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松陈锋气与分化背景下的富人治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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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松陈锋气与分化背景下的富人治村
袁松、陈锋:
“气”与分化背景下的“富人治村”
——浙东峨村调查
《中国研究》2009年秋季卷
内容摘要:
经历过社会主义平等话语洗礼的农民在心理上对于村庄社会的急剧分化显得难以适应,贫富之间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积累了不少怨气,交往圈互相分离。
而在当前强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先富能人主政村庄又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然而,从市场中脱颖而出的富人本能地以经营企业的方式来治理村庄,在他们强调执行效率的治理模式面前,普通村民的话语权极其微弱。
峨村的个案显示,公私矛盾与贫富对立在村庄政治生活中纠缠在了一起,对富人村干部们的道德优越感心怀怨气的少数村民最终选择越出村民自治的框架,通过信访等形式进行非制度的政治参与,村庄的公共性呈现出萎缩的态势。
1980年代建立于均质性社会基础上的村民自治制度如何作出适应性调整成为一个问题。
关键词:
“气”社会分化富人治村村民自治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民营经济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勃兴,先富能人当选村组干部成为当地农村一道常见的政治风景。
据《都市快报》报道,2002年先富群体占浙江省新当选村委会委员的比例达30%,而在义乌、永康、瑞安、乐清等地则高达60%。
[①]江苏等地农村在“苏南模式”解体之后,也出现了大量“先富参政”的现象,如江苏射阳县就明确规定:
村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个人资产必须在10万元以上。
[②]
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大多立足于政治学的学科背景,将农村社会分层与先富能人的参政作为嵌入村民自治的重要变量,通过分析村庄中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普通村民间的复杂博弈来展现富人主政时的村庄权力结构与治理格局(仝志辉、贺雪峰,2002;陈潭、刘祖华,2004;卢福营,2007),并从基层民主政治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视角探讨了富人治村的价值意涵及其未来趋势(任强,2005;卢福营,2008;黄俊尧,2007、2009)。
一方面,学者们观察到能人主政的村庄治理无论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村民公共福利,还是在提高村庄公共整合能力等方面均显示了积极的效应,另一方面,他们也通过理论推演指出了富人治村可能存在的与基层民主的矛盾。
上述研究基于特定的时空基础对农村社会分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富参政现象作出了剖析,并提出了一些颇具创意的理论框架。
然而,这些文献囿于政治学的学科视野,较为偏重选举与治理等政治现象本身,对村庄政治得以展开的整体社会生态关注不够,且分析对象往往集中于少数精英,缺乏普通村民的视角;因而在此基础上作出的类型学的概念抽象与理论推演容易忽略掉一些场景化的重要细节。
基于此,本文试图采用社会学的视角探究这样一个问题:
村庄的分层在政治场域中会有怎样一种生活化的呈现?
这对于村民自治的未来发展意味着什么?
2009年10月份,我们一行5人在峨村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调查,在村庄中与村民们朝夕相处的经历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质性感受:
在这个经济急剧分化的村庄里,贫富间的心理隔膜在富人主政的背景下与公私间的利益矛盾相互交融,部分村民与富人村干部们在日常互动中所积累的“气”直接促发了他们的行动,并成为影响村庄治理格局的关键因素。
本文所使用的“气”的概念要放在中国文化的小传统中去理解,如“人活一口气”、“做人要争气”、“不要去赌气”等等。
陈柏峰(2007)在他的研究中给出的定义是,“人们在村庄生活中,未能达到期待的常识性正义衡平感觉时,针对相关人和事所生发的一种激烈情感”。
