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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炜莉钱钟书《锦瑟》解读的再分析
傅炜莉:
钱钟书《锦瑟》解读的再分析
钱钟书《锦瑟》解读的再分析
(2005古代文学研究生傅炜莉)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的诗历来评价众多,刘熙载在《艺概》中说他的诗“深情绵邈”;葛立方《韵语阳秋》叹其“
包蕴密致”;叶燮《原诗》则指出其作“寄托深而措词婉”。
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评李诗“顿挫曲折,有声有色,有情有味”。
清人冯浩则更进一步点出了李诗“总因不肯吐一平直之语,幽咽迷离,忽彼忽此,忽断或续,所谓善于埋没意绪者。
”[①]
以上众家虽措辞不一,但都指出了李商隐诗“深”的特点,《锦瑟》作为李商隐艺术风格的代表作,更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因此对《锦瑟》的解释历来是百家争鸣,观点丛出,从而使得元遗山有“独恨无人作郑笺”(《论诗绝句》)之恨,王渔洋有“一篇《锦瑟》解人难”
(《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之叹。
在这些观点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五种:
朱鹤龄、朱彝尊为代表的悼亡说;的自伤说;[②]朱鹤龄、纪昀等主张的恋情说以及张采田等的政治寄托说和诗集总序论诗说。
笔者以为诗集总序论诗说比较合理。
《锦瑟》所表达的是诗人一生诗歌创作的心路历程,诗歌是诗人生活体验的升华和结晶,内在情感通过诗人天才的文学感受力以文字表现出来,就成了一首首意蕴悠长的诗,喜、怒、哀、乐在当时诉诸纸笔,不管是自伤、悼亡、寄托,都通过诗体现出来,《锦瑟》正是李商隐饱含深情地向世人展示自我心灵世界的一首诗作。
而“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与不可言之间,
其指归在可解与不可解之会”(叶燮《原诗》)则是其迷人的原因之一。
首创《锦瑟》为义山诗序说者为清朝的程湘衡。
何焯《义门读书记》云:
“亡友程湘衡谓此义山自题其诗以开集首者,次联言作诗之旨趣,中联又自明其匠巧也。
余初亦颇喜其说之新,然义山诗三卷,出于后人掇拾,非自定,则程说固无据也。
”
但是按《李义山诗集辑评》引纪昀批:
“因偶列卷首,故宋人纷纷穿凿。
遗山论诗绝句,遂独拈此首为论端”[③]的说法,则《锦瑟》诗在宋金时就已列在诗集的第一篇,《李义山诗集》虽出于后人掇拾,把《锦瑟》诗列首,当还保存了原来的次第。
全面论证《锦瑟》诗“诗序说”的是钱钟书。
在《谈艺录》中,他评价何焯之言道:
“程说殊有见,义门徒以宋本义山集旧次未必出作者手定,遂舍甜桃而觅醋李。
”……“余窃喜程说与鄙见有合,采其旨而终条理之也可。
”[④]同时他还引了李商隐《谢先辈防记念拙诗甚多,异日偶有此寄》后四句与《锦瑟》对比而言,《寄谢先辈》[⑤]诗写到:
晓用云添句,寒将雪命篇。
良辰多自感,作者岂皆然!
