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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叔叔秘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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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叔叔秘講“葯勢”
「药势」(上篇)
「药势」──古典本草药理学及其于经方之应用举隅(上篇)案:
本文为未成之草稿,或有不合实际之处,拜大家务必不要留手,重骂下来即可,这样我也才有一个反省订正的机会。
谢谢大家。
楔子
在中医的学习之路上,不只一次听见老前辈对学习者的提醒:
「要明白一味药的药性、药理、效用,若走上西方化学的『成分分析』这条路,就完蛋了。
」那么,一味药的药性,自然就该照中国传统的看法:
性味如何,归于某经……等等论述了?
这,就一般学中医的同好而言,是对的。
但,如果是对于学「经方」也就是学《伤寒杂病论》的学习者而言,光以《本草备要.药性总义篇》的理论作基础,而详熟该书中的诸般药性,恕我撂下一句恶毒一点的风凉话:
你对《伤寒杂病论》的理解,就会是「时方医」的领域,想不通的,就认为那是错字、错简,而与「经方派」的出手工夫有所出入。
这篇文章,便是讲一些不正经的杂谈,就当做与诸同道闲聊,来说说什么是经方中历然可见、而时方派蒙然未知的药理、药性。
让初学的同好可以稍稍分辨其中的不同,而在学习的过程中有理路可循。
但是,虽然说是「和初学的同道」聊聊,如果有读者是还未读过《伤寒杂病论》的,JT还是觉得可以不用看,怕会徒增混乱。
JT的论点,大部份来自于清末唐容川的《本草问答》和邹润安的《本经疏证》,许多好朋友们对这两本书想必并不陌生。
中医药理学的分水岭与本草史概说
中医分为经方派、时方派,这,不但中国人晓得,日本人也晓得。
经方派在日本叫作「古方派」,而时方派在日本叫作「后世方派」,意思一样。
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也都晓得,经方派和时方派的「分水岭」是什么──那就是所谓的「金元四大家」。
「金元四大家」虽然齐名并称,其实他们的生卒年是颇有差距的,并不是同生同死。
而比他们更早出名的一位,相传是李东垣之师的人,就是张元素,也就是张洁古(易水先生,易老)。
而,张洁古做了一件「功德盖世,罪恶滔天」的事情,造成了经方派从此变成时方派。
而那件事情,就是现在学传统中医的人耳熟能详的「归经理论」──某某药入某脏某腑、哪一条或哪几件经。
归经理论是错的吗?
不能算错,很多时候是很有道理的,临床上也大大有用,尤其是示人一条明径,使人更能掌握用药一事,对学习中医者而言,是甚有帮助的。
但,它是对的吗?
也并不全对。
因为,它大大地「窄化」了一味药的药性。
同样是用中药,以「《神农本草经》、张仲景(或《汤液经法》的作者)所知道的药理学」创出来的方叫作「经方」,汉朝到唐宋,都还算是经方的时代。
而以「归经理论」创出来的方,就叫「时方」,其中对每一味药的看法,都和经方是很不同的。
最古的《神农本草经》,其中提到的药性只有「性.味」,也就是「什么味道」、「温凉寒热如何」,而五色入五脏的概念,则是「稍微提及」,例入「五色灵芝各入哪一脏」,不是通盘性的认同。
而其后,魏晋的《名医别录》,唐代的《新修本草》、《日华子本草》、《海药本草》、寇宗奭《本草衍义》,或是宋朝具代表性的《证类》、《大观》二本草……等诸多书籍,大都只是顺着《神农本草经》之后补入新发现的「效能」,却未曾对「本草理论」作更多的理论分析。
(在张元素作大系统的归纳之前,入经药的论述,可散见于:
汉.《神农本草经》大枣:
助十二经。
魏晋.《名医别録》甘草:
通经脉。
唐.《食疗本草》胡桃:
通经脉、乳腐:
益十二经脉、绿豆:
行十二经脉。
唐.《海药本草》阿勒勃:
通经络。
宋.《本草图经》瞿麦:
通心经、苏叶:
通心经。11世纪末《史载之方》某方:
宜行其肾经、清凉之药:
解利肺经。
宋.《本草衍义》天竹黄:
凉心经、桑白皮:
治小肠热。
宋.《本事方》真珠母:
入肝经。
……等等。
至于引经药之记载则如下:
《神农本草经》菌桂:
为诸药先聘通使。
《名医别録》桂:
倡导百药、白附子:
行药势、酒:
行药势。
5-6世纪《雷公炮炙论》绿蛇:
令引药。
唐.《食性本草》薄荷:
能引诸药入荣卫、酒:
引石药气入四肢。
《本草衍义》泽泻:
引接桂附等归就肾经。
《本事方》椒:
引归经、粥:
引风湿之药径入脾经。
宋.《杨氏家蔵方》酒:
引药入经络。
──尚未有整体性之论述。
)
到了张洁古,他对古代的方剂做了一番整理,发现到「太阳病病到太阳、阳明之间时,会用到『葛根』这味药……」,于是就以此归纳出了一句话:
「葛根是阳明引经药,如果感冒太早用了,反而会引邪入阳明!
