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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纸产业发展历程精品
中国报纸产业发展历程
摘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报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上了议事日程,报业产业化经营成为报业发展壮大的主要形式。
我国报业的产业化进程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集团化”以及现今正在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是进程中三次重要调整。
现今报纸产业正面对互联网的不断冲击,需要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寻求新的产业发展路径。
关键词:
报业;产业化;市场化;
我国近代报业自19世纪初产生以来,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报业虽已达到一定规模,但由于旧中国政权的长期压制和摧残,人民报业的发展一直受到严重制约。
新中国成立后为我国报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空间,使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1、改革开放前我国报业的发展情况
由于长期处在计划经济的操控下,我国的报纸经营单位长期被归于事业单位的行列,单纯地行使其喉舌的功能,缺乏产业经营意识。
1.1949—1966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与发展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发展报业作为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促进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各种形式,采取多种措施为报业发展创造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发展报业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恢复出版解放区报纸,即恢复出版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停刊的解放区报纸;二是创建新的人民报纸,即为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创建报纸提供条件;三是接管国民党政府的报业机构,将其作为发展人民报业的物质基础;四是接受、改造和重组私营报纸,使其成为新中国报业的组成部分。
由此,新中国的报业开始形成了以党报为主体,包括人民团体报纸、民主党派报纸、私营报纸等在内的基本格局。
这一期间,我国报业在事业发展上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特别是1956年开始的以《人民日报》改版为标志的新闻改革,为我国报纸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服务国家和社会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但是由于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在后来的“反右”、“反右倾”、“大跃进”等重大事件中,我国报纸在宣传报道上也犯了不少错误,为“左”的路线与思潮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社会上和群众中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这一时期,我国报纸的数量增加不多,到1960年的十年间,才增加了10家,为392家,但总印张却由6.51亿增加到47.84亿。
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965年,全国报纸数为413家。
2.1966——1976年:
“文革”重创与灾难时期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报业遭受重创,导致了灾难性后果。
在当时的极“左”路线下,报纸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所控制,成为他们篡党夺权,推行极“左”路线,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
当时的报纸“假话、大话、空话、套话”连篇,许多宣传报道不顾事实,不计效果,任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指鹿为马,强奸民意,给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也给新闻业本身造成极坏影响。
受极“左”路线的破坏,这一时期,我国报纸的数量锐减,至1970年,全国仅剩下42家正式出版的报纸,而且这个数量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文革”十年,我国报业发展跌入历史低谷,队伍受到严重损失,一直到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才重新获得了发展与振兴的机会。
2、改革开放后报纸的产业化发展进程
传媒在我国属特殊的产业类别,其改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
作为传媒改革的试水者和理论实践者,我国报业在产业化的发展道路上走在了前面。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们逐步提出了报业产业化问题,报业开始走向产业化发展的道路,而产业化经营也将成为报业发展壮大的主要形式之一。
我国报纸媒体的产业化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制度”与“技术”成为业界和学界检视相关问题的线索。
然而,无论从何种视角出发看待报业的沿革,其“产业化”、“市场化”的改革取向从未变更。
在这个过程中,“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集团化”以及现今正在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是三次重要的改革调整,均坚持贯彻了以产业为发展逻辑的改革取向。
1.“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以产业为目标的改革起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和进行现代化建设,从此进入了全面振兴发展的机遇期。
在此大背景下,我国报纸也进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振兴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宣传和推进改革开放,促进和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同时,自身在改革过程中也获得快速发展,整体实力得以大大增强。
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8家在京新闻单位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报告——作为我国报业产业化发展的起点,这次试行实践从资源补偿的角度出发,在经营与管理的层面上实现了突破。
在我国,由于20世纪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人们习惯于将具有重要社会职能的组织机构划分为“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
其中,“公益服务”和“不以营利为目的”是事业单位重要的特征描述,其资源补偿也依赖国家财政补贴。
但在经历了几十余年的发展后,我国报业显然不再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纯事业单位,其广告经营、资本运作等经营管理行为已然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运行和结构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纯事业单位演变为企业组织,我国报业的身份在改革之初便显得十分尴尬,报业介乎于“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之间含混不清的现状。
