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秋雨散文的学术品位及技术创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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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余秋雨散文的学术品位及技术创新
论余秋雨散文的学术品位及技术创新
摘要:
面对学术传播低效的困境,余秋雨试图把自己的学术思考通过散文传播到大众层面,把学理融于世俗。
他的散文具有一定的学术品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选题原创、宏大,具有较高的文化学术价值;第二,立论高远、新颖而且颇具理性思辨的学术品位;第三,表述具有学术论文的文本特色。
余秋雨的文体实验和学术突围一举成功,打破了学术成果曲高和寡、束之高阁的状态,对学术的平民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余秋雨散文技法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两难选择的构思方式,用悬念、巧合强化情节,追求小说化的艺术形态,超越传统的写景模式,营造语言的耳目直觉,从而丰富了散文的表现技巧。
关键词:
传播学理;学术品位;学术普及;余秋雨;散文;技法;创新
1余秋雨散文的学术品位
长期以来,中国部分学者,倾毕生心血研究学问,但累累硕果始终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状态,不为大众所知,“学术研究越来越脱离大众,成为象牙塔里少数人的智力游戏”[1]。
难以实现学术资源共享的人文研究成果,即使再有价值也难以实现其价值,这是生命和资源的双重浪费。
身为学者的余秋雨,面对学术传播低效的困境,他在积极地思考:
“能不能让我的著述,写得有更多的人阅读?
能不能让我的思考展现得有更多的人接受?
我从有效态度出发,不惧怕‘媚俗’之名,用年轻人也愿意触摸的散文笔调来写一部部史论著作,最后,在《山居笔记》中干脆用散文来探讨一个个复杂的文化学术问题……我认为,为学术文化甘于寂寞是一种高贵,为学术文化力求沟通也是一种高贵。
”[2]余秋雨从学术传播的高效性出发,试图把学术成果装在散文这只美丽的容器里奉献给读者,把学理融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并以款款而来的人文风度、侃侃而谈的洒脱文风赢得了世俗社会的厚爱,沟通了雅和俗两个一向相距遥远的美学层面。
余秋雨的文体试验和学术突围一举成功,他的散文一时洛阳纸贵。
但余秋雨散文所表现出的学术品位以及他对学术平民化的积极影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鉴于此,本文就余秋雨散文所表现出的学术品位谈谈自己的看法。
1.1选题具有学术价值
古往今来,散文的写作往往是有感而发,率性而为,但余秋雨则把它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来对待,他的散文选题大都经过精心的策划和筛选。
其散文选题的学术价值表现为论题本身的重要性:
有社会急需的,有填补空白的,有补充前说的。
余秋雨散文的选题主要聚焦在人类文明和文化领域。
在历史转型的关键时刻,作者带着当代的愁虑,去反观中外历史,以期寻找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最高坐标。
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打开了中国文化一系列重要话题,开启了人类文明、文化考察研究的系统工程。
在新时期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余秋雨对现实的文化氛围和人格结构很不满意,所以他走出书斋,背负着生命的困惑,跋涉于山水之间,通过对一个个古文化遗址的寻访和考察来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格基因,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于是就诞生了《文化苦旅》。
这部散文集是他对如何健全当代中国群体人格所提交的一份思考、一份答卷,其选题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山居笔记》篇篇都是宏大的历史课题,作者干脆用散文来探讨一个个复杂的文化学术话题,那么艰深的课题,那么庞大的篇幅,那么丰富的资料,都贯穿着“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属”两大主题,其中的许多论题具有或填补空白或补充前说的学术价值:
他借清初和清末的民族主义来讨论中国文化的思维灾难(《一个王朝的背影》),借东北流放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生存灾难(《流放者的土地》),就渤海的兴亡来探讨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脆弱的都城》),借苏东坡的遭遇思考社会灾难与个体人格的关系(《苏东坡突围》),借山西商人来探索文化应该如何救助贫困的灾难(《抱愧山西》)。
