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柯渡镇穿越时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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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柯渡镇穿越时空
在柯渡镇穿越时空
作者:
余戈
来源:
《军营文化天地》2016年第10期
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地了解那块红土地的历史,它们在我的中年记忆里叠加起来,驱使我一次次回到那里,做穿越时空之旅——
一
1978年秋,父亲从那里回到关中平原的老家探亲,说是要把我带到部队去读书。
这一年,我已经在爷爷奶奶身边寄养了10年。
尽管很不情愿,还是被父亲带走了,而且居然很奢侈地从西安搭乘苏式安-24飞机飞到了昆明。
尽管在飞机上晕机吐得一塌糊涂,还是挣扎着从舷窗往下俯瞰了一下,映入眼帘的,是耀目的苍翠与猩红交织的陌生土地。
乘北京212吉普车自昆明城北上,一条崭新的柏油公路沿着大山起伏盘旋着。
近三个小时之后,即进入了那座散布在数十公里范围的神秘军营——F基地。
F基地承担着中国导弹工程的延伸项目——反导试验,它缘起于毛泽东主席于1964年下达指示的“640工程”。
如今军迷仍能在网上XX到那个谓之“反击一号”的形状奇特的导弹,它是用来拦截和摧毁来自敌方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大致对应于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中的“爱国者”或者“萨德”。
在简单披露这些零星信息时,我的心里充满着酸楚和遗憾,因为上世纪80年代初该项目因缺乏庞大的科研经费支持而下马,F基地因之撤销。
曾经上万人的F基地,在几年内人员走空、营区荒芜,如今仅有几十名官兵留守营区。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曾在那里服役的老兵以及曾在那里长大的孩子,近年来一拨拨地回归故地,在那座废弃的老营盘追寻旧梦、流连忘返。
我正是千万寻梦者中的一员。
因了少年时代最美好的一段岁月在那里度过,怀旧的情愫来得格外强烈。
甚至不久前还约了十几个儿时伙伴,回到那里搭起帐篷露营、放映老电影,活动主题谓之“不忘初心”。
F基地的大本营,位于柯渡镇附近一条荫蔽的山沟内。
据说,最初选址的人员搭乘飞机在空中勘察时,看中的是碧绿的稻田间一条小河纵贯而过的柯渡坝子。
但当先遣部队开进时,才发现这片可以种植水稻的平坝,正是当地老百姓生存的命脉,于是秉承“不占耕地或少占耕地,不移民或少移民,尽力减轻国家和当地群众负担”的原则,毅然放弃在平坝上规划营区,而另行选址在其南部那条幽深的山沟内。
因为沟口的悬崖峭壁上有一个深不见底的石洞,这个新开辟的营区就有了一个隐秘的代称,叫做“大石洞”。
在F基地所在的大系统内,“大石洞”一度曾与“东风”、“马兰”齐名。
仍回到进入F基地的这条公路吧。
也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条今天仍然少有人走的国防公路,在云南的历史地位仅次于滇缅公路,虽然其长度仅有后者的十分之一。
据载,F基地组建之初,选址在新疆库尔勒。
然而,1969年8月,在新疆塔城发生了“铁列克提事件”,苏军为报当年3月在黑龙江珍宝岛遭我重创的一箭之仇,悍然偷袭我边防巡逻部队,使我遭受严重损失。
在中苏大战一触即发的严重形势下,组建仅两年多的F基地被迫另行选址。
1970年7月4日,奉中央军委电令,F基地开始自大西北万里转场大西南,在滇北重建反导武器试验场。
毫无疑问,刚刚兴起的共和国“空天之盾”,需要寻找一条新的生路。
F基地转场之时还没有这条公路,近万人及数百台车辆、近千部机械装备,是先后搭乘24批专列自黔西进至滇东嵩明的杨林火车站,而后走古老的马帮道艰难进入滇北的新场区的——这正是当年中央红军长征时一军团“兵临贵阳逼昆明”的路线;而柯渡镇则是中革军委“调虎离山袭金沙”的中军大营。
F基地的先驱者走红军的老路进入柯渡,同时要开辟一条直通昆明的新路,于是军委总部调来了几个工兵团和汽车团,承担筑路和靶场建设、营区基建等重任。
同时,云南省动员昆明、曲靖、楚雄所属17县民兵2万多人,编成3个民兵团参加施工;不久又抽调省交通局下属公路工程第4团加入,施工人力达到3万多人。
当时,以2名军人配属100个民兵,编成一个筑路连,分发炸药和机械车辆等,划分路段“承包”,这正是当年滇西民众修筑滇缅公路的模式。
据说,此前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曾向周恩来总理反映:
“云南太苦了,老百姓负担很重,这条路可否不修?
