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抗战记事抗战胜利前后我党在唐山斗争片段 精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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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记事:
抗战胜利前后我党在唐山斗争片段
唐西工委
1945年7月份,我(张树先)来到冀XX区党委城工部。
刚到不足一个月时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XX市内组建了唐西工委,当时书记是康明,组织部长是李子纯,我任宣传部长,金波任工人部长,刘志中可能是工人副部长。
当时,我们的指导思想是积极发展党员,尽快建立党的组织,准备接收唐山。
我记得郭大里、冯大里等村建党支部比较早。
那时,我们的宣传工作比较困难,有公开的、有隐蔽的,但无论怎样,我们都是千方百计地组织党员群众,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
为接收唐山大造舆论。
在接收唐山前,我们主要是利用散发传单的形式,宣传XX市政府命令,大体内容有三条:
一是要服从政府领导。
二是要积极给政府纳款。
三是做坏事的人要悔改。
同时,我们在工人中用大量具体事例,宣传“三座大山”压迫剥削工人的罪证,激发广大工人起来和他们斗争。
为了反对美军干涉中国内政,我们还组织了部分工人到美军住处、开滦唐山矿附近进行宣传活动。
质问美国军队为什么来唐山,工人的口号声接连不断:
“美军必须撤出中国领土!
”我们还印刷了大量宣传材料。
一是利用工人中的党员往市内带,二是利用跑家工人宣传党的功劳,共产党接收的好处。
通过大量的宣传活动,广大工人群众的劲都鼓起来了。
可是,时间不长,国民党占领了XX市,随着形势的变化,党的组织由公开形式转到秘密形式。
在1946年秋天,我们就侧重往市内派送党员到大厂矿做工或者是组织人秘密联系。
同时,我们还在华新附近组织了秘密联络站(地址不太清楚了),利用它开秘密会议,传递秘密信件。
唐西工委时期的宣传工作基本就是这样。
工人总队
日本投降后,根据工作的需要,我从十八地委调出来,到工人总队当了政委。
那时,在市外成立了XX市委,市委书记王大中,工人部长张仁,宣传部长杨展。
工人总队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做市内工作。
1945年10月份后,张仁在东西缸窑开展工作。
市内一些重要的关系,由市委书记王大中和我共同负责。
如马家沟矿的姚洗尘,经常到市外找我们,汇报一些市内情况,我们也给他部署任务。
梁延栋当过古冶小学校长,他和开滦孟文瑞认识,我们通过这些人做过些工作。
主要是通过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出来工作,了解敌伪内部的活动情况。
在1945年11月份,姚洗尘告知我们说:
48团有个叫张子川的团长,外号张老八的要投敌。
得知这一情报后,我们立即把情报送给了11旅的政委肖全福、李振生。
当时,肖全福、李振生给我写信,说这方面的情况很重要,已撤销了张子川的团长职务。
张仁、杨展在东西缸窑积极发展党员、了解情况。
在1945年11月份后,由于XX市委没有政权,就成立了唐滦办事处,主任李尚武。
这样党政军就都有了。
唐滦办事处成立时间不长,就成立了滦西县。
冀XX区委成立滦西县的目的就是做XX市委的后盾。
当时,我兼任滦西县委书记,第二书记陆明,组织部长郑洪叶,宣传部长裴文。
裴文调走后,就是康明。
县长李尚武,副县长甄玉如,公安局长吴世信,武装部长岳子章。
工人总队是军区直接领导,起滦西县县支队的作用,XX市委直接领导四个工委,这四个工委对县就叫做区委。
史民同志当过工委书记,这个同志是晋察冀华北局城工部派到XX市做城市工作的,日本投降后,和我们接了关系。
史民同志很诚实,有觉悟,以后,在碾子庄工作中,被敌人包围,光荣牺牲了。
