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中侠客形象的悲剧性定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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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记》中侠客形象的悲剧性定稿
学科分类号750.24
本科毕业论文
题目:
论《史记》中侠客形象的悲剧性
Title:
TheTragedyofknightimage’sintheShihChi
姓名田浪
学号1001010540032
院(系)文学院
专业、年级汉语言文学专业10级
指导教师韦丹职称副教授
二○一四年四月
贵州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诚信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所呈交的本科毕业论文,是本人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成果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
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
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本科毕业论文作者签名:
2014年5月4日
目录
摘要1
Abstract2
绪论3
(一)侠的定义4
(二)《史记》人物总说5
一、《史记》中对侠的记述5
(一)《刺客列传》中的侠5
(二)《游侠列传》中的侠8
二、侠客走向悲剧道路的必然性9
(一)侠客渐入悲剧的过程及原因9
(二)对侠客悲剧原因的分类13
结语15
参考文献17
致谢18
摘要
侠客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历史时期均有不同类型侠客的代表人物,尤其在春秋战国时期,司马迁在《史记》的“侠客列传”与“游侠列传”中对其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
从中可以看出这些侠客往往倍受悲剧的青睐。
在社会动乱的特定环境中,许多人们同时受到贪欲的驱使,侠客这个特殊的群体最终沦为另一阶级追求权势与利益的工具,而且侠客本身具有不同性格上的缺陷,他们走向悲剧将是必然的。
甚至如果人的欲望不能及时得到抑制,它不但会致使侠客群体走向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定会导致更多群体走向悲剧。
关键词:
《史记》;侠客形象;侠文化;悲剧性
Abstract
China'straditionalculture,warriorcultureplaysanimportantroleindifferenttype’sknightrepresentativesineachhistoricalperiod,especiallyintheSpringandAutumnPeriod,SimaQianinthe"HistoricalRecords"and"knightTales"and"RangerTales",hehaveamoredetaileddescription.Itcanbeseenthatthesevaliant’shaveoftenmuchtragedyofallages.Socialunrestinaparticularenvironment,manypeoplearemotivatedbybothgreed,knightofthisspecialgroupclasseventuallybecomeanothertoolforthepursuitofpowercertainlygetlostintragedytomoregroups,itselfhasdefectsondifferentpersonalities,sotheywillbetowardtragedyinevitable.Evenifaperson’sdesirecannotbesuppressed,itnotonlycausesknightgroupstowardtragedyisinevitable,butcertainlyleadstomoretragedy.
Keywords:
HistoricalRecords;KnightImage;Cultureofknight;Tragic
绪论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人物丰富多彩,其中就有那么一类独具魅力、令大好男儿心驰神往的形象——侠客。
而同时歌颂、赞扬侠客人物的诗文作品也不胜枚举,“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在我泱泱中华文化中形成了使人回味无穷的“侠文化”。
在现实环境中,以“侠客形象”为题材的通俗小说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和不小的影响。
从“小李飞刀,例无虚发”,到“暗夜月留香”,再到“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等等,无不是人们耳熟能详、如数家珍的特殊文化类型。
侠文化在我国历史上发源甚早,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中,更是出现了不少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英雄人物形象,他们有一个总的名字叫做“侠客”。
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惩恶扬善”,比如历史上出现过著名的侠者有战国墨子,荆轲、盖聂、专诸、要离、侯赢、鲁仲连,西汉郭解,唐初虬髯客、红拂女,李靖,元初侠义之士王著,甚至如清代的大刀王五、窦尔敦、霍元甲等。
这些历史人物包括令人崇敬的时代英雄、出人头地的豪客士人、鞠躬尽瘁的王侯将相、不值一文的市井百姓等,他们已名留青史、流芳百世,成为我炎黄子孙世世代代效仿的楷模。
如果将这些英雄侠客形象所处时代进行对比及分类,就会发现“侠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古游侠意识与侠的形态的雏形阶段;第二、汉魏六朝侠的豪强化阶段;第三、唐代侠的多形态互融阶段;第四、宋明侠的世俗化阶段;第五、清代侠的官化阶段。
但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不可能主导整个时代的兴盛,也不可能阻碍整个时代的发展;他们难以使一个王朝繁荣,更难以使一个王朝衰落。
而更多的是沦为其他阶层争权夺利,为他人欲望而牺牲丧命的工具或说陪葬品。
不管怎样,这些“英雄形象”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对推动时代的进步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大,就如同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一)侠的定义
什么是“侠客”?