应星(2007)在关于农民集体行动的研究中指出,“气”是中国人不惜一切代价来抗拒蔑视和羞辱,赢得承认和尊严的一种人格价值展现方式。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无意于追求峨村个案的代表性和普遍性,而是希望通过对它的深入解剖抽象出社会分化背景下富人治村的一些基本特征。
二、村庄政治中的“气”的展演
(一)村庄概况
峨村位于浙江省甬城东郊,丘陵状地貌,属宁绍平原的延伸部分。
全村由5个自然村组成,共有341户,953人,耕地面积930亩,山林面积2310亩。
村委会档案资料显示,1983年以前,村民以水稻种植为主要产业,由于山瘠地薄,稻谷产量偏低,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
八十年代中期,村里由个别致富能人引入了花卉和苗木种植。
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花木市场行情趋旺,村庄的农业种植结构发生了大幅调整,花木产业全面兴起,村民的经济收入转为以花卉生产及承接绿化工程为主要来源。
此外,村内还陆续出现了小型民营企业7家,企业职工50多人[③]。
2008年,村民人均年收入已超过1.3万元。
最近十多年来,峨村的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急剧的分化,这种分化表现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分化是指村庄内部出现的劳动分工,而纵向分化则是指收入水平上出现的梯度分布。
首先是村庄内部的横向分化。
在整个花木经济的产业链上按照实物流向依次有打工者、种植者、中介商、收购商、承包商、城市的购买方等若六种群体,而从资金流向上看,越接近买方市场的群体人数越少,收入越高。
其中,承包商直接从城市的需求方那里承包园林绿化工程,他们在接到工程后把花木收购任务发包给下面的收购商,而收购商又要通过村里的中介商找到农户,因为这些中介商对各家农户所种苗木的品种与规格非常熟悉。
种植者都是本村的中老年农民[④],他们中有一批种植技术好,市场眼光准的农民在积累了资本后又到附近的村庄或林场租用土地扩大种植面积,然后雇人常年护理。
而本村的一些资本不足因而无法出外租用土地的农民则在苗木收购季节里给种植大户打工以补充收入。
当然,这些角色在每个农户身上并不是那么分明,比如村里的承包商一般都在外地租下了上百亩的山林作为自己的苗圃,而且投资大,种植的都是名贵品种;中间的收购商与中介商这些角色在许多人那里是兼而有之的,并且他们自己也租用别人的土地或山林,只是规模相对要小一些。
其次是纵向上的收入分层。
笔者以村民眼中的社会竞争主体——基本家户作为分层单位,这不仅是因为乡土社会中家庭仍然是最主要的利益单位,还因为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户在丧失经济的独立性之后完全依赖子女赡养,他们虽然在户口和住宅上与儿子分了家,但经济上却是一个整体。
另外,还有一些户口在村,但在附近城市买房,常年不在村中居住的家庭,也不被计入分层范围。
以下是各自然村的家户状况统计:
表1峨村家户状况统计(单位:
户)
如果以基本家户为分层单位,则可以按照家庭年收入为标准将村庄大致分为精英阶层、中间阶层、普通阶层和贫困阶层等四个阶层。
精英阶层以民营企业主,园林绿化工程承包商为主,资产在数百万至千万元之间,年收入20万元以上;中间层以花木收购及中介为主,兼以苗木种植,资产在百万元左右,年收入10-20万元;普通层以种植苗木为主,兼以打工,年收入3-5万元,一年收支基本平衡;贫困层的户数不多,包括残疾人、低保户及劳改释放回村的青年。
表2峨村基本家户经济分层状况(单位:
户)
从表中可以看出,目前峨村的经济分化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各自然村分化的程度不一,中心村彭村的分化更为明显,4年前合并进来的桃村和丰村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分化还不明显,而达村和张村则处于中间状态。
第二,自然村之间的经济情况也有分化,比如彭村的富户(包括精英层与中间层)数量几乎等于其他村的总和,而这与村民观念里的中心村、边缘村非常吻合。
第三,中间阶层的家户年收入与普通阶层之间有一条沟壑,我们在村里很难发现年收入在6-10万元之间的家庭,这样一道裂缝大致划分出了村里的富人与穷人。
(二)村庄政治
峨村的领导班子共有15名成员,其中支委5人,村委5人(有两人交叉),另有后备干部3人,聘用干部4人,4名聘用干部中有工程规划、监理,会计,和妇女主任,其实际构成接近于“组阁制”,即由当选的带头人再来聘请具体落实的事务人员。
村委班子中主要成员的经济状况都处在村庄的上、中层,而村支书周剑与村主任周元则是村里的千万富翁。
[⑥]
表3峨村主要村干部收入状况
支书周剑生于1950年代,上过四年小学,14岁开始挣工分,当过记工员、生产队长,后因被人误会“偷竹笋”而辞工。
1980年代初外出闯荡,开始经营花木,之后又进入纺织行业。
1990年代中期,在乡镇领导的劝说下回村投资办厂,并当选村主任,2002年担任村支书。
