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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3月02日高校改革，要到“深水区”学游泳

惟有放手，让其在“深水区”中学习游泳，中国的高校才能发展，中国的教育才有希望

教育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从去年国家教育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颁布开始，就时时听到教育界人士这样说。

但很少有人去追问：

“深水区”究竟指什么？

是改革变为静水深流，还是将走向波澜壮阔？

近日，清华大学推出取消博导评选制度、副教授即可以招收博士生等举措。

有人为此欢呼：

清华大学一下子多出1000多名副教授博导，年富力强的教师可以更好发挥其科研能量和影响力；有人带着迟疑：

以前的博导仅从资深教授中间遴选，称得上是“教授中的教授”，如今资格放宽，会不会引发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下滑？

博导资格、博士生招生名额分配等审定权力由学校下放到学院、系科，科研界现有的近亲繁殖、门墙森立等现象，会不会因此有了恣肆蔓延的新土壤？

取消博导评选制度并非清华原创，此前已有不少高校悄悄做过试验。

中国高校经历了一轮并校扩招的“大发展”之后，面临着高校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治校管理模式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改革的呼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由此引发的迟疑、质疑也比以往更多。

就在这几天，被视作“高校改革试验田”、自授学位的南方科技大学，历经3年多筹备，终于迎来了首批46名“实验班”新生报到；上海纽约大学获教育部批准筹建；自主招生上演高校联考的“三国杀”局面……认真打量中国大学的这些“新动作”，人们就会发现：

当下的高校改革，每一项新举措的出台，总是背负着打破现行教育体制僵局、探索新路的厚望，出台后也总能引起各种各样的议论。

很少有哪一项改革措施能赢得一致叫好，也很少有哪个人能冲破迷雾，给我们一个改革优劣成败的标准答案。

这也许正是“深水区”的真正含义：

向着选拔培养创新人才的目标，每所学校都可以有自己的改革进程和改革试验。

或许，未来若干年后，会有一些探索因为不识水性又乍入深水区而沉落，也会有一些只抢眼球、缺少实效的改革举措最终迷失，但必定会有一些高校借助深水浮力、敢拼会搏，最终成为游泳高手。

这样的结果，或许不如理想的那么美好，但却体现了改革的本来逻辑。

教育是百年大计。

高校改革，不能指望一朝一夕、一蹴而就。

惟有放手，让其在“深水区”中学习游泳，中国的高校才能发展，中国的教育才有希望。

2011年03月15日危难时刻，人类需要互相温暖

为异国他乡的人们祈福，也是为自己祈福；帮助受灾的人们重新站起来，也是在帮助自己

这几天，日本东北地区的灾情，引起许多国家关注。

“中国政府和人民愿继续提供必要的帮助”。

14日，胡锦涛主席向日本表达诚挚慰问。

从3月11日日本发生9级地震以来，那些叫做“宫城”、“仙台”、“福岛”的日本地名，就一直牵动着我们的心；那卷起10米巨浪、冲垮农田和街道的海啸，让人们震惊不已；成千上万日本人的命运和在日中国人的安危，让我们唏嘘和挂念；而可能出现的余震和核泄漏风险，更让全世界一起揪心，共同寻找应对之策。

“人类在面对自然灾难时的同情、关切和凝聚，超越一切。

”网友的留言，恰是中国人心态的真实写照。

第一时间，中国政府致电日本首相，表示愿提供所需帮助；第一时间，中国国际救援队赶赴日本重灾区；网上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的网民认为，大灾面前，应“不分国界，不分种族”，积极援助，共同抵御灾难……

是的，没有什么比经历过灾难的人更能感同身受。

就在日本地震的前一天，3月10日，我国云南盈江也刚发生了5.8级地震，造成数百人伤亡，我们的政府和民众也在全力以赴抢救着每一个生命。

而此前，我们遭受了汶川地震的重创，经历过玉树强震、舟曲泥石流的悲痛……

正是这些大灾大难，让我们对于生命的逝去、家园的摧毁，有着锥心刺骨的疼痛；对于危难时刻各界力量驰援所带来的温暖，我们也会有着发自肺腑的感激；而对于“自然灾难面前的人类共同命运”，我们更有深刻真切的感悟。