俨然成了一个盘旋在大部分拥有着“侠客梦”的爱好者心中。
倘若需要为侠下一个定义的话,可以这样说:
“侠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一种无所不能、无坚不摧的意志,饱含着梦幻与荣光不管于理是对是错,于法是守是违。
侠还是永远有着自己的一份追求,固守着心中理想的不变的追求,这种追求,或说是这种执着,是在人们叫天不应时的替天行道,也是在叫地不灵时的代地执法,他们有所为,有所不为,但永远执着于自己内心深处所认定的信念的一个群体。
”他们也被叫做乌合之众。
故可将侠客的精神特征总结为“追求公正,讲究义气、恩怨分明,报复心强、勇于助人,乐善好施、看重名誉,轻视生死”。
追本溯源,侠的行为或文化难以登大雅之堂,许多文学家甚至耻于记录之。
认为这个群体不学无术、游手好闲等。
但仍然有一个名家为侠客作传,也是第一个为之作传的人他就是司马迁,其《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这两篇奇崛文字是开启后世侠文学的先驱文章,如同两个泉眼。
虽然在历史长河中,我们看见的许多“侠客”多是以完整的形象映入我们的眼帘以及矗立于文学长廊,但最初之时,刺客和游侠便是侠客的开端。
司马迁最先在《史记》中对侠客作了以下界定,“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
(二)《史记》人物总说
当我们细细研读《史记》以后,就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史记》中描写的英雄大多都是悲剧人物,《史记》全书130篇,其中人物传记共有112篇,而直接通过悲剧人物的名字作为标题的就达到57篇之多,还有20多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一些悲剧人物,总而言之《史记》中记载悲剧人物事迹的篇目可达70余篇,共描写120多位悲剧人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似乎值得我们细细地探讨之。
《史记》中所描写的这120多位悲剧人物,有的是朝夕隐蔽的市井百姓,他们默默无闻;有的是受人崇拜的时代英雄,他们叱诧风云;有的是征战沙场的王侯将相,他们功勋卓著;有的是坚定勇敢的豪客士人,他们敢于赴死。
这些人有贵、有贱、有贫、有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悲壮感人的历史名剧,凭借他们那惊天泣地的才学或勇气,谱写着一曲又一曲的悲歌,使之绕梁三日,余音不绝。
但是因为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背景地位不尽相同,所以体现出的悲剧性也各不一样,我们有必要对这些悲剧人物作进一步分析,进而归类研究。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借助人物的行动,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等情感得以疏泄的一门艺术”,现如今把历史人物和悲剧相联系起来,这是一未免显得有些许奇怪,但这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当中。
一、《史记》中对侠的记述
如果梳理一下“侠”在《史记》中的衍变,特别是太史公在《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中对“侠客形象”(主要针对历史事件)的总结和发展过程。
(一)《刺客列传》中的侠
首先、作者在《刺客列传》中共写了五个刺客,他们分别是曹沫、专诸、豫让、聂政以及荆轲。
曹沫是鲁国鲁庄公麾下一员大将,此时的鲁庄公与大部分诸侯一样,野心勃勃,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国家;另一方面想扩大自己的地盘或领土。
但是事与愿违,在与齐交战时,鲁国战败,鲁庄公只好议和,并献上一定的土地,想要委曲求全,苟延残喘。
在议和会议上,曹沫在落于下风的情况下挟持了齐桓公,并强迫齐桓公答应归还鲁国的侵地。
这次事件直接展现给人们的其实是一场侵略战争,而曹沫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维护鲁国的利益,为了报答鲁庄公的知遇之恩、提拔之德,尽管曹沫以勇力过人的优势劫持了齐桓公是一种胜之不武的表现,行为也说不上光明,也许也没给百姓带来实际的好处,但是在那样一个君贵臣轻的时代以及敌强我弱的情形下,曹沫能够挺身而出,不顾及个人安危和后果,这样的勇气足以另令天下许多人汗颜。
所以,将他评定为一个侠客是毋庸置疑的。
专诸刺杀王僚,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子光的地位,报答他的知遇之恩,这样的行为只能算是沦为封建贵族阶级之间进行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工具,虽说同样没有什么正义性,但是这样的有恩必报、恩怨分明,为知己者舍身忘死在所不惜的精神又岂是一般人所具有的?
所以专诸也可算是一个侠客。
豫让刺赵襄子和聂政刺韩相侠累都属于感恩代报私仇一类,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可谓费尽苦心,直接是“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而且“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把自己折磨得不成人形,但最终竟通过失败自杀的结局草草了事。
为了一个认定了的目标,即便吃再多苦、受再多累,在所不辞,“漆身为厉,吞炭为哑”,试问普天下有几人有如此意志,可如此行事果断、奋不顾身?
