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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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

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

2009年7月

首先欢迎大家参加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学”全国高校教师暑期师资课程进修班暨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今年有700多人报名，我们从其中挑选了300多位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办了7个班，每门课程都是参照国外一流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生的现代经济学高级课程而制定的，由我们经济学院近些年来新引进的海归教师授课。

在此期间，我们还会邀请一些在国外获得终身教职的知名华人经济学家给大家开设讲座，希望大家珍惜这一个月的学习机会，学好所选课程，一个人回去教几百个学生，十年下来，几百个教师就能让几十万学生受益。

今天想给大家谈谈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思想和方法，让大家对其信息对称，消除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误解、误会和误区，有助于大家更好地理解、学好和教好现代经济学。

在经济学领域，误区特别多，我经常听到和看到许多人对现代经济学及其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批评。

但这方面的批评大多不太正确，存在着许多误区，这些误区不澄清将会误导人们对经济学的学习和指导作用，影响它在现实中的运用。

实际上，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思想、原理、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威力是巨大的，不光可以用来研究经济问题，解释经济现象和人的经济行为，更重要的是进行内在逻辑分析，对经济问题和结果作出预测，也可用到其他许多社会学科和领域，甚至对做行政管理也特别有用，我在上海财经大学运用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方法从事行政工作，效果显著。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通过这次讲座对现代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有所了解与收获。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很多人都谈过，像钱颖一、杨小凯、林毅夫、许成钢教授和我本人，当然每个人讲的侧重点不一样。

今年年初，在《经济学茶座》上，有一篇文章记载了关于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和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一次讨论。

一些海内外知名学者和著名学术期刊的主编（包括《经济研究》、《世界经济》）都参与其中，我也参加了，对如何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

对于现代经济学，我觉得国内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就是不顾中国的客观现实约束条件，盲目的崇拜现代经济理论，照搬模型进行改革，写文章以为把数学模型加进去就是好文章，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不充分考虑中国实际情况与经济制度环境所决定的约束条件和边界条件，将一个经济理论或模型泛用到中国现实问题，这样简单的套用，弄不好会出大问题；第二种看法更加错误，全盘否定现代经济学的作用，包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认为现代经济学是国外的东西，不合乎我国的国情，中国的问题需要用中国的方法来解决。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极端的，错误的，不全面的。

过去20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制度平稳转型和经济发展问题。

我想在这里，把我自己对经济学的一些心得体会，对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思想、分析框架、研究方法跟大家作一些学术上的探讨。

我还在继续思考，没有完全成文，在此先和大家交流。

一、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为了便于理解，印象深刻，容易记住，我想学学国内通常的做法，用一套适应中国国情的“一二三四五”之类口号式的排比句，来总结现代经济学中涉及行为假设、注意事项、制度安排、基本原理及分析步骤等一些最重要的基本思想。

我觉得这些基本思想可用以下几个排比句来概括：

“一个行为假设，二个注意事项，三个制度安排，四个基本原理，以及五个分析步骤”。

1、一个行为假设

一个行为假设指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学科都需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假设，将人的行为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最本质的差别就在于，社会科学往往需要研究人的行为，需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假设。

经济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问，为什么说特殊呢？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分支，不仅要研究和解释经济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同时还要研究人的行为，以便作出更好的预测，并给出价值判断。

这和自然科学非常不同，自然科学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涉及到人的行为，而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常常会牵涉到人。

一牵涉到人，问题就很复杂了，最难研究和对付的就是人，在国外行为经济学现在非常热门。

2、二个注意事项

两个注意事项的第一个注意事项是：

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

此点非常重要，许多经济学家，将书本上一些理论简单地完全套用到现实经济中去，而不考虑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没有意识这些理论是基于理性状态下所发展出来的理论，主要是为了建立参照系及努力目标和方向而发展的。

这种现象在我国经济学界特别严重，许多经济学家就一些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也许是为了获得媒体的聚焦，故意把一些问题说得耸人听闻，将某个经济理论的作用盲目夸大，而不考虑其理论背后的先决条件。

由于经济学理论一般不能拿社会作试验，检验其正确性，如果没有社会责任感，盲目应用，搞不好会出大问题。

社会科学，像数学里面的所有定理一样，都有其边界条件，是否认识到此点是辨别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和一般老百姓的基本方法。

由于经济问题和老百姓切身相关，即使一般老百姓对经济问题也能谈出一些看法，比如通货膨胀、经济是否景气、需求供给是否平衡、失业、股票市场等大家都能谈一番，由此很多人说经济学不是科学。

