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28讲第1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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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28讲第1讲
中国共产党历史28讲
第1讲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这是一个将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伟大事件。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适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人民斗争的需要。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演变,特别是20世纪初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成长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并与工人运动初步结合。
这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准备了干部条件。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很快制定出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并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一、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演变和国际环境的变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
中华民族曾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古代文明,对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
然而,当历史进入19世纪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几乎陷于了停滞的状态。
这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对内实行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人们的思想遭到禁锢,完全感受不到世界潮流的变动和发展。
在举国上下死气沉沉的局面中,民族的生机与活力被扼杀了。
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清王朝已陷入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拮据、社会动荡、危机四伏的境地。
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遭遇到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这充满苦难的历史图景之中,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也日益凸显出来,这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富裕。
历史的发展表明,在这两大历史任务之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只有先完成前一项任务,才能将后一项任务提上日程。
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
1911年10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树立民主共和国的旗帜,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也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拓宽了视野,为中国的进步潮流开启了闸门。
但是,这场革命也有明显的弱点:
它没有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群众,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
其结果是,这场革命以同旧势力的妥协而告终
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软弱性,不可能领导中国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
不过,辛亥革命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造成巨大冲击,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要求维护民族权益的斗争绵延不绝,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此后不久,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继爆发,这不仅显示出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而且为中国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并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
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间隔仅10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它的深刻影响。
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最早出现在官办的和外国人开办的工业企业中。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而迅速壮大。
20世纪初叶,由于清末“新政”的推行,私人工商业有了最初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代表民族资本利益的商会。
辛亥革命之后,民族资本又获得一个比较有利的发展时机。
一方面,中华民国成立后颁布了一批有利于发展实业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上进行厮杀,一度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侵略和压迫。
这些情况的出现,不仅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
随着自身队伍的不断壮大,中国工人阶级不仅开始为维护自身的经济权益而斗争,也初步参加了一些政治斗争。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
虽然他们的人数还不是很多,仅200万人左右,但集中分布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沿海沿江大城市,有利于自身的组织和团结;他们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的痛苦,富有斗争精神;他们同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中,这个阶级是一个最进步、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
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迅速地觉醒,并很快登上历史舞台。
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历史地落在中国工人阶级身上。
辛亥革命前后,近代新式教育在中国迅速发展,各类新式学校纷纷建立,学生人数迅速增加,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庞大的青年知识分子群。
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青年学子,不同于旧式教育培养出来的读书人,他们不仅易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而且更加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在学校里,他们是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新知识、新思想的承接者;走出校门,他们便是这些新知识、新思想的传播者。
这一代青年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后来有不少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
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先进分子面对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严酷现实和痛苦经历,仍不屈不挠地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新的出路。
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发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把批判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正统思想——孔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仍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这无疑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
这场运动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它冲击和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的潮流。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参加者们号召人们冲破封建主义的牢笼,希望中国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这场运动的实质是资产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
然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和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这时已通过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
战争的空前残酷,战后欧洲社会的极度混乱,使世人为之震惊。
这引起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
人们第一次从世界范围内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已丧失光明的前途,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
这种怀疑,推动着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开始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正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中国先进分子由此到了新的希望。
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去探求俄国的经验,去学习和研究指导这场革命走向成功的马克主义学说。
于是,中国出现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他们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将“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中国人民应当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李大钊预言: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革命运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一战期间,国际资本主义力量被大大削弱。
战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欧洲现了持续数年的革命高潮;亚洲一些国家也掀起了反对帝国主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浪潮。
1919年3月,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由各国共产党和工人组织参加的共产国际。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共产国际的建立有利于团结和协调世界各国工人级和劳动群众进行共同斗争,也使得中国革命者在开展反帝反建斗争时能够得到来自十月革命故乡的指导和援助。
二、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从1919年5月开始,中国爆发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即五四运动。
这场运动的起因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
1919年上半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
这次和会实质上是英、法、美、日等几个强国的分赃会议。
中国政府战时参加了协约国一方,因此也派出代表出席。
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走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项要求,并提出取消此前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但是,中国的这些合理要求均遭到拒绝,会议竟然规定德国将战前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日本。
和会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德国劫走的天文仪器而已。
对于这样一个和约,北洋军阀政府居然表示同意,并要求中国代表签字。
中国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着巴黎和会对中国的态度。
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各阶层人民怒火中烧,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像火山般爆发了。
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
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并发表宣言,表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随即,爱国学生又举行了游行示威。
这次示威遭到大批军警的镇压,有30余人被捕。
面对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学生们很快联合起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并举行总罢课。
他们在街头举行爱国讲演,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在反动当局的镇压下,北京学生的斗争一度转入低潮。
由于反动当局公然表彰曹汝霖等并再次严令取缔爱国运动,学生们又一次被激怒了。
他们从6月3日起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又有许多人被捕。
6月11日,为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北京大学教授陈烛秀、李大钊和高一涵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提出收回山东主权、罢免卖国官僚等五条关于内政外交的最低要求,并表示:
如果政府不顾市民的愿望,拒绝市民的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正当学生们和知识界顽强坚持斗争的时候,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罢工工人最多时达十多万人。
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的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
这次爱国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到20多个省区的100多个城市,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了罢市。
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以如此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
这样,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
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也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北洋军阀政府慑于人民群众的巨大压力,不得不于6月7日放被捕学生,6月I0日宣布罢免曹、章、陆的职务。