另一方面,虽然身份不清,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表述却提醒着人们,报纸发行和经营的改革具有产业化的指向,与此紧密相关联的是“财政”、“效率”、“企业制度”等关键词。
①财政补贴改革
任何社会组织的运作都需要耗散资源,作为新闻媒体的报社,其信息采编、印刷发行、人员工资等都离不开资源补偿。
事业单位通常有三种资源补偿途径,分别是“财政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
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指的是事业单位经过财政改革,由传统的“全额拨款”转变为“差额”或“自收自支”型,政府不再是新闻生产机构唯一的资源补偿来源。
这项改革的初衷是为了缓解20世纪70年代末政府窘困的财政状况。
由于一方面政府不能再对所有新闻机构实行全额财政补贴,另一方面又为了保证新闻机构继续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能,国家财政部批准了8家新闻单位要求试行企业化管理的报告,通过让新闻单位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自收自支、自负盈亏,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这项资源补偿的改革打破了报社原有财政制度的同时,也为我国报业的改革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将报社的业务经营和财务管理纳入企业运作的范畴,是我国报业产业化发展的现实起点。
②效率提升的内部管理改革
投入产出比,是衡量一个市场化运作的社会组织效率的基本指标。
“企业化管理”解决的是资源补偿渠道问题、是“投入”,内部管理改革则着重于提升从业人员新闻生产质量,属于“产出”的范畴。
由于变更了资源补偿途径,报纸必须通过广告经营、改善发行来获取利润,于是在报社内部进行了相应的管理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工资改革。
改革前的报社遵循事业单位的等级工资制,工作人员虽有岗位分工,但收入只与岗位等级、工龄等指标挂钩,体现不出个人工作的效率和市场价值。
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改革浪潮中,从业人员在按照采编、发行、广告经营等岗位进行分工的同时,还将收入与岗位所创造的市场价值联系起来,由此出现了许多新的内部管理创新,如在采编岗位取消档案工资、实行稿酬制,新设立的广告部门在广告经营初期实行档案工资加营业提成,后改为版面买断经营制。
在今天看来,虽然这些处于市场化初期的管理改革措施略显稚嫩,但其考核指标和衡量体系全部无一例外体现了产业化的取向,有效提升了报社从事业单位转向企业化运作组织过程中的市场效率,使报社在转轨初期基本适应市场化进程。
③深层次产业化发展的铺垫与瓶颈
站在文化体制改革的今天回看30年前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我们发现当时提出的“企业化管理”改革理念在将报业引上产业化发展的快车道的同时,也为今日新闻出版行业的事业单位整体转制积累了经验。
但因为这种阶段性改革具有浓厚的“半吊子”特色,为报业深层次的产业化改革带来阻碍,至今都没能完全突破“事业单位”的体制瓶颈。
作为国民经济领域改革的重要步骤,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国有企业的转制浪潮,一部分国有企业逐渐确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提升了应对市场竞争的组织效率。
虽然报纸作为具有双重属性特征的特殊产业组织没有直接被划入企业转制改组的范畴,但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理念还是对报业接下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现代企业制度的精髓在于以企业法人制度的建立,其改革直接指向产业组织的高效化。
然而,报业因为特殊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两分开”改革也在实践操作中停滞于“节目与广告、宣传与经营分离”层面,且“事业单位”的身份定位也极大制约着报纸产业组织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与显现。
在困难重重的改革进程中,关于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报纸产业法人制度、按照公益性和经营性的划分实现较为彻底的媒体资产剥离,为解决难题提供具有可行性的参考。
2.广告、发行与媒介资源扩张:
重要的政策调整与产业实践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改革理念一经提出,我国报业便被推上飞速的发展道路。
作为这项改革战略的具体落实,“重启广告业务”、“自办发行”、“厚报化”、“子报拉动”、“整合报业集团”、“集团资本运营”、“跨媒体、跨行业、跨区域扩张”等七项措施激发了报业的产业欲望,让我国报业的产业属性在几十年年内得到极大彰显。
其中,“重启广告业务”、“自办发行”与“厚报化”对我国报业产业链的建构、完善起到重大作用,是进入集团化发展阶段前最重要改革尝试。
①重启广告业务
1979年以前,全国经营广告的公司不超过10家,而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单纯扮演着“喉舌”的功能,基本上不经营广告业务。
这种从上至下单向度的简单结构直接导致了报纸社会功能的单一,与之相适应的是资源补偿方式的单一。
当政府无力支撑报纸媒介资源耗散时,“重启广告业务”作为改革的重要实现方式势在必行。
1979年11月8日,中宣部正式发布《关于报刊、广播、电视台刊登和播放外国商品广告的通知》,全国报业不得刊登广告的禁令得以解除,广告主成为继政府财政补贴后又一重要的资源补偿力量。
可以说广告业务的重启标志着我国报业在实践层面跨出“企业化管理”的第一步,也是重建报业产业链的第一步。
不得刊登广告的禁令解除后,我国报纸的广告经营迎来了一个世所罕见的超高速发展时期。
全国广告市场在经历了1979~1987年的迅速恢复期、1988~1997年的高速增长期后,逐渐步入一个保持了较快速度的均匀增长阶段,但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千年,又迎来了一个小高潮——即便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给整体宏观经济带来极大压力的背景下,我国广告市场在2008~2009还是呈现出高于预期的增长。
在全国广告市场经营额高速增长的同时,媒体也得到了飞速发展——2008年,全国广告经营额达到1899.56亿元(1979年为1000万元),媒体广告经营额达到971.29亿元(1979年解禁前,媒体基本不经营广告),占广告经营总额的51.13%,其中,报纸广告经营额达到342.6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48亿元,增幅达6.36%。
广告经营的重启,不仅在实践的层面落实了媒体“企业化管理”的资源补偿途径,还使包括报业在内的媒介产业组织在文化产业的竞争中占据了较好的优势地位,并积累下资本,为下一轮的扩张提供必要准备。
②自办发行
若说重启广告经营是对报纸产业经营的重要补缺,而“自办发行”则是报社作为本产业的内容生产者向渠道经营者的一次角色扩张。
就产业与市场的普遍规律而言,大多数生产者不会直接将产品销售给最终用户,在二者间还存在着一组具备多种产业职能的中介机构,人们习惯称呼这些中介机构为营销渠道。
中介机构能有效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促进商品流通,为生产者、消费者双方节省营销和消费成本,是市场与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组织结构。
在报社自办发行前,在我国报纸产业链中扮演渠道角色的是邮政系统。
1950年2月,邮政部邮电总局与《人民日报》签订了一份报纸发行工作协议,约定北京市邮政局负责报纸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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