这种不考虑任何约束条件和理论依据的“经济学”当然不是科学，这种人也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经济变量间关系的成立有其边界条件，由此得出的结论亦有其内在逻辑。

经济学理论的边界条件异常重要，我在后面会反复强调这一点，加深大家的印象，使得大家充分重视理论和行为假设的边界条件。

第二个注意事项是：

经济学理论一般不能拿社会作实验，从而靠的是它的内在逻辑分析。

此点也非常重要，近些年来在国外非常流行的实验经济学，主要是通过实验的手段来检验人的行为，检验人的行为假设是否理性，而很少通过实验检验理论。

其原因是，经济理论的结论很难拿社会做实验，比如我经常所举的例子，为了研究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关系，一个国家能拼命发钞票吗？

这也是和自然科学非常不同之处。

自然科学能够对自然现象进行实验研究，通过实验室可以检验和发展理论。

自然科学大致只有天文学不能做实验，但天文学不涉及到人的行为。

另外，自然科学可以非常的精确，比如造楼、修桥、造导弹、核武器，可以精确到任意程度，其参数都是可控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可做实验的。

比如造一栋楼，可以做到任意的精确度和稳定性，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非常不一样，经济学中影响经济现象的许多因素都是不可控的。

经常听到有人说经济学家的预测都是不准确的，很多媒体和老百姓公开批评现代经济学家，“你们经济学家预测性怎么这么差？

”

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这分两种情况，一个原因是这些经济学家本身就非常差，没有经过严格的经济学基本训练，不能找出问题的成因，开错治理经济问题的药方；另外一个原因，即使有很好的经济学训练，具有经济学的直觉和洞察力，但影响经济结果的一些经济因素发生了突变，使其预测变成不确切。

一个经济问题除了牵扯到人的行为，使得问题变得复杂之外，还有许多不可控的因素。

尽管某个经济学家非常高明，但很多影响经济结果的因素是他无法控制的，一旦变化就会使得预测发生偏误。

就像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很有威望，能管住中国的事情，但能管到美国去么？

能让美国金融危机不蔓延至世界上其他地方去吗？

即使你有准确的判断，由于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发生突变，也可能使得你的预测不准确。

那么，是不是说，经济学就不是一门科学呢？

不是的。

经济学是实实在在的一门学问。

可以说，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来自于现实。

既然经济学不能做实验，靠的又是什么呢？

靠的就是其内在逻辑分析！

在我的一篇关于金融危机的文章中也提到，完全靠理论来判断经济形势是不行的，完全靠数据说话也是不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和数据不是预测真理的标准。

那么，靠什么来判断经济形势或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呢？

这就靠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

一些经济学家不考虑边界条件也不进行内在逻辑分析，把自己的想法不加任何附加条件就建议给政府或发布于媒体，这样做往往会出大问题。

比如，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大幅度下滑，或多或少就是没有考虑到经济学的内在逻辑。

去年上半年，数据显示宏观经济形势相当好，外贸出口经济增长的速度都很高，当然通货膨胀也比较高，于是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打压经济和股市。

其实，如果用现代经济学内在逻辑分析，就会有不同结论。

实际上，早在2007年4月份时美国的第二大次贷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NewCenturyFinancialCorporation）申请破产保护，美国资金的流动性几乎一夜间从高度流动一下子变得极端不流动，这就是预兆。

尽管我国的数据直到2008年上半年显示出经济好得很，让人的感觉是经济过热，但当时不少经济学家包括曾在美联储当过经济学家的黄晓东教授和我本人已经看到经济大幅度下滑的风险。

我后面要讲五个分析步骤，其首要步骤就是如何界定经济环境，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就看你能不能把经济环境的成因界定得比较准确。

我和黄晓东教授当时的分析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国外的流动性已经变得很差，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而要作最坏的打算。

政府的目标在许多情况下，是风险或损失目标函数极小化，而不是收益最大化。

一旦世界经济进一步恶化，发生世界金融危机，后果将非常严重，实际当时已经呈现出许多迹象。

第二、国内的《劳动法》出来之后，许多企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少，并且人民币升值超过20%左右，让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上升超过了20%，许多靠低成本优势占有国外市场的产品已没有什么优势，订单开始大幅度减少（尽管出口数据还很好），许多企业赚不到什么钱了，当时在沿海地区不少香港企业都开始用脚投票，到越南、柬埔寨劳动成本较低的国家去，沿海地区的经济也已经开始下滑。

尽管通货膨胀的风险大，但不管怎样，它的风险没有经济大幅下滑大。

中国的经济是粗放式的经济，经济增长率一旦低于8%，就会很麻烦，可能会带来大量失业人口，造成社会不稳。

第三、股市一再下降，1.2亿股民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基本组成部分，保证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主要靠他们。

