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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近代北京供水制度研究
近代北京供水制度研究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最初选定研究的内容是关于社会融资,也就是所谓的“筹钱”,希冀通过研究社会融资来探讨近代社会变迁问题。
遗憾的是限于能力尚未完成。
继而几经辗转档案馆,发现了比较核心的京师自来水档案资料,于是将研究范围限定于京“水”,力图有所成果。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的国家,从政府到人民,从历史到现在,对水的认识,都是福祉与灾害的综合体。
在长期农业社会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政治经济的命脉和社会利益的焦点。
在历朝的水利文献中,水利成为农政要务,记载着官民一致的水利忧患意识,维持了水与农业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也保持了庞大东方帝国的正常稳定运行。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经济诉求和消费观念的变化,原来的农业用水文化平衡被打破,被工业化用水和现代生活方式的生活用水取而代之。
因此,水资源经历了由“富裕”到“稀缺”的过程。
从用水品质来看,水资源经历了由“苦水”到“甜水”乃至“自来水”的过程。
可见,在近代北京城市化发展的空间脉络里,水已经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存资料”演变为“供需矛盾”的“稀缺资源”。
常言道“水贵如油”,正是这个意思。
以往学界对北京水利的研究,主要是从水利科学、历史地理、市政建设等角度入手,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但这方面的研究,由于学科背景和研究目标所决定,比较集中于国家水利,缺乏从民间立场开展研究。
近年来,虽有学者以公共卫生为视角,探讨居民饮食卫生的近代化变迁过程,但研究成果还是比较少。
因此笔者想以北京城市居民饮水为主线,勾勒其在近代化变迁中的路径。
研究城市用水问题有以下几点意义:
第一,将水资源属性与城市社会结构联系起来。
在这个整体关系中,人与水的供需关系是主要的。
水的消费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
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变动,分布状况直接作用于水资源与水环境。
人口数量的增加,使生活用水增加,生活用水的增加逐步缩小了水资源供给大于需求的局面。
随着人口数量的持续上升,产业结构的变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水资源需求进一步扩大,水资源数量由“富余”变为“稀缺”,质量由“清澈”走向“浑浊”。
可见,在近代化过程中,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矛盾变得尤为尖锐,并且这个状态将一直持续下去。
第二,将城市用水结构与城市社会结构联系起来。
近代北京用水结构,从明代的自由汲取,到清代水窝子,到20世纪以后出现的自来水公司,经历了三个阶段。
由于水资源属性经历了从“富裕”到“稀缺”,“公共产品”到“准公共产品”的演变,那么在水资源配给中“价格”是主要的调节者。
资源价格的相对变动,加之技术创新与改进,提出了转变水资源经营模式的内在要求。
作为水资源的供给方,通常会盘算好成本与收益的关系。
当预期收益大于投入经营成本时,社会就会出现一种新的经营模式替代另一种经营模式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我们可以观察到“价格”所起到的主要作用。
第三,将民间习惯法与国家秩序联系起来。
自元代建都以来,国家就对北京城水资源进行了初始分配。
以京城市井分布而言,有分布在寺庙的水井、官署衙门的水井、封建城市行业的水井(国防、城防、民生社稷)三种类型。
这种城市用水结构与社会结构相契合,形成了政权与水权结合的水利公共政治管理空间,包括寺庙公共空间,国家机构公共空间、市民生活公共空间。
至清代中期以后,与国家行政配置水权不同,民间社会出现了以市场方式分配水权,互相调剂资源使用权余缺的方式,各取所需,以满足整个社会的水资源配置要求。
进而可以观察到,一种独立于国家行政之外的民间用水秩序的存在以及这种民间习惯法的适用程度。
据此,研究北京城市水资源问题,具有必要的现实意义。
二、学术史回顾
(1)全国水利研究状况
关于水利的研究源头,学界通常追溯到魏特夫的“治水社会理论”和日本学界的“水利共同体”理论。
随后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也受其影响,这一传统持续影响到近年来由蓝克利、魏丕信等法国学者对中国山陕民间水利问题的研究。
王铭铭曾中肯地指出,“魏特夫的‘东方暴君论’想象,在提供一种水利与社会构成之间关系的历史解释时,是有独创之处的。
然而,这位忽视‘暴君制度’的剩余空间的学者,企图在理论上驾驭一个难以控制的地大物博的‘天下’,并误以为‘天子’一样具备这种驾驭能力。
魏特夫将所有的现象融为一体,当做自己论点的‘支撑’,将‘治水’这个古老的神话与古代中国的政治现实完全对等,抹杀了其间的广阔空间”。