」同样,对于柴胡,后人也看做是少阳引经药,说它会「引邪入少阳」(明.李中梓),而至于桂枝,因为有帖「桂枝汤」是治「太阳病」的第一主方,于是「桂枝」的归经也就变成是「太阳经药」了。
石膏,他也说是「大寒之药,不可轻用」。
这,有没有错?
从某个角度来说,复方「桂枝汤」的确是「会」作用在太阳经,而单味药的柴胡、葛根和少阳、阳明二经也有着密不可分的相关性。
可是问题就在于:
「不只如此而已!
」后世的学者,因此就随随便便把某味药找几条经随意归类,做学问是简单化不少,可是却变成「见树不见林」,迷失了那一味药真正的本性。
可是,因为这种「时方药理学」方便好用又好记,而张洁古先生又的的确确是一位医术甚高明的医者,于是紧跟在他之后成名的「金元四大家」,也自然纳入了张洁古的这个系统,而有了相当好的成就,比如说李东垣自创的「补中益气汤」或是修改了宋朝陈自明《妇人良方》中的龙胆泻肝汤而成了「去男人下阴臊臭」专方的「东垣龙胆泻肝汤」,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也堪称「伟大之方」。
可是,归经理论,却是一套「反映了一部分真理却不等于真理」的不完全的理论。
洁古本人、金元四大家都是苦读《内经》起家的,偏得还不太多,但愈用到后来,纰漏愈大,新创的方剂效果愈来愈差,「一剂知,二剂已」变成了今日的「你回去吃半个月再来看看有没有好,如果没好我们再换药试试!
」
到了后来,当然有人觉得好像事情不对头了,想要扳回如崩墙倒壁般的中医「末法」劣化状况,明朝不少医家都在重注《神农本草经》,想要从这个大根头去重新寻回些什么。
当然也都是小有成就,但效果并不明显。
明朝那一位「把之前有的理论、药性全都收录」而编成《本草纲目》而被倪海厦先生痛批的李时珍,其实不是中药学劣化的源头。
源头在张元素。
光是他以降的几句「葛根引邪入阳明」,「柴胡引邪入少阳」,「石膏大寒不可轻用」就把经方中这三味药封印了八百年。
明明没有这么一回事儿的,太阳初感,证齐全了,就可以用葛根汤;傅青主也用柴胡汤小制其方治伤风初感而很有效,并不会因此引邪入里,石膏更只是「凉」而已,不用八钱到四两甚至一斤,很难显出药性。
可是张元素之后,人人都跟着这么说嘛,绝大部份的医者,小心翼翼地就都「尽量不要用《伤寒》、《金匮》方」了。
直到清朝,事情才有了转机。
如果以医术而论,陈修园、徐灵胎等人,因为临床功力够,其著作《神农本草经读》或《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都有卓然不群之见,但那是临床上的强而让他们得以重新明辨了历代本草的得失,并不是真正在本草理论上有所革新。
本草理论在清代得以翻身,主要的功劳,其实起自「儒家」。
清代的儒家,对四书五经有了很大的「革命活动」,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古经典的注疏,绝大部分都被宋朝的朱熹垄断了,朱熹乱改原文,后代也只好照单全收;朱熹说某句如何如何解,后代也不好意思说不是。
可是,总觉得有问题。
但,离先秦时代那么遥远了,连同一个中文字的字义都古今不同了,要如何平反才是?
于是清代的儒者想出了一个办法:
「用同时代的文献,做平行比对!
