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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国际格局的演变
20世纪国际格局的演变
作者:
徐蓝
来源:
《历史教学·高校版》2013年第10期
摘要:
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是影响20世纪国际格局演变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因素。
这些事件无不集中反映了大国和大国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
这一历史时段的国际格局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变化的基本形态是: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发生严重动摇;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世界中心地位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冷战,促成了两极格局的形成,但两极格局中孕育着多极化趋势;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趋势以“一超多强”的态势继续发展。
关键词:
国际格局;欧洲中心;两极格局;一超多强
中图分类号:
K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0-0003-11
国际格局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国际关系理论术语,然而,它的形成和演变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过程。
鉴于国内学术界对国际格局的理论探讨较多而对其历史演变的论述不足,本文拟借鉴国际格局的理论框架,选取20世纪历史时段,相对宏观地勾勒国际格局在这个刚刚逝去不久的世纪中的演变过程,以就教于方家。
概括地说,国际格局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在国际关系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主要行为体,如国家或国家集团,所形成的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和局面。
①大国和大国集团的力量对比是国际格局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内核,决定着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如战争与和平、和平与发展等等。
然而,国际格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国和大国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是国际格局演变的基础和推动力量,重大的具有全局性的国际事件,是推动国际格局从量变到质变的决定性因素。
构成国际格局的要素有三个:
其一,行为主体。
即存在于国际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或称为战略力量,它们是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是构成国际格局的最基本要素,具有决定国际重大问题的能力和维持这种重大影响力的资源,①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极”。
②其二,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战略关系。
这些行为主体彼此之间发生相当程度的交往,并形成相互之间的战略关系。
其三,行为主体之间具有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这些行为主体之间的战略关系呈现相对稳定性。
如“多极格局”“单极格局”“两极格局”“一超多强”,等等。
推动国际格局演变的力量主要有两个:
其一,各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是国际格局演变的物质基础和推动力量;其二,各主要行为体对自己利益的认识和考虑,以及不同行为体之间由于各自所认识的利益的不同而产生的矛盾运动,是推动国际格局演变的直接动因。
另一方面,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有一个突出特点,即表现为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重大的具有全局性的国际事件,是推动国际格局从量变到质变的决定性因素。
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正是这样的重大的具有全局性的国际事件,它们在国际格局的演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国际格局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实际影响并制约着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国际社会主要战略力量之间围绕某种目标和依据一定规则相互作用运行的机制,是指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和行为规范。
特定的国际秩序总是与特定的国际格局相对应,并受到国际格局的影响与制约。
当国际格局变化时,国际秩序也会发生变化,并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
本文限于篇幅,对这个问题将另外撰文讨论。
从16世纪到19世纪,西欧诸国先后发生了科学革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两次工业革命。
这三大革命赋予欧洲资产阶级巨大的推动力和内聚力,为19世纪欧洲的世界霸权地位提供了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基础。
另一方面,几乎持续整个19世纪的欧洲的相对和平状态,也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提供了国际环境。
19世纪初,打败了拿破仑的战胜国通过维也纳会议重新划分了欧洲的政治版图,建立的欧洲新的政治军事及其领土的平衡,被称为维也纳体系。
该体系是一个五极均势结构,它依靠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五个列强的实力均衡共同维持着欧洲的稳定。
在这个结构中,英国以其在制海权、殖民地、工业、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的优势,几乎达到了全球霸权的程度;俄国则依靠扩张所得的辽阔领土及其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势的增长,成为当时最强大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