由于股市大幅度下滑，资产下降了近50%，有些甚至是血本无亏，让他们的收入大幅度下滑，从而不愿意消费。

同时，解决通货膨胀和经济大幅下滑的两难困境需要综合治理和有所侧重。

通货膨胀麻烦，但经济大幅度下滑更麻烦。

即使通胀超过10%时，能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1988年和1994年，通胀都超过了20%，也没有出大问题，但经济大幅下滑就很麻烦。

这时两害相权取其轻应该是基本原则。

既要治理通货膨胀，更要防止经济大幅下滑。

这好像开中药，中药比西医好的地方在于它治病是，从宏观和一般均衡的视角进行辩证而又系统的综合治理。

于是在去年6月份，我和黄晓东教授写了一份题为《治理通货膨胀，更要警惕经济大幅度下滑的风险》的研究报告，提出了“慎紧缩、稳股市、拉两头、控中间、停升值、缓提价”18字的综合治理方针，递交给了有关部门，结果没有引起什么重视。

直到去年7、8月份，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取向仍然是打压经济，然而到了9月份忽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经济学的内在逻辑性没有得到运用和体现。

尽管经济形势和外界经济环境不可控，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另外一些我们能够控制的，却发生了误判，做反了。

警惕经济大幅度下滑，一定要把最坏的可能情况作为约束条件充分考虑。

我们现在不少学者型政府官员，是许多学校的博导和教授（不像一个单纯的学者，只是一个学校的博导和教授），自视很高，不太会听得进去意见。

当然，能理解的是，他们也面临着许多约束条件，包括作为政府官员有纪律上不能乱说话，再加上他们也很难知道下面的实际情况，出去考察都是被当地官员事先安排好了，去哪个家庭，要老百姓说什么话，都提前设定好了，领导人的信息非常不对称，使得我们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显得没有前瞻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就不奇怪了。

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这两句话具有非常深刻的经济学思想。

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所以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坚持正确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息息相关。

可见，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有时比自然科学大的多！

我去年参加教育部和财政部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评审，当时不少汇报人都认为自然科学非常重要。

轮到我发言时，我说社会科学同样重要，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更重要，谁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他的“发展是硬道理”的这句话厉害，同时还有“稳定压倒一切”，这里指的不仅是国家、政治、社会的稳定，还有经济政策的稳定。

大家可以看到，一旦有什么不稳定，包括自然灾害、社会和政策不稳，经济就会大幅度下降，投资最怕有风险。

买股票的应有体会，一有风吹草动，股票就会大跌，中国的股市特别如此，是典型的政策导向型股市。

我的老家湖北省公安县为什么一直发展不起来，因为那是长江的泄洪区，投资有风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承担泄洪任务，没有人敢去投资。

所以说，经济学不能拿社会做实验，也不能单靠数据说话，它真正靠的是内在逻辑分析。

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的（或者像修车），最难的是找出病因，医生好坏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能不能准确地找到病因，一旦把病因找到，开药方就容易多了，除非他是一个十足的庸医。

对解决经济问题，药方就是经济学的现有理论和发展出新理论。

我下面谈的五个分析步骤的首要步骤就是界定经济环境，这一步至关重要。

只要把情况调查清楚，人的行为摸得清清楚楚，做起事来就会事半功倍。

3、三个制度安排

三个制度安排是：

（1）法规治理；

（2）激励机制；（3）社会规范。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做行政、搞管理，考虑经济问题，想做好都离不开这三个基本的制度安排。

我在财大搞改革，就靠这三种基本制度安排综合运用。

法规治理是强制性的，这是基本的制度安排和规则，是长效机制；激励机制（包括市场、声誉、诚信等）是诱导性的。

由于经济人追求个人私利，信息不对称时就必须制定诱导性的激励机制，使得他们主观上为自己为个人、客观上为他人为社会努力工作。

市场制度就是这样，每个人发家致富了，国家也就强大了，经济水平就提高了；社会规范是既不需强制，也不需激励，是一种无欲无刚的制度安排。

长期坚持按强制性的法规和诱导性的激励机制来解决问题，慢慢就形成了一种既不需要强制也不需要激励的社会规范、信仰和文化，比如我们经常讲的企业文化、学风、教风、民风、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理念、性格等都属于这类范畴。

这是最节省交易成本的方式。

这三种制度安排就是通常说的“晓之以理，诱之以利和动之以情”，分别由政府、市场和社会来实现和实施。

“晓之以理”，相当于运用法律、政策等硬性规定，也包括道理，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就是作为一种规定，必须遵守，这一块是大棒。