熟寝初同鹤,含嘶欲并蝉。
题时长不展,得处定应偏。
南浦无穷树,西楼不住烟。
改成人寂寂,寄与路绵绵。
星势寒垂地,河声晓上天。
夫君自有恨,聊借此中传。
钱钟书指出:
“(《寄谢先辈》)乃直白自道其诗也。
《锦瑟》之冠全集,倘非偶然,则略比自序之开宗明义,特勿同前篇之显言耳。
”也就是说,《寄谢先辈》诗是明显的“自道其诗”之作,而《锦瑟》冠于全集之首篇,也是开宗明义介绍自己创作的诗。
钱先生作为一代文坛巨擘,他“结合了解作者和原作来纠正各种误解”,“结合了解作者和有关诗句来纠正各种误解”,“结合了解作者和原作来吸收好的解释,加以深入探索”,“结合了解作者与原作,通过比较文学来论证。
”[⑥]⑤作出的解释可谓详尽缜密。
但是,中国向有“诗无达诂”的传统,笔者虽然很欣赏钱钟书先生对《锦瑟》一诗的阐释,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却有一些对别家的认同和自己的拙见,以下一一述明。
首先对于题目“锦瑟”二字。
钱先生释题云:
“‘锦瑟’喻诗,犹‘玉琴’喻诗,如杜少陵《西阁》第一道:
‘朱绂犹纱帽,新诗近玉琴’,或刘梦得《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
‘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树春朝风正吹。
’锦瑟、玉琴,正堪丽偶。
”
而对于为何以锦瑟喻诗,钱先生结合李商隐《房中曲》、《回中牡丹为雨所败》和《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等诗中的“锦瑟”意象各不相同,批驳了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所主张的《锦瑟》为悼亡诗的观点,指出《锦瑟》与李商隐另外一首诗《寓目》“新知他日好,锦瑟傍朱栊。
”的“既是即目,亦惟所见”(《诗品》
司空图)一样,“《锦瑟》一诗借此器发兴,亦正睹物触绪,偶由瑟之五十弦而感‘头颅老大’,亦行将半百。
”
但是,在笔者看来,此论证并不比悼亡说的论证更有说服力。
既然可以说《锦瑟》与《寓目》通,为何不能说《锦瑟》与《房中曲》通?
况且前人已多次提到李商隐妻子王氏喜鼓瑟,即使妻子死后,作为爱妻遗物的锦瑟也常常被李商隐细细地端详怀念而发出“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的感叹,可见锦瑟应是李商隐生活中很熟悉的事物。
平时面对锦瑟作出种种慨叹回想,作为死亡对立面的“生”恐怕已经在李商隐心中思考过千百回了,锦瑟寄予的对人生的感叹便与李商隐“夫君自有恨,聊借此中传”的诗歌有了共性。
再者李商隐推崇和学习杜甫诗是公认的事实,因此他不可能不知道杜甫以玉琴喻诗的先例,因而首先想到以锦瑟喻诗就极有可能了!
首联,“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钱先生解作“‘锦瑟’者,不意相值,所谓‘没来由’,尤今语‘恰巧碰见’或‘不巧碰上’也。
(如吴融《上巳日》:
‘未学多情刘威武,寻花傍水看春晖。
无端遇着伤心事,赢得凄凉索漠归。
’)”而笔者认为,此处“无端”二字表面是“没来由”之意,深一层却有一层包含无奈的感叹;不是“不巧碰上”,而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无端五十弦”应是以《史记·封禅书》载:
“太帝使帝女鼓五十弦,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为典。
帝女为何造瑟为五十弦已经不得而知,而五十弦瑟奏出的音乐却使帝悲伤难禁。
这正如诗歌,没人知道谁先创造诗歌,李商隐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都寄予诗中。
“无端”是不自知原因为何却别无选择的感叹,是对人生的思索,也是对诗歌的疑问性赞美,诗歌是怎样的神奇啊,就如同锦瑟为何是五十弦,“无端”的生活和“无端”的锦瑟之弦上的悲愁欢喜皆由心生。
何来春秋?
何来生老病死?
又是从哪里惹来这样多的思绪呢?
想来只有“无端”二字了。
但是有一点李商隐是清楚的,即自己的诗就如同锦瑟的一弦一柱一样,是生命的音乐,是岁月的音符。
“锦瑟”是华丽的,也喻年华之秀丽,盛年之光彩。
诗歌象五十弦瑟的无端而悲一样,一弦一柱拨弄出的是李商隐“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崔钰《哭李商隐》)的华丽而凄婉,无可奈何的生命的乐章。
开端两句己慨叹连连,悲往日之蹉跎,不胜唏嘘之意扑面而来。
颔联和颈联是历来争论的焦点,解释冗多,各有长短。
钱钟书《管锥编》[⑦]中已谈到“
李商隐《锦瑟》则作者自道,颈联象‘神思’,腹联象‘体性’,两备一贯”,表明了他认为《锦瑟》与描绘创作构思有关。
在《谈艺录》中钱先生又做了更详尽的解释。
首先他从全诗着眼通观四句,认为词句“言景光虽逝,篇什犹留,毕世心力,平生欢戚,‘清和适怨’,开卷历历,所谓‘夫君自有恨,聊借此中传。
’”
《缃素杂记》记载宋黄山谷云:
“余读此诗(即《锦瑟》),殊不解其意,后以问东坡,云:
‘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
’案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尽其意,史称其瑰迈奇古,信然。
”[⑧]钱先生显然在结合全诗及作者生平的同时借鉴了以上观点并作出了很好的修正:
李商隐虽是在四句诗中用了一连串的典故和代表性的意象来说他的诗,却并不一定一一对应所谓的“清和适怨”,将此四字总体概括四句倒是更加妥帖。
在统观四句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谈艺录》中还对这四句进行了细致分析。
笔者对钱先生的分析是很欣赏的,但同时也还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对于颔联“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钱先生的理解是“言作诗之法也,心之所思,情之所感,寓言假物,譬喻拟象;如庄生逸兴之见形于飞蝶,望帝沉哀之结体为啼鹃,均词出比方,无取质言。
举事寄意,故曰‘托’;深文隐旨,故曰‘迷’。
……近说谓‘情思须事物当对’(参见《管锥编》)
即其法尔。
”此联化用两个典故,其一为“庄周梦蝶”,《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
不知周也。
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
不知周之梦为胡蝶舆,胡蝶之梦为周舆?
