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定性定量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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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定性定量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第七章定性、定量研究方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第一节定性研究方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1.定性研究方法概述
定性研究(定性研究方法)的历史可追溯至人类历史记载的发端。
现代意义的定性研究始于19世纪后叶到二十世纪早期,当初它是学者们在社会研究中采用的主要方法。
1855年,弗里德里克·勒普雷对欧洲家庭与社区的研究是第一次完整运用参与观察法进行的定性研究(泰勒、鲍戈旦,1984:
3)。
定性研究在经历了19世纪实证主义的冲击之后,随着人们开始反思定量研究的局限性,重新“运用质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问题”(丁念金,2004:
31),于20世纪60年代又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定性研究虽发端于社会学,但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被各学科大量地借鉴应用,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邢杰、穆雷,2005)现如今,定性研究被广泛应用到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中。
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人文、社会学科,定性研究也是其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
1.1定义
关于定性研究,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统一的定义。
布玛(Bouma)指出,定性研究回答“到底发生了什么”的问题,旨在“形成一种印象;描述一种事物或现象的类别;揭示某物之所以为某物的原因,及人类做某事或思考某事的情形。
”(1996:
169)威廉姆斯(Williams)和切斯特曼(Chesterman)认为:
“定性研究的结论应关于情况可能如何,发生了什么或者在某一时候会发生什么。
”(2004:
64)摩尔(Moore)也谈到:
“定性研究致力于解释事情发生的原因,目的是要帮助人们对个人观点、态度及行为有深入理解。
”(2000:
130)欧阳康和张明仓(2001:
206-207)认为:
定性研究主要是对观察资料进行归纳、分类、比较,进而对某个或某类现象的性质和特征做出概括的过程。
在总结国内外一些著名学者论述的基础上,陈向明(1996)对定性研究方法的定义作了如下归纳:
定性研究方法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
其分析方式以归纳法为主,研究者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假设和理论,通过证伪法和相关检验等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
(1996:
12)
可见,定性研究是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中采用实地考察、案例分析,历史文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手段,通过对收集的非量化材料进行分析、比较和归类,进而对显现的事物的本质方面或价值进行科学概括和归纳的研究方法。
要正确把握定性研究,就要从定性研究的以下特征入手:
1)自然主义探究传统。
一般说来,科学研究的传统主要有两大类: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
“理性主义依靠归纳和演绎两大方法从现有前提下推演进一步的结果;经验主义则又分别在实证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的观照下分化为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
科学主义在具体方法上体现为定量研究,而自然主义则体现为定性研究。
”(邢杰、穆雷,2005)这种关系我们可以用下图①表示:
归纳
理性主义
演绎
科学研究
科学主义定量
