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城市化进程中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及对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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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城市化进程中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及对策
浅析城镇一体化进程中未成年人的
犯罪原因及其对策
论文提要:
在我国现行大力推行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未成年人的犯罪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为其预防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我们现有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对策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的未成年人犯罪情况,从根本上不能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社会控制的减弱以及二元差距下地位与经济不平等,是现在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社会原因。
分析城市化进程中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成因与因素及其对策,有利于转型期的防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
以下正文:
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的过程。
它表现为:
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村地区逐步演化为城市地域;城镇数目不断增加;城市人口不断膨胀、用地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居住水平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改善;城市文化和价值观念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并在农村地区不断扩散和推广。
而变化和发展,必然会带来新问题、新矛盾。
在我国大力推行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为其预防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本文借鉴国外先进的犯罪学理论,力求探究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可能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因素,以期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课题的进一步探索提供有益帮助。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及特点
通过不同机构和部门的调查分析,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从犯罪主体来说,未成年人犯罪日益向低龄化方向发展,低文化程度居多。
发育年龄提前和频繁接受不良文化影响等原因是导致低龄化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伴随着城乡一体化,未成年进城务工人员不断增加,客观上也增加了低龄未成年犯罪人的基数。
(二)从犯罪手段来说,未成年人罪犯作案的手段呈现成人化、凶残化和智能化。
文化市场的失控,导致未成年人能够轻易获得大量包含暴力、色情情节的不良信息,麻痹了孩子心灵,也为未成年人犯罪提供了最好的教科书。
而科技的快速发展,在使人们享受更多科技成果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为逃避法律的制裁,犯罪人也倾向于选择科技含量更高、更为隐蔽的犯罪手段,如网络犯罪。
(三)从犯罪类型来说,暴力犯罪、财产犯罪和性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
由于缺乏正确的金钱观,盲目追求物质享受,未成年人犯罪种类以侵犯财产性最为突出。
同时,由于处于身体和心理发育的特殊时期,精力旺盛、情绪冲动,暴力及性犯罪也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常见类型。
(四)从犯罪的组织形式来说,团伙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
受智力、体力、经验等因素的制约,未成年人单独作案往往难以成功,结成团伙可以互相壮胆,提高犯罪成功率。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容易感情用事,为了所谓的义气,甚至可以不顾性命。
(五)在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比例较高。
从重新犯罪的时间间隔上看,时间间隔较短、在缓刑期内犯罪现象明显。
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未成年外来务工人员增多,由于没有相应监督机构,这一部分人员犯罪服刑期满后,如无正当工作,再次犯罪的机率大大增加。
二、城市化进程中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因素分析
传统的未成年人犯罪研究认为,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个体因素,主要指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上的原因,一方面包括精力过剩、兴奋性高,好奇心强,有着强烈的情绪冲动,但辨别是非能力低、调节控制力较弱;另一方面,自我意识的建立和性机能发育成熟,使其对独立的渴望和交往的需求日益增强,但物质和心理上对家庭的依赖性、个体的孤独感以及道德观念缺乏,使得未成年人在面对矛盾和困惑时,容易采取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
二是家庭因素,主要包括家庭结构有缺陷、家庭教养方式不当、父母行为不良、家庭气氛不和睦、家庭过于贫困等等。
三是社会原因。
包括学校教育的缺失、同龄群体不良交往的影响以及文化市场失控对未成年人造成的不良影响等。