”总理简单作答:
“这条路必须修,且要修好!
”
回味着总理这句话,我仿佛能看到他紧蹙着眉头,将目光投向1935年4月29日在柯渡镇为红军寻找生路那个夜晚。
二
据载,1935年4月25日,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自黔西进入云南的东大门曲靖。
28日,军委纵队从曲靖西屯、面店一带出发,经马龙的鸡头村、王家庄一线,率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均进驻寻甸境内。
由于红军各路大军连日向滇中疾进,迫使滇军主力不敢离开昆明,而后面的追军又无法及时赶到。
这一情况表明,敌人已经无力阻止红军北渡金沙江,加之金沙江两岸空虚,军委首长抓住这样的时机,果断决定各路红军立即向金沙江推进,准备抢渡金沙江进入川西。
宏观历史叙事,总会略掉一些至关重要的细节。
比如,初次进入云南的红军,此时手上只有一份云南省略图,图上滇东北地名、路线都不很准确,特别是金沙江各渡口位置均未标明,军委首长怎么就敢贸然将3万大军引向可能背水作战的兵家“死地”呢?
开国空军少将吕黎平,此时担任红军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参谋。
多年以后,他在回忆中道出了拥有地图对于长征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4年10月21日至25日,红军从江西于都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而后渡过信丰河(桃江),使8.6万人顺利进入湖南,正是因为事前对突围地带进行了图上作业和实地勘察之后,才选定的突破口。
但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到达临武、蓝山地域后,向湘江西进途中,因处在湘粤桂三省交界区,没有大比例尺地图。
在敌人重兵追击下,殿后的红三十四师进入江华县境内萌渚岭山区,无法撤出渡过湘江,最终深陷敌军重围损失殆尽;师长陈树湘受伤后被俘,苏醒后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绞断,慷慨就义。
据吕黎平回忆,红军进入滇东后的几天,因为没有精密地图,仅靠询问向导搜索前进,每天只能查明两三天的行程,经常要走弯路。
这使得上下都为之忧虑,迫切需要搜集大比例尺地图,以迅速找到过江的渡口,摆脱紧追而来的敌人。
我不是宿命论者,但难以解释的是:
恰好1935年云南省测绘完成了第一套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而追击红军的中央军进入云南后也是两眼一抹黑,云南省主席兼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派人给担任前敌总指挥的薛岳送地图,恰好就被红军给“打劫”了。
战事发生在曲靖以西8公里的关下村,时间为4月28日下午。
担任军委纵队打前站任务的作战参谋吕黎平和管理科长刘金定,率领先遣分队——侦察通信队,发现从昆明方向驶来一辆汽车,立即伏在路边向车轮开火,致使汽车抛锚。
众人端枪冲上去,俘虏了驾驶室里的一名军官和几名司机、押运员,并在车厢内发现十套十万分之一云南省地图,及云南白药、宣威火腿、普洱茶等好东西。
经审讯被俘军官,得到的口供是:
本人是薛岳的副官李某,奉命前来昆明向龙云请求支援地图和药品,拿到后即准备返回贵阳,却没料到红军进展神速而有此劫。
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军委首长与红军总部直属机关即进至关下村附近,并决定在此地附近的三元宫宿营。
刘金定和吕黎平汇报缴获地图的情况后,毛泽东如获至宝,对二人大加夸奖,并打趣说:
要“感谢”龙云,是他解了燃眉之急!
