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读荆轲刺秦王有感荆轲的故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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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读荆轲刺秦王有感荆轲的故事
【关键字】历史
读荆轲刺秦王有感-荆轲的故事
荆轲:
既不成事,何故成名
春秋战国时期,刺客多如牛毛,然青史留名者寥若晨星。
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只记述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五位著名刺客的事迹,其中荆轲的故事耗用笔墨最多。
但是与其他四位刺客相比,荆轲无疑是最失败的一个。
曹沫劫齐桓公,尽复失地,全身而退;专诸刺王僚,一招毙敌,功成身死;聂政刺侠累,如入无人之境,击杀数十人;豫让虽然多次功败垂成,但最终还是义感赵襄子,让他自杀前在自己的衣服上刺了几下。
而荆轲刺秦王,秦王有惊无险,燕国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行刺前就有田光、樊於期两颗高贵的人头落地;行刺中又搭上了荆轲和秦舞阳两位勇士的性命;行刺后秦王怒而伐燕,“十月而拔蓟城”。
太子丹被杀,燕国旋即灭亡。
在燕国灭亡的前后,名将樊於期的自杀、拱手奉上的督亢地图,都无疑帮了秦国的大忙。
然而奇怪的是:
像荆轲这样一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刺客,竟能够名垂千古,成为众人心目中的大英雄,这究竟是为何呢?
首先,刺秦失败,非荆轲之过。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荆轲是个素质一流的优秀刺客,实则不然。
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卿好读书击剑”,曾经凭借剑术游说卫元君,结果“卫元君不用”;后来又与秦国著名剑术家盖聂论剑,话不投机,盖聂怒目而视,结果“荆轲出……不敢留”;再后来又与赵国鲁句践下棋,发生争执,鲁句践大声呵斥,于是荆轲默无声息地逃去。
陶渊明也在《咏荆轲》中惋惜说: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看来荆轲虽然胆气过人,可惜剑艺欠佳,并非充当刺客的良材。
荆轲并无刺客应该具备的高深武功,起初也并不愿意充当刺杀秦王的刺客,是太子丹等人通过自杀、施恩等手段一步步将其“绑架”,将他“逼”上刺杀秦王之路的。
不过这还不是大问题,因为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
“荆卿好读书击剑……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
”看来,荆轲虽然不是武功卓绝的剑客,但他识书达理、文武兼备,因此在出使秦国之前,极有自知之明的荆轲就已经安排好了万全之策―等他的朋友同去。
至于这位朋友究竟是谁,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武功应该不弱,至少不亚于荆轲,比那个13岁就能杀人的秦舞阳更是强之百倍。
荆轲之所以苦苦等待,是因为他知道秦舞阳名不副实,恐怕有辱使命,只有和这位朋友同行才有胜算。
试想,如果当初在秦王殿上出现两个“荆轲式刺客”围追堵截,秦王岂能轻易逃脱?
可惜太子丹过于性急,在荆轲等待朋友的时候再三催促:
已经没有时间了,荆卿你还打算动身吗?
请让我先派秦舞阳去吧。
这句话不啻于掌掴鞭抽,因此荆轲怒斥他“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
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
看来荆轲本是打算和朋友共同劫持秦王并全身而返的,但经太子丹这么一催,只好负气上路。
失去了朋友的帮助,荆轲自知生还无望,于是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头也不回,“就车而去”。
太子丹不让荆轲等朋友,如果给他配备一个艺高胆大的助手也可,可配备的却是一个徒有杀人虚名的秦舞阳,不仅在行刺时没有起到任何协助作用,反而在行刺前因失态引起秦国君臣的怀疑和警惕。
对此,唐代诗人周昙在《秦舞阳》中评价说:
“�岁徒闻有壮名,及令为副误荆卿。
是时环柱能相副,谁谓燕囚事不成。
”意思是说,秦舞阳空有年幼杀人的虚名,让他充当副手误了荆轲,如果秦王绕柱逃跑时他能帮一把,谁说刺秦之事不会成功呢?