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方法论)
自然主义定性
(人文主义方法论)
从上图我们可以发现,定性研究既承认事物的客观存在,又强调人类在认识客观实在的过程中主观经验的重要性,突出人在自然情境中凭借主观体验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整体性与相关性所作的描述和阐释性理解。
在研究中,研究者直接到他们所感兴趣的特定环境中进行观察并收集数据,事先没有任何框架,所以他们对研究对象的理解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2)定性研究是一个不断完善、协商和建构的认识过程,没有“一次定终身”的定性研究。
定性研究始于对事物的观察,在确定对象的同时,采用一系列方法收集数据,然后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该结论只对该研究具有解释性,因而是相对性的。
人们只有通过反复研究,在批判和协商中逐渐建构更具真理性的理解和认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定性研究又是一个产生理论假设的归纳过程。
1.2特点
定性研究自其发端起,就具有开放性、解释性的特点。
邓津和林肯(Denzin&Lincoln)指出,定性研究的概念下就包括了“基础主义、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后基础主义、后实证主义、后结构与主义等理论传统”(2007:
2)。
该研究方法在其发展的历史中先后吸收了解释主义、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人文哲学思想的研究方法,从本体论上讲,定性研究的方法论假定人类行为是一种有意义的行动,“它可以通过人的意识和情感作用来完成一切认知,同时主体不再是一个封闭性的自我系统,而是走向社会的‘存在’。
”(风笑天,2001:
11)从认识论来看,“它强调知识的形成和发展并非只受知识内在理性原则的限制或是纯粹由理性推论而来,它是由主体的意识作用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与他人或事物的接触中,来建立可供沟通的知识。
”(风笑天,2001:
11)也就是说,定性研究方法注重主体通过有意识地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和理解来建构知识,主张真理是在不断开放地解释、建构和协商的过程中获得的。
除此之外,定性研究还有整体性、描述性、灵活性和归纳性的特点(陈向明,1996:
12),主要体现在:
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首先把对象看作一个整体,通过不断改变视角和重点,对研究对象的行为、活动和过程进行记录和描述,在不断建构解释性理解的基础上归纳出反复出现的规律或行为模式,最终达到对事物质的认识,而在整个过程中由于“强调研究者的实地参与和体验,研究者本身也成了研究的一部分”(风笑天,2001:
11)。
应当看到,定性研究是在对定量研究不断地反思与批判中发展起来的。
虽然运用定性研究方法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但是定性研究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
首先,定性研究对研究者素质要求过高,不适于大范围推广;其次,定性研究中主体价值的介入使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另外,定性研究持续的时间跨度大,需要更大的经费投入。
1.3研究步骤与方法
Creswell(1998)认为,定性研究一般有五种传统工具:
传记研究、现象学研究、扎根理论研究、民族志研究和案例研究(1998:
51-65)。
传记研究通过探索人物的生活史,从人类学、文学、历史、心理学和社会学等角度研究对象;现象学则以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为学科基础,理解一种社会现象的本质;扎根理论强调在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上改进和建构某种理论;民族志研究用于描述和解释特定的社会文化群体的行为。
案例研究主要被用于深入的理解某一个体或个别社会问题。
案例研究被广泛地用于政治学、社会学、城市规划、政策评估等多个领域(Creswell,1998:
51-65)。
另外,定性研究还有行动研究、参与观察、非介入式研究、历史研究、叙述分析、话语分析、政策研究构建、比较研究、法律研究、内容分析等研究工具。
由于每一种工具在数据收集、分析和结论报告上都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所以适用于不同的研究问题(Cresswell,1998)。
这里主要探讨翻译研究中定性研究各步骤常用的工具和方法。