周剑在十余年内通过成立集体参股的园林公司带动了全村的花木产业,并在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为村庄带来了大量的公共品,如村组公路,办公大楼、公墓、水库、健身广场、福利中心等等;而他自己也当选为人大代表。
村主任周元今年37岁,被称为当地园林界的一匹黑马,不过,他的成功离不开周剑的一手栽培,而他参与村政也是受了支书的影响。
[⑧]
从周剑个人的经历来看,他之所以将年产值数千万元的服装公司交给儿子打理,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村庄的公共事务上,是因为他出生和成长的这个村庄载负了自己太多的情感与记忆,特别是早年在生产队被人压制和误解的经历让他对于主政村庄有所期待。
在实现了自身的富裕之后,他把村庄当成了燃烧理想,实现自我的地方。
而从峨村参政的经济精英群体来看,他们的想法主要是借此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进入更高层次的关系网络,一方面寻求自身利益的稳定与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谋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当然,这其中多多少少也混杂了“在村里得到认同”、“改变家乡面貌,实现人生价值”等情感性的因素。
我们看不出这些先富能人有试图通过参政来直接侵占村集体利益的动机,这不仅是由于“兔子不吃窝边草”,还因为“那点好处实在看不上眼”[⑨]。
更重要的是,在村庄这个信息相对透明的熟人社会里,一些权利意识较强的村民会让这种想法实现的成本极高。
除了自身有获取荣誉,搭建人脉,争取项目与政策倾斜的需求之外,村庄先富能人的参政更离不开乡镇政府的引导与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在农村的政策一直强调发展优先,致富光荣,而在具体实践中,地方政府一方面鼓励农村党员带头致富,另一方面也积极地把先富的农民吸纳进基层党组织,让他们参与到村庄政治中来。
[⑩]对于乡镇政府一级而言,通过充分吸纳富人群体参与村政不仅可以在短时间内孵化出一批具有亮点的典型示范村,还可以达到低成本的、简约治理的目的,因为这些先富能人可以利用在村外建立的关系网络为村庄带来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推动村庄的整体发展。
而在普通村民眼里,那些平时最有面子的精英因为经济活动繁忙而对村内事务不太关心,他们能够站出来参选对大家肯定是件好事,毕竟附近的那些富人主政的村庄情况确实更好。
既然村民们需要的是更多、更优质的公共品,而先富能人们又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特别是在政府部门的人脉为村里争取到更多的项目,让村民得到实惠,所以按理来说村里的政治生活应该是一片和谐的。
然而事实却是,村里有14位村民联名写信、上访已达一年之久,花费将近20万元,而且这些人的举动还有其它村民暗中支持。
这是怎么回事呢?
反对者们上访的理由是村委会在“整体搬迁、平整土地、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新农村建设中违反了国家农业用地保护的相关政策,并且怀疑村里的富人村干部们“贪污公款、牟取暴利”。
不过,几名主要的上访户在访谈过程中对笔者“是否掌握了证据?
村里的财务是否公布?
”等提问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
“这个事情肯定是有的,不过是多和少的问题。
村里每个月贴出来的东西你能信吗?
”当有关部门进村清查财务并没有发现问题而把他们喊来问话时候,回答是:
“那可能是搞错了。
”
反对派的上访对于村庄整体而言其实是两败俱伤。
峨村村委的新农村建设方案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步是在村内征地建设一批小产权房以赚取启动资金,第二步则是修建“小康住宅”,以成本价出售给本村村民,使长期分散的各自然村村民在一个小区内集中居住。
在实现整体搬迁后,原来各村村民的宅基地再统一回收、平整、退还成耕地,而通过集中居住节约出来的37亩土地将出租给私人企业建造厂房,给村集体带来长期的租金收入。
不过,这个计划显然打了国家政策的“擦边球”,首先是小产权房这个“灰色地带”,其次是“先斩后奏”,事先征用耕地,然后平整还回。
[11]本来,如果无人向上举报,乡镇的领导会默许村里的做法,因为他们同样也认为国土部门的政策“卡得太死”,村庄不好发展。
但是在接到村民的信访之后,市国土局却不能不管。
然而,村里的项目一旦真的被查处,那么不仅已经投入的资金会全部冻结,村集体多年来累积的财富也变成了别墅拆除后剩下的一堆瓦砾。
换句话说,反对派们捅破窗户纸举报村里的违规举动不仅对他们自身没有好处,也不会给峨村的普通村民带来什么利益。
那么,上访户们为什么会“挺身而出”,成为如此激烈的反对者呢?