看来,如果当初按照荆轲的筹划安排,刺杀秦王极有可能成功,但由于太子丹太过性急、秦舞阳太过脓包,致使荆轲功败身死。
其次,秦王伟业,令荆轲名望倍增。
荆轲的知名度之所以高于曹沫等四位刺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刺杀的对象名气太大。
尽管齐桓公、王僚、赵襄子、侠累等人爵高位显,史书留名,但与“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千古一帝”秦始皇相比,实乃萤火之于日月,不可同日而语。
正是因为秦始皇的功绩、名望都高于齐桓公等人,所以,荆轲的名望也就高于曹沫等人。
倘若荆轲行刺的只是一个无名小辈,或者秦始皇只是个庸碌无为的君主,荆轲就不会在诸多的刺客中脱颖而出。
可以说,荆轲的出名是以秦始皇的知名度作为基础的,秦始皇的功劳越大,荆轲的名望就越高。
再次,个性魅力,令世人敬仰。
春秋战国时期的刺客给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知恩图报、轻死尚义、胆识过人,千百年来,一直倍受世人敬仰。
这种重情义、轻生死的精神,从秦汉至今,已不多见,只有在春秋战国时期大放异彩。
荆轲不只在行刺过程中表现出的无畏、冷静、勇敢、机智令人钦佩,更重要的是,他骨子里渗透着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一种对朋友最原始的感恩和忠诚。
与这种令人着迷的个性魅力相比,什么剑术高低,什么功过成败,都已变得微不足道。
人们记得的,只有那震古烁今的惊天一击背后展现出的扶弱拯危、不畏强暴、为达目的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刚烈精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的结尾评价说:
“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
最后,抗暴义举,顺民心民意。
在中国历史上,刺客犹如一颗颗划过长空的流星,虽一掠而过,但敛不住其耀眼的光芒。
他们以匹夫之躯力搏强势群体,使人感受到普通民众对强权的仇视。
诚然,秦的统一是个人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即使荆轲杀死了一个秦王,还会有下一个秦王出来继续完成统一大业。
再退一步说,即使荆轲成功劫持了秦王,逼他订立归还诸侯们土地的契约,又有谁能保证他不会出尔反尔?
天下大势又岂是劫持一个君王就可以改变的?
所以荆轲刺秦王,成败本身并无太大意义。
重要的是,我们在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历史功绩的时候,也应看到他在统一过程中对人民造成的莫大伤害。
因此荆轲刺秦王代表了人民的抗暴之心,代表了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艰险的英雄气概和冲天豪情。
“荆轲刺秦王”这一荡气回肠的千古史话,“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慷慨激昂的英雄悲歌,必将伴随着壮士英名永世流传。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陶渊明的《咏荆轲》和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集中体现了两千多年来人们对荆轲抗暴义举的赞颂和怀念之情。
编辑/赵雪梅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以笏与荆轲
文史在线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李欣
以笏与荆轲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人文学院
摘 要:
文章介绍了古代中国和以色列民族史上两个重要历史事件,对比了两个英雄人物——以笏和荆轲,分析 了两个历史事件的相似之处,得出结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关键词:
《圣经》;以笏;荆轲 在我们身边常有一些令人兴奋的事发生,我们觉得很 时击杀了摩押人约有一万,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 奇妙,但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只称它为巧合。
最近读《圣 脱。
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伏了。
国中太平八十年。
” 经》时,读到一个历史故事,让我不禁感叹,历史竟然有 《圣经》对以笏的描述惟妙惟肖,以笏的英勇气概跃 这样的相似。
《圣经》是上帝赐予全人类最宝贵的礼物,充满上帝 然纸上。
这让我想起了我国战国时期的壮士荆轲。
荆轲,
对人类的爱,是犹太民族的信仰根基,也是 战国末期卫国人,为保卫燕国免于灭亡,勇于担当刺秦使
西方文明的源头。
《圣经》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 值,也是唯一一部能改变生命的书,因为《圣经》的话不 是出自人言,而是上帝的默示。
《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 两部分,旧约共有39卷,依次可分为律法书、 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及先知书, 记录的是上帝对他的立约子民以色列民的救赎历史。
历史 书中有一卷叫士师记,士师希伯来文为审判官, 是上帝兴起的拯救以色列民的民族领袖,士师记共记载了 12位民族英雄,其中有一个叫以笏,他的故事大约发生 在公元前l184.1104年间。
圣经这样记载: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 摩押王伊矶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
伊矶伦招聚亚扪人和 亚玛力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棕树城。
于是以色列人 服事摩押王伊矶伦十八年。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
命,被杀,卒于公元前227年。
据史料记载:
“荆轲至成阳,因王宠臣蒙嘉卑辞以求见,王大喜, 朝服,设九宾而见之。
荆轲奉图以进于王,图穷
而匕首见, 因把王袖而椹之:
未至身,王惊起,袖绝。
荆轲逐王,王 环柱而走。
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
而秦法,群 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日:
“王 负剑!