这一夜,自然是首长们读图、掌控各路部队行军进程的不眠之夜。
三
我虽然已经多次重回故地,却没有到过曲靖,它位于F基地大本营所在的寻甸县境以东。
通过卫星地图检索确认,320号国道上的关下村车站附近现在立着一块纪念碑,碑文简单记述了关下村战斗始末,但不了解背景者恐怕难以体会这件事多么要紧。
4月28日夜,侦察科继续审问薛岳的副官,实在问不出什么来,就让他睡觉了,但29日早晨却发现他跑掉了。
刘伯承听科长毕占云报告后,不高兴地说:
看守人员睡大觉,岂有不跑之理。
刘伯承似乎没有特别生气,虽然明白跑掉的这个副官已了解红军动态。
当然,这可以解释为拿到地图、确认金沙江渡口位置后,红军首长们心里有了数;而薛岳追军一时半会儿还来不了。
我曾比较系统地翻阅过云南省及所辖市区州县的文史资料选辑,其中有一篇文章的说法比较新鲜:
此前,龙云与朱德暗中早有联系,曾交换过密码本,对这次红军借道过境云南心里其实有底。
送给薛岳“礼物”的同时,已密电告知红军,双方共同演出了一出“双簧”给蒋介石看——这仿佛是三国时期张松献地图的翻版。
据我分析,这很可能是一种基于“事后心态”的想象,当不得真。
实际上,中央红军全部进入滇东后,中共中央曾于4月25日在富源营上召开会议分析形势,认为蒋介石对龙云把持云南向国民党中央闹独立早有记恨,但苦于无法插手云南。
此时,借追剿红军之机让中央军进入云南,正好达到控制目的;同时又可驱使滇军与红军作战,削弱其势力。
而龙云害怕红军入滇抢其地盘,一方面企图借蒋之力将红军拦截消灭于滇东;一方面又对中央军入滇存有戒心,因此在军事行动上未必能与中央军保持一致。
3月底,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威胁贵阳时,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命龙云派第三纵队司令孙渡率部东进“救驾”。
但当红军入滇后,龙云于4月26日急令紧随红军的三个旅停止追击,赶回昆明防守。
孙渡率部追至曲靖后,即转向昆明集中。
4月29日,中革军委于寻甸鲁口哨向各部发出“万万火急”的《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
“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向西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70个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一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苏区根据地。
”
为此,指定总参谋长刘伯承为渡江先遣队司令,负责组成渡江司令部,统一指挥全军渡江。
决定红军兵分四路行动:
一军团抢占元谋龙街渡;三军团抢占禄劝洪门渡;干部团抢占禄劝皎平渡,军委纵队随干部团跟进,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殿后;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在巧家至东川之间过江。
一军团从昆明东面和东北面绕过,兼有佯攻昆明,掩护其他纵队的任务。
鲁口哨,是从曲靖西进寻甸途中的一个小村。
从关下村至鲁口哨约30公里,从鲁口哨至寻甸县城约40公里。
28日夜至29日上午,就在这短短70公里行程中,红军确定了前进方向。
29日,红军各路以急行军速度,向金沙江方向推进:
一军团从马龙的红桥、寻甸的塘子一线出发,进入嵩明县境并攻克县城。
红军利用有线电话与昆明守敌通话,扬言要攻打昆明。
先头部队还进抵距昆明15公里的大板桥,沿途张贴要攻打昆明的标语,造成威逼昆明之势。
昆明守敌被红军的佯攻所震撼,不敢出城应战。
三军团从高田村一带出发,经七星桥攻克寻甸县城。
军委纵队和五军团则以急行军速度,从嵩明、寻甸交界地带超越一、三军团,进驻姚家村。
四
姚家村属寻甸县先锋镇,就在镇政府所在地东面两公里处,均在今天东西走向的77号县道沿线;路基下有一条与公路平行的小河,叫做蟒蛇河。
先锋镇北面,是一座双峰大山,两峰分别叫做大黑山、馒头山(地图上标为斧头山),海拔均为2700多米,是寻甸境内的制高点。
对于F基地的军人和孩子来说,大黑山和馒头山是无比神奇的存在,每天早晨都能看到太阳从那里升起。
基地很多部队曾去那里爬山拉练,父亲所在的医院组织人员去那里采过中草药,孩子们则把能爬上大黑山当做“成人礼”来炫耀。
彼时的77号县道,可能是由寻甸县城通往柯渡镇的旧官道。
由先锋镇西行十几公里,途经一个可“赶街子”的可郎村,进至下沙朗村后转弯向北;再沿河谷前行5公里左右,经过甸尾村,即进入南北狭长约6公里的柯渡坝了。
而77号县道以曲尺形半包围的这个区域,就是F基地的大本营所在地,包括基地本部“大石洞”、医院、通信总站、子弟学校等单位。
不过,当时军委纵队似乎没有走这条谷地里的官道,而是直接爬上大黑山,由制高点居高临下向柯渡坝推进的。
这当然符合军事行动的原则。