是否制定这样的法则和规制主要看是否容易判断（信息透明和对称），了解信息及监督和执法成本的大小。

产权的保护、合同的实施、适当的监管都需要制定规制，从而需要一个监督执行规则的第三者。

这个第三者便是政府。

为了维持市场秩序,引入政府是必然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政府也是经济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就要求对政府的行为应有明确的程序和规则，这些程序和规则的制定应该是：

宜细不宜粗，越明确越好。

对经济人和市场的规制则相反，由于信息不对称，应该是：

宜粗不宜细，就是给人们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许多误区都可以得到解答。

比如说，现在一谈到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就说要规范，对企业制定更多的政策和法律来规范企业的行为，什么都要制定得详详细细，有时候太详细是不可行的。

法律在管制市场的时候，要管基本的规则，而不要把具体怎么去做也规范得细细的，因为信息不对称。

具体的运行规则应该由市场用诱导性的激励机制去安排，来调动经济人的积极性，实现激励相容。

“诱之以利”就是通过奖惩制度激励，通过收入和工作努力程度挂钩，这都是激励机制，比如市场、按件计算，按产量计算等等。

经济学特别是现代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基本上研究的就是这一块，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国家、单位、家庭、个人，往往表现出理性，追求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家庭利益、个人利益，这一块是胡萝卜。

在适当的激励机制下，每个经济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有积极性去遵守某种规制和秩序，从而达到他人或社会的目标。

早在500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王守仁（王阳明）所提出的“知行合一”的观点类似于激励相容的思想，他否定了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观点，承认人欲存在的客观现实。

“知行合一”讲的就是理论结合现实，学以致用，要学理论知识，也要在实践中应用与总结。

声誉和诚信都是一种激励机制。

做生意都靠诚信，并不是说这样企业主很愿意讲诚信，而是不得不讲诚信。

因为诚信能节省经济成本，降低交易成本。

“动之以情”就是情感激励，信仰，比如通过关系、友情、感情有时会解决很大的问题，是一种文化、社会的东西，特别是信仰和理念一致，比如大公无私，将会极大地减少交易成本。

“动之以情”是一种无欲无刚的社会规范和文化，是一种无需前两种制度安排的完美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既不需要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也不需要利诱性的激励机制，交易成本最小，保持时间更长。

特别当理念一致时，会大大地减少办事的困难，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大家可能会有深刻体会，当理念不一致时，即使采用大棒式的强迫命令这一刚性方式，胡萝卜式的诱导性激励机制或友情关系，解决了一件事，但遇到新的事情和问题，又需要重新再来，这样会造成很大实施成本。

长期坚持按强制性的法规和诱导性的激励机制来解决问题，慢慢就形成这种既不需要强制也不需要激励、无欲无刚的社会规范、信仰和文化。

有时候这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它没有交易成本，就像很多革命先烈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就算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没有任何利益和强迫的东西。

尽管社会规范、企业文化，理念一致，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个制度安排也是有其边界条件，不能不顾客观现实，无限扩大它的作用。

在人们的思想水平整体不高的客观现实约束条件下，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它们对维持大量、复杂的交易是远远不够的，并且对于那些非常看重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总是大于理念的人来说，是不起作用的，从而需要采用强制性和诱导性的制度性措施。

这三种基本方式应该综合应用，要因人、因地、因时、因事而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采用何种方式的标准是由法规的重要性，信息对称的程度，从而监督和执法等交易成本的多少决定的。

总之，这三种制度都是具有边界条件的，“晓之以理”主要看信息容不容易对称，法律容不容易监督。

如果制定出来的法律监督、执行成本很大，或者大家都不去执行，那法律就没用。

我们经济学院任何一门课程，老师都要给学生提供课程提纲，相当于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契约，这个执行成本和监督成本都很小，但是对学生来说帮助就很大。

前段时间上海计划出台一个政策，为了节省能源，舒缓堵车情况，减少公务用车出行，一三五七单号行，二四六双号行。

之前北京奥运期间，北京也曾经实行过类似政策，但问题是怎么监督，怎么能知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是不是公车？

做领导或作为管理人员，要调动手下的积极性，就应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

这三种基本的工作方式，如果一个领导能够综合的、有机的运用好，可以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

比如，我当院长，如果学院一个学生犯了错误，我首先让他到办公室来，一顿学校、学院规定大棒对其“晓之以理”；接下来是诱导——“利而诱之”，劝他要好好学习，从长远来说对他个人的发展和前途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是“动之以情”，说他父母送他来上大学，赚钱不容易啊，而他却在这边玩，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呢？