即便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也不过如此。
暂且不说其目标是否正确,是否有利于天下,到这样的人实在值得人
们敬重,所以豫让和聂政绝对配得上侠客的称号。
《刺客列传》中的五个刺客,司马迁所用笔墨最多、力度最大的对象是荆轲,由此不难看出作者对荆轲的态度是多么推崇和重视。
秦始皇在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统一六国后的第六年,荆轲准备去刺杀秦王嬴政,当时各国已走向统一,但是燕国太子丹对于被秦所吞并之事并不甘心,想要孤注一掷,招揽杀手刺杀秦始皇。
当太子丹遇到荆轲以后,发现这个人是最合适的人选,不惜一切代价满足荆轲的要求。
于是,荆轲便逐渐沦落为他人的杀人工具。
荆轲与专诸、曹沫、豫让自己聂政没什么分别,从另一个当面说,统一后的秦国在各方面展现出的暴力与残酷已暴露无遗,百姓朝不虑夕,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于此而言,荆轲刺秦最直接地符合了广大百姓的生存权利与生活利益,具有一定的正义性,所以,以其行为而判断其为侠客,毫不为过。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为了目标与理想不惜将自己置身于不可知的危险当中,他这样的行为鼓舞和促进后世许多仁人志士与英雄豪杰为了自己的追求而坚定不移、永不言弃、英勇奋斗。
荆轲的事迹就是一个不朽的传奇与神话,而荆轲本身也是众多侠客的典范与榜样,他和他的事迹将永远为后人所传颂。
但总体而言,这些作为刺客的侠客雏形形象都是以悲惨的死亡而结束自己那如同火柴一般的短暂生命,其诞生就是为了那一瞬间的光亮献身。
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为之努力和献身的目标也许不尽为为国为民的大事,也许也并不完全是为普天下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甚至有些事看起来非常渺小。
但是他们的事迹与他们坚强、勇敢、无畏、为目标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的精神实在是可歌可泣,令人惊叹不已,名留青史是世人对其表现敬重的最佳方式他们的精神与勇气将永远引领着世人前进。
虽然耀眼,但做为他人的工具,对表现个人生命价值与意义来说显然是不值得的。
(二)《游侠列传》中的侠
在《游侠列传》中,总的来说,司马迁描述的游侠可分为三种类型:
布衣之游侠、匹夫之游侠、卿相之游侠。
布衣之游侠,这类游侠专指西汉初时的朱家、郭解等,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言曰:
“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当世之文阁,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
”于是更在《游侠列传》开头,太史公便表达了对游侠的态度,即“今游侠,其行虽不轨赞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现如今拘泥于单方面见闻的为学之人,有的墨守成规,死守着自以为是的道理,很难融入到世人之中,哪能做到以低下的观点融入世俗,随世间的沉浮而取得荣誉和声名的人呢?
而世间以平常心看待事物之人,看重得到或者给予都以道义为先、即便为道义而死却不顾世俗的眼光,这就是他们的优点,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
因而为学者即便处于穷困窘迫的环境下,同样愿意托身于他,这难道不正是人们常说的贤能的豪侠中最突出的人吗?
倘若真的能让民间的游侠与季次或者原宪等人比权量力,比对当今社会的贡献,这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总之,从事情的显现和言必有信的角度来看,侠客的正义行为又怎么可以缺少呢?
”以此表达了自己对游侠者的敬佩之情。
匹夫之游侠,司马迁曰:
“自秦以来,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
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匹夫之侠持赞成与重视态度。
所谓匹夫之侠,即是《刺客列传》及其他文章中所出现的刺客,如豫让、专诸、聂政、荆轲等人。
另外,韩非子所提到的“而群侠以私剑养”及“养游侠、私剑之属”,这里的“私剑”也就是《史记》中的刺客之流,由此便可知早期的游侠大多存在于刺客之中。
卿相之游侠,这类群体即是以“战国四公子”为代表收养食客的卿相贵族,司马迁将“孟尝、春申、平原、信陵”等人与布衣之侠和匹夫刺客之侠相比照而引出,由此可知,在太史公内心深处早已将以“四公子”为代表的卿相贵族认定为游侠,也许仅仅是心中不确定罢了。
而班固则在《汉书·游侠传》中明言:
“各国诸侯公子,魏国有信陵君魏无忌,齐国有孟尝君田文,楚国有春申君黄歇,赵国有平原君赵胜,都凭借着王孙贵族的权势而作为游侠。
”
二、侠客走向悲剧道路的必然性
侠客原本是万众瞩目的一个焦点,但是一般来说,侠客总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的侠者,有120人之多的侠客形象都徐徐步入悲剧的隧道中。
难道上天根本就难以容忍侠客顺利存活于这个世上?
