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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糖世界之中的非洲
疯狂的糖:
世界之中的非洲
本文摘自(美)查尔斯·C.曼恩:
《1493:
从哥伦布大航海到全球化时代》,朱岩岩,郑嵩岩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2016。
直到1700年左右,穿越大西洋的人中约有90%是非洲俘虏。
这场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让非洲人、印第安原住民和混血非裔印第安人在长达3个世纪内构成了美洲大多数地区的主要族群。
在欧洲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些族群之间有非常丰富的互动。
他们的相互关系源自哥伦布大交换,在历史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页。
非洲人与美洲印第安人的相遇与世界其他不同族群之间的相遇截然不同。
哥伦布的航行引发了一场民族迁移的大潮,来自不同种族的人群被卷入其中。
此时,墨西哥城已经发展成世界上第一座多语言世界性大都市。
文化融合从社会上层扩展到了社会底层。
在社会上层,西班牙征服者与臣服的印第安皇族之间相互通婚;而在社会底层,我们会看到一个西班牙剃头匠会大声抱怨他的中国同行。
哥伦布大交换是由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航海网络组成的,这张网纵横交错,是真正的环球之路,而墨西哥城正是衔接两大洋网络的要塞。
在这里,文化、经济和种族的交换经久不衰,一直延续到全球化的今天。
疯狂的糖
几千年来,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来自欧洲。
在非洲大陆之外很少会发现非洲人的踪迹。
而亚洲人几乎都居住在亚洲。
但是哥伦布的航行却将人类的居住地打乱,然后重新安排了一番,这便是哥伦布大交换之人类篇的起点。
人就像是牌桌上的骰子一样滚入世界的不同区域。
欧洲人成了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主要居民。
南美和西雅图处处有非洲人的身影。
唐人街更是遍布全世界。
尽管这样的人种重组在世界各地均有发生,但是非洲奴隶贸易却在其中占了主导性作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美洲奴隶制的普及程度都没有一致的评定。
2009年,来自多个国家的学者对超过3.5万次不同的奴隶运输进行了研究,据估算,从1500年到1840年,有1170万非洲人从非洲被绑架到美洲。
在同一个时间段,大约有340万欧洲人移民到了美洲。
粗略地分析,每当一个欧洲人来到美洲的时候,就有三名非洲人被抓上了奴隶贩子的船。
这些数据意味着我们平时了解的美国历史都是错误的。
在每一代教科书中,美国历史都讲述了欧洲人迁往另一半球然后在人烟稀少的环境中建立家园的故事。
事实上,这人烟稀少的另一半球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
而且迁入这一半球的主要是非洲人,在不受印第安人统治的地区中,他们很快就成了人口中的多数族群。
一位研究奴隶贸易的学者这样写道,“美洲大陆在19世纪晚期之前,都是非洲而非欧洲的延续。
” 在哥伦布航行之后的3个世纪中,来自大西洋各地区的移民纷纷来到美洲。
他们建立了新的城市,盖起了房子、教堂、酒馆、马厩和各种各样其他的建筑。
他们伐木、种田、修路,还饲养了很多马、牛和羊—这些动物以前从未在美洲出现过。
他们改变了美洲的环境,创造出了一个生态与文化相互交融的新世界。
在人类的历史上,这种巨大的转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而它正是由非洲人亲手完成的。
在这些新建的城镇中,街道上熙熙攘的人当中主要是非洲人。
在新农场里种植小麦和水稻的农民主要是非洲人。
划船的男男女女,以及在磨坊、花园和种植园里辛勤劳作的工人基本上都是非洲人。