采用这三种基本制度安排，一般都能让学生接受，知错就改。

我在经济学院的改革力度很大，经济学院、财大的很多学生和教师都是非常认同、支持的，这也与采用这些基本的制度安排分不开。

4、四个基本原理

四个基本原理是：

（1）约束条件；

（2）理性假设；（3）信息对称；（4）激励相容。

经济学离不开这四个基本原理，对处理日常事务也非常有用。

这些说起来很简单，但真正做到领会贯通，得心应手地应用到现实中却不太容易。

第一个原理是约束条件下做事。

做每一件事情都有约束条件，即所有的人都在约束条件下做事情，这是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原理，人们的选择就是由客观约束条件和主观偏好所决定的。

作为一个例子和应用，其基本思想体现在消费者理论中预算线。

约束包括软约束，硬约束。

这个原理告诉人们做事不要好高骛远，脱离实际，要充分考虑客观现实，否则不会成功。

任何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面临着各种限制和约束条件，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环境、资源等等，如果不把约束条件弄清楚和充分体会，事情很难做成。

邓小平之所有能让中国重新崛起，就是因为他充分考虑到了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包括人们思想境界有限这样一个约束条件，提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太不现实，从而放弃了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经济之路。

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

从根本上是因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思想境界不高，追求个人利益。

按照经济学术语就是人们的行为满足单调性假设，局部不满足性假设。

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了，我们就不需要经济学了。

经济学研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欲望无穷的前提下，如何作出权衡取舍的选择。

我们当然希望“动之以情”的这一块越来越大，但在绝大多数人还在追求个人利益的约束条件下，必须充分认识到客观现实，包括每个国家都在追求本国的利益。

第二个基本原理是承认理性假设。

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

理性假设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如果人是非理性的，都大公无私，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

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利己性、自利性。

这个假设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无论考虑国家、单位、家庭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都是如此。

在涉及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时候，个人必须站在本国的利益上。

地区之间、单位之间同样如此。

比如在考虑和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你必须维护中国的利益，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行事，如果泄露国家机密，国家安全局就会把你抓起来，判刑；在处理企业和企业的关系时，作为本企业的经理，必须维护本单位的利益，如果把企业机密泄露给竞争对手，国家法律也会判你刑。

这些表明了，理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同等层次考虑问题时往往需要采用此假设。

前段时间，延安大学的一位老师将她在博客上的文章发给我，认为理性假设有问题。

她提出，既然人是理性，自利的，追求个人利益，那为什么要抚养小孩、老婆？

事实上，从家庭层次上来分析问题，每个人都是站在本家庭的利益上行事的。

也就是，在常规情况下，我抚养我的小孩，给我老婆用钱，而不是去照顾别人的老婆和孩子。

在研究个人与个人问题时也是如此，大多从自身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假设也是有边界条件的。

大公无私与人的自利性往往并不矛盾，它们是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行为反应。

在天灾人祸等非常规性的条件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非理性、大公无私的一面。

比如，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威胁的时候，人们都站起来，抗击日本侵略，抛头颅、洒热血，为民族利益不惜献身。

在没有国哪有家的情况下，人们考虑的往往体现出无私的一面。

当国家安定的时候，人们往往体现出利己的行为方式。

这是矛盾的吗？

不是，在常规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体现出利己的行为，但在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候又愿意付出。

由此可以看出利己性和利他性都是相对的。

去年汶川大地震，人们都在踊跃捐款，出钱出力，而万科老总却不愿意让公司捐款，说捐款太多，总是捐不完，结果万科的老总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

我想，如果他听了我的讲座绝对不会说出这种话，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你捐钱是锦上添花，但在全国人民都在关注汶川的时候，说出这种话，让人不可理喻。

我们财大经济学院当时捐款差不多占了全校捐款的一半，包括一个外籍教师都自愿捐钱。

我的父亲抗战参加了新四军，打日本鬼子，还有我不少初高中同学，也参加了越战，有些同学在越战中牺牲了，但是我的父辈老革命和我的同学，一旦不打仗了，过平常生活的时候，和我们的思维都是一样的，表现为追求个人利益，这也是自然情况。

因为当一个国家在危急关头的时候，需要你，你是必须要付出的，否则连动物都不如。

野山羊被猎人追到悬崖边，老山羊自愿献身，先跳下去，让年轻山羊后跳下去，踏着它们的身子逃生。

连动物都愿意牺牲，何况人。

为什么人们在非常规时期往往体现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