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祭中国人完全不了解的近代史十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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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祭中国人完全不了解的近代史十四
辛亥百年祭-中国人完全不了解的近代史(十四)
刘丽川(1820-1855),广东香山溪角人(此地多为福建移民),与孙中山是同乡(距翠亨村西北仅25公里),比洪秀全小6岁。
其出身农民,兄弟七人,排行老么,自幼习武,青年时至香港闯荡,乡邻称之为“阿混”。
在香港期间,刘丽川当过丝茶栈伙计、商场经纪人,并学会英语,当过洋行翻译,与西洋人士多有交往。
1845年11月,25岁的刘丽川加入香港洪门三合会(天地会分支,同年港英政府响应清政府要求,取缔三合会)。
因其习武、暇时学医,擅长外伤骨科,且为人仗义,在江湖渐有声誉。
1849年4月,美国旗昌洋行买办——广东香山人吴健彰捐官出任上海道台,手下衙役皆为广东籍,广东帮在上海势力迅速膨胀。
见同乡得势,刘丽川也从广州到了上海。
此时由于大批欧洲洋行从广州迁至上海,广东闽浙一带的船员、艇匪、海盗失去生计,大部分流入江南,以护送鸦片为业。
到1853年,上海已有广东人8万余,其中香山籍占了2万多。
刘丽川参与组建了广粤会馆,声望日增。
上海流民贩运鸦片,争夺地盘,寻仇滋事。
其中以广东香山帮、福建泉州帮、漳州帮、浙江宁波帮势力为大。
广东帮与福建帮常因争地盘发生械斗,刘丽川因与福建人亲近,多次出面调解纠纷。
上海县城——小刀会贼寇作乱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后,震动江南,各地盗匪伺机闹事。
5月闽南小刀会攻占漳州府,7月上海小刀会成立,刘丽川凭借广东帮势力被推为首领。
时恰逢上海道台吴健彰招募广东籍团勇数百人为亲兵,又命粤绅李少卿筹办粤人团练,闽绅李仙云筹办闽人团练,沪绅徐渭仁筹办本邑团练。
小刀会借机渗透进团练。
由于练勇需饷非常巨大,兵勇仗势欺人,常向商号勒索保护费,闹得人心惶惶,吴健彰只好把团练撤了。
广勇、闽勇中许多是小刀会成员,团练解散后,刘丽川借机图谋起事。
此时恰逢嘉定县城(上海县城西北25公里)发生暴乱,南翔人徐耀为江洋大盗,组织有罗汉党,徐耀因盗窃南翔大德寺,被嘉定县衙抓捕入狱。
1853年8月29日,罗汉党徒千余人冲入嘉定县城,捣毁县衙,救出徐耀,并与青浦周立春(天地会首领)会合,趁官军不备,再度占领嘉定县城。
吴健彰见局势不稳,企图运走40万两白银,作为进攻太平军的军饷。
刘丽川得此消息,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乘9月7日上海县城举行祭孔大典之机行动。
参与者除了周立春、徐耀,还包括福建帮头目陈阿林、彭浦庙帮潘起亮(盗匪出身,做过团练)等。
9月7日清晨,小刀会集结两千余人,头包红巾、手执利刃,在守城卫兵的内应下,从北门冲入上海县城,攻入县衙后,潘起亮斩杀了上海知县袁祖德,包围苏松道台衙门,活捉吴健彰,并劫掠了吴健彰企图运走的40万两白银(14.9吨)。
暴乱成功后,小刀会将指挥部设于豫园点春堂。
福建帮主张杀死吴健彰,而广东帮因与其为同乡,不想下手,将吴健彰囚禁于广粤会馆。
英国驻沪副领事威妥玛闻讯后,当天即赶往上海县城探望。
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也致函刘丽川,表示吴乃美商旗昌洋行的股东,美国公使有保护之责。
就连美南浸信会传教士晏玛太也带信刘丽川,要求释放吴健彰。
当晚,马沙利与刘丽川在上海县城北门会面。
9月9日夜,美商洋行的两个职员霍尔和史密斯,潜入广粤会馆,在刘丽川默许下,戏剧性地将吴健彰救出上海县城,送入北门外的晏玛太家,旋即坐轿送入外滩旗昌洋行,躲进美国公使的羽翼下。
此后吴健彰奔赴镇江,立即上奏朝廷请求派兵围攻上海,以平叛乱。
吴健彰的妻儿家小,也在英国传教士雒魏林的帮助下,逃出上海县城,在租界内的宝顺洋行住下,不久便乘英国邮轮“玛丽伍德”号,回到了广东老家。
海关主权——欧洲人养寇自重
小刀会起事后,打起了“大明国”的旗号,但各帮争权夺利,常发生械斗。
商家纷纷关门、百姓争相逃难,物资供应困难。
而上海县城北面紧靠租界区,清军不敢轻易冒犯,外国洋商对小刀会贼寇的粮饷弹械接济不断。