抑或是侠客这个词注定了就是一个悲剧?
那么这个群体走向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侠客渐入悲剧的过程及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武侠者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正式出现,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平民当中出现了一部分特殊的阶层,即“士”。
而在这个特殊的士阶层之中,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在其中有部分武士作为统治者的精兵出现,他们即是从武士过渡到国士的,所谓国士,即国中战斗之人。
然而,王室越来越衰微,政权实则已经归于诸侯,地方政权及政治上豪强世家的政治力量越发膨胀,周平王东迁之后,虽说周朝仍在苟延残喘,但执牛耳者并非周天子,所以周天子作为天下之主的地位早已名存实亡,国中战斗之人与统治者的固定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动摇,形成了“‘士无定主’、‘邦无定交’、‘士之失位’”的局面。
于是这些国士一般自由流动于社会的各个地方,成为侠客的主要群体成员,但多无所事事,几乎都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郁郁情怀。
春秋战国诸侯公卿养士之风的兴起与炽盛,为侠客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最良好的活动场所,促进了侠的发展。
形成了以齐魏赵楚号称“战国四公子”的孟尝君田文、信陵君魏无忌、平原君赵胜、春申君黄歇为首成为了收养门客最多的势力。
这时期的诸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不择手段。
不计后果地打击自己的敌人,而诸侯手中的“士人”(分为文士和武士)便成了诸侯的刀剑、棋子。
因为他们的讲究义气、恩怨分明,为报君上所谓的知遇之恩,舍生忘死,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
于是将主公们的欲望变成了自己任务和责任,对整个社会而言,变得不辨是非。
本来,在那样一个战乱连天、涂炭生灵的时代,人们的是非观念以及价值观念就不尽相同,很难说是谁对谁错,于是便有不少侠客成为了诸侯之间争权夺利的工具和陪葬品。
最终落得了悲惨的、灾祸性的结局。
这样的例子在《史记》中数不胜数,他们知恩图报,为知己者死。
如当信陵君请求朱亥与自己同涉险地时,“朱亥笑曰:
‘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
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
’遂与公子俱(《史记·魏公子列传》)”。
游侠为了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并且为了得到他人的肯定而心甘情愿赴死,对自己的生命毫不怜惜,的确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刺客之侠往往坚持或者信仰的是一种自以为正确的私义,他们的行为也许仅仅是为了报答某人的恩情,于是这样的私义便会很容易的影响了他们对是非成败的判断力;又如豫让刺杀赵襄子,专诸行刺吴王僚,要离刺庆忌,聂政刺韩累,荆轲刺秦王者,皆因报恩而以性命赠人,而不管大是大非,直接沦为政客和豪强的工具,可说失去了正常的思维判断,思想失去自由而不知,何其悲也!
侠文化的发展到秦汉时期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正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
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韩非子·五蠹》)”。
于是乎在先秦时期,对于游侠则采取抑制、打击政策。
而到了汉代初期则取任侠之风,所谓“及汉祖杖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仇,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
(《后汉书·党锢传》序)”由于西汉至东汉期间权臣公卿出于争夺权力,打击政敌的目的,私自养侠,故形成一股尚侠的风气。
但自东汉以后,在现实中,先秦时代那种游侠风骨已经褪色,所谓的游侠与豪侠已经没什么分别,两者之间越来越无界限或说界限越发模糊,越来越多的侠者通过武力和军功逐渐向军界过渡,甚至有的因为宗族关系或血缘关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聚集起来以形成了一支又一支具有军事组织形式的豪侠江湖帮派,成为一股军事实力而各自为伍、割据自立、争霸天下。
这时期的任侠者,按东汉荀悦在《汉记》卷十《考试》所下的定义:
“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结私交”、“作威福”、“以立强于世”,带有鲜明的政治品格,丧失了古游侠的根本精神。
全祖望在《经史问答》中云:
“游侠至宣、元之后,日衰日陋,及至巨君之时,遂已一无可称矣”。
中国从春秋战国到清代,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社会环境下,“侠客”作为“鸡肋”而存在,从而最终走上悲惨的结局是必然的。
无论如何,在一个动乱的年代,“侠客”既然不可能尽可能多的登上统治阶层,就决定了他们注定要为真正的统治阶层的利益而去效力或者是牺牲流血。