意大利和德意志仍然处于分裂状态,这种状态,是上述五国形成均势的必要保证。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因任何一个大国再次称霸欧洲大陆而爆发大规模战争,这些国家在其相互关系中开始用“会议外交”的方法,通过五大国定期举行国际会议,对列强各自的利益和矛盾进行仲裁与协商解决,从而保持欧洲的协调,维护大国的利益、和平与均势。
这一体制也被称为“欧洲协调”,③亦称“共管均势体制”。
④一位美国学者认为,这种“共管协调体制”要求欧洲大国遵守维持欧洲平衡和安宁的两项原则:
一、各大国要克制自己在欧洲扩张领土的野心,固然不是完全克制,但起码要避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二、当大陆内部的动乱或各国相互矛盾的要求即将引起战争时,所有大国就会共同努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通常的办法是举行由各国代表参加的会议。
各大国正是通过这种松散的共同管理方式,使均衡、克制和合作成为拿破仑战争后的40年中欧洲政治的标志。
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尽管到19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一系列局部战争,①但并未影响欧洲的整体和平与发展。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世界优势地位已经相当明显。
在经济上,欧洲对世界经济的支配与控制仍然清晰可见。
它提供了世界上2/3的工业产品和近3/4的世界贸易,以及几乎所有的资本输出。
到1914年欧洲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场和世界的银行家。
欧洲的产品、资本和技术的大量输出,使全球的经济生活空前统一,给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以强有力的推动。
在政治上,欧洲的政治影响在广度和深度上也大大加强,这不仅表现在大片的地区,诸如美国、拉丁美洲和英国的各自治领已经欧化,俄国和日本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且表现在亚洲和非洲陆续变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到20世纪初,欧洲的少数国家通过它们的殖民体系支配着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和人口,形成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不合理现象。
在思想文化上,与欧洲的经济、政治和领土扩张同步发展的是其19世纪的思想文化——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向全球的广泛传播。
到19世纪末,这三大主义已经成为西欧和北美事务中的主要力量。
与此同时,它们也正在对东方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这三大主义也随着列强的炮舰向亚洲各国广泛传播。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西欧诸国仍然以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和不断扩大的殖民地而居于世界的领导地位。
因此,正如日裔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所说,20世纪国际事务的历史,“是从后来被证明是欧洲霸权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开始的”,②20世纪初的国际关系基本格局,是以欧洲为中心的。
也正由于此,欧洲列强之间的联合与分裂,矛盾与冲突,战争与和平,就必将带有世界全局的性质。
但是,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美国、日本等非欧国家正在崛起,开始挑战欧洲对世界的支配地位;社会主义思想已在俄国生根发芽,饱受殖民主义之苦的亚洲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正在觉醒,成为否定欧洲霸权统治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西欧诸国内部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在创建欧洲各民族国家中起到过非常积极作用的民族主义,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生质变,逐渐失去了维护本民族正当权益的进步性,蜕变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利益的极端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致使列强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
随着意大利与德国的统一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向垄断的过渡,西欧列强的实力对比终于发生了巨大变化。
后起而强大贪婪的德国与已经拥有巨大既得利益的英法等国竞相争夺欧洲乃至世界的霸权,矛盾不断尖锐。
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强国都在寻求同盟者以壮大自己的力量。
到20世纪初,欧洲便形成了以德奥意为一方的“三国同盟”和以英法俄为另一方的“三国协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
于是,国际政治舞台上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便无一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这两大集团的对立与对抗,而每一次危机与冲突,又都给双方留下了越来越多的猜忌与仇恨,从而使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终于把一个在欧洲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暗杀皇族的事件演变成了一场大战。
③
这场首先开始于欧洲并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战争,深植于帝国主义的土壤之中,发生在世界已经形成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的时代,以争夺世界霸权为交战双方的目标,因此使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和牵动全球的世界性,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然而,这场世界性战争的最重要的直接后果,恰恰是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实际结束了欧洲的全球霸权时代,并预示了未来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
