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产业区位选择的因素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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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产业区位选择的因素研究
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产业区位选择的因素研究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区域化成为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在这种背景下,国际间、区域间的经济往来越发频繁,区域经济组织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时区域内关税和贸易障碍的逐步消除使得区内生产要素能够更加充分自由流动。
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标志着中国——东盟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度。
本文在研究、学习国内外学者成果的基础上,选取2005-2012年度中国与东盟十国的经济数据作为样本,从国内市场份额、基础设施状况、人均收入水平、利率高低、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额这5个角度切入,运用适当的模型分析影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并根据研究结果,结合东盟十国的经济特征和相关现实情况,为中国企业向东盟十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
中国-东盟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Abstract
From1990s,integrationofworldeconomyandEconomicRegionalizationhasbecomeairreversibletide.Inthisbackground,internationalandregionaleconomicactivitieshavebeenbusier,regionaleconomicorganizationhasbeendevelopedveryrapidly.Atthesametime,tariffandtradebarrierswaseliminatestepbystepintheregions,whichmakesfactorsofproductionflowmorefreelyandfully.In2010Jan,CAFATwastotallyestablished,whichmeansanewhigherrelationbetweenChinaandASEAN.Thisarticleisbasedonresearchfromdomesticandoverseasscholars.ItchooseseconomicdatafromChineandASEANandresearchwhatcanaffectFDIfromChinatoASEANbyappropriatemodelfrom5aspects:
GDP,interest,valueofexports,populationofinternetservice,GNI.AccordingtoresultofresearchandcombiningeconomicconditionsofASEAN,thisarticleofferssomesuggestionsforChinesecompaniestoinvestinASEAN,especiallyforchoosingregional.
Keywords:
China-ASEAN,FDI,locationchoice
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产业区位选择的因素研究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地里位置上一衣带水,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南洋航线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开始了通商与经济交往。
1999年新中国与东盟正式开启对话进程,中国与东盟一直的发展一直保持着令人惊讶的速度。
2000年到2007年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增长率达到26.7%,并提前3年实现了协议原定的双边贸易总额计划。
到目前为止,东盟已经成为中国在发展中国3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也是世界第三大贸易伙伴。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并签署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由此标志着东盟市场进一步向中国开放,区域内投资壁垒进一步消除,这不仅加快了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为中国和东盟投资者创造一个更加自由、有效、透明及公平的投资环境,促进了双方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标志着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进入黄金期,为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带来更大的商机和更为广阔的空间。
从一方面来看,中国对东盟各国投资有诸多优势,例如东盟各国与我国在语言、文化、宗教、习俗、经营方式等方面与我国有许多互相认同的地方;作为海外华人最为集聚的地区之一,华人网络的存在使我国企业在投资时可以多快好省地融入当地市场并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这些先天优势无疑非常诱人,但是东盟十国的消费水平劳动力成本、科技水平、资源丰裕度、相关经济政策、宗教传统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所以,不能不能理所当然的把东盟各国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因国而异。
因此,中国企业在东盟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欧盟和美国是中国最要的两个贸易伙伴,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和欧盟市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形势恶化和购买力下降的,由此更引发了贸易保护势力的重新抬头及各种各样的贸易摩擦与纠纷。
在这种情况下,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支点和新兴市场便成为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当务之急。
东盟是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东盟地区在地里位置上与中国临近,在经济政治上关系密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使我们看到一个拥有19亿消费者的巨大市场给我们带来的机遇,也为我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带来无限的契机。
因此,对东盟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有利于给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参考依据,因地制宜的利用当地优势,有效率的进行资源整合,提高自身竞争优势和效率。
同时有有利于我国政府更好的执行“走出去”的战略方针,相关政策决策者能够更加了解东盟不同国家不同的投资环境,做出更好的决策,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政策。
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已成为一个国家深层次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主要途径。
我国在商品贸易上已经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但是相比之下,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却相对较弱。
所以,根据当今全球经济竞争的特点,中国企业应利用区位优势原则,对东盟进行有分析有选择的直接投资,对于那些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我们可以把一些已经发展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过去,即本国的边缘产业转移到东盟的发展中国家。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我们可以进入他们的高新科技产业,进行学习型投资。
这样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有助于中国打破贸易壁垒,扩大出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企业从全球范围来进行资源配置,使外国资产和技术进入中国,推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学者研究成果