以下是几名主要上访者的个人经历。
[12]
(1)周其,40多岁。
1998年建围墙时越过新村规划区2米,当时的村主任周剑曾多次劝其拆掉,无果,后强行推倒。
此时周其家庭条件尚属一般,而其堂兄周剑已经开起了服装厂。
2005年村里建篮球场要征用周其的土地,周其坚决不同意,但仍被村支书周剑强行征下。
周其跑到村委会与周剑发生了激烈争吵并差点动手。
争吵中有以下对话:
周其:
“如果我当书记,这块地我就白白让给村里。
你当书记,我就不同意。
”
周剑:
“你要是能当书记,我从这里倒爬出去。
”
周其:
“你不可能一辈子当书记的!
”
周剑:
“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在,我偏偏就要当书记。
”
……
2008年周其参加了村主任选举,周剑采取了应对措施,他在选举前召开了一个全体村民大会,并当众指出:
“有些人人品不行,需要先学做人再来参加竞选。
”后来的选举结果是,周其仅以数票之差输给了周剑支持的周元。
此前的言语冲突加上这次落选深深伤及了周其的自尊,因这些积怨而起的“气”成为他后来积极参与上访,并成为主要资助者的真实动力。
(2)余达,50多岁,党员,曾担任过组长,治保主任。
02年、05年两次参加村委委员的竞选,皆落败。
07年达村小水库工程由余达承包,预算11万元,决算时却花费了18万元。
村里聘请的负责监理工作的退休干部老吴在最终验收的时候,认为他偷工减料,不肯多付超支的7万元,两人发生冲突。
事后余达执意要求村里辞退老吴,结果遭到周剑严厉的公开斥责。
(3)周丰,35岁,普通农户。
曾向村里申请担保向信用社贷款5千元,但村干部认为其无偿还能力而不予担保。
峨村属信用村,如有担保农户可获贷款3万元。
周丰认为此事极其不公:
凭什么穷人不能贷款?
周剑的回答是:
我们不能因为你而使村集体的信用受损。
两人发生口角。
(4)陈秀,80岁,贫困户。
06年一期小康住宅征地时,他有牛棚两间,用于堆放柴禾。
村里因开发需拆毁,遂以每间240元的价格征用。
但陈认为,牛棚拆后柴火无处安置,要求村里另择空地加盖棚屋一间。
几番交涉,村里同意帮忙搭建但费用由其自己承担,但后来由于邻居阻止,搭棚一事告吹,柴火也烂在地里。
老人心头甚气,认为“把我的东西毁了就要给我补上,自己一把年纪三番五次跑到村里都无人搭理,这帮贪官完全是仗势欺人”。
(5)胡勇,48岁,普通农户。
4年前当他因儿子的婚事向村里提出要批地建房时,村干部告诉他新村规划已经出台,让他等小区建好后再来购房。
胡认为那样时间太长,即便是造好了也买不起,况且,村里也没有理由不让他建房,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胡勇的建房手续也没有审批。
此后,胡勇曾多次动员村里一些对小康住宅计划有意见的村民上访,他说:
“我们就是想自己建房,喜欢建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实用就行,我们也不想搬到彭村去住,那样干农活不方便。
”
(6)陈新,46岁,贫困户。
2005年,达村自己集资在山上建了一个水沟,用水泥浇注,此事由当时的组长,同时也是村园林公司副经理的周中负责,但工程完工后质量有些问题。
陈新发现后跑到周中家里指责他做事不地道,但周中说,“你有什么发言权?