如此,红军就如同洪水般漫过了F基地的整个营区范围,沿着大黑山东麓的山梁进入柯渡坝——多年以后,一想到儿时采蘑菇、捡松果时走过的山路,可能曾经也被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走过,心里常常有点激动。
据柯渡镇的老人回忆,红军是从丹桂后山小路下到坝子来的。
那应该是4月29日傍晚时分。
丹桂,这个位于坝子最北端、柯渡河对岸的靠山小村,后来即因此进入了光辉史册。
如今,这里建有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主要包括中央红军总司令部旧址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中央首长驻地旧址,分别在村中的两户地主宅院内。
其中,红军总部驻的是汉族何姓地主的大四合院;中央首长驻的是回族杨姓地主的两个并列打通的小四合院,军委二局的无线电台则设在这个院落侧面的一座广式阁楼内。
寻甸县的全称为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柯渡镇内汉族、回族、彝族及苗族杂居的情形很典型,而丹桂村的村民主要是汉族和回族。
笔者曾简单梳理过云南回族的来源,大概有三支:
最早的一波应该是元代经略云南时随蒙古大军而来的色目人之后裔,此后是明朝将领傅友德、蓝玉和沐英南征时带来的回族将士后裔,而后是清朝“同治回乱”时被清军镇压、强制拔营聚集至此的各地回族。
历史上的民族恩怨三言两语难以道尽,但当红军进入柯渡镇的时候,此地的汉、回、彝、苗各民族已和睦相处了几十年。
比如红军总部和中央首长借驻的汉、回两姓地主宅院,相隔不到百米,应是当时该村有代表性的两户人家。
汉、回村民均以耕种、经商为业,生活习惯与风俗彼此尊重包容,呈现的是相安共处、共建家园的状态。
但刚刚进入柯渡镇的红军却不了解这些情况,于是发生了一个意外的小插曲:
一天,一名红军小战士误把火腿带入丹桂村南边的回回村(今回辉村)清真寺,引起寺内阿訇和穆斯林的不满。
红军首长知道后,马上带着这名小战士向阿訇赔礼道歉。
之后,朱德总司令闻讯从丹桂村赶到回辉村接见了阿訇,在嘘寒问暖之余,进一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命红军宣传员用紫土在清真寺墙壁上写下“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的大幅标语。
历经80年风风雨雨,这条红军标语竟然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党的民族政策可以追根溯源的重要物证。
“红军绝对不拉夫。
”是则当年红军写在丹桂村清真寺叫拜楼上的另一条标语,指向十分清晰。
但在红军驻扎柯渡镇的短短两天内,却有13名当地回族青年志愿报名参加了红军,被编成一个回民班,任命毕发斗为班长。
两天后,这个回民班即随红军踏上了长征之途。
后来,除班长毕发斗在腊子口战斗后因伤掉队返乡之外,其余12名战士自离开柯渡以后就一直杳无音讯,再也没有回到故土。
五
自4月29日晚至30日,军委纵队在柯渡驻了两天。
在这两天时间,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等中央和红军首长主要办了一件大事:
调度、指挥各路红军渡过金沙江。
按预定方案,中央红军分四路从不同渡口渡江,居中路的军委纵队所选定的皎平渡自然最为要紧。
皎平渡位于柯渡镇西北方向,在寻甸县西邻的禄劝县最北部。
从柯渡镇出发,经鸡街后过普渡河,由翠华下禄劝县城后,又折向北进至茂山,再沿轿子雪山(属乌蒙山脉)东南山脚的团街、撒营盘、皎平,即进抵金沙江皎平渡南岸。
这是今日能走汽车的县级公路,行程至少在150公里以上;当时红军可没法如此按部就班行进,必须翻山越岭抄近道直奔目标。
虽然已有地图在手,但仍须有部队探路、开路,特别是要把皎平渡渡口抢夺在手,这个任务落在了红军干部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萧应棠身上。
干部团是在长征出发时由公略、彭杨两个军校合编而成的,全团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另外还有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
学员除上干队以外,都是从部队抽调来的连排级干部——一些朝气蓬勃和富有战斗经验的青年。
干部团随军委纵队行进,主要担任警卫中央机关和首长的任务。
多年以后,萧应棠在回忆文章中记述了在柯渡受领任务的前后过程:
4月的云南,天气暖和得使人感到有些炎热,只穿一件军衣还不免汗流浃背。
白漂漂的水田里,一撮一撮的禾苗被风吹得摇摇摆摆,好像是欢迎我们的队伍一样;两边小山上,红花绿叶,树木丛生,蜜蜂蝴蝶嗡嗡地飞来飞去,真是一个迷人的春天。
但是,这美好的风光,我们却连多看一眼都不能够。
我们不能停留,因为后面有十几万国民党军队在紧紧追着我们。
一天晚上,大队在一个村子里宿营。
半夜,我起来查哨,查到中央首长住的院子门前时,看见里面还有灯光闪动。
这么晚了,哪位首长还不睡觉呢?