6月27,在巴黎的旅法华工、留学生和华侨数百人前往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的住地,要求拒签和约。
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
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由此,五四运动成为划分时代的标志,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知识子。
他们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开始认识到帝国主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成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这场运动,开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坚定的革命精神和强大力量,认识到这个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这对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有着重要的影响。
此后不久,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
苏俄政府的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吸引更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关注其内外政策。
这对扩大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促进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积极作用。
五四运动后,介绍、宣传和研究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这是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
当时,人们一时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
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观点在各种刊物上纷然杂陈。
中国的先进知分子在经过反复认识、比较和鉴别之后发现,当时在中国传播的各种思想和理论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提供了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以阶级斗争为武器进行社会革命的理论,提供了组织革命政党的正确方法。
于是,他们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最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
1919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沦的统一,“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与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和比较确切的阐释。
不久,杨匏安、李达、李汉俊等几位在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青年,也陆续发表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是一个充满各种斗争的过程。
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洪水猛兽”,千方百计阻止其在中国的传播。
同时,在新文化运动阵营内和中国思想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同马克思主义发生交锋,展开论争。
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人纷纷撰文,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许多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
他们着重阐明:
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要改造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
在这个斗争过程中,许多原来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李大钊在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在1919年底至1920年上半年,开始抛弃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信仰科学社会主义,并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推动下,由激进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通过参加五四运动和到欧洲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地考察,在反复比较后,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李达、蔡和森、邓中夏、杨匏安、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
李汉俊、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张闻、罗亦农、彭湃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也先后走上无产阶级革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即林伯渠)、吴玉章等一批先进分子,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践,也实现思想上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此外,还有一些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青年逐步转变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和改造社会的工具加以接受的,他们一旦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以此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
在北京,在李大钊的倡导和推动下,1920年初,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调查他们悲惨的生活状况。
邓中夏等还到长辛店向工群众作革命宣传,开始同工人群众建立联系。
在上海,陈独秀等人也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注意同实际结合,同群众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三、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和一大的召开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酝酿、准备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史称“南陈北李”。
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前往上海。
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随后,两人分别在北方和南方展开建党活动。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同邓中夏等多次商议后,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这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组织起来的最初尝试。
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社会主义说和探讨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
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建党活动,很快得到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关注和帮助。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
维经斯基在北京会见李大钊等人,随后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并具体帮助陈独秀等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在工人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起来的。
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起草了党的纲党问题。
关于党的名称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决定叫共产党。
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并定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担任书记。
在随后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过程中,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作为发起组和联络中心起了重要作用。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书记。
在此前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分别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这样,到1921年春,国内先后有6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
与此同时,在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
旅日华人中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有施存统和周佛海等。
旅法华人中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刘清扬和周恩来等。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称“共产党”。
从性质和特征来看,它们都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有计划、有组织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工人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并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于是,在中国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的条件成熟了。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
经过商议,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李达、李汉俊同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往来,商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又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赴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他们是:
上海的李达、李汉,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
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
陈独秀和大钊均因事未能出席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开幕。
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之兄李书城住宅的客厅里,房间不大,陈设简朴,气氛庄重。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致词,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
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随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
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
7月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
7月27日至29日,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会时,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
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
于是,大部分代表立即转移。
十几分钟后,上海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会场,但一无所获。
由于代表们的活动已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
于是,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
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这一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立时起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从而同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
纲领还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均可接受为党员,但在入党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新党员入党后为候补党,接受党组织的考察,考察期满经党员讨论和党组织批准,才转为正式党员。
纲领还规定,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在党处于秘密状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当保守秘密。
同党的纲领规定的奋斗目标相适应,大会要求党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
党的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作了具体的规定。
党的一大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决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
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这次大会是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没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中点燃。
从此,中国出现了完全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
大会通过的宣言,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指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初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目标和前途。
党成立仅一年的时间,就解决了此前民主革命长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
宣言指出,党在目前的奋斗目标是:
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
这表明党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最低纲领。
宣言又指出:
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文件中,决议案提出两个重要原则:
一是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并且要求“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
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到1923年党的三大召开之前的4年时间,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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