但无论如何,治水社会说为构建水利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最为宏阔的构架,由此告诉更多的中外学者在水利与社会间尚有广垠的空间可以想象和探索。
此后冀朝鼎、弗里德曼、杜赞奇等学者相继对水利与地方社会关系进行探讨。
然而学者们到不同区域的民间和基层进行考察时,逐渐把水利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纳入到研究视野。
依研究视野看,由此前的单一水利科技史转向水利社会史(或称为水利区域社会史)。
依研究地域来看,可划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
北方地区尤以山陕地区为核心,南方地区以长江中游及两湖一带为主。
依研究内容看,以水利兴修方式、水利管理及其组织、水利纠纷、水权界定等为关注对象。
由行龙教授领导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是北方水利社会史重要研究基地。
自1999年启,行龙教授及其弟子张俊峰、王长命等人完成了多项有质量的成果,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行龙教授曾亲自总结其学术路径在于“以水为中心,勾连起土地、森林、植被、气候等自然要素及其变化,进而考察由此形成的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社会变迁的方方面面,以实现对山西区域社会发展变迁的整体性把握。
”张爱华曾总结行龙等人关于水利社会史的研究成果。
其中涉及水资源管理与调配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进行全面的分析,并以此作为划分类型和时段的基本依据,将水利社会的类型分为流域社会、泉域社会、洪灌社会、湖域社会四种类型,以求为水利社会史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分析工具;二是以水案为中心,对区域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社会组织结构及其运作制度环境及其功能等问题开展系统研究;三是对以水为中心形成的地域色彩及浓厚的传说、信仰、风俗文化等社会日常生活的研究。
此外,赵世瑜、邓小南、胡英泽等也就山西水资源管理有过研究。
至于陕西地区的研究,钞晓鸿、萧正洪、韩茂莉、黎沛虹、佳宏伟等诸学者颇有建树。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与法国远东学院的合作项目——“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也有所涉及。
北京师范大学王培华教授,着眼于清代河西走廊的水资源分配制度、清代滏阳河流域水资源的管理、分配和利用等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
相对北方而言,南方气候湿润,河网湖泊密布,水利设施建设复杂,因此研究地域也较为分散。
总体上看,南方地区的江南、两湖流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成果颇丰。
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方水旱灾害频发,另一方面在于史料集中和丰富。
钱杭关于湘湖地区水资源研究具有代表性。
钱氏的研究指向在于梳理湘湖水利共同体的兴衰历史,解释了重大事件、冲突纠纷,以及水利共同体的制度基础、意识形态、秩序规则等问题,进而描述湘湖水利社会变迁轨迹及其最终历史结局。
其后在湘湖水利个案基础上,钱氏提出了“库域社会”新型水利类型,有别于基于海洋、江河等自然环境形成的水利社会。
这种“库域水利社会史,就可能比据于自然环境的水利社会史更集中地展现出小社会和大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特质,同时也将更集中展现出此一环境下人们之间的依存和对抗关系”。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肖启荣以汉水下游为中心,着重探讨了国家政策对水利的影响以及国家与地方在水利管理中的互动与冲突。
冯贤亮从浙江平湖县横桥堰入手,赋予环境以自然和社会两种不同属性,详细说明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官绅阶层与乡村水利的诸多关系,府官、县官两级政府官员的更替出现与影响,从而构建起一个小型水利社会史。
陆敏珍对宁波地区水利建设进行了概述,并将南北方不同水利形态比较。
在长江中下游两湖流域,美国学者珀杜以18世纪发生在洞庭湖的两个水案为例,认为围绕水资源问题,当时两湖社会地方土地所有者与国家之间存在冲突,结果国家对水资源的控制日渐削弱,而地方组织却强大起来,在处理纠纷时更为有效。
武汉大学杨国安依据民间水利文献《华陂堰账簿》,对崇阳县华陂堰的灌溉系统、祭祀系统、组织系统、冲突纠纷作了综合考察。
此外,周荣、熊元斌、张建民、邓永飞、廖艳彬、余新忠也做出了一些成绩。
关于四川盆地,四川大学谢继华硕士论文对民国时期的都江堰地区的水费和水利纠纷作了考察,马友惠硕士论文研究了黄龙溪水利社会。
复旦大学胡其伟博士论文对淮河支系流域的环境变迁与水利纠纷进行了研究。
至于现代工业化供水方式,清末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北京等大城市出现。