邓宁Dunning,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即实施海外投资的企业必须同时具备三个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
其中区位优势是企业在投资区位要素选择上具有优势,例如巨大的市场空间;廉价的生产要素;丰裕的自然资源;对待外资的优惠政策等。
邓宁首次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和区位选择结合在一起考虑,克服了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不足。
小岛清KiyoshiKojima,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日本学者小岛清根据日本的实际国情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说,他首先定义了什么是边际产业,所谓边际产业是指在本国已经处于或者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的边际产业开始。
但同时也应该确保本国的边际产业在东道国仍具有比较优势或比较优势的潜力。
适合指导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有: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威尔斯Louis J.Wells在1983年的著作《第三世界跨国企业》一书中,详细的阐述了小规模技术理论,并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较优势。
第一,拥有为小规模市场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而大规模生产技术往往无法从这种小规模市场中获利;第二,在国外生产民族产品,以民族为纽带,服务外国同一民族或团体的需要。
第三,低价产品营销策略,根据自身产品特点,选择更适合的投资场所以及更有效的利用当地资源。
英国学者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针对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加速增长的趋势,并且伴随着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现象,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并且这种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第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和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直接相关的,并且这种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会影响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
英国经济学者拉奥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新跨国公司:
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中,提出用技术地方化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拉奥认为主要有四个因素会使发展中国家形成、发展自己独特的优势。
第一,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在特殊环境中的技术知识当地化获得优势,这种特殊环境往往与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化境不同,并且这种新的环境和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有很大的关系;第二,发展中国家通过对技术和产品进行特殊的有针对性的改造,可以让该国的产品更好地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这其是是一种创新活动,会让发展中国家形成属于自己的竞争优势;第三,发展中国家企业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将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第四, 当东道国市场较大,消费者的品位和购买能力有很大差别时,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能开发出与品牌产品不同的消费品,这会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仍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二)国内学者研究成果
智天雨(2012)从“获得石油资源”、“成本最小化”、“风险最小化”这三大投资角度出发,研究了影响中国石油企业投资的17个要素和指标,通过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得出:
不仅具有丰富石油储量、生产能力出众,而且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高度发展,具备良好的石油投资环境,才是中国企业应当优先考虑的区位。
龙宇(2012)基于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和全球产业价值链优化论这两点,提出了我国纺织企业既要从劳动力、资源成本低廉出发,重点投资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从减少贸易壁垒摩擦、拓展销路出发,投资拉丁美洲地区;最后还应从获取先进技术、营销经验和管理经验出发,有重点的投资日本、欧美地区。
苏海滨(2013)研究了我国矿产企业对外投资比较集中的17个国家的10个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得出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铁路长度、城镇人口比重、每千人宽带用户数对我国矿场企业对外投资具有显著影响。
党君鹏(2009)提出双边政府对投资的优惠政策、保障保险措施、政治经济关系;战略性、优质资产;巨大的市场空间等因素会对中国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
唐礼智(2010)认为尽管影响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比较复杂,但都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第一种是能否帮助企业接近并且更加廉价的使用包括自然资源和技术资源在内的战略性资源;第二种是能否帮助企业获得良好的市场进入,确保销售渠道和市场份额。
朱艳(2008)从一般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思路出发,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应综合考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力以及东道国的区位因素。
在参考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政治政策及法律、经济发展水平及规模、劳动力状况、科学技术状况、基础设施状况这5个角度出发,构建东道国区位因素评价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对东道国区位因素的量化,从而给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产业区位选择提供客观的建议。
吕鑫(2010)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物质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这四个维度出发,分析了影响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并通过层次分析法对东道国区位因素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构建了评价体系,在结合我国企业投资动机和东盟国家具体情况下,提出了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建议和策略。
简而言之,市场导向型或转移本国边际产业,选择老挝、缅甸、柬埔寨;资源导向型,选择印尼、马来西亚、文莱;技术导向型,选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王丽(2014)选取了2002-2011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回归模型,通过一系列检验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东盟国家的市场规模、资源禀赋、消费能力、基础设施水平和劳动力成本这6个因素对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影响。
汇率、规避贸易壁垒和政治稳定对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较小。
东盟国家的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对中国企业没有影响。
