寺熟悉了林冲结为生死之交。
林冲去被陷害沦落在梁山。
在众好汉选举晁盖梁山领袖。
晁盖与宋江的信被觉察,并以此要挟宋江。
情急当中,宋江失手杀死阎婆并逃亡,后却在逃亡中被捕,宋江被判死刑,却被梁山等人就出,人称“及时雨”.
梁山日趋壮大,晁盖却不幸阵亡。
宋江成为领袖。
通过几番周折在宋江的劝说下为国效劳,被派往攻打辽国,许多重要将领战死疆场,最后只有二十几位好汉到京城受封。
宋江本人也被毒酒毒死,因为担忧李逵造反,给李逵也喝了毒酒。
后来宋徽宗盖起庙宇祭祀众位好汉。
水浒传梗概
《水浒传》写英雄们走上招架的道路,各有不同的缘故和不同的情形,可是在逼上梁山这一点上,许多人是一路的。
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们不满官府的剥削,踊跃参加劫取“生辰纲”的行动,从而上了梁山。
解珍、解宝是由于受地主的掠夺和迫害起而招架的。
鲁智深是个军官,他嫉恶如仇,好打不平,因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结果被逼上山落草。
武松身世城市贫民,为打不平和报杀兄之仇,屡遭陷害,终于造反,勇猛地向统治阶级进行冲击。
他是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来的。
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庭身世和官场生活,养成了他奉公遵法,安分守己的性格,但他毕竟也被逼上梁山,这说明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复杂,政治极端黑暗的情形下,统治阶级内部必然发生分化,其中的一些人因受到当权派的排斥冲击,起而招架,也会投身于农人起义的洪流。
《水浒传》反映农人起义发生进展的规律,是循序渐进,步步深切,而终于全面展开的。
英雄们的起义行动,是由小到大,由个人招架,到集体行动,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由小山头到大山头,最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起义巨流。
鲁智深、武松等人的斗争活动,开始多半是出于被迫,或是抱打不平,或是出于个人报复性的招架,后来上了二龙山落草,接着又参加梁山起义。
“智取生辰纲”最初确实是有组织的招架行动,但晁盖等上梁山后,就更大规模地招架政府了。
起义的武装,也是由小股进展到大股,最后都汇合到声势浩大的梁山泊。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关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确信和热情的歌颂,歌颂了这些人物的招架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贵的品格。
一些身世基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招架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
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尽是出自心里的钟爱。
作品歌颂如此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纵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辉煌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情感。
与此相反,作者关于统治阶级的人物,那么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照。
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
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
”无论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偏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人起义,中国的农人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体会,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人战争,而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
《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体会的总结,起义军战胜仇敌,不仅凭勇敢,还*聪慧。
《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
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方式,终于取得了战争的成功。
《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述,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
清朝刘銮的《五石瓠》里说:
明末农人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令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述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能够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无论什么身世“都一样儿哥弟称号,不分贵贱”的理想。
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不同和政治上的品级贵*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顶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那个地址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情感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
明人郎瑛就说过:
“逆料那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
”这事实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从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基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异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其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
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可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期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因此《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
《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腹地位,这确实是江湖义气没有冲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形下随着宋江同意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确实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峻缺点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完全的农人起义,也确实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
因此,《水浒传》中显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
“替天行道”固然有其招架的意义,可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冲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从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
《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缘故,那么是“□臣蒙蔽了圣聪”,因此他们造反即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此最终又不能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
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缘故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述中,能够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
宋江身世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熟练”,关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
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爱结交江湖上好汉,对基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
如此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基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招架行为的人物。
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形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
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肯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缘故造成的。
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愿长久屈居下僚,他本来希望*着他的才能以后能够“为国建功”,作出一番事业来。
“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往后“名垂青史”.而那时朝政黑暗,佞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理想。
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刑,亏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在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擅长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量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隆发达的气象。
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峻的冲击和处惩,而且震动了朝廷,这些成功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
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往后同意招安的契机。
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擅权。
”他反复申言:
“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老是想到如何为往后的招安预留境界。
如此,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壮大,梁山的事业越兴隆,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存资本。
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取胜亏输以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
宋江投降以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
“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露了作者思想的严峻局限。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份,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
后半有五个部份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
其中田虎、王庆两部份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以后紧接平方腊。
但有的研究者以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
第二,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
那个观点尚有争辩。
从思想内容来讲,《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那么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
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峻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
“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那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抗击的时候,人民因为敌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抗击他。
”这话是有依照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刻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水浒传》的后半部份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
而征辽部份的显现,那么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进展。
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
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
“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
”《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述的。
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
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
宋江说:
“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
”那个地址的“尽忠报国”事实上确实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
宋江投降以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斥、冲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
如此的悲剧结局,关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讲,也是有其踊跃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有的。
它描述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虽然讲忠义,打外敌,平内哄,仍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仍是落得凄惨的结局,也深刻地转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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