19世纪,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到美洲定居,巨大的移民潮再一次打破了美洲的人口平衡。
在地球的这一边,欧洲人和他们的后裔成了人口占多数的居民。
他们在美洲生活得如鱼得水,所以并未意识到现在欧洲人所经历的一切和300多年前的非洲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曾经长时间将欧洲人、非洲人、亚洲人和美洲人隔离开来的地理屏障,被哥伦布的人类大交换打破了。
大西洋奴隶贸易是这场交换中的第一轮,而它的驱动力则是糖。
嗜甜如命 大约一万年前,在澳大利亚北部的新几内亚,当地居民第一次开始种植甘蔗。
蔗糖占据了甘蔗自身重量的一半。
它是一种味道甘甜质地粗糙的物质,也被称作食用糖。
科学家们为了它争论不休,因为他们不确定蔗糖是真的能让人上瘾,还是人们因为太喜欢这个味道所以才大量食用蔗糖。
不管怎样,蔗糖在人类的种种事务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不同于对盐和其他调料的喜爱,嗜甜的习性几乎遍布世界各地,并且出现在每一种文化里。
糖起源于新几内亚,它向北方和西方扩散,进入中国和印度。
到了公元800年,中东的伊斯兰民族已经在灌溉种植园里的甘蔗了,他们种植甘蔗的地方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和以色列。
1096年,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欧洲人在这片被征服的土地上首次见到了甘蔗。
在那个年代,糖在欧洲还是稀罕物。
它就像姜和胡椒这类亚洲香料一样,只有少数的皇亲贵族才享用得起。
在十字军开始向欧洲出口蔗糖之后,欧洲人就爱上了它的味道。
在南欧,一些气候温暖湿度也足够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甘蔗种植园。
不久以后,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在加纳利群岛、佛得角群岛和马德拉群岛种植甘蔗——这些热带岛屿全部都靠近非洲海岸。
(葡萄牙也在远离海岸的亚速尔群岛种植了一些甘蔗,但是因为当地气候太寒冷,所以收成并不好。
) 人们对糖的需求在激增,但是殖民地群岛上的种植园主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收割甘蔗,将甘蔗汁熬制成蔗糖,以及将成品打包装船。
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盯上了奴隶。
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奴隶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代,但是源自甘蔗种植园的奴隶制度却有所不同。
起初,劳动力多由罪犯、原住民和战俘来充当,但是,在种植园主开始大量购买非洲俘虏的时候,种植园奴隶便出现了。
在16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的新种植园占地面积广阔,这里的蔗糖产量之高,是大西洋各岛无法相比的。
墨西哥征服者,西班牙人荷南·科尔蒂斯在南墨西哥拥有广阔的领地,1523年初,他开始在那里种植甘蔗。
美洲的种植园主同样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在西属美洲殖民地里,劳动力短缺的程度决定了印第安人将受到怎样的待遇。
不自由的印第安人,受奴役的非洲人 根据西班牙皇室和罗马天主教堂官方条例,以引导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为目的的征服是合法的。
然而,来到美洲新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对印第安灵魂归处毫无兴趣,他们更关心自己能否找到合适的劳动力。
皇室因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只有印第安人皈依了基督教,他们的侵略才能被正当化。