王晓蓓,李俊(2011)选取了2003—2008年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了影响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得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投资竞争、投资环境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呈现正面影响,而双边贸易额则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张兵(2013)对中国对G20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得出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对外资开放程度、教育投入程度、人均收入、与我国的距离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不显著,而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与我国的双边贸易量会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李阳,臧新,薛漫天(2013)从经济资源、文化制度等多个维度出发,基于江苏省2007-2010年对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设计了相关模型,进行了计量研究后发现:
东盟国家国能源资源的自然禀赋、技术水平和制度因素对江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效果。
余畅,杨德勇(2014)从政治因素差异、人力资源差异、产业结构的互补性、经济结构的差异性这四个维度出发,分析了影响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并结合东盟各国的具体国情,对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例如航空航天、信息产业、生物医疗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纺织业)、资源密集型产业(例如石油、天然气、农林水产)分别提出了区位选择的建议。
杜玉兰,常弘,范馨月(2014)以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即按照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划分为自然资源、劳动力、市场和技术。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东盟各国的区位优势,并为中国不同类型的企业提供了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建议。
本文在选取中国-东盟相关经济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单位根检验、赫斯曼检验等相关检验,建立合适的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在把握东盟整体情况的前提下,进一步分别考察东盟10个成员国的回归情况,在分析回归结果的基础上,真正有效、准确的分析出影响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并为中国企业参与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提供行之有效的、量身定制的建议。
三、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现状
(一)中国对东盟的投资速度高速增长
近年来,中国对东盟各国的投资额逐年增长,尤其是在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后,中国和东盟已成为双方重要的投资对象和贸易伙伴。
2000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总额在东盟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排第十一位,2010年上升到了第五位。
据数据统计,2001年以来,中国对东盟各国的投资竟增加额每年都在一亿元以上,2011年比上一年增长7.9%,2012年比上一年增长52%,2013年比上一年增长了77%。
总流量从2007年15771万美元到2010年248435万美元再到2013年1727095万美元。
(二)中国对东盟各国的投资和发达国家间的差距
虽然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发展很快,但与欧盟、美国、日本以及亚洲NIEs(指韩国、台湾、香港,不含新加坡)这些东盟FDI主要来源国比,还是很少,总体规模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尤其是在投资的产业结构布局方面,急需调整和优化。
(三)中国对东盟投资的行业分析
据统计,中国对东盟各国投资的行业广泛,涉及到交通运输、电力及煤气和水的生产、批发零售业、金融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业、采矿业、渔业、石油天然气、农、林、牧、渔业。
其中,农、林、牧、渔业和制造业投资最广,几乎各国均有投资。
而这些行业对新加坡投资最全,各行业均有投资,其次是印度尼西亚,投资了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批发零售业、金融业、制造业、采矿业和农、林、牧、渔业。
对文莱投资最少,有渔业和石油天然气。
对其他各国均有三到五个行业的投资,投资行业因国而异,各有侧重。
(四)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的分部极不均衡
由于各东盟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自然资源储备相差较大,存在很大的个性和差异性,因此中国对东盟各国的直接投资的额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出现地区投资不均的现象。
其中泰国、印尼、柬埔寨、新加坡和越南五国,占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总额的85%。
其余的五国只占到了投资总额的15%
四、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及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2005—2013年中国对东盟十个国家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确定影响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产业区位选择的因素。
故因变量为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额,数据来自于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本文借鉴、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决定从东盟国家的市场份额、中国企业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状况、利率水平和东盟各国人民消费能力这五个方面来分析,故自变量如下:
东盟各国GDP用来衡量其市场份额;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额EX来衡量贸易往来,按照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替代关系。
现实情况下,直接投资是企业规避贸易摩擦贸易壁垒的好方法;每百人中互联网使用人数INT来衡量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状况;存款利率IR代表一国的利率水平,衡量了投资活动的机会成本,也一定程度上反应该国预期最低收益率;基于购买力平价下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来衡量一国居民的消费能力。
以上数据分别来自2013年度东盟统计年鉴、2005—2014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
(二)实证检验
1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以及保证实证分析结果的真实可靠性,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必须要确保变量是平稳的,面板数据平稳性的检验一般是通过多种单位根检验方法来完成,本文借助EVIEWS软件,完成必要的检验和回归分析,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鉴于各检验方法的P值都小于0.05,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面板数据的各个变量都是单阶同整的,即数据是平稳的。
2豪斯曼检验
下面应该进一步确定模型的设定形式,通过豪斯曼检验,最终确定采取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
由下图结果可知,伴随概率为0,小于0.05,故拒绝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不存在系统差异的原假设,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CorrelatedRandomEffects-HausmanTest
Pool:
ASEAN
Testcross-sectionrandomeffects
TestSummary
Chi-Sq.Statistic
Chi-Sq.d.f.