正因为灾难,文化更具备了寻找精神归宿的迫切性:
作者借自己的家乡来讨论狭义的精神家园(《乡关何处》),借海南岛来论述广义的精神家园(《天涯故事》),借科举制论证精神家园在官场化、世俗化过程中的变异(《十万进士》),借魏晋名士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反官场、反世俗方面的固守。
最后作者通过对小人的研究诠释了以上两大主题:
缺少精神归宿,正是造成社会灾难的主因。
因此最大的灾难是小人的灾难,最大的废墟是人格的废墟。
《霜冷长河》依然大度、洒脱和精致,然而却没有谈论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文化,不再是遗迹的阐释,也不再是历史难题的解剖,而是人生况味的感悟、人生善恶的洞察、现实人生的苦旅。
作者以友情、名誉、谣言、妒忌、善良、年龄、死亡等当代民众都深感困惑但又躲不开的难题为论题,一一加以论证剖析,指点迷津。
《霜冷长河》的选题直接切入现实人生,解读众生难题,更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
虽然几本书的内容各异,但结构的重心都是中华文明、中国文化、中国书生。
中国文化的一切重大话题,都与世界文化有关,就中国历史解读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往往流于肤浅,所以作者还要继续远行,跨越国界,去丈量世界文明,于是就有了以下选题和研究动机———考察研究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两河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欧洲文明,以其他文明为坐标去审视、评判中华文明,从而照见中华文明的长处和短处,于是就诞生了《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
“余秋雨以一个中国文化史学者的身份在异域文化中遨游,并有意识地对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欧洲文明进行多方面的横向比较,选题很有价值。
”[3]余秋雨通过对世界其他文明潮起潮落的走访考察,比照中华文明的云卷云舒,从而得以在《借我一生》中从容地论述中华文明虽几经外族腥风血雨的洗礼,但却生生不息、延续至今的深层原因以及中华文明衰落的原因,为当下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探明了方向。
至此,他圆满完成了对世界三大文明的考察、论证,从而也给他的关于研究世界文明、文化的大课题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他对世界三大文明考察的广度和表现的深度,至今在中国无人能出其右。
1.2立论富有学术品位
余秋雨散文的主题大都比较宏大,远非散文一般意义上的立意所能涵盖,它更接近于学术论文的立论。
余秋雨散文立论的学术品位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立论高远、新颖。
余秋雨善于把论题放在大的评判坐标、大的价值体系中去审视、去评判,即从人类历史的高度和人性的深度切入去评判各种文化现象。
长期以来,中国人的价值判断、是非标准明显地受到民族的、政治的、地域的功利局限,缺乏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
在这种背景下,就特别需要出现一批具有人类价值坐标和国际文化视野的文化人。
余秋雨以散文为载体昭示了他的文化理念,他认为现在的中国人特别需要寻找人类历史的整体坐标,以人类历史作为价值坐标去分析看到的各种文化现象。
《一个王朝的背影》就用这样的文化坐标,深刻地批判了姓氏正统论和民族正统论。
中国的姓氏正统论规定必须同族同姓继承王位,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的继承者,而外族人若有觊觎,即使有一百条理由也站不住脚,真伪、正邪、忠奸由此划分。
民族正统论视异族掌权为逆端,但作者明确指出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向死角,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做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未必是倒退。
多少岁月里,汉人一提起清王朝就有心理上的阻隔,但满族是中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综观全部中国古代史,清朝的皇帝在总体上是比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与唐太宗一样使我们现代中国人感到骄傲。
余秋雨对一直高卧在我们民族心殿上的集体无意识来个当头断喝,他否定“长城情结”,康熙皇帝不修长城而苦心经营避暑山庄“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的在精神上的强健”。
避暑山庄不止是皇家园林,还是与外族修好的外交场所,他把复杂的政治目的与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争斗和险恶消解得那样烟水葱茏、慈眉善目。
所以振邦安民、与诸国修好则是康熙心中的“万里长城”。