正在和哨兵问话时,忽然从里面出来一个人,越走越近,到跟前才看清楚是周恩来同志。
我在黑暗里立定了,问道:
“副主席还没有睡觉吗?
”他说:
“还没有。
啊?
是你吗!
查完哨了吧!
来,跟我进来坐一会儿。
”
这里是一所地主的庄院,房子比较整齐。
副主席住的屋子里摆着几把古式的椅子和一张古式的桌子,桌上摆着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和几样简单的文具,另外还放着一个小纸包。
墙上挂着一张大地图,看来,副主席是在研究进军路线。
在暗淡的灯光下,副主席的脸上显得又黄又瘦,眼睛也不如以前那么奕奕有神,唉!
首长们也拖得够受的了。
坐下了以后,副主席问我:
“你们五连还有多少学员?
”我回答说:
“在遵义、土城战斗中伤亡了一些,现在还有一百二十多人。
”接着他又问到我连的行军情况、学员情绪、武器装备等情形,我都一一地作了回答。
副主席沉吟了一会儿笑着说:
“你们五连在遵义、土城时打得很好,以后千万要保持这个光荣啊。
”说完打开桌上的纸包要我吃饼干,这是警卫员给他预备的夜餐。
我说:
“首长吃吧!
我晚饭吃多了,现在还肚子胀呢。
”副主席把纸包推到我面前,再三要我吃。
我只拿了小半块,一边嚼一边等着副主席问话,但他一直没有说什么,最后说:
“好吧!
不早了,休息去吧。
”
从副主席屋里出来,我心头猜疑不定,副主席这样详细地了解我连的情况,是一般的调查呢,还是在挑选什么重要任务的对象?
想到这里,心里怦怦直跳,后悔刚才没有大胆地问个明白。
第二天,部队没有出发,学员们都有抓紧时间做些清洁卫生和粮食补充等工作:
一些人围着院子中央一口大锅煮虱子;一些人弄了些稻谷在推米;有些人在补衣服;还有些人在擦枪、磨刺刀。
我和一些学员坐在房檐下打草鞋,一面打,一面听着大家叽叽咕咕在那里谈论。
有人说:
“后面敌人追得那么急,我们倒停下不走了,你看奇怪不奇怪!
”他一说完,就有人答腔:
“这有什么奇怪的,一个是等着跟他们打一仗,再不就是前面有大任务,需要准备。
”又有人插嘴问:
“你说有什么大任务?
是攻打昆明呢?
还是抢渡金沙江?