天灾面前，人类就是整体。

从去年的海地到智利，从一个月前的新西兰到今天的日本，从地震到洪灾到龙卷风……灾难频繁发生，带给人类永远的创痛，也一次次提醒着每一个国家和民族：

在令人惊惧的灾难面前，人类能做的，也许就是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携手而行。

为异国他乡的人们祈福，就是为自己祈福；帮助受灾的人们重新站起来，也是在帮助自己。

曾经在日本仙台求学的鲁迅先生说过：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这一刻，“悲天悯人”的情怀应该是一致的。

明天，日本的灾情会怎样？

我们不知道，但我们愿意祈祷，并和更多国家与人民一起，提供可能的帮助。

我们相信，阳光能洒在四川汶川新建的羌寨上，能照在云南盈江县拉勐村的孩子们的脸上，也应该会给日本宫城县仙台市的灾民们带来暖意……

2011年03月18日领导干部参选居委会的意味

作为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代言人，居委会如何能在社区公共利益上有更多的话语权才是关键

广州市黄花岗街道社区居委会一次寻常的换届选举，却因正厅级干部陈新的参选，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有人赞同，有人反对，更多的则是惊诧——这是否有点“屈尊”了？

在人们的印象里，居委会就是一群大爷大妈，处理一些婆婆妈妈的事儿。

近几年，虽然有不少大学毕业生加入到社区管理队伍中，但总体上，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居委会一向是退休人员发挥余热的地方，与政府机关干部、大学教授鲜有交集，更不用说“正厅级”的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了。

如今，广东工业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陈新，这名正厅级干部的参选，能给居委会带来什么？

理想的状况自然是，增强居委会的社会影响力，帮助提高居委会这一民间自治组织的管理水平，使居委会真正成为沟通社区居民与政府各管理机构之间的桥梁，成为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代言人。

这也正是许多选民的愿望。

比如，有选民就说，以前总觉得居委会委员说话不够分量，如今有正厅级干部当委员，希望“实力派”社区干部能多为街坊办实事。

黄花岗街道党工委其实也有此意，在他们看来，辖区内有中科院广州分院、广东省教育厅等大型单位，发动这些单位“有号召力、有资源，也有想法”的领导或老领导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效果是原来的大爷大妈无法实现的”。

应该说，让有影响力的人参与某一组织或机构，的确能够引发大家对这一组织或机构的关注，也的确有利于居委会工作的开展，甚至可能对加强和创新基层组织的社会管理工作带来新气象。

但要想从根本上提升居委会的影响力，既离不开具体人的管理能力、管理思路，更取决于居委会本身的“社会地位”。

换言之，作为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代言人，居委会如何能在社区公共利益上有更多的话语权才是关键。

陈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是作为普通市民参加居委会竞选的。

陈新之所以强调其市民的身份，相信也和大多数普通群众一样，希望能有更多“普通市民”陈新而非“正厅级干部”陈新参与到社区管理事务中来，社区管理需要的是“陈新”们的决策能力、管理能力，需要的是“陈新”们在建立完善决策听证会、矛盾协调会、政务评议会、居务公开等民主自治制度方面的创新思维。

只有在这些方面取得突破，居委会才能真正提升自身影响力。

2011年03月21日问题食品确须“坚决查处”

让更多黑心牟利者、失职的监管者不敢、不能心存侥幸，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当务之急

“瘦肉精”事件曝光5天了。

对于“双汇”这个在中国市场名气不小的品牌来说，消费者的信任危机、企业形象被影响以及直接经济损失，已经不可避免，悬念只是：

它会不会像三聚氰胺事件一样，使一家经营多年的知名企业就此一蹶不振？

连日来，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严查处理“瘦肉精”事件。

河南方面宣布处罚28名包括区县检疫人士在内的责任人，农业部、商务部迅速派出督察组赴当地调查，国务院牵头协调八个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也随后出动。

“坚决查处”，“追究责任”，确乎言出不虚。

“瘦肉精”事件又一次加剧了食品安全的信任危机。

从这几天的市场反应看，不仅生产企业受到重创，还殃及了河南各地生猪饲养户的经济利益，影响了整个肉制品行业的市场声誉。

如果河南方面公布的调查结果属实，“瘦肉精”的实际市场影响其实并不大：

媒体曝光涉嫌使用“瘦肉精”的9个饲养场（户）、1512头存栏生猪中，检出含有“瘦肉精”的生猪是52头；正在进行的对孟州等地163.1万头存栏生猪抽检，检出的问题猪比例似乎也不高。