1914年秋,当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卷入大战的厮杀之际,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爵士就曾沮丧地说道:
“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此生不会看到它们重放光明了。
”①他的话的确很有道理,因为它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写照,而且其正确程度比格雷当时所能预见的还要大得多。
从表面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突显的变化好像不大。
除了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取代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而出现在世界政治的版图上之外,这个世界似乎仍然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
以英法为首的战胜国是战后和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和监督执行者;它们因获得了更多的殖民地和对所谓落后地区的委任统治权而使其殖民帝国甚至比战前更大更完整;另外,由于它们实际操纵了20世纪的第一个全球性的主权国家的国际政治组织——国际联盟,而使欧洲对世界的控制力似乎比战前更加强大。
但是,在这些表象之下的形势却完全不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危机,没有一个发动战争的国家是真正的胜利者,反而加速了欧洲的实际衰落过程。
大战使参战各国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超过3000亿美元。
欧洲失去了大量的海外投资,英国失去1/4,法国失去1/3,德国失去全部;工业遭到严重破坏:
到1929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2.2%,这一产量是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②它的海外市场也由于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美洲和亚洲的工业竞争而不断萎缩。
大战导致欧洲的财政金融地位下降,1919年仅各协约国对美国欠下的债务就高达100亿美元,使美国从战前持有30亿美元外债的债务国一举变成了战后的债权国,并掌握了世界黄金储备的40%以上。
大战还给欧洲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生命损失。
由于西欧战场的搏杀最为惨烈,因此参战双方的兵员死亡人数巨大,接近1000万人:
德国180万,奥匈帝国130万,俄国170万,法国140万,英国及英帝国100万,意大利61.5万;罗马尼亚、土耳其、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美国分别损失33.5万人、32.5万人、9万人、5.5万人和48909人;俄、奥、德、法、英等国共有1860多万人受伤。
③西欧各国几乎失去了一代最有才华和最具创造力的青年。
上述这一切,几乎从根本上损害了欧洲经济的长远发展前景,并导致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完全改变。
欧洲已不再像19世纪时那样是世界的工场和世界的银行家,这两方面的领导权都在向大西洋彼岸转移。
欧洲对世界经济的控制能力不断减弱。
大战对欧洲的政治打击同样沉重。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备受战争浩劫之苦的欧洲各国人民对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制度产生了极度的怀疑与不满,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进一步传播,使各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极为担忧和惊恐。
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密友和顾问豪斯上校在1919年3月22日写道:
“每天都有不满的呼声。
人民需要和平。
布尔什维主义正越来越为各地的人们所接受。
匈牙利刚刚屈服。
我们正坐在一座露天的火药库上,总有一天一颗火星就能把它点燃……”④当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在进行了极其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的时候,欧洲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便被一分为二了。
欧洲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自19世纪以来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和对世界的支配地位受到了真正的挑战和动摇。
大战还给欧洲造成了极其巨大的心理和精神创伤。
它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人关于他们自己和西方文明的观念,使他们深深怀疑西方文明的基本走向,从而引发了世界史上几乎是无与伦比的精神危机,以致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写下了《西方的没落》一书,而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则在自己的著作《历史研究》中,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
与欧洲的世界霸权地位逐步衰落而同步发展的,是它所代表的殖民主义势力遭到冲击而连连后退,从而开始了世界殖民体系的解体过程,这实际上也是欧洲衰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个欧洲列强集团为重分世界而战的时候,欧洲宗主国在其殖民地的威信却一落千丈,白人不再被认为是天命所注定的应当统治有色人种的种族,这是那些殖民主义者始料不及的。
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对此深有感触,他在1926年写道:
“这场用鲜血覆盖整个欧洲的战争……在距我们遥远的国度里唤起了一种独立的意识。
”①
“民族自决”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流行的革命术语和政治口号,民族独立运动高涨。
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来说,这场战争既是一个结局,也是一个开端。
欧洲的殖民体系在似乎扩大到极限的同时也开始了它的解体进程。
与欧洲的逐渐衰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与苏联的不断崛起。
美国的崛起是在欧洲衰落的背景中出现的,而苏联则正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最严重的危机时诞生的。