虎口夺粮
1945年上半年,我抗日军民对日寇发动了全面进攻。
末日来临的日寇穷凶极恶地进行着垂死挣扎,在我东西缸窑一带据点的日伪军,更加紧了对附近广大农民的掠夺,他们无恶不作,趁着麦收季节,日本军事救援会利用各种卑鄙手段,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从我东西缸窑一带40余个村中的农民手中抢走小麦十余万斤,分别存放在缸窑前、后村,秦庄,上下村等几个村庄,由伪警察所和伪军二十六团负责看管,妄图以此来挽救他们覆灭的下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我进城工作队在地下党组织和群众的配合下,很快地进驻东西缸窑。
顽伪军们妄图负隅顽抗,并且想把10万斤小麦运到市内敌占区。
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就是粮食,时间就是胜利,我缸窑地下工作者秦尽才和东窑大村干部张明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及时向第五总区区长丁小川和敌工人员刘云峰、蒋志岐等同志汇了报。
通过研究,决定由秦尽才同志负责,张明同志配合,召开各小窑户会议,发动群众,有人出人,有车出车。
由于秦尽才同志是地下工作人员,缸窑联络站负责人,公开身份是东陶成会计,陶商会会长,更重要的是广大群众恨透了这股顽匪。
所以广大群众听说在顽伪军的手下抢粮,往XX区运送,真是一呼百应,积极献计献策,出人出车。
东陶成瓷厂带头出动大车4辆。
再加上群众出的车共计20余辆,连夜行动,往我XX区送小麦。
当我方运走小麦近8万斤的时候,顽伪军又疯狂地向东西缸窑围攻,使剩下的两万余斤小麦实在无法运出。
在这危机的情况下,丁小川、秦尽才、张明同志商量决定,先将一万多斤小麦借给中小窑户,以缓和他们生活上的困难,等他们经济好转时再还。
剩下的七八千斤小麦,分发给当地抗属。
就这样,迅速地将小麦分好,交群众藏了起来,等顽伪军攻占我东西缸窑时,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得到,扑了空。
夺粮战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使当地群众备受鼓舞,更增强了对敌斗争必胜的信心。
1938年春,开滦煤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日本侵略者的“战地后方”举行了五矿同盟大罢工,给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策略以极大打击。
同年7月,开滦矿工又参加了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拿起武器直接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斗争,为城市工人进行武装斗争树立了一面光辉旗帜,为全民族抗战做出了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冀东地区成了日本侵略者占领地的后方。
日寇在唐山及开滦矿区屯驻重兵,扩大汉奸武装,设立特务机构和宪兵队;在北宁铁路敷设双轨,从唐山向各主要城镇据点修筑公路,在近郊区添设飞机场,不断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以适应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
开滦是日寇华北占领区中唯一继续生产的煤矿。
随着侵略战争不断扩大,日寇需用煤不断增多,开滦英国资本家看到这是个攫取利润的好机会,就更加残酷剥削工人,逼迫工人增产煤炭。
他们长期不给工人涨工资,还取消了许多过去工人通过斗争赢得的生活待遇。
开滦工人既遭受英国资本家、包工大柜无限制地压榨,又遭受日寇残酷地民族压迫,生活、自由甚至生命毫无保障,反资、反日情绪不断高涨。