但是,因为大多数印第安人都被充作了奴隶,所以这样的信仰改宗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另一方面,殖民地的存在最终是为了扩大西班牙的荣誉和财富,为了实现这目的,劳动力又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解决这个困境,殖民地在1503年引入了赐封制度,并在后来对其进行了多次修改。
根据这一制度独立的西班牙征服者变成了印第安人的监护人或托管人,他们将保障印第安人的安全、自由,并在宗教上对其进行引导。
而印第安人则要以劳动力来支付西班牙人的“保护”。
赐封制度的本意是限制征服者对印第安人的剥削,从而减少后者对西班牙人统治的反抗。
然而,它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都十分厌恶这个制度。
因为根据法律,印第安人仍然是自由的,他们有自己的领袖,统治着属于自己的城镇和村庄。
但在现实中,印第安领袖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印第安人受到的对待同奴隶无异。
他们并不是官方认定的奴隶,但也不是真正的自由人。
当时世界上拥有最多不自由的印第安人可能就是科尔蒂斯了(大约有2万人)。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不科尔蒂斯的甘蔗种植园里工作。
1542年,西班牙皇室正式禁止对印第安人的奴役,禁奴的趋势愈发明显。
虽然新法案中存在各种漏洞,但是对西班牙征服者和殖民者来说,驱使印第安人为自己工作已经越来越难了。
在废奴法颁布的几周以后,科尔蒂斯从一个意大利商人那里购买了500个非洲奴隶,他是这些奴隶的合法主人,可以迫使他们做任何事情。
两年之后,这批奴隶中的100人在墨西哥登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时代也随之开始了。
非洲人缓慢地迁入美洲,其迁移的时间和欧洲人几乎是同样长的。
在哥伦布的殖民地拉伊莎贝拉的墓地里,一些出土的遗骸证实了当地的部分居民可能是非洲人的后裔。
当伊斯帕尼奥拉岛的甘蔗种植园开始引进非洲人作为劳动力之后,逃跑的奴隶变成了西班牙殖民地的一个大问题。
这些逃奴四处流窜,以森林作为藏身之地,一心一意要破坏曾经束缚他们的蔗糖制造业。
在16世纪后半叶,西班牙蔗糖业的中心迁入了墨西哥内陆。
蔗糖的产量飙升。
被运往美洲的非洲人也不再只是寥寥数人。
在墨西哥,以及作为葡萄牙殖民地的巴西,种植园农业开始崛起,大量来自非洲的奴隶被送到美洲。
从1550年到1650年,运输奴隶的船只将65万非洲人运到了西属和葡属美洲殖民地。
在这些地方非洲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欧洲移民,两者的比例也已经不再是2:
1。
这个结果是欧洲人从未预想过的。
非洲人和西班牙征服者是相伴相生的,他们有时候是士兵,有时候是仆人或奴隶。
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同印加的西班牙征服者一起进入秘鲁和厄瓜多尔。
一些非洲人人加入了印第安人部族,甚至会攻击他们从前的主人。
另一些还会奴役自己的同胞,或是用战功来换取房产和印第安奴隶。
到了17世纪,非洲人在西属美洲殖民地已随处可见。
一个多元的混合社会正在西半球形成,它是哥伦布人类大交换的结果,而非洲人则是这个社会的主要成员。
在下一章,你将看到非洲人终于同其他种族结盟,他们突破了欧洲主人设下的种种限制,并最终建立了自己的社会。
埃斯特班的命运从前有个人,大家都叫他埃斯特班。
他的故事很好地展示了哥伦布大交换是如何将文化与人输送到世界各地的。
埃斯特班出生在北非摩洛哥,母语是阿拉伯语。
16世纪,他的家乡受到了干旱和内战的冲击,很多人逃到了西班牙,并从此改信基督教。
他很可能是众多难民中的一个。
在西班牙,他被西班牙人买下来充作奴隶,而这个西班牙人之后加入了由野心勃勃的大公潘菲洛·德·纳尔瓦埃斯领导的远征队,他们的目的地是美洲。
这只远征队由400多人组成,其中非洲人的数目不详,埃斯特班就是其中的一个。
远征队在1528年登陆佛罗里达。
他们希望能在这里找到金子,但是等待他们的只有无尽的灾难。
纳尔瓦埃斯死在了海上。