Prob.
Cross-sectionrandom
33.392750
5
0.0000
3回归分析
根据上述的检验结果,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模型如下。
lnFDI=c+x1lnGDP+x2lnEX+x3lnINT+x4lnIR+x5lnGNI
4结果解释
通过Hausman检验后,判定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拟合优度检验,该回归方程的R2=0.9370,修正的可决系数R2=0.9248,这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
F检验中,F统计量=76.5423,Prob(F-statistic)=0.00000<0.05,说明回归方程显著,即东盟过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对东盟各国的出口额(EX)、东盟国家互联网用户情况(INT)、东盟国家的存款利率(IR)和东盟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GNI)等变量联合起来确实对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投资额(FDI)有显著影响。
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即t检验的结果显示,五个变量中,只有GDP这个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东盟各国的GDP对中国对其的直接投资的投资额没有显著影响。
EX和INT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显著性检验,ER和GNI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这四个变量对我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投资额有显著影响。
四个变量的回归系数中,只有IR的回归系数为负,EX、INT和GNI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东盟国家的存款利率(IR)对我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额为负向影响,IR越高,直接投资额越少。
其他均为正向促进作用。
从回归系数的具体数值来看,东盟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GNI对直接投资额的影响最大,其回归系数为1.8384,表明东盟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每增长1%,我国对其直接投资额增长1.8384%。
其次就是东盟国家的存款利率(IR)对FDI的影响,其回归系数为-0.7753,表明存款利率每增长1%,投资额减少0.7753%。
lnEX的回归系数为0.4453,表明中国对东盟各国的出口额每增长1%,我国对其的直接投资额增长0.4453%。
lnINT的回归系数为0.3201,即每一百人中互联网用户数量增长1%,直接投资额增长0.3201%。
综上所述,东盟国家的GDP已经不是影响我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产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了,我国目前可能更看重一些GDP增速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越南、缅甸、老挝,这些国家有着较好的市场潜力和前景;EX的变化方向与之前的预期相反,作者认为可能是我国大部分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活动是从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说出发,选择的产业是本国的边际产业,这种投资方式与贸易的关系不是替代,而是互补。
这种产业结构上的互补导致直接投资的增加并不会使出口额减少;用INT来衡量的基础设施情况显著且正向的影响FDI,说明互联网在当今的经济活动中已经有了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以前提到基础设施大家可能第一反应是公路铁路航运,现在互联网状况在基础设施状况的评价中已经有了不亚于前者的重要性。
五、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政策建议
(一)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
第一,如果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是为了获取广阔的市场空间,那么建议企业以把目光转向GDP增速较快的国家,尽管GDP总量较大的往往意味着较大的市场空间和容量,但可能也意味着市场已经处在一个饱和的状态。
而GDP增速较快则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市场仍具有不少仍待开发的潜力与前景。
希望政府能够继续鼓励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因为在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之后,把东南亚一个个零散、相互割裂的市场变成了一个区域内大部分商品零关税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包含了6亿人口,东盟和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更是已经突破了四千亿美元,这足以证明东盟的市场潜力是多么的巨大。
另一个层面,东盟成员国的产业梯度十分明显,既有较发达的国家如新加坡,也有经济较不发达的国家如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
这意味着中国各种类型的产业或企业都能在东盟找到相适应的区位进行直接投资。
这种产业梯度明显的优势是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和经济体所不具有的特色。
(二)以劳动力为导向的企业
第二,如果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是为了获取东道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可以将目光锁定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这四个国家。
按照日本学者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说的理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应该是本国已经处于比较劣势,但在东道国还具有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
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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