对于劫掠的40万两饷银,刘丽川主张用于起事,福建帮却要求平分,而且张嘴就索要20万两。
刘丽川深知小刀会势单力孤,试图投靠太平天国,却因太平军兵力紧缺未获支援。
小刀会内部分裂,外无强援,竟然能在清军重兵围攻下,占领上海县城一年半,其与外国人养寇自重有极大关联。
1853年9月9日,英、美两国领事乘海关衙门被小刀会捣毁、吴健彰被关押,上海地方政权出现权力真空的短暂机会,迫不及待地占据了江海关,以“海关行政既陷于停顿,我们就没有遵守海关规章或缴纳关税的义务”为借口,向各国侨民发布了《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临时规则》,擅令所有的进口商、航运商、货运承办人,“勿需向中国海关结关税”,而改向本国领事交纳税款,即所谓“领事代征制”。
这一制度实际上为他们从清政府手中窃夺上海海关的征税权埋下了伏笔。
深谙殖民之道的英国人,自然知道海关税收对于中国的重要性。
1850年咸丰即位时,清廷岁入约为3700万两,其中田亩杂税约占七成,关盐杂税占三成,收支基本相抵,户部存银仅剩下187万两,已显财政拮据的情况。
1851年太平军做乱后,仅头九个月清廷就支出了620余万两;到1852年底,已耗银2963万余两,国库算是彻底空了。
而太平军进攻长江流域后,直接威胁清廷最主要的税赋来源地,田亩征税日益困难,清廷户部为缓解军饷危机,甚至滥发铜铁大钱和宝钞,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此时海关关税便显得更加重要。
上海海关(江海关)自1852年起,已经超过粤海关,成为清廷第一大关税来源,年入超过130万两白银,约占全国关税的三成。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由于扬州和镇江被太平军占据,直接掐断清廷漕运咽喉,进一步加重清廷财政危机。
江海关关税便成为十几万围剿清军最重要的军饷来源,关系清廷命脉(江南大营每月需军饷20余万两)。
到1853年7月,清廷户部存银仅剩下92.7万两,度支万分窘迫。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小刀会叛乱,给英国人提供了趁火打劫的天赐良机。
一旦英国掌控了中国海关管理权,便可以勒索清廷,在租界特权、通商贸易等方面予取予求,进而间接控制清廷的财政主权。
如英国实现了上述目的,那么大清帝国便会成为第二个印度。
上海道台吴健彰自9月份逃出上海后,给朝廷上奏折,谎称县城失陷时恰值自己外出,一时竟然蒙骗了朝廷,得以留任。
吴健彰知道关税收入对于急需军饷清剿太平军的清政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但上海失陷时,他的海关监督官印也丢失了,于是发出通告说,将用“常州漕运使”官印代替江海关监督官印,仍按旧制征收关税。
10月12日,吴健彰向英国领事阿礼国(1846年接替接替巴富尔出任)提出要求,须交付英国10艘船只在9月7日前所欠交的丝茶税银4.5万两,并随时通报代收英国商人在9月7日以后所欠缴的丝茶出口税,然吴健彰的这一要求遭到英国领事的断然拒绝。
吴健彰还想恢复原先在外滩的海关用房,也遭到英国方面的阻拦。
迫不得已,他将停泊在黄浦江上的“羚羊”号和“羊神”号两艘洋船作为海关办公所,并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外国领事。
不料两天后,羚羊号发生爆炸,当场炸死五人、炸伤八人,征税之事又遭挫折。
1854年2月9日,吴健彰租用苏州河北岸一所房屋作为海关临时收税处。
英、法、美三国驻沪领事,考虑与清政府的长期关系,暂时妥协,但海关征税仍不尽如人意。
为恢复上海局势,清廷从四川等地紧急调兵万余人,交由江苏按察使吉尔杭阿,命其剿灭上海小刀会。
1854年3月底,当万余清军抵达上海时,却在泥城浜(今西藏路)一带遭到外国人阻滞。
租界方面声称,出于中立的立场,他们不能允许清军借道,向南进攻占领上海县城的小刀会。
无奈,上万清军只能滞留在吴淞江(今苏州河)上的运兵船内,等待上峰交涉。
4月3日午后,一群百无聊赖的清军士兵,看到租界内一对洋人男女(英商祥泰银行的乔利夫妇)在散步,因调戏引发冲突,十几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和上海义勇军(即后来的万国商团)向清军开火,事端迅速升级,双方增派兵力激战半小时。
事发后,上海道台吴健彰致函英国领事阿礼国,承认事端因清军行为失检所致,表示将查明祸首,希望英方克制。