这么一些武技高超的人对于问题的理解本就是直来直往的,处于乱世当中,是非定论更是难以分辨清楚,各种人物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不但正在接受挑战,更是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那个叫做“侠客”的群体更甚,他们只有通过恩怨来定是非了,这样的人是极易被另一阶层利用的。
而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这么一个“追求公正、讲究义气、恩怨分明、勇于助人、乐善好施、轻视生死”群体于国于家却没有多大用处,他们既不想背离自己的理想和所谓的道义,又不愿意被国和家的枷锁所束缚,一心要去最寻心中的自由天堂,于是乎,他们的地位甚至不如一个小吏或者捕快,成为了社会上最多余的一群人,而又被视为另一个阶层获取利益的阻碍,而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地除之而后快,其价值几乎完全得不到体现。
倘若要将悲剧再进行细分研究的话,可以将之分为社会性所导致和命运性所导致,亚里士多德把人的行动归为自愿的和不自愿的两类,不自愿行动又分为因受外力逼迫而做出的行动和因无知而做出的行动。
当这些人物在无知的状况下所造成的悲剧,又可分为“可预测的悲剧”及“不可预测的悲剧”。
同样的道理,《史记》中“侠客”形象悲剧的社会性和命运性正是不愿意行动的因受外力逼迫而做出的行动和因无知而做出的行动。
整个社会特定的环境和永远不停地在做利益之争阶层正是那份外力;而“侠客”这个群体他们各自的人物性格以及对他们心中所坚持的理想和渴望所求则正是他们的无知。
这一切,则注定这个群体更多的是不合时宜,更多的是被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人所排斥,即说“侠客”形象更多的是充满悲剧性的。
(二)对侠客悲剧原因的分类
《史记》中所描写的英雄人物可以说个个是侠客形象,他们不是侠客就是正在成为侠客的过程中。
真可谓是将侠文化的发展从雏形到成形再到繁荣的各个阶段记载描写得应有尽有、淋漓尽致。
如此,可将《史记》中的悲剧原因分为四个类别。
第一,因为自己无知或考虑不周全以致于不能预测到错误的发生导致的悲剧,这些侠客群体使自己陷入悲剧局面的原因,是他们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犯下了错误。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人的性格与命运一发生冲突便是人们正在与不可捉摸且不可抗拒的命运进行斗争,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塑造的这类英雄人物形象,正是因为现实生活的错觉使之陷入悲剧。
历史的主角或说历史的先驱正是这类人所扮演的,他们具有超前性的行动,但都不一定能获得大部分人的理解,如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蕃的贾谊等人都是因为这一原因所导致的悲剧。
虽然说他们的理念或主张都没什么错,但是由于各方面的不足或条件不成熟,不过一般是自己性格的因素,致使他们的结果都不是很好,更多的是丢掉了自己以及身边人的性命。
第二,因为自己无知但可预测到错误的发生导致的悲剧,几乎所有的侠客形象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死得很壮烈,而且其性质并非是悲剧得不到实现,而是相信一些本不正确的制度是合理的。
即说这样的人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必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但是仍然坚持作下去,荆轲、专诸、豫让、韩信等人是这种原因中最为典型的侠客代表。
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必将不得善果,但仍然义无反顾去做,终于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韩信凭借其过人的军事才能,为汉朝立下汗马功劳以后意识到自己的安危及利益并不是很稳固,于是进行军事叛乱对抗中央朝廷,最后惨遭灭顶之灾。
他们能意识到所行之事并不可为,将会对自身有莫大的灾害,但因为无知与性格因素致使其必定走向悲剧之路。
第三,因性格缺陷所导致的悲剧。
性格一般有完美与缺失两种类型,故《史记》中的公孙杵臼,程婴,他们为了保护赵氏孤儿不惜牺牲一切,《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中的刺客游侠都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
他们气吞山河、慷慨悲歌,命运把他们身上最好有价值的东西毀灭给他看,故而是完美的悲剧。
另外有一些悲剧人物,他们身上有着一定的优点,可是明显地存在着骄横,不谨慎等弱点,即缺陷。
这些缺陷往往是致命的。
所以很容易便毁灭了自身,这类代表人物便如项羽、李广等。
第四、因放纵或不节制自己的欲望而犯错误所导致的悲剧。
这一类侠客走向悲剧的原因是人们的欲望通过不同的形式不断扩大直至膨胀。
在《史记》中,这类人物比比皆是,最典型的、最直观的莫过于李斯、苏秦、吴起等。
司马迁通过对这些悲剧的侠客立传,主要想要揭示异化对原本纯洁的人性所造成的严重扭曲,这类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达到一个目的,可以不顾除自己以外的一切,当真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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