从研究地域分布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城市关注较多,北方京津地区研究较少。
而对上海的研究,则注重自来水的出现所引起的市政进步以及对城市近代化的影响。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研究城市供水系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探讨供水系统的建立如何推动城市卫生系统的建设,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城市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此外,樊果从经济学视角作出了解释。
近年来,采用类似思路研究青岛、汉口、广州等城市的文章相继出现。
与之相比,专题涉及北京地区的研究显得有些逊色,与其政治地位不符。
(2)北京城市水源的研究状况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的北端,西部属太行山脉,北部和东部属燕山山脉。
从城市水系看,主要由永定河和潮白河两大流域构成。
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既不是水患城市,也不是富水城市,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从气候类型看,北京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季风型大陆气候,冬季降水少,夏秋降水较多,平均年降水量为595毫米,年际降水分布极不均匀。
汛期到来时,城市水源地一带极易发生暴雨,形成洪灾。
因此,北京虽贵为明清帝国的首都,却存在水资源不足的问题。
历史上历朝统治者极重视开凿内外运河航运,整治水系,以缓解季节性自然环境变化带给城市用水的限制,形成了处理应对洪水危机或城市缺水等问题的办法,以保障京城整治中心的正常运转。
在这种的地理背景下,国家保留了大量的水利文献资料。
其中涉及北京城市水源的文献资料,大体上可以分为七类:
第一类,二十五史河渠志中的北京水利史料以及明清方志。
例如周魁一等编写的《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姚汉源编《中国水利史纲要》、武汉水利水电学院编《中国水利史稿》、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地质矿产水利气象卷》、[清]《永定河志》、[清]《永定河续志》、[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民国]陈宗藩《燕京丛考》、[民国]吴廷燮《北京市志稿》和胡玉远《京华漫忆》等;第二类,水利档案资料,以民国时期北京市档案馆所存自来水公司档案和京师警察厅档案为主。
此外,还有刊登在《北京档案史料》上的零散文章。
第三类,北京文史书刊。
例如《北京文史资料》第65辑、《北京史苑》、《北京往事谈》等。
第四类,老北京人回忆录和风土笔记中的生活用水史料。
例如《天桥史话》、《燕都故说》等。
第五类,以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为核心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第六类,民间保存的卖水契约文书。
第七类,北京历史地理地图和北京水利分布示意图。
数十年前,侯仁之先生曾针对北京的城市水源加以探讨。
通过总结北京过去一千七百年间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水源开发的问题上,提出三点值得借鉴:
一是引用永定河的企图;二是远导昌平白浮泉的尝试;三是昆明湖水库的修筑。
三者有先后承接的关系。
蔡蕃在借鉴侯仁之先生成果基础之上,从水利科技史角度,进一步研究了北京漕运工程与城市供水排水工程之历史发展过程,并分析各阶段的特点。
郑连第通过介绍包括北京、西安等古城在城市水系布置、施工等方面的成就,总结出现代城市水利建设可以借鉴的一些历史经验。
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赵宁通过梳理金元明清四朝北京城运河水系演变情况,以希为现代化北京城市水系建设提供借鉴意义。
与前两位学者相比,赵氏的研究并没有显示足够的突破。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早稻田教授熊远报利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仁井田升博士搜集北京243件卖水文书,讨论了清代至民国时期北京送水夫产权转让情况。
文中指出清代北京居民的生活供水,每日是由井户把水打到车上再分送给顾客的“担水人”(一般为山东人)承担的。
文书中常见的“水钩担”,本意是指挑水工具,后引申为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契约文书中大致以胡同为单位表示)卖水给顾客的权利,以保障北京这样大城市的居民生活的供水服务,进而窥视在百姓生活中依靠移民劳动者的自发惯性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现象。
俗话说,“京师水贵,居大不易”。
那么京城究竟如何供水?
京城百姓用水几何?