”[⑨]这是庄子一次很惬意的“迷茫”或很迷茫的“惬意”。
“蘧蘧然”为僵直或僵卧之貌,梦里蝴蝶翩然自在,醒来却是僵卧衰翁。
李商隐曾有过从道经历,对庄子很熟悉,他凭借超常的感受力理解到了去己甚远的庄子在那个世人所羡的清晨醒来时所流露的迷惘并将它用一“迷”字点了出来。
李商隐何尝不是如此呢?
它的诗就如他的梦,他也曾一度在自己诗的王国里“栩栩然”而“自喻适志”。
但在诗歌之外却是一辈子的仕途失意和命途多舛,自己的情感与志向只能深深寄托于诗文中,这个“迷”不是心智不清而是自甘沉迷。
钱先生所谓“深文隐旨”的作诗之法是这个“迷”的一方面。
而对于“望帝春心托杜鹃”句,“举事寄意”之于“托”也是一样,是作诗之法不错,却不止于此。
《成都记》:
“望帝死,其魂化为鸟,名曰杜鹃,亦名子规。
”
杜鹃的啼叫声像“不如归去”,啼时其声清脆悠长,引起羁人客宦的旅思乡愁。
所以“杜鹃声里斜阳暮”
(秦观《踏莎行》),“杜宇声声不忍闻”(李重元《忆王孙》)和“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无名氏)之类的诗词有不少。
蜀国望帝杜宇的春心托于杜鹃,李商隐的“春心”则托于诗歌。
对于“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两句,钱先生的理解是此联“言诗成之风格或境界,犹司空表圣之形容《诗品》也。
”
“《寄谢先辈》以‘星势’、‘河声’品其诗,此则更端而取‘珠泪’、‘玉烟’。
”
“《博物志》卷二记鲛人‘眼能泣珠’,《艺文类聚》卷八四引《搜神记》亦言之;兹不曰‘珠是泪’,而曰‘珠有泪’,以见虽凝珠圆,仍含泪热,已成珍饰,尚带酸辛,具宝质而不失人气。
”《博物志》记:
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畿织,其眼泣则能出珠。
”“蓝田日暖玉生烟”句,历来注家多以司空图《与极浦书》引戴叔伦的话说:
“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迫于眉睫之前也”为本句所本。
钱先生也持此观点:
“《困学纪闻》卷十八早谓“‘日暖玉生烟’本司空图《与极浦书》引戴叔伦论‘诗家之景’语;《全唐文》卷八百二十吴融《奠陆龟蒙文》赞叹其文,侔色揣称,有曰:
‘触即碎,潭下月;拭不灭,玉上烟。
’唐人以此喻诗文体性,义山前有承,后有继。
”但是笔者窃以为此论不妥。
文章都讲究起承转合,诗歌句与句之间也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的。
若以此二句正说着自己的诗歌的风格,忽然就在尾联说道“此情可待成追忆”,是不是有些突兀呢?