1937年8月下旬,党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定了开辟华北敌后战场的计划。
为了加强对冀东地区的领导,北方局河北省委先后派来领导同志负责党和工运工作,并且委派周文彬具体领导开滦五矿工人的斗争。
周文彬,原名金成镐,朝鲜人。
他后来任唐山工委(即市委)书记。
周文彬以开电料行、修理收音机为掩护,与工人交朋友,秘密发展党员,扩大党的影响,引导工人开展斗争。
1938年3月,地下党组织抓住时机首先在赵各庄矿发动了罢工。
3月日,赵各庄矿矿长陈甲三颁发布告,决定从3月16日起实行井下记工制,建立井下牌子房。
实行这个制度,工人每天要经过井上、井下两个牌子房,办理7道记工手续,上下井要延长两个多小时,因此工人群众强烈反对。
3月17日,在矿方实行井下牌子房记工制的第二天,地下党率领工人首先把四道巷西段的牌子房捣毁,赶走了查工人员。
3月17日,早上六点班和下午两点班的工人也接连把三道巷、五道巷和四道巷东段的牌子房全部砸毁。
工人打破了资本家的管理秩序之后,平时打骂压迫工人的把头们,都吓得不敢露面。
通过党组织的工作,工人积极分子节振国、蒋振元、节廷秀、李连永、缪福春等人逐渐形成了斗争的领导核心,开始计划更大的罢工行动。
英国资本家和陈甲三看到工人群众的反抗行动,开始恐慌起来,急忙下令把林西、唐家庄矿的矿警队都调到赵各庄矿来,在矿内外双岗双哨,监视工人行动。
另一方面,陈甲三还佯请工人派代表和矿方谈判。
但资本家对工人提出的条件一点也不让步,并派人重修井下牌子房,顽固推行“井下记工制”。
3月21日晚,党组织在赵各庄北山沟及时召开工潮骨干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文彬、胡志发、王家义、节振国等20余人。
会上研究了罢工策略和如何成立罢工委员会和纠察队等问题,决定在3月22日下午1点发动罢工。
在这前后,吴德奉中共河北省委之命,曾经先后两次到东矿传达省委指示,和周文彬一道布置罢工。
3月22日上午,罢工怒潮首先从赵各庄矿井下掀起,六点班工人高喊着:
“打倒陈甲三,取消牌子房!
”的口号,很快形成了整个井下罢工的局面。
随后,井下工人上了井,和井上工人一起把住了矿厂各个门口,占据了天桥、绞车房等要害部位。
下午1点钟,上万名工人包围了矿办公大楼。
工人代表蒋振元义正辞严地向矿长陈甲三提出了取消牌子房等条件。
陈甲三软磨硬泡,拒不答复,矿区主管魏肫从唐山赶来,也不答复工人的条件。
愤怒的工人涌向他俩,魏肫和陈甲三慌忙从地道口逃跑了。
工人们正在追赶时,矿警开了枪,罢工出现了流血事件。
为了实现罢工的胜利,党组织决定立即成立罢工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
当天晚上,工人们经过推选,蒋振元、王家义等十几名工人组成了罢工委员会。
罢工委员会决定成立1000人的工人纠察队,负责维持罢工期间的矿厂秩序。
工人们推举节振国担任纠察队大队长。
在林西矿,开滦资本家妄图遏制工潮的扩大,每天都派出130多名矿警,分布在矿内各主要区域,武力制止工人聚集。
但是,林西矿工人不怕威胁、不受利诱,坚决组织罢工。
3月24日上午11点,林西矿井下五道巷的党员和工人首先发动了罢工。
随后,井下实现全部罢工,并组织了突击队,对付井上矿警的镇压。
工人乘罐笼一上井,矿警即向罐笼开枪,射伤3名工人,可是英勇的工人毫不畏缩,一拥而上,冲散了矿警的包围,并占领绞车房等要害部位,包围矿办公楼,组织罢工领导机构和工人纠察队,实现了全矿的大罢工。
赵各庄、林西两矿工人的罢工,给正在酝酿罢工斗争的唐家庄矿工人以巨大鼓舞。
但唐家庄矿特有的一股反动武装,却在阻挠着工人罢工。
3月25日,赵各庄、林西两矿工人按着党组织的部署,派出队伍去唐家庄矿支援。
唐家庄矿工人听说赵各庄矿工人前来支援,不断越过“护矿队”的岗哨去接应,但是凶恶的“护矿队”开枪禁止工人出矿。
赵各庄矿队伍到达时,“护矿队”又开枪射击,当赵各庄矿突击队冒着枪弹射击,打跑了“护矿队”后,唐家庄矿工人终于实现了罢工。
唐家庄矿罢工后,实现了东三矿同盟大罢工,整个矿区参加罢工的工人已超过3万。
随后唐山矿、马家沟砖厂工人罢工!