”负剑,王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
荆轲废,乃 引匕首搪王,中铜柱。
自知事不就,骂日:
“事所以不成者, 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遂体解荆轲以徇。
王于是大怒,益发兵诣赵,就王翦以伐燕,与燕师、代师 战于易水之西,大破之。
”》) 史料记载的这两个故事有惊人的相似性,表现在:
一、 历史背景相似。
两个民族都曾面临生存危机。
以色列民当 时是一群松散的部族组织,没有君王统治,只有士师秉政,
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笏。
他是左手便利 他们的家园耶路撒冷被摩押人占领,被奴役十八年之久。
的。
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矶伦。
以笏打了一把 我国当时处于战国时期,各大国逐鹿中原,征战频仍,燕 两刃的剑,长一肘,带在右腿上衣服里面。
他将礼物献给 摩押王伊矶伦,原来伊矶伦极其肥胖。
以笏献完礼物,便 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 说,王阿,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
王说,回避吧。
于是 左右侍立的人都退去了。
以笏来到王面前。
王独自一人坐 在凉楼上。
以笏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
王就从座 位上站起来。
以笏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 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
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 国国力微小,随时面临被秦军并吞的危险。
二、英雄使命 相似。
时势造英雄,国难当头,为保家卫国,英雄力挽狂 澜,不辱使命。
以笏与荆轲虽身份、地位不同,但都是智 勇双全的英雄,都有一致的目标,即刺杀敌国国君,挽救 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结局虽不同,但壮举可歌可泣,名垂 青史。
三、行刺方式相似。
这是最令人惊叹的地方,历史 事件竟然能相似到这个地步。
真应了《圣经》上的话:
“已 有的事,后必再有;己行的事,后必再行。
日光之下,并 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
以笏就出到游廊,将
楼门 无新事。
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
哪知,在我们 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 尽都关锁。
以笏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 他必是在楼上大解。
他们等烦了,见仍不开楼门,就拿钥 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
他们耽延的时候,以笏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 到西伊拉。
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
以色列人随着他 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 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
于是他们 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过去。
那
参考文献:
[11圣经].南京:
中国基督 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10. [2]司马光.资治通鉴咖.福州:
海峡出版发 行集团福建美术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李欣,女,黑龙江人,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英语文学、英汉翻译,现供职于黑龙江八一农
垦大学。
北方文学杂志欢迎投稿:
http:
//www.bfwx.org ・1 59・ 三王墓故事的源流演变及与荆轲刺秦故事之比较
摘要:
干宝创作的《搜神记》是魏晋时期志怪小说的代表作。
《三王墓》是其中思想意蕴和艺术水平较高的一篇。
《三王墓》的故事源自中国古代干将莫邪的传说,其本事在西汉刘向的《列士传》、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和三国魏曹丕的《列异传》中均有记载,干宝对此本事既有所继承又有自己的想象和创新,其中寄寓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情感与生命意识。