然而,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居住方式被改变,社会身份发生了变化,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城市文化和价值观念在相互冲击中不断更新,影响未成年人,尤其是农村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因素也有了新的变化。
(一)社会控制的减弱
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最大变化,无疑是进城务工人员增多和农村城市化。
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意味着农村留守青少年对父母的依附性减弱。
在所有的社会约束方式中,第一大约束就是依附,而其中,又以孩子对父母的情感依附最为重要。
留守儿童对父母的依附性减弱,将直接导致社会控制中家庭约束的减弱,未成年人犯罪的可能性因此增大。
另一方面,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毕竟是缓慢的,尽管我们不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农民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居民群体差异等城乡二元差异短时间内仍旧难以消除。
低收入人群多、族群差异性大、人口流动率高,而这些特点都是造成地区犯罪率升高的关键因素。
城市的发展是有规律的。
随着城市的发展,由中心的商业区向四周辐射,像一个环状区域。
紧挨着商业区有一个过渡区,在这个过渡区里内,生活环境较差,但仍有源源不断的人住进来,包括穷人和新移民。
由于该区域内居民相互不熟悉、人口流动性大且不关心社区问题,这种社会生活削弱了家庭和连接邻里关系的社区纽带,从而导致社会解组现象。
居民流动性较高,相互控制力较弱,容易产生失范行为。
毫无疑问,城市进程中的农村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中心城区较低,公共服务、居住环境、社会治安等方面情况较差,居民素质较中心城区居民有一定差异,这在客观上为社会公共秩序的遵守造成了不利因素。
由城市化带来的社会解组,成为了过渡时期过渡区内各种社会病态的根源,而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等都成为过渡区的社会问题的表现形式之一。
(二)二元差异下的不平等
1、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社会不平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农民在社会中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城市居民通常带着有色的眼光看待农民群体,使其在城市中被孤立起来。
同时,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高流动率,增加了城乡居民接触的机会,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偏见的形成。
这种类似于标签的作用,会降低农民对自我形象的评价,尤其是对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青少年,这种天生低人一等的感觉是无益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的。
而这种被孤立,也容易促使这些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小团体。
一旦小团体内的个人出现越轨行为,容易相互影响,甚至相互模仿。
社会不平等改变了未成年人对自己的看法,人格重组,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加深他人的误解和偏见,如此恶性循环,导致越轨行为继续增多,问题也更为严重。
另一方面,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消解,怀有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的往往将自身的不利处境和对命运的不满归结于强势群体的剥夺,进而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
有一部分农村未成年犯因对“社会不满”、“为了报复社会”而选择了犯罪这一极端的反社会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在农村未成年人群体中的扩散和“传染”是社会转型期农村未成年人犯罪激增的社会根源。
2、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1)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
城乡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使不少适龄儿童游离于学校之外。
专家指出,那些愿意投入传统活动的人,不论是追求“高学历”,还是“致富”或是“成名”等,他们之所以不容易犯罪,是因为从事犯罪会有碍于他们想获取的“功名利禄”。
一个人对传统活动越投入,越怕失去已取得的成就,也就越不会犯罪。
反之,不愿意参加或投入社会所赞许的传统活动的人,就比较会参与犯罪这一类冒险的行为,因为他们无所追求,也无所损失。
同时,一个人花在正当活动上的时间越多,包括阅读、做功课、家庭休闲等活动,就越不会有额外的时间去胡思乱想、去犯罪。
因此,天天去上学、常常运动,或者常与家人在一起,都可以减少犯罪的诱惑。
而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在一定意义直接剥夺了未成年人参与某一些传统活动和正当活动的机会,增加了其犯罪的机率,并导致了下一个不平等产生。
(2)实现目标的机会不平等
著名迷乱理论指出,获取合法财富的机会受到个人的阶级与地位的限制。
穷人就很难取得较高、较好的教育资源,不论他们如何努力或储蓄;那些机会较少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被拒于合法获得财富的大门之外。
当文化上确定的社会目标和社会所允许获取目标的手段产生矛盾时,而这些被允许使用的合法手段或者机会仅仅受限于自己所在的特定阶级,被拒于合法机会外的就会产生迷乱或紧张。
结果,有些人就会通过非制度性手段来解决无法达到社会目标的问题,而这些非制度性手段往往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尽管所有人都被预期要朝着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目标努力奋斗,否则将获得较低的社会评价,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能力通过被认可的手段取得成功,包括艰苦工作、诚实守信、接受教育和克制欲望等。
社会自然会给予高学历者更多的尊重和机会,低学历者则有可能为了获取目标采用越轨行为,而那些游离在学校之外的未成年人又该何去何从?
