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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四平保卫战是林彪军事生涯中罕见的一次大败
1946年四平保卫战是林彪军事生涯中罕见的一次大败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4年艰苦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全力抢占东北,为中国革命夺取背靠苏联的稳固的重要战略根据地。
中共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迅速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并从华北、华中抽调8万部队、2万干部分别从海陆挺进东北。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根据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协议,允许国民政府公开对东北进行“接收”,对中共方面则加以压制。
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十多万国民党军队也相继登陆向东北推进。
由于东北出现了复杂局面,中共中央紧急点将,派林彪赴东北担负军事指挥。
自从1938年初在山西隰县被晋军哨兵误伤之后,时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的林彪便离开了战场,先后在延安休养,去苏联治伤,回国后又参与同国民党的谈判,至此已经7年多。
林彪原定是要出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结果走到半路被中央一封“万万火急”的电报截住,令其紧急转赴冀热辽实施军事指挥,阻止国民党军进军东北。
林彪转身又往关外赶,没多久中央再来命令,任命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全权指挥到东北的部队作战。
经过几个月的较量,国民党军相继占领了沈阳以西至辽东半岛的大片地区,中共军队则控制了公主岭、长春、哈尔滨以东以北广大地区,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1946年初,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民主联军之名仿自东北抗日联军,主要意图一在对外打掩护,二在争取东北群众),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提出“分散安家”的口号,将工作重心转向距离国民党占据的大中城市较远的城镇和乡村,以师(旅)为单位开始有重点地分散到东北各地,放手发动群众,清剿残余伪军和土匪,建立根据地和地方武装。
1946年3月初,根据中苏协议,苏军开始从东北撤军回国。
国民党方面由于有“接收”重任,走到哪都是大包小裹,迈不开步子。
眼看着苏军撤退速度很快,而国军接收速度则比较慢,那是瞪眼干着急。
中共方面则出现了转机,原来受苏军制约的因素已不再存在,加上苏方态度也出现了变化,由先前遵守中苏协议刻意限制中共进占大中城市,变成提前通报撤军日期,好让中共军队能够抢先占领城市。
东北局抓住机会,命令各路部队迅速抢占大中城市,在国民党军推进到之前造成既成事实,以达到与国民党各霸东北一方的战略目的。
根据东北局命令,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率领东北民主联军第3师迅速北上,在苏军撤出之后一举攻占了重镇四平,歼敌保安队3000余人,缴获武器一批,打通了(四)平齐(齐哈尔)、(四)平梅(河口)两条铁路线,横断东北,控制了中长铁路的整个枢纽地带。
与此同时,从沈阳出发的国民党军也兵分四路发起全面进攻,相继占领了辽阳、抚顺、鞍山、海城、营口、铁岭、开原、法库等地。
双方争夺的焦点逐渐汇集到了东南西北满的交通枢纽四平。
对于四平的得失,中共中央非常重视。
毛泽东判断,只要能坚守住四平,并给予国民党军以重创,不仅能赢得谈判桌上的有利地位,而且还可在四平一线将国民党军的攻势彻底遏止。
这样,就能够达到国民党占领沈阳以南,中共占领长春、哈尔滨以北的平分东北之目的。
虽然当初想“独霸东北”已无可能实现,现在能争取到一半东北也是胜利。
因此,毛泽东接连向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出指示,要求集中主力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
4月初,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指挥孙立人新1军、陈明仁第71军等部向四平推进。
与此同时,林彪也调集了东北民主联军黄克诚、万毅、梁兴初、罗华生、杨国夫、邓华等部主力近8万人云集四平,摆开防御阵势。
4月7日,四平保卫战的外围战斗打响了。
这一仗打得惊天动地,成为了国共双方军队在东北的第一次主力会战。
两军在四平周围反复交战,来回争夺,均损失惨重,一时形成对峙状态。
后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廖耀湘新6军等部进攻本溪得手,解除了攻击四平的后顾之忧。
在蒋介石命令下,廖耀湘率新6军北上加入攻击四平,形势顿时急转直下,东北民主联军的防线接连遭到突破,守城部队有遭敌合围的危险。
在此之前,指挥第3师负责四平左翼防御的黄克诚就已感到不对。
在双方反复争夺形成对峙时,黄克诚便认为这样死守下去不是办法,应适可而止。