荆轲刺秦故事与《三王墓》同为复仇主题,都产生于文言小说的雏形时期,二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明可感、千古流传,且都对后世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等各种小说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拟在梳理《三王墓》故事的源流演变过程中,动态地探讨其与荆轲刺秦故事之同异,以期能获得对这两个故事更为深入的理解。
关键词:
《三王墓》;干宝;荆轲刺秦;同异
一、《三王墓》故事的源流及演变
《三王墓》故事的原型应是干将莫邪的传说。
而干将莫邪一开始并不是作为铸剑师的名字出现的,而是两把利剑的名字。
王念孙曾云:
“干将、莫邪,皆连语,以状其锋刃之利,非人名也。
”到西汉刘向的《列士传》和《孝子传》中,干将莫邪已成为剑师的名字,并且《三王墓》的故事已经初具规模,《孝子传》的记载与之相似。
看来,到了西汉,干将莫邪为君王铸剑被杀,后其子复仇的故事已然成型,并对其后干宝创作《搜神记》中的《三王墓》故事提供了线索和素材。
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当中也记载了干将莫邪之事,它是分成两段来记述的,合则为一个故事的两个阶段,分则可看成两个独立的故事。
《吴越春秋》不同于正史之处在于它具有明显的杂史杂传特征,它发展了《列士传》中关于三王墓的传说,添加了人物对话,体现了杂史杂传向小说的过渡。
三国时,曹丕创作的《列异传》中也记载了这段传说。
可以说,干宝创作《三王墓》故事的直接来源就是曹丕的《列异传》。
东晋干宝《搜神记》中的《三王墓》故事,对干将莫邪的传说及前代史书和文人的辑录既有继承的方面,也有自己的独创性:
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
王怒,欲杀之……王大怒,使相之“剑有二,一雄一雌。
雌来,雄不来。
”王怒,即杀之。
莫邪子名赤比,后壮……日夜思欲报楚王。
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
”王即购之千金。
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
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
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
”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
客曰“不负子也。
”于是尸乃仆。
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
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
三首俱烂,不可识别。
这个故事改变了以往杂史杂传小说“丛残小语”的格局,志怪小说的容量扩大了;其次,添加了对话描写和外貌描写,使得人物形象鲜明可感;而以鬼事论人世的寄寓不仅增添了故事本身的传奇性和神秘性,同时亦看来出干宝的人生理想与道德追求。
清代的《说岳全传》中,也引用了这一传说,情节更加丰富,把“客”这一形象具体化为一个道人,人物对话也比干宝《三王墓》增加不少,但在具体的语言和行文过程中,则明显地带有白话小说之特征了。
到了现代,鲁迅先生的《铸剑》则是依据干将莫邪故事的传统题材而敷衍出的一篇具有独特思想内蕴的小说了。
这篇小说同样以复仇故事为主题,但在眉间尺与黑色人的性格塑造上有了极大的突破,笔法细腻而不失锋利,既保留着传统故事的复仇题材和荒诞性、传奇性,又融入了鲁迅的战斗思想和人性精神,从而将干将莫邪的传统故事赋予了现实意义,摆脱了单一的血亲复仇主题。
二、荆轲刺秦故事与三王墓之比较
除《史记・刺客列传》之外,最早关于荆轲刺秦一事的杂传小说应是《燕丹子》。
胡应麟称其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虽然《燕丹子》成书之前已有各种神话传说及《山海经》、《穆天子传》等记神异之事的杂传传闻,但大都是“丛残小语”的片段记述,没有形成完整丰满的故事情节。
而《燕丹子》在尊重荆轲刺秦的史事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发挥想象,运用夸张、虚饰等一系列艺术手法塑造了太子丹和荆轲这样两个丰满复杂的人物形象,客观上使得荆轲刺秦一事更加深入人心。
此外,西汉刘向《列士传》当中也有关于荆轲刺秦故事的记载,多了几处神异描写,荒诞成分更大;南朝梁萧绎的《金缕子》和明代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中亦有几条关于荆轲的记载。
《燕丹子》与《三王墓》都为人们展示了一个以复仇为主题的故事。
起因都是为了报一己之仇,而力不能逮,所以出现了第三者,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完成整个复仇计划。
在小说叙述的过程中,尽管故事模式基本相同,但二者的思想意蕴却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燕丹子》中的荆轲体现的是“士为知己者死”“千金一诺”的重义精神。
太子丹对荆轲礼遇有加,如:
后日与轲之东宫,临池而观。
轲拾瓦投龟,太子令人奉盘金。
轲用抵,抵尽复进。
轲曰:
“非为太子爱金也,但臂痛耳。
”后复共乘千里马。
轲曰:
“闻千里马肝美。
”太子即杀马进肝。
暨樊将军得罪于秦,秦求之急,乃来归太子。
太子为置酒华阳之台。
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
轲曰:
“好手琴者!