以概率论，这只是“个别问题”。

但就是这“个别问题”，却让整个产业、行业与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

三聚氰胺奶粉案带给中国奶业的沉重打击，至今绵延：

那么多国民不惜花大价钱出国采购、代购洋奶粉，直至将港澳等地的奶粉买到脱销，不仅让国产奶业痛失大片市场，更令国人痛心于不良商人道德沦陷的严重后果。

这样的代价我们还要付出多少？

食品安全问题依然频现。

就在这两天，重庆发现的一家用福尔马林泡制毒血旺的食品加工厂，已在各种执法检查者眼皮下生存大半年，每天生产2.5吨毒血旺，顺利销往周边市场。

人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在食品安全上，那么多部门依然管不住、管不好？

从三聚氰胺到“瘦肉精”……如果食品安全波及的行业越来越多，如果问题事故愈演愈甚，“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游戏将波及更广，危害更烈。

也正因此，全国两会上，食品安全成为许多议政者的关注点，一个呼吁以严刑峻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严重犯罪的建议，成为20多年来联名代表人数最多的议案。

基层检疫监管者的失职，多头监管形成的责任缝隙，企业唯利是图的贪欲，相关部门的护短，商业道德的丧失……治理频发的食品危机，固然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但严罚重责，让更多黑心牟利者、失职的监管者不敢、不能心存侥幸，已是当务之急。

当国家早已明令禁用的“瘦肉精”公然变成一个地区、行业的公开秘密，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可能再有无辜的借口，任何借口也都是对他人生命健康的有意伤害，是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一种渎职乃至犯罪。

问题食品确须“坚决查处”，姑息养奸必将使食品安全问题愈演愈烈！

2011年03月22日惠农政策农民岂能“不知情”

让人们对涉及自身权益的问题拥有充分知情权、行使好监督权，才能最大程度避免民生工程的“被打折”

近年来，农业机械化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性工程，国家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补贴农民购置农机具。

在河北保定市，自2004年以来，国家每年发放了数千万元农机补贴，然而，由于这些巨额资金长期脱离监管，现已查实的违法违规金额就高达110多万元。

此类现象不止发生在河北保定一地，随着其他地方类似情况陆续被发现，人们揪心不已：

如果这种坑农行为在更大范围内发生，将会有多少惠农资金被一些人中饱私囊？

又将给国家的惠农政策造成多大的损害？

不难发现，在这起事件中，信息不对称、内部监督形同虚设，是农机生产企业和管理部门得以相互“勾结”的重大漏洞。

因为很多农民对国家农机补贴这样的好政策尚不知情，一些农机管理部门才能肆无忌惮地骗取农民信息，套取国家补贴款私分。

类似信息不对称现象，在其他惠农政策上也曾发生过。

据新华社调查，近年来国家通过采取农业税减免、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方式，加大“三农”的扶持补贴力度，但在内蒙古、山西等地，惠农资金有被截留、挤占和挪用的现象。

而其中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很多农户均没有听说过相关政策。

在今天，实现信息公开是很重要的事。

因为信息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它只有在公开和公平的语境下被分配使用，才能满足社会不同主体的平等需要。

如果信息资源只是掌握在某些人手中，就很可能造成某种垄断，对其他主体形成利益掠夺。

在国家农机补贴问题上，也正是因为信息资源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内部监管失灵，外部监督缺失，最终，信息资源变成了某些农机生产企业和管理部门贪腐的工具。

从实际情况看，当前农民要获取国家惠农政策这种信息资源，渠道还比较单一。

很多时候，他们多是依靠乡村干部的传达，甚至是靠“道听途说”来获取。

这就为信息传递中的无意减损甚至有意隐瞒提供了便利，更无法调动和利用受益主体的监督积极性。

惠农政策本身包裹着巨大的利益，而当前基层监管还比较薄弱，层层下发的过程中，如何避免“雁过拔毛”现象，是好政策口惠实至的关键。

多种惠农资金被截留、挤占和挪用的现象说明：

面对利益之诱，仅仅依靠相关管理部门和基层工作者的“自觉”与“自律”实现信息公开，进而形成立体监管，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