美国作为一个“参战国”而不是作为一个协约国的成员,在战争的关键时刻站在协约国一边作战,不仅使这场战争进入了真正的全球阶段,而且完全改变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
美国拥有的强大经济实力,在保证协约国集团取得最后胜利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美国参战的重要性绝不仅仅表现在军事方面,也不仅仅是在现有的国际政治棋盘上增加了一颗决定性的棋子,它实际意味着当欧洲列强交战双方力量耗尽之时一个强国的出场,从而使国际力量的中心开始从欧洲向大西洋彼岸转移。
②不仅如此,美国还将把自己对战后世界的看法,即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强加给欧洲,并与欧洲分享战后世界秩序规划者的角色,从根本上结束“欧洲协调”的国际关系体系。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于1917年参战是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了欧洲政治时代向全球政治时代转变中的决定性阶段。
”③
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与新生的苏维埃俄国退出战争,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
苏俄的诞生,第一次将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了现实,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并从欧洲内部对它的世界支配地位提出了挑战。
关于这一点,西方的政治家是非常清楚的。
例如,在构建战后和平的时候,尽管苏俄被排斥在巴黎和会之外,但是正如威尔逊的传记作者、曾参加巴黎和会的新闻秘书R.S.贝克尔所说:
“俄国问题对巴黎会议的影响是深刻的,没有莫斯科就不能理解巴黎。
虽然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在巴黎不曾有代表,但经常都是强有力的因素。
……俄国在巴黎起了比普鲁士更重要的作用。
”④苏俄的作用还可以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巴黎和会上反对法国削弱德国的要求表现出来,他担心一个过分苛刻的对德和约将促使德国倒向布尔什维主义。
⑤
于是,美国与苏俄这两个几乎同时崛起但又主张不同制度的力量不断发展,并将追随它们的力量集合在各自的旗帜之下,使19世纪争雄世界的欧洲列强相形见绌,使以美、苏为两大力量中心的两极格局初露端倪,尽管它在当时还很不清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战胜国构建的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维护战胜国利益和维持战后和平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第一个涵盖全球主要大国的多极体系。
它呈现的是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欧、美国、日本、苏联等国际行为体为代表的多极结构,并留有欧洲大国均势的痕迹。
在这个多极结构中,英、法代表的西欧还是具有比较决定性的力量,他们是凡尔赛体系的制定者和监督执行者,支配着世界上第一个主权国家的国际政治组织——国际联盟,对全球事务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美国是华盛顿体系的主要规划者和潜在保证者,在亚太地区拥有较大影响;日本虽然在华盛顿体系下受到一定限制,但其扩张野心不变,也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个有影响的力量;苏俄/苏联虽然长期被排除于国际事务之外,但仍然是一个决定性的成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国际力量,并以独特的方式对该体系的形成和实际运作产生着巨大影响;中国及其他亚非拉各国的民族民主运动也在发展。
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自身存在的弊端与矛盾不断激化,与此同时,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势力也不断发展,并通过一系列局部战争最终导致了该体系的崩溃。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彻底崩溃之日,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之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直接最深刻的结果,是它大大加速了欧洲作为传统力量中心的衰落和美国与苏联这两个欧洲侧翼大国的真正崛起,从而最终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完成了自20世纪初便开始进行的在国际格局方面的巨大变革:
以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格局完全被战火所摧毁,取而代之的是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
欧洲作为资本主义文明的发源地,曾在几个世纪中处于主宰世界的中心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使这一地位受到严重动摇,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使整个欧洲遭受了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随着又一代青年人被战火吞噬,欧洲各国的基本国力几乎也在这场战争中消耗殆尽,从而导致了欧洲的整体衰落。
当战争结束时,欧洲的大片土地已变成废墟。
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其国民收入只及战前的30%~50%。
①而且,就是这样的经济状况,也是在美国的援助下才取得的。
更大的打击是欧洲本身正在被外来的两个大国苏联与美国划分成东、西两大势力范围,在地理上、政治制度上和意识形态方面都被一分为二,“被战火摧毁的幻灭的欧洲,匍匐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之下”。
②这种形势与人们所熟悉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全球霸权的格局实在是惊人的相反。
当时,全世界的人们都已习惯于欧洲列强对整块整块的大陆进行瓜分,甚至认为这就是国际事务正常秩序的一部分。
但是二战之后,无论欧洲的大国还是小国愿意与否,在决定其外交政策的时候,都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历史传统,也必须考虑东西方对峙这一重要因素,而且其经济恢复和国家安全都要分别依靠与苏联和美国的结盟才能办到。
与此同时,伴随着欧洲世界霸权的消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奋起“对西方造反”,从而使争取主权平等,政治独立,种族平等,经济公正和文化解放这五大主题为基本内容的非殖民化进程,终于以始料不及且无法控制的速度席卷了所有殖民帝国,③并进而引发了“全球大分裂”。