”陈新一气之下就用榔头去把沟里的水泥给敲掉了。
村委会得知后认为陈新的做法不妥,应该对毁坏进行赔偿。
陈新不服,他认为自己为公事出气,却没有得到公正处理,村干部明显站在周中那边,双方发生激烈口角。
(7)余中夫妇,50多岁,普通农户。
村里的园林公司成立时除了集体控股53%以外,还有村民参股,余中有3%,后来集体股份要增加,又退还了大部分的私人股,但余中的股份因一再要求而没有退。
2006年,村集体企业因利润甚微以400万元出售转让,同时与买方达成协议,以后买方连续三年每年再给村集体支付20万元。
余中认为,这每年的20万也有他的3%。
村里认为这一要求不合情理[13],双方争执不下。
余中的大舅子是个业余作家,以替人写诉状、上访信为主要收入来源,周其等人找到了他,同时动员余中夫妇一起上访。
以上几名上访者分属不同阶层,经历也各不相同,但却有着共同的目标——“出气”。
一些在日常的摩擦中积累的,混淆着公私矛盾与贫富抗衡的怨气使得他们对富人村干部们的表述失去了基本的信任。
在日常的互动与对抗中失去尊严,郁积了怨气之后,他们不再相信村干部们在日常工作中所宣称的“一心为公”的行为动机,也不再相信村里公布的财务数字。
这些心中有气的村民集结在一起形成了自身的“气场”(应星,2007),他们互相激发和印证,构建自身行动的合法性[14],并与村干部成为对立的两端。
双方无法通过良性的辩论、商议与沟通在村民自治框架内达成民主化的治理。
对比于自己难以加入的村民代表会议和党员会议,反对派成员们更为青睐信访这种“到上面借势,来村里出气“的政治参与方式。
[15]尽管上访并不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表达的村庄公共领域之内,但这种正式制度之外所开的口子却在无意中成了富人村干部的反对者们争相运用的“出气”手段。
三、“气”从何来?
陈柏峰(2007)在现代性和伦理变迁的角度下从人们的村庄生活预期变短、工具理性彰显等角度来理解传统的“忍让”观、伦理秩序、面子机制、命运观等“气”的平衡机制的消解,从而解释当前村庄中“气”的盛行。
他的研究给人以极大启发,但笔者在此处要强调的是,村庄的社会分化和政治参与中的排斥机制对于“气”的促发同样有极大影响。
在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平等生活与社会主义的平等话语洗礼之后,分化之后的差距在同村的穷者那里着实难以接受,[16]这与他们“常识”中的平等与公正有着相当的距离。
(一)经济分化的社会效应
1、面子竞争
对于先富的农民来说,更多的货币绝不止于购买更多的物质与服务,获得自身生活的舒适感,在收入与其他村民拉开距离之后,先富者最想获得是心理上的满足,而这种满足感是以他人的评价为皈依的。
可以说,“面子是一个为脸活着为脸奋斗的人最想得到的东西,它比金钱和财富更为重要,因为是它赋予了金钱和财富以社会和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也使奋斗者感受到了为之奋斗的幸福感”(翟学伟,2004)。
在熟人社会中,建立于面子之上的幸福感是通过他人的羡慕,认同,赞扬甚至是嫉妒来实现的,质言之,幸福感首先建立在与他人对比而获得的优越感上。
社会中的个体通过身边他人的评价来认识自我,对于在发展与分化过程中步调迟缓的农民来说,相对从前的自己生活是更加舒适了,但相对生活圈中的他人却落在了后面,这种落后所产生的羞愧感,焦虑感与挫败感是难以忍受的。
在峨村这种分化的村庄里,幸福感与挫败感都来自于一个“比”字,“比”是村民在生活世界中认识自我的方式,比的结果是“有面子”与“没面子”,而比的标的物则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红白喜事是比较突出的例子。
农村红白事具有互动性与公开性的特点,村民之间无论贫富,谁都不可能因为日子拮据而退出人情的循环;在红白喜事的聚会中,平日里被包裹和掩饰的收入状况的面纱必须被揭开作一次公开的展演,送礼的礼单要用红纸书写贴在墙上,喝茶的茶钱[17]要当着众人的面扔到新人手中的盘子里,热闹的仪式中发生的各种出格事件成为日后人们的谈资。
这些特点都使得红白喜事成为村民们进行面子竞争的重要载体。
峨村红白喜事的花费最近十年一路飙升,一桌酒席的平均花费从1990年代末的400元上升到现在的1500元,在婚礼仪式上舅舅要给的茶钱从700元变为现在的5000元。
在喜事中主办方所收的礼金只占到总花费的一半,换句话说,办喜事都是亏本的。
相对平均水平而言,上层的富人办事时单桌的花费更高,规模更大。
[18]
当由消费档次决定的品味被上层的富人引领之后,其他人办事的时候就不能表现得明显比开头的人差。
对于后面的富人来说,不这样办是吝啬,小气,刻薄,而对于后面的穷人来说,则是寒酸,示弱,没志气。
“都是一个村的,办成那样,脸往哪里搁?