让惠农政策真正惠及农民，最行之有效、也是成本最低的做法，就是从上到下建立起充分的信息公开制度，保证各种信息渠道充分畅通。

让人们对涉及自身权益的问题拥有充分知情权、行使好监督权，才能最大程度避免民生工程的“被打折”，制止“惠农”变“坑农”这类恶劣事件的发生。

2011年03月23日别让“换届监督”虚晃一枪

一项举措若缺乏对细节的规范，再好的初衷、再大的声势也可能会在实际工作中被虚置

眼下，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正自下而上进行集中换届，地方各级人大、政府和政协换届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为方便干部群众监督换届工作，畅通举报、投诉、反映渠道，各地纷纷推出公开透明之举。

山西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开全国之先河，联合公布了260名各市、县（市、区）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确保换届选举在阳光下运行。

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尝试中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比如，就在这些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手机号码和邮箱公布的当天，有记者随机拨打名单中33人的手机，发现3人关机、16人接通后无应答、4人在通话，接通率很低；有纪委书记称当天收到了“新邮件50封”，“电话明显多了”，但“询问咨询的多一些”；还有的表示“反映的问题方方面面，也有人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

”当然，也有一些“接通后对方不说话”的，甚至打“骚扰电话”的，让纪委书记、组织部长们感到“挺影响工作”。

这些反映，折射了公众在当下政治生活中的复杂心态：

媒体的快速跟进“验证”，公众的咨询试探心理，找到渠道后的一吐为快、沉默无语中的审慎观望，甚至在各种“骚扰”中传递出的某种“不满”。

换个角度看，这些心态与情绪不无道理，因为它们来自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注与期待，正确待之，可以成为各级党委和各级组织、纪检部门继续完善、细化工作机制的“市场讯息”。

把换届全过程置于组织、干部、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通过千万双眼睛的“紧盯”，提高选人用人满意度，是中央的要求，也是中央的决心，更是一次党员干部群众广泛参与、让反腐更有成效、让民主再获推进的实践机会。

这个“机会”事关一个地方的发展全局，事关“十二五”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否有保证，事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如何让各地的公开举措更细更实更具操作性，让党员干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更高，非常需要分析上述“市场讯息”。

实际上，这些讯息反映的情况值得思考：

较低的接通率，表明“公开”的实效还有限，被公开者担负的责任不直接。

同时也说明：

如果没有“对下级负责”的约束机制，履行职责就会缺少一些紧迫感；如果没有类似操作手册的“每一项任务有具体机构承担、每一项工作有具体人负责”，考核问责再严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淋不湿几个人。

一项举措若缺乏对细节的规范，再好的初衷、再好的形式也可能会在实际工作中被虚置。

强化对制度环节的精细化设计，才是对群众期待的有效回应，对群众参与的极大鼓励，对群众监督的真正重视。

据最新报道，就如何平衡其他公务和换届选举的工作，如何解决热线中反映的问题等事项，山西省委组织部正在酝酿进一步完善措施。

应该说，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务实的探索。

让群众广泛参与监督，需要的不仅是创新姿态，更要落实在具体行动中；不仅要拓宽渠道，更要让渠道通起来、发挥好作用。

期待各地在换届工作中有更多创新务实的实践，让选人用人满意度进一步提升，让组织部门的公信力进一步增强。

2011年03月24日期待“问责党委领导”的效力

问责不仅要对渎职官员进行惩罚，也应要求党委政府对民意有所回应。

这是提升问责主体的意义所在

日前，《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正式对外公布。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党委领导首度被列入问责范围。

此外，问责办法的亮点还有“问题官员”两年内不得提拔，实行问责与党纪政纪处分不能相互替代，“不作为领导”也要问责，以及弄虚作假从重问责等。

可以说，上述严格规定，是问责制实施以来的一大进步，也是完善问责制的一记重拳，必将更好地促进责任政府的建设。

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

建立健全问责制是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管理和监督，增强党政领导干部责任意识，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举措。