本溪失守后,国民党军已加调兵力杀向四平,形势更加严重。
黄克诚先后给林彪发了几次电报,认为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他一下子,以挫敌锐气,是完全必要的。
现在敌人倾巢出动,要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进行决战的一切条件。
因此,他建议不要与敌人硬拼,应尽快撤出四平,把这个包袱甩给敌人去背。
部队转入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去建设根据地,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转变。
然而,林彪是既不回电,也不撤兵,令黄克诚颇为纳闷。
他哪里知道,林彪也不赞成死守四平,并已将日益困难的形势报告给了毛泽东。
但是毛泽东从政治大局出发,坚持要求守住四平,甚至提出了“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口号,要林彪向四平增调兵力,像二战前的西班牙内战时期共和国政府保卫首都马德里那样保卫四平。
林彪既已知晓毛泽东的意图,便不好强行违拗,所以虽然心里赞同黄克诚的主张,但只能既不给他回电,也不从四平撤兵。
黄克诚则按捺不住,于5月12日直接致电中央,认为坚守四平有“极大困难”,如长期打下去“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
因此建议放弃四平,甚至建议连占领不久的长春也应放弃。
此时正值国共双方谈判进入激烈阶段,讨价还价你来我往,焦点就在于东北问题。
毛泽东判断四平关系全局,是重要的谈判筹码,不能轻易放弃,必须坚持。
因此,他没有给黄克诚回电,而是向各中央局发出指示,强调“东北方面是一方面坚决作战,四平街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另方面是我对外谈判人员应强调停战与争取停战。
”这样一来,林彪就只好在四平继续打下去。
到了5月18日,四平东北侧的要点塔子山失守,整个防御已经动摇,四平前线形势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此前一直不言“撤”字的林彪却早已有了盘算,他不待中央回电即令守军全线撤出四平。
随后,林彪才致电中央,报告形势已“无法挽回”,“现正进行退出战斗”。
19日,毛泽东终于承认了既成事实,回电同意放弃四平,并将此后采取何种方针授权“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
整整打了一个多月的四平保卫战到此结束,东北民主联军虽歼灭国民党军万余人,但自己也付出伤亡8000余人的代价,不少部队连排以上干部换了好几次,严重损伤了元气,却仍没有守住四平,打了一个惨烈的败仗。
从四平撤出后,毛泽东电令林彪、彭真,要求他们守住公主岭和长春一线。
由于部队打得过于疲劳,战斗力大减,且长春一线幅员广大,地势平坦,东北民主联军兵力不足,又无预备队,勉强固守势难所强。
林彪、彭真很快复电毛泽东,阐述了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并报告彭、林、罗等人决定撤出长春,东北局已转抵哈尔滨。
正如黄克诚先前所料,因为双方实力对比的大势所趁,一旦弃守四平,长春便也只能放弃。
再观国民党方面,根据美方代表马歇尔上将的建议,蒋介石判断打下四平后在国共谈判上就占据了主动,可不必再向长春推进。
他派参谋总长白崇禧到东北前线督战,并传达蒋介石的指示。
然而杜聿明认为,夺取四平后如不乘胜前进,必将前功尽弃。
因为中共军队在组织上有天然优势,得到喘息之机便会迅速发展壮大。
而国军转运东北的成本太高,难以足量补充,双方相持下去必然会导致攻守逆转。
杜聿明说服了白崇禧,仍按自己的原计划打。
此后白飞回南京汇报,杜聿明赶到前线主持继续进攻。
说来也巧,此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叛变,跑过来投降了国民党军。
王继芳是红小鬼出身,参加过长征,上过抗大,跟随林彪多年,深受林之信任,掌握了林彪指挥部的大量机密。
由于他在驻地和一个有国民党背景的女人坠入爱河,革命意志消退,加上四平战败,觉得共产党是大势已去,遂携带了大量机密文件叛变投敌。
杜聿明由此了解到四平一战后东北民主联军已伤亡惨重,许多部队减员过半而失去了战斗力,目前正向松花江以北撤退。
杜聿明立即更改部署,一反先前谨慎推进的方针,命令部队大胆实施机械化追击,分兵冒进,穷追猛打。
结果林彪正指挥部队撤退,国民党军就以多路平行纵队追击上来,在空军支援下对民主联军实施迂回包抄。
这次国军的表现非常大胆,不像以往那样密集靠拢,而是一个团一个营就敢深入追击,大打出手。
民主联军虽勉力招架,但根本抵挡不住敌人空地一体化的攻击,许多部队被打散和割断在敌后,与上级失去联系,呈现出混乱状态。
林彪只得命令部队不分日夜加速撤退,一定不能被敌人追上缠住。
就这样,东北民主联军一路败退,不得休息,疲惫不堪,立脚不住,一直被敌人赶到了松花江北岸。
国民党军则连续占领公主岭、范家屯、长春、海龙、德惠、农安、小丰满等地,兵临松花江南岸,趾高气扬,非常嚣张。
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是这样描述的:
“共匪当时溃败的情况,及其狼狈的程度,实与其在赣南突围(即长征)逃窜时的惨状,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林彪戎马20年,打过多少险仗恶仗,但还没打过这样的窝囊仗。
撤出四平之后,他就病倒了。
然而国民党军来势汹汹,林彪也只能撑着病体继续指挥部队撤退。
对于敌人的异常举动,林彪感到很是纳闷,国民党军什么时候胆子这么大了,像是算准了一样追着民主联军打?