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在研究中都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方法、程序和步骤进行科学的设计。
由于定性研究中研究者在从材料收集到分析的过程中,观察、归纳和分析常常不断循环和反复,所以,Seliger和Shohamy(1989)指出:
从技术上来说,定性研究没有规定性的程序,它只有一些指导性的步骤。
一般说来,定性研究的过程可分为五个步骤:
界定研究对象、收集数据、分析数据、检验结论、进一步研究。
1)确定研究对象
在研究的起始阶段,研究者一般采用较宽泛的方法,尽可能对相关的现象进行观察和描述,随之逐渐缩小观察范围,最后确定具体的研究对象。
研究者首先通常要对调查的具体对象进行抽样,根据课题确定抽取哪些样本和多少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下面将我们将主要介绍几种常用的抽样方法:
极端或偏差性个案抽样。
研究者通常选择一些极端、被一般人认为“不正常”的情况进行调查。
虽然这种例子比较极端,不具有代表性,但是有时却比典型现象更具有说服力。
例如,许宝强、袁伟(2001)在探讨翻译与政治的关系时,就选用阿伍德(Lotbiniere-Harwood)翻译的丽兹·高文的《女人的信》为个案,原因是译者对原文文本进行了“劫持”:
原作者在其文本中使用的是全称阳性词,而译者却将它们改写为了阴性词。
可见,虽然该例子不具代表性,有走极端之嫌,但的确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典型个案抽样。
抽样选择的是研究现象中那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个案,直接集中到一般或经常发生的事件上,目的是为了了解研究现象的一般情况。
例如,如果要研究翻译史上某一时期译者的翻译策略和价值取向,我们可以选取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或数个翻译家及其译本作为个案,以此为突破口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个案抽样。
这种方法指选择那些可以对事情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个案,以求把从这些个案中获得的结果逻辑地推及到其它研究对象。
比如在翻译政策的研究中,就要选取政府部门、翻译管理机构、翻译协会制订的关于行业规范、翻译市场、人才培养和培训等的法规、制度方面的文件作为研究个案。
最大差异抽样。
最大差异抽样指当研究者试图获取关于研究主题最广泛的信息及观点时采用的方法,这种抽样的结果将最大限度地覆盖研究现象中各种不同的情况。
比如说要探讨某一翻译培训机构学员语言水平与其文本翻译效率的关系,可以选取在语言测试中成绩最突出与最差的学员作研究。
同质性抽样。
这是指选择一组内部成分比较相似(即同质性较高)的个案进行研究的抽样方法。
目的是对研究现象中某一类比较相同的个案进行深入的探讨,因而可以集中对这些个案内部的某些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
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方法。
比如,如果要研究某个译者的翻译风格和翻译策略问题,可以抽取该译者某一时期具有同质性的多个译作作为个案。
2)收集数据
为了定性分析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定性研究中采用多种方式收集数据。
通常定性研究收集数据主要采用观察法、访谈法、口头自陈、问卷调查、个案研究、文献法、历史研究和政策研究等方法,下面我们将着重介绍五种常用的方法。
(1)观察法
观察又可以下分为非参与性观察和参与性观察。
在非参与性观察中,研究者作为旁观者去观察,能收集到真实的资料。
这种方法灵活性强,特别适用于对特殊群体对象的研究,而它的缺点则在于对象易受观察者主观干扰,从而影响对象行为的真实性。
而参与性观察是研究者参与到研究的活动中,作为其中一员进行研究。
在参与性观察中,研究者具有双重角色,一是参与活动,二是观察自己和其他参与者。
Bouma(2001:
18)指出:
观察的过程可分为两个大阶段:
第一为预热阶段。
在此阶段,研究者采取开放式观察,不停地注意所有相关的现象,由此得到最真实全面的资料。
第二个阶段为“专访”,此时研究课题重点已经比较明确,研究者可进行结构式观察。
结构观察是指按照一定的程序、采用明确的观察提纲或观察记录表格对现象进行的观察。
无结构观察则指没有统一、固定的观察内容和表格,完全依据现象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所进行的自然观察。
例如:
罗选民、黎土旺(2006)在“关于公示语翻译的几点思考”一文中,首先用非参与性的观察方法发现了北京市公示语的翻译中存在很多问题,然后依据公示语的提示、指令和参照功能以及公示语简洁、规约和互文性的特点进行了结构性观察,进而对公示语翻译中的错误作了分类:
指令不清楚,意图被歪曲、语气不和谐、术语不匹配和文化不兼容。
此外,在观察中,研究者要时时明确自己已经“变成他们中的一员”,也就是已经融入到了研究对象中间。
研究者应该放下架子,听取他人意见,不能固执己见。
这样有助于提高研究数据的客观性。
另外,一般来说,研究最好避开与研究者亲密,熟悉或者相识的研究对象,比如研究者的朋友,同事,亲人等。
这样可以减少干扰研究结果的因素,降低研究结果的主观性。
(Bouma,2001:
19)
(2)访谈法
访谈法是定性研究中另一种收集数据的方法,往往与观察法配合使用。
访谈可以是开放式的,即只确定一个较广泛的话题,被采访者可以自由发挥。
半开放式访谈则是事先规定好核心问题,围绕问题讨论。
访谈法按结构程度也可分为结构化访谈和半结构化访谈。
结构化访谈是事先规定好具体题目,让被采访者一一作答,同结构化观察一样,这种方法同样也可以应用于定量研究。
半结构化访谈的具体问题事先选定,但允许双方略有变动和发挥。
另外,访谈也可以以小组讨论或座谈会的形式进行。
例如:
张美芳在2006年《中国翻译》第3期“重新审视现代语言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比利时‘语言与翻译研究国际研讨会’专家访谈录”一文中就使用了访谈法。
文章大体框架如图所示:
1引言“重新审视翻译研究语言学回转的有利之处”
2会议概况
3学者访谈
3.1万德维格:
语言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3.2诺德:
翻译研究离不开语言及语言现象
3.3切斯特曼:
翻译研究需要多种途径
3.4贝克:
现代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性从来也没有停止
4综述:
重新审视现代语言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
可见,该研究采用的是半结构化访谈,文中作者首先确定访谈的主题即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作用,作者事先设计了具体问题,并允许在访谈过程中视情况而作的变动和发挥,接着分别对四位翻译理论家万德维格、诺德、切斯特曼和贝克作了采访,收集到了丰富的数据,在细致归纳和分析的基础上对翻译的现代语言学径向研究作了进一步论述。
(3)口头自陈
口头自陈方法源于心理分析方法,即通过对受试者在认知或信息处理过程中思维活动的语言描述“间接地”揭示主体的心理特征(刘润清,1999:
72-88)。
口头自陈大致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即发声思维法(TAPs),也就是边进行活动边把自己头脑里想的东西全部说出来。
第二种是内省,即让受试者在做事情时留意自己大脑的工作情况,并随时报告出来。
第三是回忆,受试者完成一件任务后,让他回想在某一特定时间中自己的思想过程或心理策略。
在翻译研究中,口头自陈的方法有助于“揭示译者的大脑思维过程,探索翻译规律、翻译策略、翻译步骤、发现译者解决问题的方法、存在的问题,从而研究翻译的内在过程,并启示于翻译教学”(苗菊,2005)。
对于发声思维法,苗菊(2005)认为,采用该方法有助于我们从不同层面、不同步骤、不同翻译单位上对翻译过程进行分析,“可以从不同问题、目的、设计出发进行研究,在原语同译语之间的相互影响、译者解决翻译问题的多种处理手法、制约翻译的因素、译者本身的特点与问题、翻译的求解过程等诸多方面给予揭示”(苗菊,2005)。
在发声思维法的实验设计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确定明确的实验目的和可操作化的研究问题。
2根据实验目的,选定原文选段,要考虑其内容、长度、难度、耗时、实验用途。
3选定若干受试者并分类为有经验或无经验译者。
4准备实验条件,让每位受试者分别有单独的实验环境,保证不受干扰,备有词典可查,翻译时间不限。
5确定问询调查问题,问题应涉及受试者背景情况、受试者对实验任务的印象以及对个人翻译情况的评论和翻译过程的回顾。
(苗菊,2005)
正如苗菊(2005)所说,实验前,研究者首先要向受试者详细讲解说明实验规则和操作方法,并进行演示。
实验中在录音、录像的同时还需要做书面记录。
此外,还要时时注意观察受试者的行为,从便发现其大脑思维活动的变化。
等翻译/口述任务完成后,须立即采访、问询受试者,并随时做记录,最后请受试者写出关于翻译过程的回顾报告,该报告同书面翻译的草稿和最终译文一起均为保留数据。
最后,还需将录音、录像资料整理为书面记录,并对受试者的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书面翻译草稿、译文、问询调查记录和翻译过程报告进行整合分析。
分析层次如下图
注:
该图引自苗菊(2005),“有声思维———翻译内在过程探索”一文。
例如:
通过英译汉TAPs实验,郑冰寒、谭慧敏(2007)①将翻译单位分成“主观翻译单位”和“客观翻译单位”,提出主观和客观翻译单位在不同译者间的各项差异能够充分反映其翻译水平的差别,同时翻译过程中译者所取用的翻译单位不是固定于一个语言单位上,而是在诸如短期记忆容量、翻译熟练程度、文本理解难度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不断转换的。
在该TAPs实验中,研究者首先从职业译者、半职业译者和翻译初学者中遵循自愿、匿名保证等原则招募了15名受试者,每类译者各5名。
实验设计采用了受试者内(within-subject)和受试者间(between-subject)相结合的方式,15名受试者均翻译两篇不同文体的文章,因此实验样本30份,有效样本30份。
受试者的L1(第一语言—通常指母语)为汉语,L2(第二语言)为英语,其中未有语言表达缺陷者(如口吃者)或双母语者(郑冰寒、谭慧敏,2007)。
在实验之前主试者让受试者从所提供的一篇英语文章中任选语段进行翻译,并让受试者各自作TAPs报告。
“当受试者进入较为自然的实验状态时,主试提供正式实验文本,打开录音设备,并退居受试后方,记录受试查阅词典、报告停顿过长等现象。
受试开始逐篇翻译主试提供的两篇文本。
当受试者报告停顿的时间过长时(一般指停顿超过10秒),主试着用较为中立的话语对受试者加以提醒。
”(郑冰寒、谭慧敏,2007)由于考虑到实验过程会限制翻译速度,主试者对翻译过程没作时间上的要求。
等受试者做完两篇不同文体文章的翻译,再让其填写问卷并接受采访。
在收集了受试者足够的译文数据之后,研究者采用TAPs、问卷采访和译文分析相结合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进而得出上述结论。
目前,该方法主要用于描述和解释翻译过程中词语、句法结构、习惯用法、语篇策略等方面的技巧运用问题,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
被调查者的言辞表述往往有不详尽之处,因为主体行为有一部分是在习惯的、自然的、无意识中发生的,翻译的语言(认知、表达)行为,甚至有些技巧会因习惯成自然而被主体意识所忽略,不对它们进行纪录。
当然,受试者在知识结构与语言表述上的个体差异也会影响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
总之,口头自陈法的优点是数据内容丰富,适用于翻译心理、翻译过程研究。
其局限性则在于数据来自受试者的回忆和推断等思维过程,所以有一定主观性。
(4)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也在定性研究中广泛应用。
问卷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开放式问卷,其内容是开放式的问题。
另一种是结构化问卷,即提供选项,被调查者只需在自己统一的选项上做标记。
结构化问卷多用于定量分析。
问卷设计的合理与否关系着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因此设计问卷需要小心谨慎。
首先问题要明确,保证被调查者能回答上来。
其次,问题不可带偏见或引诱被调查者选某项答案,这一点要非常注意。
另外措辞要准确,不被误解。
再次要注意问题的排序,要自然流畅。
问卷设计完毕,在小范围先试用一次,直至没有漏洞后再大范围分发。
例如:
马会娟(2003)在《奈达翻译理论研究(英文本)》一书中曾选取两种不同的文学译本设计问卷。
下面选取了问卷中的两个片断,第一个片断是对被调查者背景的了解,是调查进行的辅助材料;第二个片断旨在调查学生对译文的具体看法:
片断一:
在回答问卷之前,请先填写一下个人背景的基本情况。
性别:
年龄:
最终学位:
职业:
您的英语水平是?
A)公共大学英语四级以下B)四级以上六级以下(含四级)
C)六级以上或托福以下D)托福或英语专业四级以上
您读翻译小说?
A)经常B)偶尔C)几平不
从语言上来说,您对世界名著(汉译本)看法是?
A)水平很好B)水平一般C)水平很差
片断二:
译文1
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记念造你的主。
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丽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望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腿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
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蟀蟋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
译文2(略)
问题:
请问这一段文字的意思对你来说是否清楚,比方说,“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以及“杏树开花”等?