”太子即进之。
轲曰:
“但爱其手耳。
”太子即断其手,盛以玉盘奉之。
这三件事不见《史记・刺客列传》,显然是作者虚构的。
后来有人就这三件事来分析荆轲的贪婪本性,但是客观上却体现了太子丹对荆轲的重视程度,同时也丰富了小说的故事情节,增添了作品的文学趣味。
荆轲本是个市井闾巷之民,由于田光的举荐得到了太子丹的信任,因此,他的刺秦行动更多的带有报恩与“士为知己者死”的色彩与意蕴。
小说中尽管也写到荆轲的胆识和智谋,但更多的则是肯定太子丹复仇的合理性,歌颂的是荆轲重义轻生的行为本身。
《三王墓》则不同。
小说在叙述赤比为父报仇的过程中,思想内蕴实际是多层次的,在表层的复仇主题下,既体现了干宝反抗强暴、不畏强权之人格精神,又表达了对“客”这一形象舍己为人、扶危济困之侠义人格的赞叹,同时传达出一种强烈的觉醒意识与重视个体生命之人格关照。
尽管同是以复仇为中心,《燕丹子》更多的是肯定复仇的合理性与荆轲重义轻生的侠义精神;而《三王墓》则通过“客”之形象,体现出一种“侠之大者”的无私风范与人格境界。
整个故事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生命的延续,干将的生命由于赤比的复仇而重新存在,赤比献头后,他的任务和使命就由“客”来完成,实际上又是一种对干将和赤比生命的延续,这个故事的思想底蕴显然要比《燕丹子》丰富复杂得多。
其次,从人物形象上来看,二者作为雏形时期的文言小说,正如吴志达所说:
“文言小说重在神态韵致、风貌格调、气质意境的描写,往往遗貌取神,与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关系较密切,是一种表现艺术。
”两部小说很少对人物做直接描写,而主要通过言动细节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
如:
《三王墓》仅仅用“眉间广尺”四字来形容赤比之外貌,虽然相较于后世之白话小说铺展篇幅地外貌描写有所逊色,但这一简单的形貌描写最大程度的体现了古文言小说言简义丰、形远神近的鲜明特点,实有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之文学品格。
从原初意义上而言,两个故事的核心人物应是太子丹和赤比,但与荆轲及客之形象相比,客观上设置的次要角色在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凝定为故事真正的主角与核心。
同是文言小说,《燕丹子》的篇幅比《三王墓》多了几倍,这就意味着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着墨也比后者为多。
《燕丹子》中有名姓的人物多达十人,尽管有的人物个性不够丰富鲜明,但是太子丹、荆轲、田光等主要人物还是塑造得有血有肉、丰满复杂,个性并不单一,也没有流于泛化。
如:
太子丹既礼贤下士、宽爱仁德,又优柔寡断、睚眦必报;荆轲既胸怀大略、重义轻生,又贪财嗜欲、冷酷残忍。
《三王墓》尽管篇幅较《燕丹子》短小,但是赤比、客与王之形象亦是呼之欲出,只是个性鲜明单一,缺乏立体感与多面性。
看来,《燕丹子》比《三王墓》更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与人物性格的刻画。
在情节结构上,两个故事十分相似,简单地说,二者都是借助第三者进行复仇,结果一失败一成功。
二者在叙述故事时,都使用了带有神秘色彩的神异叙事。
如:
《燕丹子》开篇“乌白头,马生角”的传说与《三王墓》三头互咬之诡异凄厉的神秘氛围,都是神异叙事手法之体现。
当然,志怪小说本身就是神异之事的组合汇编,但其产生后又对后世的文人化叙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各种小说都争相在故事情节中加入神异叙事这一具有古代文化传统与民族美学积淀的审美要素,尽管有些还很不成熟,但是这一虚构的情节成分丰富了古典文学的文化意蕴与审美情趣,日益成为一种丰富独特的文学现象。
在这两个故事当中,《燕丹子》中的神异情节显然是为了渲染、昭示太子丹复仇之合理性;而《三王墓》的神异情节恰恰是整个故事的关键,它体现了志怪小说之传奇性与荒诞性,作者理性思辨与自我体悟之结合,以及以鬼事论人世的现实诉求与言说模式。
最后,从民间接受角度而言,《燕丹子》与《三王墓》同样作为文言小说的奠基之作而经久不衰。
二者在历代都曾被改编成小说、诗文、戏剧等各种文学体裁,丰富了故事本身的文学内涵与意趣。
不同的是,《燕丹子》中的荆轲形象在后世文人心中存在着崇高与庸俗之差别;而《三王墓》中的客形象,却明显成为了侠义人格之代表与扶危济困之典范。
三、结语
综上,干宝《搜神记》的创作不仅是为了“明神道之不诬”,将鬼神当作实有之事来记录,更重要的在于他具有明确的“有意为小说”之创作意识,从而才能在吸收前代素材之基础上,创作出《三王墓》这样意蕴丰富、文学性高的杰作。
而从《三王墓》故事的源流演变中可以看出,这个故事经久不衰之魅力不仅在于情节本身,更重要的则是其体现了中华民族重视生命、不畏强暴、渴望侠义之精神层次与境界。
通过与《燕丹子》中荆轲刺秦故事之对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三王墓》故事之思想内蕴与志怪小说的创作手法,这也是本文的意图所在。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北京:
中华书局,1982.
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北京:
中华书局,1979.
无名氏撰,程毅中点校.燕丹子.北京:
中华书局,1985.
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济南:
齐鲁书社,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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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后期,经过长期诸侯割据战争,诸侯各国盛衰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变化最大的莫过于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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