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作战科长王继芳叛变了。
这件事当时闹得很大,成为了四野战史上的一个严重教训。
直到1949年,已当上军统少将的王继芳在重庆被二野部队捕获,专程将他送到四野司令部驻地武汉,经过公审后枪决,才算消了当年的四平战败之恨。
对于四平保卫战的失利,黄克诚很有意见。
5月24日,他再次致长电给中央,从五个方面汇报了当前部队、地方的情况和对今后的作战意见。
黄克诚坦诚建议,今后的作战方针不能死守城市,应以消灭敌人为主,应避免被动的守城战,争取主动的歼敌。
目前应争取一个时期来整理部队,恢复战斗力,提高士气,肃清土匪,发动乡村群众最为有利。
等到敌人分散后,再伺机作战,即使失掉一些城市也值得。
在电报的末尾,他特意加上一句话:
“我这个人往往报忧不报喜,好从坏处考虑问题,所看到的现象亦是坏的方面较多,故或许有片面之处,但都是事实。
”对于黄克诚在电报中所述说的当前形势,毛泽东已从与东北局往来的其他电报中知悉。
据说毛泽东一接到黄克诚的电报便感叹:
“又是这个黄老!
”是褒是贬,只有他自己清楚。
5月27日,毛泽东复电东北局,指示目前的军事方针应以一部扰乱敌人,主力脱离与敌接触,不怕丧失地方,远离敌人,争取时间补充休整。
并强调四平之战“为一时的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
可以看出,中央军委已吸取了四平保卫战的教训,今后不再主张打这种消耗战了。
国民党军取得大胜之后,杜聿明的本意是乘胜进攻,打过松花江占领哈尔滨,把中共军队撵进黑龙江。
按当时的双方实力来衡量,这种危险性是存在的。
林彪甚至都没有去哈尔滨和东北局会合,而是率领民主联军总部退到了哈尔滨东南约100公里的五常,随时准备撤到农村去打游击。
然而,蒋介石于此时飞到东北视察,国军高级将领纷纷前来觐见,不得不停止了军事行动。
不久,萧华、吴克华等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发动了鞍(山)海(城)战役,歼敌一部,迫使杜聿明不得不从北满抽调部队南下支援。
在此期间,在马歇尔的力主告诫下,蒋介石宣布停战15天,国共双方继续讨价还价,杜聿明也只好暂时偃旗息鼓。
由于判断松花江防线难以守住,东北局当时已准备放弃哈尔滨,到农村去打游击,让各部队化整为零独立开创局面。
紧急关头,毛泽东获悉蒋介石准备停战,遂急电东北局,令他们坚守哈尔滨10天,并强调这是“至要至要”!
从国共谈判的进程看,毛泽东判断蒋介石是要打的,和平希望渺茫,其短期停战不过是为了要休整部队,调整兵力,准备发动新一轮的进攻。
然而此时东北的中共军队则更需要休整,应“竭力争取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
为配合东北形势,中央军委命令关内部队实行积极的自卫反击,打击敌人,调动敌人。
6月7日,陈毅指挥山东军区部队毅然开打,连续解放了胶县、张店、周村、泰安、枣庄、德州、即墨、高密等城镇,歼灭国民党军收编的伪军3万多人,严重威胁了国民党控制的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安全。
不得已之下,蒋介石只好命令将原准备调往东北的两个军抽回来应付山东战事。
这样,东北国民党军也一时无生力军补充,因占领了大量城市而不得不分兵驻防,战线扯散,需要休整,只能暂时终止了攻势。
东北民主联军面临的军事压力得以大大减轻,最危险的局面过去了。
为了加强东北局的集中统一领导,摆脱东北工作目前面临的困境,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于1946年6月16日向东北局下达指示,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并以上述五人组织东北局常务委员会。
如此,赋予了林彪一元化领导东北党政军全局工作的权力。
林彪能以中央委员身份领导一群中央政治局委员,显示了毛泽东的魄力及对林彪的巨大信任。
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加快了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利用东北战事暂息的几个月宝贵时间,东北民主联军得到了充分休整和补充,东北局也指导各地区展开了大规模根据地建设,终于站稳了脚跟,恢复了元气。
等到国共双方在东北再次开战时,形势已大不一样了。
几年后,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中大败亏输,丢掉了整个东北。
蒋介石这才如梦方醒,认识到1946年6月初宣布东北停火是个极大的错误,悔不该不听杜聿明的建议,失去了一举消灭中共在东北势力的天赐良机。
恼羞成怒之下,蒋介石将板子打到了当初力主不要追击共产党的马歇尔身上,大骂其“冥顽不灵”。
可是,有什么用呢!
历史,已经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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