但英方有意扩大事态,4月4日拂晓,英舰“恩康脱”号炮击停泊在苏州河口的清军运兵船,除少数逃脱外,其余均被英军扣押。
随后阿礼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清军撤出跑马场(今人民广场)附近军营,否则将其焚毁。
下午3时,吉尔杭阿拒绝英国要求,美英军队380余人,在两艘炮舰掩护下,向清军发起进攻,小刀会也借机杀向清军。
双方在泥城浜(今西藏路)附近激战两个小时,清军伤亡300余人,美英军队仅死4人。
经过泥城之战,清军被迫后撤至静安寺附近,气势大为畏缩,而英国方面气焰更加嚣张。
1854年5月初,英国领事阿礼国提出实行“海关税务司”制的方案,即由英、美、法等国领事指派一个外国税务委员会,同上海道台指派的中国官员共同组成海关税务司,管理海关事宜。
这是英国人染指中国海关主权的核心议题。
此时清政府正处于内外交困中,自小刀会起事后,上海海关关税断绝,直接影响到清剿太平军的军饷供应,外国人趁火打劫,无异于落井下石。
在谈判中,阿礼国等人继续加以利诱,提出只要建立“海关税务司”,清廷就可以有稳定的关税收入,且英国愿意补交商人所欠关税48万两。
总税务司——英国人控制长达百年
于是两江总督怡良命令吴健彰从速谈妥此事。
6月27日,英国公使包令在同吴健彰会谈时,再次提出以改组海关作为归还欠税的交换条件。
6月29日,在外国列强的威胁与利诱下,吴健彰同英、美、法三国领事正式订立了《上海海关征税规则》九条,规定在上海设立司税官,由三国领事各派税务司一人,共同管理海关,代理清政府向外国商人征收进出口税银。
7月12日,新设的上海海关正式开始征税,关税管理委员会也于同日成立,英、法、美三国分别指派威妥玛、史亚实、贾流意三人为税务司,中国海关从此进入一个由外籍税务司控制“中国门户”的殖民时期。
作为回报,英美法等国自此开始放弃所谓的“中立”立场,积极参与围剿小刀会,主动断绝对小刀会的军械粮饷接济,甚至命炮舰轰击上海县城。
1855年2月16日(除夕),刘丽川率200余人向城西突围,第二天被清军击毙,延续17个月的小刀会祸乱基本结束。
在血淋淋的人头背后,欧洲人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达到了控制中国海关的目的。
“海关税务司”制随后被推广到广州、厦门、福州、天津、汉口、镇江等中国其他通商口岸。
1859年,年仅27岁的英国人李泰国(其父为英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成为中国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负责募用外国人在中国各口岸任职,由此中国海关管理权全部为外国人控制,甚至连鸦片都以“洋药”为名列入税单。
1861年,年仅26岁的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接替李泰国,出任清政府代理海关总税务司,两年后正式出任海关总税务司。
由此至1908年离开中国,赫德掌管中国海关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期间,欧洲国家通过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获得了中国关税的支配权。
1911年10月15日,也就是辛亥革命第5天,英国人安格联(F.A.Aglen)奉旨成为中国第三任海关总税务司,直至1927年,掌管中国海关长达17年。
1927年7月,英国人梅乐和(F.W.Maze),出任中国第四任海关总税务司,其是赫德的外甥,掌管中国海关长达16年。
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人李度(L.K.Little)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中华民国海关总税务司,直至1949年国民党逃亡台湾,李度也跟着去了台湾,继续当着所谓的“总税务司”。
从1854年至1949年,中国海关主权共沦丧95年。
新中国成立后组建海关总署,毛泽东主席任命孔原为中国海关总署第一任署长,终结了欧洲人在中国的殖民历史。
访问南京——太平军与欧美国家的关系
外国人在华养寇自重以趁火打劫的情形,绝非小刀会一例。
1853年2月26日,太平军逼近南京城时,英法等国正在谋划修改《南京条约》。