全诗重在“谈情”,此二句也是。
李商隐在“庄生”和“望帝”二句告诉我们诗歌是他的理想世界和感情寄托,“沧海”句则与“蓝田”句以一冷一暖两种意象传达了诗歌创作的两种心态:
“望月泣泪”是悲伤落寞时候的情态,“日暖生烟”是欢喜怡然时自然流露出来的诗情和灵感。
“珠有泪”应作“泪是珠”,和“暖玉”一样都表现了诗人对自己诗才的高度自信——他的诗如“鲛人所泣之珠”,“良玉氤氲之烟”,绝非俗品。
也就是说,诗歌是诗人喜怒哀乐的情感结晶。
这样一来,全诗才更有贯通之感。
尾联,“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钱钟书先生释此二句“乃与首二句呼应作结。
言前尘回首,怅触万端,顾当年行乐之时,即已觉世事无常,搏沙转烛,黯然于好梦易醒,盛筵必散。
登场而预有下场之感,热闹中早含萧索矣。
”说的很对,只是作为自己“诗序说”的总结似乎不太贴近。
“此情”当然不必确指何情,正如王蒙先生在《一篇〈锦瑟〉解人难》中所主张的观点:
“一般读者喜爱这首诗,阅读吟哦背诵这首诗,应该说首先是由于美的吸引。
它的意境美、形象美、用事美、语言美、形式关,而这种美诗是充满魅力的。
……其次会着迷于它的惘然之情,它的迷离之境,它的蕴籍之意。
……经历了丧妻之痛、漂泊之苦、仕途之艰、诗家的呕心沥血与收获的喜悦及种种别人无法知晓而今人更无法知晓的个人的感情经验和内心体验的李商隐,当他感寻到自己内心的深处再深处之后,他的感受是混沌的、一体的、概括的、莫名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而是略带神秘的,这样一种感受是惘然的与无端的。
”[⑩]但是,“此情”如何还可以成为追忆而永远不被忘怀呢?
于追忆之中怅想一生,喜怒哀乐全在诗中体现,诗歌记录了诗人的心路历程,照应了首句的“一弦一柱思华年”。
虽然现在将自己的诗歌一一收集品味,却再也不能确切的回味当时之事了,因为“当时”已经“惘然”了。
在“光景旋消惆怅在,一生赢得是凄凉”(韩冬郎《五更》)的长叹中,诗人的“此情”成了“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晏几道《临江仙》)的怅惘之情,成了“而今尝遍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丑奴儿》辛弃疾)的慨叹之意,也成了“春未绿,鬓先丝,人间久别不成悲”(
姜夔《鹧鸪天》)的淡淡伤感。
苏轼《西江月》凭吊欧阳修时叹道:
“莫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这种人生如梦的慨叹不是正与李商隐的“只是当时已惘然”相通吗!
钱先生《谈艺录》就李商隐《锦瑟》诗来评司空图的《诗品》时说:
“李商隐《锦瑟》一篇借比兴之绝妙好词,究风骚之甚深密旨,而一唱三叹,遗音远籁,亦吾国此体绝群超伦者也。
”而钱先生剖析《锦瑟》也是中西结合,旁征博引,可谓诗歌鉴赏的典范。
但是李商隐的诗歌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众人心中可以有自己的哈姆雷特,也可以有自己的《锦瑟》。
笔者此文所谈,也只是抒一己之见,希望为这一篇“解人难”的《锦瑟》添上一个新的参考答案。
[①]《玉溪生诗集笺注》,冯浩笺注,蒋凡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②]何焯《义门读书记》曰:
“始之以《锦瑟》,终之以《井泥》,合二诗观之,则吾谓自伤者。
”
[③]《李义山诗集(李义山诗集辑评)》(全四册),(唐)李商隐撰,(清)朱鹤龄笺注,四川人民版社1957
[④]
《谈艺录》(补订本),钱钟书著,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本文一下所引钱钟书先生对《锦瑟》评语,除所引《管锥编》语句已注明外,其余全部引自《谈艺录》,不再注明。
[⑤]
《李商隐诗集疏注》,叶葱奇,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本文所引李商隐诗句,均引自该书,以下只注篇题。
[⑥]《周振甫讲〈管锥编〉〈谈艺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⑦]《管锥编》,钱钟书著,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⑧]《苔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引《缃素杂记》。
[⑨]《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译注,中华书局,1983年。
[⑩]王蒙《一篇〈锦瑟〉解人难》,《读书》,199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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