通过问责党委领导，促使各级党委领导真正懂得权力的含义，主动承担应负的责任，以充分发挥问责体制的效力。

从党政领导问责制实施以来的情况看，虽然在一些重大事件的问责中，有党委主要领导被免职的案例——例如，在江西宜黄县“9·10”拆迁自焚事件中，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被免职——但各地出台的问责制，主要还是对行政官员问责，政府或部门“一把手”被免或被责令辞职的比较多，而同样作为决策者的党委领导干部却很少被问责。

在现有的决策体系里，党委处于关键的地位，各级党委领导，特别是党委主要领导，对一个地区或部门的经济社会发展，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其所起的作用，非常重大。

当前，有的地方实行的问责制，还多半停留在有一事问一事、出一事责一事的层面上，有时甚至是为“平民愤”而去问责，对问责制的认识显然存有误区。

问责的根本目的，是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于为人民谋利益。

这就决定了问责是一个责任体系，党委、政府及其官员在其中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行政责任、政治责任、道德伦理责任；这也意味着，问责不仅要对渎职官员进行惩罚，也应要求党委政府对民意有所回应。

这是问责制的精髓所在，也是提升问责主体的意义所在。

将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对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担职责，就该付出应有的代价，从而促使各级党委领导时时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和责任所系，严格约束自己，带头遵纪守法，审慎决策，善用权、用好权。

对各级官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的权力进行监督，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值得欣喜的是，问责党委领导已逐渐在一些地方成为共识，继北京后，广东、重庆等地也将党委领导列入了问责范围。

不过，为了使问责制发挥更大作用，还需要合理配置和划分权力，强化舆论监督，培育问责制的制度文化。

2011年03月25日让“严肃拒贿”先于事后“高调退贿”

让现场的“严肃拒贿”先于事后的“高调退贿”，应当是对规则更好的捍卫，也是对个人更早的保护

张翕飞现在的心情，或许比他当初选择“高调退贿”时更为复杂。

自去年10月以来，这位江苏盐城的干部，先后两次将总计6笔价值9000元的退贿清单在网上公开。

张翕飞称，送礼是官场潜规则，当初收礼则是因不便当场驳人面子。

对张翕飞这种悬之于网、公之于众的退贿之举，人们反应不一。

有人力挺，也有人质疑。

但一个基本共识却是，退总比不退好，公开退也比悄悄退好。

这也是张翕飞的初衷：

希望以此弘扬正气、净化风气，并告诉大家“找我办事不需要送礼”。

以一己之力发布廉政宣言，以个人名义向潜规则说不，张翕飞的力量也许有限，却勇气可嘉、难能可贵。

但我们还是不免为他担忧：

“高调退贿”毕竟不是“高调拒贿”，虽然法律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

”但毕竟有“及时”的要件，万一“不及时”呢？

换言之，张翕飞为什么要冒这种法律风险？

“碍于面子”，这样的理由看似简单，却颇为沉重。

因为想着“不打送礼的人，不打笑脸的人”而无奈收礼，不只是张翕飞一个人的纠结。

即便是张翕飞，在公开退贿清单时，也隐去了行贿者的单位和姓名。

当“碍于面子”成为一种普遍习惯时，连选择“曲线抵抗”的张翕飞，也被一些同事认为个性有点“怪”、“思维异于常人”。

那些铁面无私者，被看做“另类”、讥为“僵化”、当成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甚至因不合潮流被“逆淘汰”，也就不足为怪了。

“他们送钱是冲着书记这个职位来的。

”一位县委书记在因受贿入狱后如此感叹。

给领导干部送礼，不是冲着人情往来，而是为了权钱交易。

可见，“碍于面子”虽能博得一时“和谐”，却会埋下巨大隐患。

一位公安局副局长就曾这样反思自己的落马：

“倒在人情世故面前”，“中了温水煮青蛙的陷阱，发现时已经无力挣扎”。

因为面子从“身不由己”走向“情不自禁”，由“被动型腐败”演变为“习惯性沉沦”的案例，近年来并不鲜见。

因此，对于张翕飞们而言，卸下“碍于面子”的重荷，让现场的“严肃拒贿”先于事后的“高调退贿”，既是对规则更好的捍卫，也是对个人更早的保护。

就此而言，如果说“高调退贿”彰显的是良知勇气，那么“严肃拒贿”体现的就是原则操守。

因为所谓“面子”，只应在私人交往领域存在；而在公共领域，“规则”应始终被恪守遵循。

让“严肃拒贿”先于“高调退贿”，除了领导干部的良知勇气，更需要制度监督的持续给力。

公众力挺“高调退贿”的背后，正是在呼求制度的应答。

温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曾说：

“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

”如何通过制度瓦解“一个不得不送、一个不得不收”的腐败环境，杜绝只顾“面子”不顾“里子”的“空壳人”，进而弘扬“严肃拒贿”的理念，树立对规则制度的现代信仰，这样的命题同样需要高调解决。