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即密报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文翰(此人祖上即靠贩卖奴隶发迹),建议英国趁机要挟清朝皇帝,从而扩张英国利益,并说“情况是何等的微妙,凭三四只轮船与兵舰,英国只要小有作为,便会产生决定性作用,独断自己的要求条件”(原件藏于伦敦档案局)。
3月3日,阿礼国再次密报文翰,阐述相同观点。
3月13日文翰从香港启程赴上海了解局势。
3月15日,江苏巡抚杨文定着吴健彰向上海英法领事发出求援照会,请求派军舰协助清军救援南京,遭推托。
3月19日南京城被太平军攻破,3月20日文翰抵达上海。
3月21日,尚未进入南京城的杨秀清,迫不及待地差遣叶师帅去广州,送公函给广州十三行,希望与洋人取得联系。
该信由叶师帅于5月11日送达广州,遭十三行拒收,后转交罗孝全(洪秀全之师)。
罗孝全另外还收到一封洪秀全邀请他去南京传教的邀请信(疑为伪造)。
3月29日洪秀全定都南京。
4月7日,文翰派上海领事兼翻译密迪乐,向上海道台吴健彰声明不能派兵助剿。
4月22日,文翰、密迪乐一行乘坐英国军舰Hermes号,欲赴南京打探情况(清舰尾随在后)。
但当时清廷一直散播外国兵舰将协助清军的消息,文翰的坐舰在镇江遭到太平军炮击,派人交涉后被罗大纲等人放行。
4月27日,英国公使文翰一行终于抵达南京,翻译密迪乐自水西门入城,与韦昌辉、石达开会谈,并安排文翰觐见东王杨秀清。
4月28日,文翰拒绝按天平天国礼仪接见,并将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译本转交太平军首领。
4月29日,赖汉英(洪秀全妻弟)等人赴下关会晤密迪乐,表示歉意,解释误会,英方重申中立立场,双方约定第二天会晤。
4月30日,文翰担心会晤时因礼仪问题发生争端,便给杨秀清写了一封信,派密迪乐登岸送交赖汉英。
这封信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一希望太平天国承认英国在华利益;二宣称英国政府采取“严守中立”的外交立场,绝不干预战事;三询问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及东征上海的意图,要求保护英人安全与财产以利通商。
杨秀清当即回复文翰,申明“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允许英人“可随意来天京,或效力,或通商,出入城门,均不禁阻”。
至5月2日,文翰一行才离开南京,5月3日至镇江时,密迪乐上岸会晤罗大纲,文翰声明不助清军,并要求太平军勿再炮击英舰。
5月6日文翰一行回到上海,将收集到的情报写成报告。
江苏巡抚杨文定再次提出借派轮船助剿,再次遭到英国人推托。
文翰在给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Clarendon)的报告中,提出“武装中立”的原则。
克拉兰敦在给文翰的回文中,提出要为1854年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做准备。
军火贸易——太平军何来洋枪洋炮
英国“武装中立”的话音未落,对华军火贸易随之展开。
说穿了与如今欧美国家在利比亚、叙利亚军事政变中,一边宣称中立,一边公然给反政府组织提供武器的态度并无二致。
同样的场景,早在160年前的中国即已上演。
太平军之所以能为祸中国长达14年,与欧洲人的支持有很大关联。
其中军火贸易,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851年1月太平军金田举事时,所拥有的武器主要为私自铸造的刀、矛等冷兵器,外加少量鸟枪、抬炮;与清军相比武器质量低劣,但胜在人心齐、地理熟、胆气壮。
到1852年4月永安突围时,靠罗大纲(水寇出身)在古苏冲之战中,缴获十余担清军火药才得以突出重围。
6月份攻占湖南道州后休整了两个月,期间增修军械,搜掠铜铁铸炮300余尊,用土法熬制火药,武备小有改善。
9月份萧朝贵部进攻长沙时,占据金盘岭军械库,获得大量火药,太平军战斗力大增,竟能与数万清军对阵而不落下风。
12月初,太平军从长沙撤围后,经洞庭湖攻占湖南岳州(岳阳)。
岳州系长江咽喉、两湖重镇,大炮火药极多,尽被太平军缴获,其中仅林凤祥一人即缴获大铜炮4尊、小炮13尊。
此前太平军围攻桂林月余不得,围攻长沙80多天未克,经岳州缴获清军火炮后,只用20天就攻克了武汉三镇。
又在武昌城缴获清军大炮二百余门。
太平军在武昌休整月余后,沿江东下,直捣南京,沿途在九江、安庆等地又陆续缴获清军火炮。
攻至南京后,用盛满火药的棺材炸塌城墙,仅用12天就攻破了南京城。