天津、塘沽、秦皇岛等地的开滦码头工人罢工!
耀华玻璃厂工人、启新工人、华新工人支援开滦罢工!
席卷全矿区的大罢工,使英国资本家坐卧不安。
开始,他们想用武力镇压,但没有得逞。
随后,他们就采取了分化、收买、拉拢、拖延等种种阴谋手段。
首先,矿方以不发工资用饥饿来威胁,工人们却利用包工大柜、商人同矿方的矛盾,得到了他们在经济上的支持,购到了米面。
赵各庄矿工人还“抢”了煤场,以煤换钱,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
英国资本家的阴谋一个个破产,罢工声势越来越大。
随着罢工斗争的日益发展,英国资本家承受不住罢工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日寇也深感罢工直接威胁了治安。
于是矿方被迫提出与工人代表谈判。
经过二十几天反复多次的谈判,英国资本家再也不敢无视工人的要求了。
他们被迫答复了工人在罢工开始时提出的各项要求条件。
5月4日,签订了劳资协约16条,资本家在工人面前屈服了。
这次大罢工,持续了近50天,沉重地打击了英国资本家,使之在经济上受到巨大损失。
同时,也动摇了日寇“后方治安”的基础,削弱了日本国内钢铁、军火工业的燃料。
罢工结束后,日寇和资本家勾结起来,对开滦工人进行了疯狂镇压。
6月21日、22日两天,开滦矿警和敌伪警队分别在东三矿捕去工人积极分子22人,押解到唐山日本宪兵队,一些工人代表惨遭杀害。
日本宪兵在抓捕赵各庄矿工人纠察队长节振国时,节振国奋勇反抗,刀劈日本兵,逃出了虎口。
在日本法西斯的血腥镇压下,开滦矿工更加激发了抗日的怒火。
这时,帮助冀东人民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宋时轮、邓华支队正向冀东挺进。
7月间,李运昌、胡锡奎以及党外的进步人士洪麟阁、高志远等,在昌黎、XX县、乐亭、迁安、遵化、丰润等县,先后发动了十余万人的抗日大暴动,成立了抗日联军。
胜利的消息极大鼓舞了开滦矿工,许多工人纷纷起来秘密组织抗日游击队,有的与党组织有联系的积极分子直接出走,投奔八路军。
节振国和葛振武分别拉出部分工人参加了抗日联军,矿区反日暴动时机已趋成熟。
1938年7月初,节振国几次由XX区秘密返回赵各庄,组织游击队。
节振国从矿区返回榛子镇,向李运昌、周文彬作了汇报。
李、周经过研究,制定出武装起义的具体方案,决定由抗联第四总队攻克榛子镇,进占开平,并于7月16日夜袭古冶和洼里车站,以吸引日军兵力。
同时,出兵进击赵各庄,里应外合,发动工人起义。
但进攻赵各庄矿的部队中途受阻,没有按时赶到,因此原定7月16日的工人暴动往后推迟了。
但是,工人们听说八路军已打到附近,更加迫不及待。
于是在周文彬、胡志发、节振国等同志领导下,在18日夜间举行了暴动。
7月18日夜,起义爆发。
赵各庄矿约2000余名矿工参加了抗日武装起义。
起义队伍在节振国的率领下首先包围了赵各庄伪警察所,缴获了该所所有的枪支弹药,并按该所“枪支照册”逐户收缴了民间的武器。
起义工人迅速武装起来,控制了整个赵各庄,并悬起了中国国旗。
第二天早晨,全副武装的工人们把住各要道路口,在街上进行巡逻,赵各庄矿完全成了工人的天下。
下午,一支由节振国任队长、胡志发任指导员的700多人的游击大队组成了。
此后,这支队伍撤到山区,整编为工人特务大队,在李运昌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活跃在矿区周围,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日游击队。
在这次暴动中,开滦矿工除节振国拉出去的队伍外,葛振武、高存、李生、田明远、王玉成、李守善也分别拉出武装队伍投奔抗日联军。
一时间,全矿区有7000多人组成的大队小队的工人队伍,纷纷加入了抗日武装部队。