2011年03月28日不“慈”不诚，何以为“善”

高尚的目的，更需要通过诚实的路径抵达。

否则，非但结不出善良的果实，还只能透支社会信用成本，阻碍进一步行善的脚步

一位母亲为筹集医疗费用、怀抱眼癌宝宝在广州闹市跪爬千米，引来众人唏嘘和关爱，虽筹得巨额手术费用，但最终却被揭出是网络公司的炒作。

这出所谓的“慈善策划”，再次将如何行善推向舆论焦点。

面对大街上蓬头垢面甚至身患残疾的乞儿，给钱还是不给，恐怕是很多人都有过的纠结。

给吧，多半其中有诈，甚至会助纣为虐；不给吧，又于心不忍，怕误了个把真的有难者。

就在这给与不给的纠结中，向善之心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消磨，而最终被可悲地透支了的，是整个社会的诚信。

“跪爬捐助”事件中所杜撰的“富家子弟”恃强凌弱的桥段，之所以能如此精准地击中大众的敏感神经，固然有贫富差距加大的社会现实背景，也与我们的慈善过于聚焦某个事件或个人有关。

整个“跪爬捐助”事件中，最值得深思的是“策划人”的表白。

一是他坚持认为整个过程是在行善，自己非但没从中拿一分钱，还捐了300元，并且超额筹到了手术费，“坏就坏在媒体不该揭露真相”。

二是他称网上每天有那么多人发帖求助，却反应寥寥，若无此番策划，那对母女可能至今还会深陷绝望之中。

这话或许有几分道理。

但是，高尚的目的，更需要通过诚实的路径抵达。

慈善作为社会事业，需要一定的策划才能起到一呼百应、放大爱心的效果。

但是，被愚弄、被欺哄的同情，以及有辱受助者尊严的策划，非但结不出善良的果实，反而只能透支社会信用成本，阻碍进一步行善的脚步。

不慈、不真、不诚、不信，何以为善？

经过多年的宣传与实践，慈善观念正深入人心。

但名人的善举常被拷问，如不断涌现的明星“诈捐门”、某些不尊重受捐者的“暴力慈善”行为，以及一些善款被滥用甚至挪用，都让大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屡受伤害。

事实上，与其去追究行善者的动机，不如为慈善创造更良好的社会环境、法制环境与舆论环境。

其中包括捐助体系的完善、对慈善组织的监督，也包括慈善文化的提升。

如果总是把施舍等同于救助，慈善就很难走上理性的轨道。

没有受助者的尊严，又哪来慈善事业的体面？

更重要的是，倘若我们的医疗保障体系能更完善，能惠及更广大人群，让眼癌宝宝能通过正常渠道得到正规治疗，那么“跪爬”也就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戏剧性。

只问目的，不管手段，虽可成功于一时，却难免遗祸于一方。

行善者仁心仁术，受助者真实真诚，慈善事业方能一方受助，八方受益，历久弥新，行之久远。

2011年03月30日“无根树”何以种得如此坦然

如果得罪了老百姓便乌纱不保，那“无根树”在光天化日之下哪里还种得下去

常常不得不佩服弄虚作假者的“创新精神”。

这一回让人无语的，是福建省福鼎市龙安开发区的咄咄怪事：

百户农民土地被违规征收，为了应付上级国土资源部门的检查，匆忙种下“无根树”以蒙混过关。

龙安开发区领导这样解释：

“房子还要盖嘛……怎么能够做好群众工作，又怎么能够把检查工作做好?

”“无根树”就是他们想出来的变“两难”为“两全”的“创意”。

福鼎市国土资源局领导还乐观地认定，“我们福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