此外,作者还站在人类文明进化的角度去审视印第安现象。
他认为我们有一千个理由谴责美国抢占了印第安人的家园,但印第安人拒绝接受现代文明将导致这个民族日趋萎缩。
在《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这两本散文集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穿越人类历史而来的锐利目光和价值判断。
其二,立论颇具理性思辨。
这一点得益于他用诚实的、理性的方法进行历史文化的逻辑推演。
诚实就是凭着客观的事实依据,对错综复杂的事物作出尽可能公正的评判。
理性则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和理论的高度,其判断具有历史的逻辑性和人生的逻辑性,定性适度,不随意拔高,也不随意贬损。
诚实和理性是一切学术研究应遵循的原则。
散文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在命意过程中往往情绪大于理性,但余秋雨的散文不同于以往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理性审美所支撑起的恢弘气度。
他认为对历史上的反面人物,我们应该重新给予一个逻辑的梳理,使他们有一个申辩空间去完成自己的逻辑推演过程。
这需要一种文化气度,一种诚实的心灵。
在《道士塔》中,面对挥霍敦煌文物的千古罪人王道士,余秋雨还是给他留下一定的申辩空间: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全然背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
”那些掌管文化的朝中要员,那些管辖着敦煌一带的大小官员其责任恐怕要比王道士重得多。
历史上的秦桧是南宋奸臣,没有人为他说话,但余秋雨在《笔墨祭》中还是尽可能留出空间让他申辩:
“有时人品低下、节操不好的文士也能写出一笔矫健温良的好字来,例如就我亲眼所见,秦桧、蔡京的书法实在不差。
”这是历史应有的逻辑,因为秦桧不差的书法无论如何也不会反过来证明他是好人,同理我们也无法用他人品恶劣来证明他的书法差。
对历史人物尤其是历史反面人物,不妨多从几个角度去想。
过去我们往往从大的历史背景和大的历史走向去推理,而事实上,这起因更多的是因为小环境的恶化所致。
譬如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与其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所虏有直接关系。
因此,有没有可能在一个硬性的历史事件中,寻找到属于个体的软性理由?
对于历史上的正面人物余秋雨并未因其声名显赫而护其短。
比如在散文《苏东坡突围》中,他特意提到苏东坡的好朋友沈括———中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也因妒忌而陷害过苏东坡,他所检举的诗句,正是苏东坡分别时送给他的诗句。
通过这件事,王安石称沈括是个不可接近的小人。
当然余秋雨也声称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这就是余秋雨所倡导的理性精神,实事求是、功过分明。
1.3表述具有学术论文的文本特色
余秋雨的散文不仅在选题和立论上具有学术品位,而且在表述方面也颇有学术论文的文本特色。
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在语言表达方面,学术论文的表达方式以议论为主,余秋雨散文的语言也长于议论,通篇洋溢着由理性支撑起的大气。
当代散文通常以记叙、描写和抒情为主要表达方式,议论仅作为点睛之笔与它们相互辉映。
余秋雨散文继承了先秦诸子历史散文以议论见长的传统,并以浓郁厚重的感情为底蕴,在借鉴西方盛行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既有感性上的形象、挚诚,又有知性上的深刻严密的议论风格。
他的议论革除了过分现实化的倾向,又发展了恢弘大气、逻辑缜密的特点。
尤其是《霜冷长河》几乎篇篇都是论说文体。
孙绍振精辟地指出:
“余秋雨散文的核心成分是议论。
他从容地分析他所掌握的系统的历史与文化材料,结合他个人感受、理解,进行充满理性充满情趣的思考,这么接近于学术论文的理性色彩。
”[4]开创了散文的新阶段,也就是从主情到主智的历史过渡。
”[5]
其二,在主题表达方面,它避开了传统散文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迂回含蓄的表意方式,而是或用议论的手法直抒胸臆,把诗意的思索、感情的热流直接从胸中喷射出来,不借助叙事、描写作间接体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中的许多篇什就是用大段的议论直接阐发他的观点,或者边叙边议,边渲染边点化,例如《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的许多散文多是采用这种表意方式。
另外,他的许多散文类似于学术论文的起句发意,确立论点,开篇亮明观点,出语惊人,然后旁征博引,步步跟进,颇具学术论文的魅力。
比如《都江堰》开篇便立意不俗,卓然独立:
“我认为,中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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