印第安人的袭击、疾病、事故和饥饿又相继夺去了剩下队员的生命,最后只有四个人幸存下来,里面就有埃斯特班和他的主人。
四个人出发前往西边的墨西哥,路上以蜘蛛和蚂蚁卵为食,偶尔,他们会被印第安人当作奴隶抓走。
在被奴役的过程中,他们经历了各种折磨和羞辱。
这些幸存者从个部落走到另一个部落,印第安人开始相信这些流浪的陌生人有治愈的神力,而埃斯特班和几个西班牙人也从不否认这点。
这四个人步行了几千英里,穿越了现在美国的西南部,一直走到了墨西哥的北部。
每到一个新地点,埃斯特班都会作为侦察员出面和当地人接洽。
从某些方面来说,他就是队里的领头人。
在离开西班牙八年之后,纳尔瓦埃斯远征队中的四名幸存者进入了墨西哥城。
三个西班牙人受到了英雄般的对待,埃斯特班则再次沦为奴隶,并且被卖给了一个新主人。
新主人将埃斯特班送入了向北行进的另一只远征队,这次,远征队的目标是寻找神秘的黄金之城。
埃斯特班并没有从这次远征中回来。
根据一份西班牙语文献的记载,他在位于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交界处的山里被印第安人抓获,之后因为试图逃跑而被杀掉。
但是,住在那里的祖尼人却有着不同的说法。
我听到的一个版本,是印第安人热情欢迎了埃斯特班。
他们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而且相信他是一位伟大先知。
所以他们砍下了埃斯特班的小腿,这样他就永远都无法离开了。
虽然不能走路,但埃斯特班一直活了许多年,并且深受印第安人的尊敬。
埃斯特班的真实命运已经是一个永远无解的谜了。
和很多人一样,他就像漂在洋流里的软木塞一样,挣扎在哥伦布大交换和残酷奴隶制度的漩涡之中,身不由己地从一个世界漂向另一个世界。
混血社会
哥伦布曾经在美洲建立了一座命运多舛的殖民地,名叫拉伊莎贝拉。
1493年,生活在这里的印第安人与欧洲人日渐亲密起来。
哥伦布探险队里的西班牙人大多是未婚的年轻人。
一项1514年的人口调查显示,这些队员里只有三分之一是已婚者—且大多数人的通婚对象都是泰诺族的女人。
几年之后,好几个印第安妇女也给墨西哥征服者科尔蒂斯生下了孩子。
其中一个女人正是蒙特祖玛的女儿,这位著名的“蒙特祖玛”曾经在战场上被科尔蒂斯活捉。
1520年,印第安人试图将西班牙人逐出墨西哥城,而蒙特祖玛则在这场混战中身亡。
对于自己有印第安混血私生子这件事,科尔蒂斯倒是很坦诚。
事实上,他不仅将一个女儿嫁了出去,还保证了他的混血儿子可以完全被西班牙社会认可,甚至将他的名字放在了自己的遗嘱中。
(科尔蒂斯的嫡长子为了争夺其父名下的地产,同这位印第安混血私生子打了很多年官司,他们同时争抢的还有印第安奴隶的所有权。
) 西班牙皇室鼓励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通婚,但是他们认为,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结合理应通过基督教式的婚礼来完成。
一些印第安贵族也发现,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女儿们嫁给西班牙人,并通过举行基督教婚礼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但是,对于很多西班牙人来说,一场泰诺婚礼比基督教婚礼更实用。
因为西班牙平民如果娶了印第安女性为妻,就可以将印第安贵族手中的财物和劳力一并归为己用。
于是,混血社会就这样诞生了,它起源于加勒比海地区,随后便可见于美洲各处。
身处上层社会的征服者军队指挥官是实践混血的第一批人。
他们和印第安贵族结婚,同位高权重的大家族联姻,以此来将自己的侵略合法化,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科尔蒂斯和印加帝国的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的混血后代最终成了新殖民地最强大的居民。
起初,混血儿童里几乎没有非洲混血。
但是,当种植园奴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美洲大陆之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美洲总人口中的非洲人比例增加了,同样增加的还有非印混血儿,非欧混血儿,以及非欧印混血儿的人数。