工人武装起义使日寇大为震惊,慌忙调遣军队。
在起义的第三天,向赵各庄发动了疯狂地进攻。
工人游击队英勇抵抗,与日伪军展开了激战,杀伤了一些敌寇之后,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撤退,转移到农村。
敌寇因赵各庄离据点较远,不敢久驻,只留下了一些伪军。
日寇走后,工人游击队又打回来,收复了赵各庄。
参加暴动起义的开滦矿工,走上武装抗日道路以后,他们拿碉堡、击民团、摧毁敌伪政权和敌伪军,抓特务、惩汉奸,与大部队协同作战,表现得特别英勇和果敢。
在这支队伍里最引人瞩目的人物,就是抗日民族英雄节振国。
大暴动后,节振国领导的工人特务大队,受到了党组织的特别关怀。
在训练过程中,他们同八路军第三军分区第团陈群团长的队伍在一起,使节振国和工人特务大队的战士们从思想上、觉悟上都有了很大提高。
工人特务大队经过整训后,按照抗联司令部的布置,重新活跃在榛子镇和赵各庄一带。
得知赵各庄矿警察所从古冶运来了一批枪支弹药,节振国决定夜袭警察所,缴获伪警的枪械,武装自己。
那天晚上,节振国率部队分几批摸进赵各庄,然后分三路悄悄包围了警察所。
节振国乘敌不备,击毙岗警率先冲入,缴获了伪警察所的所有枪支弹药,并处决一名汉奸巡官。
同时,节振国严厉警告伪警,不许为非作歹,欺压矿工,破坏抗日。
这件事大大鼓舞了广大工人群众,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节振国和工人游击队的活动使敌人异常不安。
日本宪兵队为了对付节振国,向赵各庄派遣了特务,并以2000块大洋的价码悬赏捉拿他。
但这丝毫不能限制节振国的抗日活动。
他不断地杀汉奸、打特务,为民除害,严惩日伪势力。
1939年秋,节振国光荣入党。
1940年8月1日,节振国在XX县下尤各庄与日本兵的激烈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0岁。
在开滦职工中,不但有很多人拿起武器杀上抗日前线,而且还有一些革命知识分子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在日本统治区秘密从事抗日工作,开滦赵各庄矿医院的孙荫芳大夫就为抗日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前后,孙荫芳家里成了掩护中共地下党干部的交通站。
中共地下党组织经常把抗日前线的伤员转送到赵矿医院治疗。
为了避免引起注意,孙荫芳就给这些伤员写上患阑尾炎、肠穿孔等疾病的假病历。
等这些抗日将士伤愈后,孙荫芳就设法帮助他们脱身,重返抗日前线。
孙荫芳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身负重伤的八路军第四纵队参谋长李钟奇,还向游击队提供过秘密情报,配合他们从赵各庄矿取走了52箱黄色炸药,为抗日做出了贡献。
当年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的领导者李运昌同志说:
“1938年开滦工人大暴动,在冀东抗日游击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确实很大,它超越了一般性罢工的范围。
它直接参加了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配合了八路军挺进冀东开展冀热边游击战争,形成了工农兵大联合,是震动全国惊动世界的大暴动,其意义是重大的。
”
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张浩,在1938年11月5日发表的《持久抗战中的职工运动大纲》中评价这次罢工与暴动时说:
“这是持久抗战中工人阶级在抗日的前进阵地的号炮与旗帜,是在中国客观条件下举行武装起义的模范”。