」比如说《论语》中的某个字,朱熹说是这个意思,可是先秦时代的《庄子》、《列子》、《左传》、《诗经》、《尚书》等等其它书中出现这个字时,却都不是朱熹说的那个意思,于是他们就晓得:
那是朱熹弄错了,那个字应当是某某意思才对。
比如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的「习」字,先秦当时是「实践」之意才对(即使是现在的日文中也是『学到上手、会用』的意思,唐代传去的字义还在),「学到的常常能用在生活中,很快乐。
」如照朱熹的说法,学了就一直温习,就会快乐了吗?
正常人类怎会有这么一回事儿呢?
这么一种做学问的方法,一种新创的格物训诂之学(日本人也很爱用这一套),影响了中国少数几位由儒而医的医家,而其中有一系的传承,是:
明.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清.刘若金《本草述》→清末.邹澍《本经疏证》→清末.周岩《本草思辨录》。
邹澍在《本经疏证》以及周岩《本草思辨录》用了「平行比对」的方式来批注《神农本草经》。
而他比对所用的范本,就是中国医学史上唯一的一本「只要『证』合,药投下去,一定会好」,总有效率达到「神的绝对领域」的《伤寒杂病论》(用其它的书也不行,因为有时有效有时没效,未到『绝对领域』,比对会出错)。
他用「减法」来检证每一味药的药性,比如说,《伤寒论》中某一个汤剂比另一个汤剂只多了白芍三两,而这两个汤剂所治的主证却大不相同,于是,去推敲这两个主证之间病机的差异,就可以得到「这三两白芍在此处是做什么用的」之结论。
而某几十个方用生甘草,某几十个方用炙甘草,慢慢减来减去,就推敲出了甘草生用炙用的药性之别……
这样一点一点的「相减」,彷佛在玩「数独游戏」,渐渐摸索出一味药药性的不同层次……而结果,说也奇怪!
减出的一句一句,竟恰恰就符合了《神农本草经》那一句一句如天书般令人百思不得解的主治,于是,「三贲」(读死人不赔命的三本难书)之一的《本草经》之谜,就和《伤寒杂病论》的绝对领域之谜,在二者相互的帮助下,一齐渐渐地被解开了!
如果有些药味在《伤寒杂病论》中没有足够的出现次数可以相减,邹澍就会去找次一级,却也趋近于「绝对领域」的孙药王《千金方》、《千金翼方》等书,再去配合《伤寒杂病论》,一味一味相减,做分析……这种苦工,光听也会知道有多可怕,可是竟然有人做到了,这真的是学问家的龟毛功夫,一般开业医生是没时间也没兴趣这么做的。
而另一位年代比邹澍稍晚几年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唐容川氏了。
容川的理论,其《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中《本草问答》本身就阐释得非常完整,他的理学家思考所攀升到的本草学造诣,实堪与润安先生的《本经疏证》相互辉映,其金木药性相反、水火药性相反之论点,与敦煌出土的《辅行诀》竟然是相通的。
中医的大秘密「古典药理学」,终于在清朝的最后,得以重见天日。
所以,生在民国时代而学中医的我们,可以说是很幸福的。
至于「时方药理学」呢?
果真是害人之物吗?
有时,我也觉得很难论断,或许该说是「看个人」或「有没有正确的理论与之配合」吧……(一说张元素另有秘传,都学会了就会超强,也就是说,张元素如今传下的东西,就是一本被撕去后半本内容的九阴真经,所以时方家才会多半练成铜尸铁尸的等级?
)
有一位时方大家,他创的方剂,有效率几乎可以与仲景比美。
如果仲景可称为「医圣」的话,这个人大概可以被叫做「医仙」了吧。
这仙人就是与明朝皇室有着奇异的关联性,文学医学两得美名的傅青主(傅山),他的《傅青主男女科》也是家庭常备好书,尤其是妇女病,自己在家翻书吃药,比吃市面上一大堆中医开的药都好得更快。
(其思想于清代陈士铎的著作中亦可窥见不少)
傅青主以时方药理学,加上五脏相传补泻的道理,去搭建他臻于颠峰的医术,依此事实,如果换成今日,恽子愉前辈的「看西医检验报告、透视片」来开中药,彭弈竣先生的「不开经方」、皮沙士先生的「平易之方」却也都其效如神,其事实也就并不值得奇怪,可以放下门户之见而都虚心叹服了。
真的是「看个人」。
经方、时方药理学之差异──其之一
和人论医,有时会被反问一句:
「既然你说经方派的方子这么有效,那为什么还会处在完全的弱势呢?
怎么可能医生不晓得要用经方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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