通过史料分析,太平军自缴获清军火炮后,攻城实力大增,但太平军并无军工支持,尤其缺乏火药、硫磺等军事物资。
太平军普通士兵装备的依然是刀矛等冷兵器,胜在组织严密、士气高昂。
1853年3月定都南京后,英法美等国公使相继与太平天国建立联系,双方之间的军火贸易随即展开。
4月27日文翰一行抵达南京时,一位名叫嘞呐吐(Reynold)的英国商人,曾与赖汉英商谈贸易问题,得到首肯。
回到上海后,嘞呐吐雇佣中国小船,欲带货至镇江售卖,在焦山被清军水师挡回。
密迪乐在7月2日再次抵达镇江,与罗大纲商谈军事和宗教问题。
7月18日,罗大纲出镇江城,大破江南提督邓绍良,焚其京砚山营盘七座。
9月29日,苏松太道吴健彰部在镇江焦山甘露寺附近江面,截获两艘载有军火的船只和2名外国人(另1人逃脱),并从其身上缴获一封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写给洪秀全的奏折(请求归顺)。
被捕的两名外国人即为嘞呐吐和温那治,船上载有洋枪200杆,洋刀100把,及火药、手枪等军械。
此事被两江总督怡良上奏朝廷(见怡良奏片和嘞呐吐写给罗大纲的信)。
怡良奏称,夷人火药价格从每桶3元银洋,暴涨至25元以上。
如此暴利,自然引来垂涎,此后大批外国人涌入太平天国地区做军火生意。
据史料记载,南京城有“极多做洋枪铺户”,城内法国商人俱穿长毛服饰,携带洋枪及各种炮械在彼销售,有轮船名不设,泊仪凤门外,专做此等生意。
除了散商贩卖军火外,外国洋行仗其雄厚实力,在与太平天国军火贸易中占了很大部分。
1853年,美国旗昌洋行股东兼驻沪副领事金能亨,将一艘轮船和大批美国枪械弹药卖给太平军,未料被清军侦知,结果在上海引起舆论大哗。
美国琼记洋行商人罗伯特·费伦向上司汇报说,太平军“欢迎外国人同他们做买卖,……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军火,有多少要多少”。
为遮人掩目,上海英租界的洋行变换包装方法,把一箱箱贴着“雨伞”标签的步枪和借用“圣经箱”包装的火帽式手枪卖给太平军。
除了外购武器,太平军还请外国人协助制造武器。
1854年驻守镇江的太平军即请了4名外国人为其“制巨炮、喷筒”。
曾国藩家书记载,1854年,驻守江西湖口的罗大纲身边,也有4个洋鬼子。
1856年曾国藩攻陷江西安福县时,即缴获洋枪洋炮四百余件。
到太平天国后期,苏州、太仓、昆山、盛泽、嘉定、青浦、南桥、拓林、湖州、嘉兴、漳州等地相继建起了军工厂,其中以苏州、昆山、太仓三地规模最大。
这些由外国人协助生产、装备、训练的枪炮部队,大大增强了太平军的战斗力。
据史料记载,太平军中的外国“洋兄弟”多达数百人(史书称之为洋将),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英国人呤唎(A.F.Lindley)、美国人白齐文。
到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人对于太平军的军火贸易甚至到了泛滥的地步。
1861年12月,太平军黄呈忠部占领宁波后,大炮成百、枪枝成千、弹药成吨地进口。
一艘名为Paragon号的英国商船,一次就试图将300门6磅至32磅的大炮、100箱小型武器及50吨弹药卖给太平军。
1862年春,太平天国曾计划花费50万两银子,派人赴美国购买轮船枪炮,后因华尔向苏松太道吴煦告密,未果。
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一个月之间就卖给太平军步枪3046枝、野炮795尊、火药484桶(10947磅)、子弹18000发、炮盖450多万个。
太平军与欧美军火贸易之盛、规模之巨由此可窥一斑。
据曾投靠太平军的美国人马惇估计,仅苏州太平军就有三万枝外国枪,四分之一的兵士配有步枪,忠王李秀成的1000名卫队全部配备来复枪。
归王邓光明的洋炮队,规模达5000人。
因此,早期太平军装备并不占优势,然而外国人介入太平天国战争后提供了大批武器,直到1862年4月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前,太平军在武器装备上是大大超过清军的。
就连湘军统帅曾国藩,在1862年10月也承认“贼之火器精于我者百倍之多”。
湘系集团由此开始在洋务运动中大量兴建近代兵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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