抗日战争期间,唐山没有妇女会组织。
1943年,唐山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活动地点在陈谢庄前街10号倪守德家中。
倪守德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唐山体育协会主任,经常由他秘密召集开会传达上级指示,有时,上级也来人作报告。
有一次,国民党河北省地下妇女运动委员会主委王雅丽来唐做报告,报告的大意是:
中国人应当爱中国,要为国民做一番事业,妇女占全国半数,尚有二分之一的妇女没有解放出来,有更多的妇女在旧礼教的束缚下受压迫,没有自由,没有一切权利,我们应当伸出拯救之手,把她们解放出来,无论在文化、经济、政治各方面都争取做到和男人一样,那么,我们就应当做好妇女运动工作。
会后,她动员田桂庆帮她做妇女运动工作(田是国民党地下党员,省中教师,与王在师大同学)。
她当时,给了田一本《如何做妇女运动》的国民党地下书刊,并嘱咐田将来光复后担负起唐山妇运的责任,以后她经常来唐,来必找田。
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临时区党部成立,郑品清自任区党部书记,召集国民党地下党员开会,成立了6个小组,第六小组为妇女组,命田桂庆为该组的组长,这是唐山妇运会的前身。
此时王雅丽也来唐,叫田到北平去见河北省党部书记刘瑶章、副书记吴延环。
经王介绍后,刘、吴勉励田要配合王雅丽做好唐山妇运工作,并代表省方大力支持。
回唐后,情况变化很大,当年秋末,新专员刘培初带妻子周芳来唐山。
他成立了一个妇女会,办公地点在专署,调任9名妇女为委员,选了3个常委,田桂庆被选为主任,刘培初很不满意,因为他指定的人没有被选入常委会,结果刘指派了曹桂云为干事,主持妇女工作,常委只是轮流值班。
刘的妻子周芳经常到妇委会来,有的委员也来,经常去她家聊天、吃饭,闹得名声很坏。
当年冬天,刘培初以帮助妇女会筹办基金为名,采用演剧卖票的方式,命田桂庆借开滦俱乐部,找剧团演出话剧《三千金》,每晚场场满座,共演出3场,收入300多元,妇女会分文没见,钱都被专员装入腰包。
第二年春天,这位专员搂得脑满肠肥,携娇妻挟美妾,溜之乎也!
据说,临走时还带走一名妇女委员。
1946年夏,“XX市政府”(在西山口,今新华东道)和“国民党市党部”(在马家屯大街18号)相继成立。
市长郝侃曾、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长汪广平同时在新开路招待所3号找田桂庆,命她组织临时“XX市妇女会”,汪广平将原来的妇女小组改为国民党第十四区分部,同时组成了党内妇女组织“妇女运动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人,委员9人,分3个组:
总务组:
负责妇运会总务等一切事务工作。
宣传组:
负责宣传工作。
组训组:
负责组织训练工作。
当时,妇运会和妇女会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无办公地点,开会时,就在市党部。
此时没有什么活动,只有这年“三八”妇女节,在新华电影院召开过一次全市妇女庆祝大会,由妇运会总务组主持。
1947年春,市政府指示正式成立“XX市妇女会”,妇女会主持在新华电影院召开成立大会,选出理事长1人:
田桂庆;理事6人:
阎荣英(开滦女小校长)、李和鸣(李氏助产学校校长)、张家瑞(开滦女中教员)、黄章天(省中教员)、马利洁(扶轮小学教员)、孟秀英(家庭妇女)。
监事2人:
姚瑞霞(同仁女小教员)、刘梦祥(刘屯小学教员),市政府派刘瑞生为驻会干事。
妇女会理事长和理、监事均为兼职人员,无任何报酬,驻会专职干事于必要时负责召集理、监事开会。