到了1570年,墨西哥的非洲总人口已经是欧洲人的三倍,以及混血儿的两倍了。
70年之后,非洲人的数量仍旧是欧洲人的三倍,但和混血儿相比,却是后者的23倍之多。
大多数混血儿是拥有自由身的非裔欧洲人。
为了支持其统治的合法性,征服者通常会入赘被征服的贵族家庭,或从中选取配偶。
科尔蒂斯和皮萨罗是异族通婚的先行者。
他们的混血后代受到多元文化的熏陶,在日后成了新殖民地最强大的族。
很多征服者来自埃斯特雷马杜拉,这是一片多山之地,由几个家族联合统治。
这些家族通常互为姻亲,因而来自这里的西班牙人非常团结,其紧密的关系不输印第安贵族。
这样的强强联合,最终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多元文化家族网。
16世纪的欧洲人与后世的欧洲人不同,前者完全没有“种族”概念。
生理上,他们认为自己与非洲人和印第安人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在道德层面上,他们却会有很多顾虑。
大部分西班牙人相信来自父母的观点与德行一旦被孩子接受,将终生不会改变。
比如,一位母亲可能出生在一个信仰犹太教或是伊斯兰教的家庭中,尽管她从来不让自己的孩子接触宗教,但她仍然会有意无意地将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精髓传给自己的后代。
起初,美洲的印第安人还没有被认为存在这样的威胁。
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反基督教性质已经得到了大家的默认,但印第安人和这两派都不同,因为他们从未听说过基督,所以也就没有排斥基督教信条的机会。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开始抵制彻底的基督教化。
这样的反抗最终引起了欧洲人的疑心。
到了16世纪后半叶,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欧洲贵族开始对混血血缘关系心生畏惧,担心它会从道德上玷污殖民者的血脉。
先代欧洲人对混血血缘关系和混血儿保持着一种宽容的态度,而现在,这种宽容已经被日益加深的严苛所取代。
西班牙政府开始通过种种法案来削减殖民地混血儿的权利,例如禁止他们携带武器,禁止他们成为牧师,或是禁止他们从事某些特定的职业。
专门针对非洲人、印第安人和混血儿的政策纷纷出台。
举例来说,只要是拥有非洲血统的男人和女人,就不能在晚上八点之后出现在街上。
四名以上非洲混血儿不得在公共场所集会。
印第安人和欧洲人混血的女性后代不得穿戴印第安人的服饰。
非裔欧洲女性严禁佩戴西班牙风格的珠宝首饰。
如果一个西班牙屠户欺骗了他的客人,那么他就得支付罚金。
如果一个印第安屠户犯了同样的错误,那么他将受到鞭笞100次的惩罚。
随着限制的不断增加,殖民者对受限对象的恐慌感也在加深。
一些人担心非洲人和印第安人会密谋袭击基督徒。
为此,他们精心设计出一个叫作“卡斯塔”(casta)的系统,这个系统以人的血统为基础,根据道德价值和精神价值将人分为几大类。
殖民者认为,卡斯塔系统里的每类人都拥有一个基本且永远不变的道德本质。
一个穆拉托人(mulatto,非欧混血儿)和一个梅斯蒂索人(mestizo,印欧混血儿)是不同的,而这两种人和桑博人(zambo,非印混血儿)又有所不同。
不同的混血儿结合产下的后代也有他们自己的外号。
卡斯塔系统的效果与政府所预期的相去甚远。
因为人们并不会局限于自己的社会分类,相反,他们开始用这样的分类来为自己谋求更好的福利。
大家开始寻找可以充当最佳伴侣的那一类人。
举个例子,一个西班牙征服者的儿子拥有一半印第安血统,当他和一名印第安贵族女子结婚之后,根据卡斯塔系统,他们的儿子应该被归类为郊狼人。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个孩子最终被归类为印第安人并且在长大以后成了当地的统治者。
与此同时,还有印第安人自称是非洲人,因为印第安人不愿意交税,而奴隶交的税比他们少。
而本地官员虽然是卡斯塔系统的监督者,但是他们会因为缺钱而肆意买卖体系内的任何一种人。
自从法律开始禁止蓄养印第安人奴隶,殖民地的情况就变得愈发复杂起来。
根据西班牙法律,孩子将会继承母亲的社会地位。