”在日渐奢华的酒席面前,峨村普通阶层的村民一方面要顾全面子,另一方面又确实囊中羞涩,他们选择的折中办法是设法控制人情圈的规模,但酒席的品位一定要跟上:
“别人有鱼翅龙虾,我至少得有海蟹”。
而控制人情圈意味着只请直系亲属,其他人一般不邀请,朋友关系则免予考虑。
从整个村庄的角度看上去,富人的人情圈越来越大,而穷人的人情圈则相对缩小。
也即是说,先富者通过把自己的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符号资源相交换而获取更多、更好的人脉关系,进而谋求更多的机遇。
当富人的各种资源相互转化并强化时,落后者则被远远抛在了后面。
2、互动情境的变化
以红白喜事为代表的公开消费是一场在熟人社会中确认分层的仪式。
在前引领潮流的富人试图通过种种机制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在不足一代人的时间内,人们无法通过知识、修养、礼仪等文化上的设置把阶层截然分开,只好诉诸消费。
不过,尽管财富的表征主要体现在房产、汽车、家电及服饰上,但阶层的差别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富人的有闲、洁净与优雅,无意识的神态、举止和表情在身体上加以呈现。
诸多细节的对比与富人们收入状况的人际传播渐渐使村民们的互动情境发生了变化,以下两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
首先是闲聊的退化。
以前村民们在一起互相挖苦以资取乐是再也平常不过的事,这在闲聊开玩笑的时候几乎是无意识的,大家不仅不会怪罪,反而感情更进一层,即使偶尔恼羞成怒别人也一笑了之,认为是性格如此,不必在意。
但是在收入急剧分化之后,闲聊时一句不经意的玩笑便可能是深深的伤害,在穷者眼里,这种玩笑是鄙视、不尊重,是富人的显摆和高傲;而在富者眼里,这是穷人心理不平衡,找准机会冷嘲热讽故意出气。
穷人与富人在一起说话时的分寸变得难以把握,气氛因此而变得凝重。
再比如借钱,以前是近亲之间互相拆借,即使被拒绝也会觉得别人的说辞大致可信。
但在经济急剧分化之后,借钱就成了单向的借贷而非互相帮忙。
人们向富人借钱时的心态变得脆弱,即使对方同意但语气上若有异样,心里也会觉得难受,如果真的被拒,那几乎近于自损人格。
而在出资者那里,心态同样值得玩味。
在收入急剧分化之后,对方是“借”还是“拿”,着实难以判断,有时答应借钱几乎就意味着赠予,毕竟,身家千万的富人要求经济拮据的村友欠债还钱,那实在是自降身价。
[19]
基于与此类似的微妙的情境变化,熟人社会在出现了剧烈的经济分化以后,不同收入层级间的交往变得困难起来。
在短短十几年间,身边的常人忽然变成了富翁,以往和自己一起扛着锄头下地的同伴现在停下轿车,摇开车窗,“友善”地与自己打招呼。
在农忙时节里,这些“身边的老板”指挥自己挖土、捆绑和搬运,当场支付工钱。
而对于富人而言,在明显的分化已成事实之后,自己与穷人们的平等交往成了一种谦虚的礼让。
换句话说,如果不是自己道德高尚,顾念同乡之情,完全可以用陌生人的规则来对待之。
总的看来,村庄社会分化的效应是层级间交往圈的分离,而变得相对次要的亲属关系把不同层级的圈子拴结在一起。
同一层级内的村民互相交往时心态容易摆正,觉得自在,少一些顾忌;而不同层级的人则很少一起聚在小店里打牌。
富人的妻子开车到附近市区的购物广场买菜,她们结交的朋友都是邻近乡镇和县城里的富户,彼此的家产不相上下。
层级间的交往圈在互相分离的同时,还出现了一套话语来将这种层级秩序合理化。
村里现在的主流话语是:
“聪明、肯干就可以发财,那些家里穷的人,要么是脑子不好用,要么是自己太懒。
”
(二)富人治村的政治排斥
先富能人在主政村庄之后的治理实践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非常看重“廉洁”的声誉。
具体地说,就是不仅做到财务公开,严格遵守规章制度,而且还经常以私人支出支持日常性的公务,比如私车公用,交通费用不报销;在外面跑项目,请人吃饭、按摩、洗脚、唱卡拉OK,村干部全部自掏腰包。
村支书周剑说,他和村主任每年倒贴在村里的费用至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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