妇女此时有了办公地址,在西马路日伪统治时期的小猫饭店旧址(今新华西道),正式挂起“XX市妇女会”的牌子,开始办公。
同年夏,河北省主席楚溪春来唐视察,国民党市党部、市政府组织群众在富庄广场召开欢迎大会,市政府指示妇女会组织会员30人着军装结队入场。
当时,妇女会只是一个空架子,没有那么多会员,仓促间,找各街道保甲长协助凑了30人,军装是以妇女名义向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接洽暂借的。
同年,孙连仲率妻罗玉凤及其子女来唐,党、政、军负责人同去欢迎,下榻唐山酒店(原开滦招待所),妇女会负责招待工作,一周后,孙返回北京。
其妻罗玉凤临别时在车站与妇女会成员照了相作为纪念,并邀请妇女会去北京参观她自办的四维慈幼院(四维系繁体“羅”拆开之意)。
以后我去北京曾和王雅丽去参观过一次,在当时来说,以她的身份办幼儿教育,办得还不错,是难能可贵的。
自1947年妇女会挂起牌子以后,还有以下活动:
在《唐山日报》出刊了“妇女”副刊,每两周出刊一次,稿件于全市各界妇女,妇女会负责宣传人员也去各处收集稿件。
稿件内容均为有关妇女问题。
在广播电台开辟妇女节目,每周一次,由理、监事轮流播讲,有时,邀请各校女校长、女主任播讲,内容亦有关妇女问题,如家庭、婚姻、育婴、妇女卫生常识等等。
成立妇女识字班,招收家庭妇女文盲,教学班设在理、监事所在的学校,有刘屯小学、开滦女小、同仁小学、扶轮小学和李氏助产学校等处,晚上授课,由理、监事兼任教师,文具课本等由文化服务社(位于今解放路)张文华经理供给。
在妇女会办公地点设立“妇女问事处”,随时解答妇女提出的问题。
有时,也走门串户,调解婆媳、姑嫂、妯娌、夫妻之间的纠纷。
在有缝纫机的理事家中,建立缝纫小组,因那时缝纫机并不普遍,只有少数家庭妇女参加缝补、拆洗衣服、被褥等。
妇女也曾会同市政府社会科长魏星辰等人去华新纺纱厂过女工的待遇与疾苦,这只不过是走走形式,表示妇女会关心职工生活而已,什么问题也没解决。
“XX市参议会”成立后,田桂庆被选为参议员。
妇女会也在参议会上曾提过几项议案,
(1)要求市党部、市政府支持妇女会工作;
(2)建议建公共女厕所(旧时没有女公共厕所);(3)取缔女招待和妓院;(4)开办织袜工厂和其他手工业,安排被取缔人员就业;(5)要求市立医院重视妓女体检卫生问题。
议案提出后,女招待、妓女纷纷要求入会,派代表到妇女会请愿,要求为她们解决被歧视、遭侮辱、受压迫的问题,并要求妇女会深入饭馆、妓院了解他们的苦难遭遇。
妇女会申请市政府批准后,协同《唐山日报》记者和同乐会理事长到几处饭店、妓院了解情况,立即报请市政府协助解决,可是,市府抱着敷衍了事的态度,最后,只有作为罢论。
但是,也真解决了一个问题:
凡是加入妇女会者每人每月交5分钱会费,这就解决了驻会干事的薪金问题。
妓女还是妓女,女招待曾一度带过“女店员”的徽章,但还是女招待。
1947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前夕,竞选代表的妇女4人和王雅丽从南京来唐,争取妇女会员选票,竞选者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或立法委员的夫人,住了4天,等待选票,仓促间只能抄写选举人名单,因为时将紧迫,抄名单也来不及了,市政府民政科把6个区的户口册子给妇女会,同时,把印好的选票也发给妇女会,叫妇女会找人,把户口簿上女性公民直接写在选票的选举人栏内,经过昼夜不停地抄写,选票按时抄完,交给他们带回南京,她们也就等于当选了。
1948年春,唐山妇女会这个傀儡式的附庸组织,只勉强拼凑了一个“三八节”庆祝会,之后,便没有任何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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