从理论上来说,这条法律意味着无论父亲是什么样身份,印第安妇女的孩子是不能为奴的。
因此,非洲男人就不会寻找非洲女性作配偶,这样的话他们的孩子也就不会成为奴隶了。
殖民地政府试图将非欧混血儿和非印混血儿划为奴隶,为了摆脱奴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直接将家搬到了别处,并且告诉他们的邻居自己是印第安人,或者是西班牙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墨西哥的混血人口越来越多。
在18世纪末,“纯种的”非洲人已经消失了。
而疾病和通婚也导致了“纯种的”印第安人加速消亡。
就算是“纯种的”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城,他们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占总人口的5%)也因为和外族通婚的频率太高而迅速消失了。
虽然不同人种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但是当地政府仍然试图区分这些人。
在西属美洲殖民地,有一种特别的艺术很好地体现了民族与种族身份带来的焦虑感:
这就是卡斯塔绘画。
这些图画以系列的形式出现,通常是十六张为一组,描绘了由卡斯塔体系划分出来的不同类别的人群。
每一幅画都有这样的标题:
“黑人男子和印第安妇女结合,生出了狼人”或是“穆拉托男人和梅斯蒂索女人结合,生出了悬空的狼”。
尽管画家们竭尽全力去展示卡斯塔体系中的各种人,但是他们却偏偏忘记了西属美洲殖民地中一个种族。
美男子强尼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某天,一个年轻的西非男人来到了葡萄牙,他可能是一个奴隶,也可能是某个想把奴隶卖给欧洲人的家族请来的代表。
不管怎样,他改变了原来的路线,穿越边境来到了西班牙。
他为自己选了一个颇能体现人格魅力的西班牙名字:
胡安·加里多(JuanGarrido),大概就是指“美男子强尼”的意思。
在16世纪早期,加里多以征服者的身份横渡了大西洋。
他经历了西班牙对波多黎各的侵占,也目睹了庞塞德莱昂对青春之泉徒劳无功的追寻。
当科尔蒂斯攻占三国同盟(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墨西阿兹特克帝国)的时候,加里多也在他身边随侍。
之后,在科尔蒂斯的要求下,加里多建了一座礼拜堂来纪念那些在阿兹特克血腥祭祀仪式上被献祭的西班牙人。
不过,加里多最大的贡献并不是这些。
科尔蒂斯曾经从一袋子大米中找到了三粒小麦。
这位征服者要求加里多将小麦种子种在礼拜堂旁边的一块空地上。
西班牙人怀念用小麦酿造的啤酒和用面粉烘烤出的面包,但他们绝不是唯一对小麦有需求的人,为了能主持一场合乎规矩的弥撒教会同样需要面包。
在早些时候,因为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湿热气候,所有种植小麦的尝试都失败了。
然而在加里多播下的三颗种子里,有两颗居然发芽了。
西班牙人用这两颗小麦种子收获了更多的小麦,1552年,一个西班牙历史学者这样写道,“那里逐渐种满了一望无垠的小麦。
人们满怀喜悦之情,迎来了加里多的小麦,它们在异国带来了家乡的味道。
很快,小麦田就取代了玉米地和森林,在墨西哥的中部,人们也能看见金灿灿的麦穗随着微风轻轻摇曳。
加里多的小麦甚至有可能一路向北到达了德克萨斯州以及更远的密西西比州。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在19世纪将美国中西部变成一座农业发电站的小麦大多数都来自一个非洲征服者在墨西哥建起的路边礼拜堂。
在种植小麦的过程中,加里多为触发哥伦布大交换添了一份力。
同时,他本人以及科尔蒂斯和其他外国人都是这个大交换进程的分子。
车水马龙,人流熙熙攘攘的墨西哥城一向以多元民族与多元文化著称,加里多和他的家人曾经住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地带。
可以说,美洲人因欧洲人而改变,而欧洲人的改变则多亏了这个非洲人,他是这座城市中背井离乡之人和冒险家的象征。
在1538年之后,加里多便销声匿迹了。