城市化使农村地区逐步演化为城市地域,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在城市扩张中不断减少,“农转非”人群的就业问题也日益严峻。
一方面为维持生计,父母进城务工,必然会产生留守儿童;另一方面,这样一些将来无地可种、又无法通过高学历来获得更多机会的未成年人,在城乡差别的冲击下,在个人欲望与现实的矛盾中,有多大可能会选择犯罪手段去实现个人欲求,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3)经济资源分配不平等
毋庸置疑,中心城区以外的其他城镇,不论从政策资金的支持上,还是自身经济发展的能力上,都远远低于中心城区。
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农村进入城市,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感受城乡巨大的差距。
另一方面,城乡一体化必然带给农村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到城市化带来的所有益处。
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客观社会地位的结构差异,而结构差异则限制了人的想法与行为,他们有的基于生活所迫,有的为了尽快致富嫌钱,往往铤而走险。
也就是说,经济不平等,容易发生冲突与暴力,而与生俱来的不平等导致的冲突,表面上是文化价值冲突的结果,实质上却是不同族群拥有不同社会经济资源问题冲突的展现而已。
研究表明,经济资源分配不均,包括其他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是导致犯罪率增加的主要原因。
当前农村未成年人对物质消费的追求明显高于往前,尤其是那些从落后狭隘的地区进入城市谋生的农村未成年人在灯红酒绿、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的强烈刺激下愈发膨胀起个人的物欲。
物质欲望的满足需要相应的金钱做支撑,但颇为矛盾的是,62.8%的农村未成年犯家庭经济“一般”、27.8%的“较穷”、6.4%的“很穷”,家庭的经济状况显然无法满足个人的物质需要。
同时,53%的农村未成年犯“没有钱、收入低、生活贫困”成为家庭的最大烦恼。
当个人欲望受到挫折和在富裕群体的强烈参照下,农村未成年人的心理往往会产生较强的失落感和不公平感。
在罪犯对自身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价中,农村未成年犯选择“较穷”、“很穷”选项的高于城市未成年犯,在城乡差距悬殊和参照群体不同的情况下,显然农村未成年犯的家庭经济状况更差。
在对社会贫富差距的评价中,农村未成年人与城市未成年人明显出现了分野。
42.9%的农村未成年犯认为贫富差距很大,28.6%的农村未成年人认为贫富差距较大,而城市未成年人仅18.2%认为贫富差距很大,13.4%认为贫富差距较大。
当今,消费主义的高涨和享乐主义的盛行与社会贫富差距的悬殊之间正形成一股愈演愈烈的社会紧张,而这种社会紧张折射到农村未成年人身上必然会形成心理的失衡,在不能得到及时调适和自我控制能力低下的情况下容易通过抢劫、偷盗、杀人等犯罪途径来缓解这种内心的紧张和失衡。
农村未成年犯的犯罪动机和心理深刻地折射出社会极化对其犯罪的影响。
无数的事实表明,经济资源分配不平等容易造成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
所谓相对剥夺感是人们在比较中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失衡状态,当他们实际得到的和期待得到的之间、自己得到的和他人得到的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时,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
贫困不会产生犯罪,但是因贫困而不满却会而且奇怪地足以产生犯罪。
同时,在控制了都市化程度与社会经济的绝对发展后,相对剥夺程度越高的地区,犯罪率也越高。
即是说,不平等的现象消失的越多,剩下的不平等更让人难以忍受,人们要求平等的欲望日益高涨,要求机会平等的对象也更为广泛,达成的手段却更有限,激起社会更深的不满,甚至必须借助非法的手段来求取平等。
在城乡巨大差异面前,在城市化这个巨大的机遇面前,包括农村青少年在内的年轻农民,往往承受着比成年人更大的冲击和压力,渴望改变现状的愿望更为迫切,自我期许或被期许的程度也更高,但由于前述的种种不平等,使其达成目标的手段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他们采用非制度性手段实现个人目标的可能性。
三、构建社会和谐——预防和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途径
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制度的存在导致了我国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社会极化现象严重,在农民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遭遇到各种社会排斥,农民被隔离在城市之外。
农村未成年人的犯罪的社会根源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公正而导致的社会发展失衡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极化和社会排斥。
因此,预防和控制农村未成年人犯罪必须改革现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制度改革,以及制度再造和理念重塑,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笔者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根本途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一个从社会极化走向社会和谐,从社会排斥走向社会融合的过程。
(一)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乡融合。
现行户籍制度作为“社会屏蔽”的手段对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
1958年《户口管理条例》颁布,把我国公民严格划分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控制农业人口迁往城市。
后来,我国又颁布了多部法律及地方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划分为两种不同身份的阶层。
户口管理使我国公民具有不同身份。
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常住户口与暂住户口,不同的户口有不同的待遇。
实践证明,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因素之一。
户籍制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合理的社会流动,人为阻隔了城乡之间各种生产要素自由的市场配置,阻碍了城镇化进程,滞缓了城乡文化交流,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户籍制度以及黏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政策、法律、法规等强化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身份等级色彩和一系列不公平待遇,造成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文化隔膜和情感淡薄。
在预防和控制农村未成年人犯罪过程中,我国应打破现行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实行统一户口,取消城乡户口差别,取消户籍的区域歧视,解决“人户分离”的问题,从制度上保障每个公民的迁徙自由和合理流动。
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适应,我国应从法律层面上建立统一的国民待遇制度。
虽然我国宪法赋予了每个公民同样的权利和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事实上,诸如《劳动法》等国家法律以及地方行政法律法规,对于农民的权利予以了不同程度的限制甚至有的完全忽视、漠视了。
法律的宗旨在于促进公平和正义,然而我国在法律层面上诸多不合理之处,因此必须修改和完善现行法律体系,建立统一的国民待遇制度。
即国家对每个公民在基本的社会政策上是一视同仁,不应区别对待,并保证每个公民享受同工同酬的权益。
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农村未成年人不应受到来自制度性的社会排斥。
户籍制度的改革有利于城乡之间的融合和消除各种社会排斥。
(二)改革教育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教育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