二战后仅仅20年,昔日欧洲列强所构建的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的世界殖民体系,终于土崩瓦解,这是对旧欧洲的致命打击。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创伤使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感叹“西方的没落”的话,那么更多的人在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更大创伤之后,则直截了当地认为二战后的欧洲已经死亡。
因此,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在19世纪建立的世界霸权地位终于发生质变,如落花流水,一去不复返了。
与欧洲的整体衰落形成极大反差和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和苏联的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空前强大。
二战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政治和军事强国。
它拥有占全球财富50%的巨大经济实力,足以使西欧复兴;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控制着制海权和制空权,1946年美国军队在56个国家驻扎,1947年它已在海外建立了484个军事基地,还一度垄断着原子武器,④并将整个西欧、美洲和日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美国所具有的这种巨大优势,不仅使它有了一种“飘飘然的自我优势感”,而且认为“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已经到来了。
①早在二战后期,罗斯福总统就表明了这种思想,1944年10月21日他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演中说:
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
吾国为本身之最大利益以及为和平与人道计,对于此种责任,不能畏缩,不应畏缩,且在事实上亦未畏缩。
②
战后的苏联虽然经济逊于美国,但军事上和政治上十分强大。
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整个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它收复了战争中的失地,还兼并了一些其他国家的领土,不仅使其西部战略环境得到了重要改善,也使其东部战略环境得到了有利的调整;它进一步使整个东欧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与西方相对而立;再加上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和显示出的巨大能量,使它在全世界赢得了很高的威望。
当二战结束时,只有苏联的国际权势和影响能够与美国相比。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便成为国际格局的真正转折点,以欧洲为中心并支配世界的时代终于成为历史的陈迹,取而代之的是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时代。
这个新的两极格局的基石,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由反法西斯大同盟“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确立的雅尔塔体系;而两极格局的外在表现,则是美苏之间在战后逐渐形成的“冷战”态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美英苏三大国经过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会议与会晤,达成了一系列公开的或秘密的、书面的或口头的协议,史称雅尔塔体系。
雅尔塔体系的主要内容是:
打败法西斯并彻底铲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重新绘制战后欧亚地区的政治版图;建立联合国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机构;对殖民地和国联委任统治地实现托管计划,提倡和平、民主、独立原则。
雅尔塔体系是大同盟内部相互妥协(或者说“合作”)的产物,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性,也带有大国强权政治的深深烙印。
它建立在美、苏战时军事实力均势的基础之上,是美英苏三大国出于对各自利益的现实考虑和对战后世界安排的长远打算,在进行了长期的讨价还价之后达成的政治交易。
因此,雅尔塔体系实际成为美英苏三大国谋求势力范围的产物。
三大国在雅尔塔体系中所划定的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就是战争即将结束时美英苏之间的实际军事控制线:
在西方,它从卢卑克到的里亚斯特;在南方,到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东北地区;在东方,从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到朝鲜半岛的38°线,直到中国的旅大港。
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所划定的势力范围,恰恰成为以后美苏形成的以冷战为特征的两极格局的地缘政治基础。
但是,雅尔塔体系并不是冷战。
大同盟所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其本意是希望在战后保持大同盟之间的继续合作。
但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和平的到来,使昔日大同盟建立的基础不复存在,同盟内部原有的矛盾也日益突显出来。
由于美苏双方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行为方式的不同,双方在具体实施雅尔塔体系各项协定的过程中,必然会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产生重大的分歧与对抗,并导致两国的对外政策都发生了转向,即逐渐脱离大国合作政策而转向对抗。
于是,冷战就在双方的政策与行动的对立互动中爆发了。
③
随着冷战的发展,形成了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两极格局也逐渐定型。
两极格局形成的一些标志性事件和基本过程如下。
在政治上,美苏分别形成了对立的两极思维模式。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主义出台。
杜鲁门把世界政治分为自由民主和极权主义两个对立的营垒,不指名地将苏联称为“极权政体”,宣布美国将支持和帮助世界上所有抵抗“共产主义威胁”的力量,因此“杜鲁门主义”便成为美国对苏联进行冷战的重要标识,不仅使其意识形态味道十分浓烈,而且标志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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