”这一问,没人作声了,都拿眼睛朝我看,我说:
“上级没指示,谁知道是干啥呢。
”
下午,准备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
衣服洗的洗了、补的补了,粮食袋子又鼓了起来,枪支刺刀又擦得闪闪发光。
学员们三三两两地跑来问我怎么还不走,我心里本来着急得不得了,这一问更问得烦躁,便跑出去转转,打听打听消息。
这个村子倒不大,有个二三百户人家,绿茵茵的水田围着一所所竹篱茅舍,显得十分清静;老百姓的生活还不错,比贵州要强得多。
根据服装上看,少数民族数目还不少,只是每家除一些老幼妇孺以外,年轻男女差不多都跑光了;不用说,这又是国民党搞的鬼——打仗打不过我们,净会编造谣言。
在一所空无一人的小学门前,我在被风刮得乱飘的纸片当中看到一张云南省地图,心里一喜欢就捡了起来。
过去打仗总是靠上级指方向,靠向导带路,连个东南西北也摸不大清;有一张地图,虽然简单,也比没有强多了。
根据图上看,我们要北上抗日,金沙江是一定要过的。
金沙江,这又是我们的一道难关,敌人防守的严密是不用说的了,如果强渡的话,少不了又是一场大战。
回来的路上,在中央机关门前走过时,看见人来人往,匆匆忙忙,像是在开会。
虽然其中有我认识的干部,但也不好意思问。
到各连去转了转,人家也是莫名其妙,看样子,在我们长征路上,又出现什么新的重大问题了。
第三天上午,听说敌人追兵日益迫近,已经开始采取包围形势了,但还是没有命令作任何行动。
每个战士的心情,都越来越不安。
中午,我突然看见传令兵朝我们连走来,我赶忙迎上去问:
“团长叫我们吧?
”传令兵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一听这话就知道是真的了,心里一高兴,拉着李指导员就往团部走。
团部屋子里坐满了人,除我团的陈赓团长和宋任穷政委以外,还有认得的和认不得的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屋子里弥漫着旱烟叶子味,看样子正在开会。
见我们进去,陈团长以命令的口气说:
“中央决定我军北渡金沙江,并决定我团担负抢夺渡口的任务,我团也决定以二营为先遣支队,并以你们五连为前卫连。
你们的任务是:
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迅速地抢夺渡口,掩护后续部队渡江,准备好了马上出发!
”他说完了又指着旁边一个穿黑衣服的同志说:
“中央派一个工作组和你们一同前去执行任务,这是组长李同志,由他统一负责。
”我们和李同志握握手,简单地商量一下出发时间,便回到了连里……
阅读这段文字时,我的心里是那样亲切和温暖,因为萧应棠在柯渡镇这两天休整的时光,恰如F基地刚刚进驻柯渡的情景。
彼时,基地本部“大石洞”营区和医院尚未建成,全体军人均分散借住在柯渡镇附近的老乡家里,做饭时互相送饭菜给对方。
在从昆明通往F基地的国防公路修通以前,滇北是极为封闭的地区。
尽管柯渡回民素有行商的传统,但那时赶着马帮翻山越岭到昆明要走五六天,很多人一生也没有到过省城。
但是,柯渡人却牢牢记住了当年那支仿佛从天而降的红军。
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常常盯着父辈们军帽上闪闪的红星,探问他们与当年戴着同样红星的那支队伍的渊源,父辈们总是自豪地说:
“我们就是那支红军部队啊!
”于是,老乡们开始奔走相告:
“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
那时,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的文艺青年。
在繁星满天的夜晚,父亲常常吹起笛子,母亲就会唱起那首刚刚流行起来的著名电影歌曲: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红军经过柯渡的那个春天,正是映山红开遍原野的季节!
六
据载,4月30日,军委纵队、五军团和三军团全部进入柯渡地域,做抢渡金沙江的准备。
一军团则向元谋龙街行动,沿途连克禄劝、武定、元谋三县城,以U形路线迂回进军300余公里,将各路追敌吸引过来,这就使军委纵队、三军团有可能实现秘密渡江。
5月1日,军委纵队经鸡街入禄劝县境,顺利通过了普渡河铁索桥,当晚抵达小仓街(今翠华镇)。
同日,干部团前卫第5连和中央前卫侦察组,于傍晚赶到皎平渡口,搜索到两条旧船,并于当晚渡过金沙江,消灭了对岸的川军守敌,控制了渡口。
以此记述反推,萧应棠连领受任务从柯渡出发的时间,似为30日下午。
但按萧应棠的记述,本连应是29日晚宿营丹桂,30日休整准备一整天,第三天即5月1日傍晚衔命出发,经过一整夜又一整日不眠不休的连续行军,于5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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