教育公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起点公平,指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与自由发展,即教育权利平等、教育机会均等,包括在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构造;二是过程公平,既指在起点不公的现实中,通过相应的制度、政策继续体现和维护教育公平,也包括在教育过程和师生关系的互动中微观层面的公平;三是结果公平,指最终体现在学生的学业成就上的实质性的公平,即教育质量平等,目标层面上的平等。
[7]然而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体制以及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在没有公平的教育制度保障下,我国城乡教育差距不断拉大,无论在起点、过程还是结果上都存在着不公平。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越来越大。
当前农村教育基础设施简陋,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农村失学、辍学儿童大量存在,进城务工子女在城市遭到歧视待遇,不能和城市儿童一样平等享受教育资源。
现行不公平的教育制度不仅造成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进一步拉大农村未成年人与城市未成年人之间的差距。
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无疑农村未成年人日益被社会边缘化,难以融入主流社会之中。
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改革不公平的现行教育制度。
首先应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改革当前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
由于城乡存在很大的差距,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这一教育管理模式和资源配置体制忽略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导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在加大。
因此,应建立公共教育财政制度,政府必须有效地履行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承担义务教育的义务,并且使教育经费保障和配置建立在以公平为基础的法制基础上。
为改变农村教育基础设施简陋和农村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的局面,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献身于农村教育事业。
在入学上,应取消农村与城市入学的差别待遇,使农村儿童和城市儿童一样平等的享受教育这一公共资源。
在升学上,应在充分考虑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教育环境、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的基础上,制定一些实质公平的选拔制度、学费标准等。
教育制度的公平有利于农村未成年人的自我发展与完善,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和社会隔阂。
(三)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稳定。
在现代社会,社会保障制度是保证社会成员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基本权利的主要手段,是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公正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增强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对社会的安全感、信任感,消除或者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缓解社会矛盾,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定。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群体不断分化,城乡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巨大,相对贫困人口不断增多,由于城镇化以及各种商业“圈地运动”等导致的失地农民越来越多。
但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仍将城市和农村分割开来,农民缺乏最基本的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
因此,防控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的当务之急在于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笔者认为尽管学界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已经提出了各种对策,包括加强家庭、学校和社会的联合防范机制,加大对未成年人的道德和法制教育,以及对未成年犯罪人采用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充分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探索对其进行心理矫正的各种方法,以预防其重新犯罪。
但在笔者看来,未成年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得不到改善,只要还存在着地位歧视和金钱歧视,那么现有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对策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并不能从根本上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我们正处于城市农村二元化向城镇一体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很多社会问题具有普遍性且短时期内无法得到妥善解决,但是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成因,有针对性的制定预防措施,缓解城镇一体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不失为现阶段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明智之举。
参考书目:
①《论社会极化及其影响因素》杨上广,丁金宏.社会科学辑刊,2005
(2)。
②《犯罪学理论与实证》,曹立群、周愫娴著,群众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③《犯罪与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对犯罪的影响》[M].路易丝·谢利,何秉松,译.北京:
群众出版社1986.
④《城市化进程中的家庭与青少年犯罪》,金泽刚著,《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01期。
⑤《预防闲散未成年人犯罪研究报告》,中央政法委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领导小组,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出版。
⑥《转型期中国社会犯罪探析》,张小虎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⑦《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问题调查报告》,武彬著,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⑧《浅析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及预防建议》,雷发钧著,中国检察网。
⑨《构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体系之思考》,王国学、周荣瑾著,黄石人民检察院网。
⑩、《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未成年人犯罪成因分析及对策》,翔安区法院供稿,厦门市妇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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