也许是在之后10年中的某一天,他悄悄地离开了人世,虽然他曾经为新世界的诞生尽过份绵薄之力,但是死去的加里多早已被遗忘在了历史洪流之中。
新西班牙的亚洲人
部分亚洲人也迁到了美洲。
在大帆船贸易中,货船载着白银横跨太平洋来到中国,然后再次穿越太平洋,将中国的货物送到墨西哥城,而亚洲人正是凭借着大帆船贸易漂洋过海来到美洲。
这段我们已经在第5章提到了。
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估算,那个日时候大约有5万到10万亚洲人来到了西属美洲殖民地,他们当中有些是仆人,有些是奴隶,或者是在长途太平洋运输船上工作的水手。
因此这样的运输线路通常以菲律宾的马尼拉为起点,所以在当时的大型帆船上,60%~80%的船员都是亚洲人。
很多船员终其一生都没有再回到马尼拉。
几十年里,上千名水手在到达美洲之后便跳船逃跑,有的人在造船厂里找到了工作,有的人跑去修建城堡或市政设施,或者辗转于不同的工地,做些卖力气的活。
一些亚洲水手会和亚洲奴隶一起共同工作。
这些奴隶通常来自印度、马来西亚、婆罗洲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
虽然马尼拉在1672年废除了亚洲奴隶买卖,但是奴隶交易还是屡禁不止。
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某个宗教团体还在将自己的20名亚裔仆人当奴隶使唤,这些仆人最终在墨西哥政府命令下被释放。
西班牙人称亚洲移民为“基诺人”(chinos),在墨西哥境内,这些人的数量日益增加。
有些亚洲移民曾经是日本武士,在17世纪30年代,日本闭关锁国,拒绝这些武士回国。
西班牙政府委托日本武士将白银从墨西哥城押送到各大港口,在运输途中,他们可以用自己的传统武器保护白银。
日本武士从此威名远扬,殖民地政府从中得到启发,开始将不同种族的人招入民兵队。
到了18世纪,由非洲人、印第安人和亚洲人组成的武装部队开始护送邮件运输,他们同时在各大交通要道上巡逻,逮捕盗匪,并负责抗击英国舰队的入侵。
1741年,当英国海军上将兼海盗乔治·安逊入侵墨西哥西部的时候,这支多元文化的部队在击退敌军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普埃布拉城位于墨西哥,这里有一处亚洲社区,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相互团结,关系紧密,而且多多少少都为城里最重要的工业出过一份力:
这就是制陶业,其中尤以仿制中国瓷器为主。
在墨西哥城中心的大广场,坐落着另一个规模更大的中国社区。
它位于一座露天亚洲集市的中央地带,是美洲第一条真正的唐人街。
为了赚钱,来自中国的裁缝、鞋匠、屠夫、音乐家和金匠在这里和他们的非洲人、印度人以及西班牙人同行为生意进行激烈的竞争。
在17世纪30年代,西班牙理发师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理发师。
在那个年代,理发师不光要为客人修理毛发,还要精通牙科手术。
中国理发师在这方面颇具优势,因为当时的中国拥有最先进的牙科技术。
富有的客人争相涌入中国理发师的店铺。
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理发师开始敦促市政局,试图将中国理发师的店铺迁出市中心,但是他们失败了—这可能是因为那些位高权重的客人不想走那么远的路,就为了洗个头发或洗个牙齿。
第一座世界性大都市
16世纪的墨西哥城是一座让人眼花缭乱的喧嚣之城,这里充斥着非洲奴隶、亚洲商贩、印度农民和劳工,以及欧洲来的牧师、士兵和二等贵族。
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的不同民族汇聚在一起,创造出第一座真正的世界性大都市。
非洲人与印度人在这里目睹了东西方的相遇。
尽管基因上的融合多为城中居民所不耻,但是他们却为这座城市所蕴含的世界性文化而骄傲。
诗人伯纳多·德巴尔武埃纳(BernardoBalbuena)曾撰写200页长的《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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