谈谈你对这一段译文的整体感受。
在汇总、分析问卷收集数据的基础上,作者归纳出:
大部分调查者认为第一个译本较晦涩难解,文字表达欠流畅通顺,有牵强附会之嫌。
可见,问卷调查的优点是设计问题的针对性强;可以同时发给许多人,比较经济;不记名和同时收回得出的数据比较可信和准确;问卷格式统一,便于统计和比较;同时发出,同时收回,数据无时间差。
缺点则在于回收率低,也无法确保被访者的参与性,同时被访者的个体差异及对待问卷的态度对调查有一定影响。
由于问卷调查也用于定量研究,我们将在第二节会详细介绍。
(5)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是定性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应用这种方法有时是为了研究某些特定的类型,有时是案例不多见,值得特别研究,还有时则是出于纵向观察的需要。
在翻译研究中,个案研究主要用于特定文本、译者、译语和原语文化的研究。
研究工具多为文本个案,通过考察、对比分析源语文本、译本或目的语的其它文本发现个体现象与普遍规律的内在关系。
在翻译史研究中,随着对翻译现象认识层面的不断深化和扩展,个案分析的内容也会不断丰富与深入,通常从语言形式结构到译者个体风格的各个方面都会包括。
例如:
王文斌在2001年3月的《中国翻译》上发表的题为“从两首唐诗的不同英译看文学翻译中的未定性和具体化”的文章中,对李白两首诗的不同英译本进行文本的个案比较分析,最后得出异人异译现象存在的理论依据;屠国元,王飞虹(2005)在《论译者的译材选择与翻译策略取向——利玛窦翻译活动个案研究》一文中以传教士利玛窦的翻译活动为个案,从历史与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了译者在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的译材选择与翻译策略取向,说明译者的被动性和适应性,指出为促进文化交流与进步,创造适宜翻译运作的社会文化大环境的重要性。
赵军峰(2007)通过对梁实秋翻译活动的个案研究,建立了一个翻译家研究的纵观性理论模型,并提出从译本处发,置翻译家于复合网络中间的回归翻译本体的研究模式;汪榕培(2007)通过对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以后外国学者翻译的《诗经》的英译本进行个案分析,指出在翻译古诗的时候,基本原则是“传神的达意”即要参照英语格律诗的规则,又要使用通常的现代英语,同时还须体现中国诗歌的特点。
①
(6)历史研究
翻译研究中,历史研究通常指在评估文件资料的基础上对一定时期内的翻译政策、译者翻译策略以及其它翻译现象寻求解释,从历时的角度探索翻译的规律性。
如韦努蒂通过对欧美一些国家近半个世纪翻译作品的调查分析,发现了强势、弱势文化影响译者翻译策略和文本选择的规律,进而提出了翻译的归化、异化说。
②图里通过对1930年至1945年15年间译入希伯莱语的文学作品的调查分析,归纳出翻译文学在选择取向方面的规律和特点:
意识形态起主要影响作用。
朱志瑜在2001年3月的《中国翻译》上发表的题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
‘神化说’(前期)”一文中,回顾了“神似”、“化境”之说在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上的演进过程以及早期茅盾、郭沫若、陈西滢、曾虚白有关翻译的论述,并从现代翻译理论的角度评价各家的得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此外,王友贵在“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一文中,对1918年至1979年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做了系统的梳理,进而提出了四种翻译模式:
“弱国模式”、“西化模式”、“名士模式”和“通俗文学模式”。
因处于四种模式中的翻译家之所以在选材、翻译策略和译文表现形式上体现不同与其对翻译的理解、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主导思想和希望翻译发挥的作用相异有关,所以作者指出“四种翻译模式,造成其分野的一个原因,应同意识形态有关”(王友贵,2003:
13)。
以上几种方法连同档案材料评析、日志和文献法都是定性研究中常用且行之有效的数据收集方法。
下面是笔者为一篇题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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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 定性 定量 翻译 研究 中的 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