台湾学者邱仲麟用详尽的历史资料和数据,描述了北京从明清到民初500多年间,北京居民生活用水变迁图景,趣味盎然。
作者进一步考察明清北京的用水环境与供水产业之间的关联,以及供水业者与民生用水的关系。
从用水来源的角度看,北京居民在这段时期内经历了土井、洋井及自来水三个阶段。
就用水所牵涉的制度而言,北京居民同样经历三个阶段。
明代(1368-1644)北京,居民至水井汲水极其自由。
进入清朝(1644-1911)以后,则出现了分段把持的水窝子。
20世纪初期,北京在水窝子之外,出现了集资兴办的北京自来水公司。
周春燕在邱氏的基础上,从华北平原城市的民生用水中,还是可以感受到用水环境如何牵制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不同群体对用水设施的营造和使用权的占有如何显示出水资源的政治性与阶级性。
清末自来水——现代化水供给方式——改变了城市空间结构,促进了城市市政体系的形成。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散见于相关城市史著作,如《北京通史》(清代卷下、民国卷)等。
值得一提的是,美籍华裔学者史明正先生在《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第五章中,别具一格地选择现代供水系统的构建这个视点,对清末和民国时期北京现代供水系统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政治学、经济学乃至技术层面的分析。
这种从城市史的整体视野出发,把城市公用事业与城市规划、技术改造融通起来进行探讨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田玲玲《矛盾与冲突:
北京自来水公司早期发展(1908-1928)》一文,以京师自来水公司早期发展为案例,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的视角,探讨了1908-1928年北京自来水公司发展过程。
作者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远比想象得复杂。
王煦以京师自来水公司“包月改表”风潮为案例,展示了现代城市公用事业扩展背景下,市民维权意识的增加。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间的交叉渗透逐渐增强,传统史学积极向“新史学”进军,历史学与医学、公共卫生学的对话便是在此背景下发生。
就现有近代公共卫生史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为对城市公共卫生的研究,“探讨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研究现状便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中国近代公共卫生史研究的总体面貌”。
既如此,北京现代供水系统也逐渐纳入到研究者的视野范围。
近期的相关研究成果都对城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共卫生行政的发展、公共卫生法规制度的递嬗等作了概略性的勾勒,同时对这些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建设的不足和弊端也进行了总结。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张文可在查阅大量原始资料基础上,梳理了清末民初北京公共卫生事业发展脉络。
吴焕姣以1933年升级后的卫生局为研究对象,分析1933年到1937年日军侵占北平以前,北平市卫生局实施的一系列饮食卫生的改革措施,研究北平公共食品卫生管理秩序的重建,探讨北平城市管理的现代化发展历程。
文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经过北平市卫生局的一系列努力,北平市公共饮食卫生管理,无论是机构设置,还是立法、执法情况,都有了一定的改善,城市饮食卫生状况有一定好转,市民的饮食卫生习惯也有所改变。
但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北平市政改改不得已又一次搁置,公共饮食卫生整顿也随之停止。
杜丽红从公共卫生角度,探讨知识和权利对北京饮水卫生的影响。
这一视角是借鉴西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不单以水论水,而是关注卫生观念与城市供水的关系,关注围绕饮食卫生的争论,更重要的是从公共卫生与日常生活变革关系的角度,探究其所蕴含的社会历史意义。
这种方法具有深刻社会意义。
王强、萨日勒以政府与私人企业视角出发,分析双重身份是导致北京城市近代转型过程中公用事业面临的共同瓶颈。
文中指出近代北京自来水公司从创立开始就面临着“商办企业”与“公益事业”双重身份的困惑,自身定位模糊使自来水在提后发展过程中既要承担沉重的社会公益责任,又要独自应付激烈的市场竞争,始终未能有效化解“利益”与“公益”的矛盾,最终未能获得长足发展。
从现代公司治理角度研究的成果也很突出。
郑州大学谷银波对清末民初这段时期内北京自来水公司兴办社会条件、官利制度、经营作用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尤其从自来水公司与袁世凯、周学熙、王锡彤三者之关系进行剖析,有其新意。
天津师范大学刘流的硕士论文《公用事业类的私营企业艰难成长之一例——记解放前北京市自来水业的变迁》,将自来水公司的变迁划分为以地面水为水源时期和以地下水为水源时期,介绍每个时期自来水公司经营、设备改进、组织方式、水源情况。
苏秀英的《北京自来水公司研究(1908-1937)》从公司销售与管理的角度研究自来水公司,并分析了自来水公司发展缓慢的原因,提出了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
另外要特别提到的研究重镇是以董晓萍为核心的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该所与法国远东学院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在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董晓萍教授等人的研究方向由“村水”转向“城水”,其中北京水环境的研究正是其中一部分。
其研究思路是北京民间治水与城市水系的地理历史系统、城市社会结构和城市用水结构结成了整体关系。
基于整体研究思路,使用民俗学超历史的日常文化传承研究视角,同时借鉴社会学者所擅长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网络知识,开展交叉研究,进而得出“国家水治”与“民间水治”相互契合的结论。
董氏团队更重要的特色在于采用数字化的技术方法,创建了数字民俗水利地图和数据库。
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其它
综上对于中国水利的发展状况,学界已经作过一些讨论。
行龙教授曾在《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一文中对现状进行过点评。
他指出:
“水利社会的研究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主要的成果过主流话语仍限于少数水利史专家。
水利史研究依然没有脱出以水利工程和技术为主的‘治水’框架,将水利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角度探讨水利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局面仍然没有出现。
”此番话已经是六七年前的评述,今天的情况也有所改变。
纵观这些研究的问题意识,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以水利为核心指向,如水利技术,水利发展状况,治水事件与人物等;第二,水利与自然环境变迁关系,考察两者的互动关系,更深刻的是将水利活动纳入到环境变迁系统中来;第三,水利社会研究,既包括与水利相关的水权、土地关系、农田开发等经济内容,也有国家政策、地方官府、水利共同体、宗族、官民关系、水利纠纷等社会关系的影痕。
水利社会甚至成为研究传统社会的平台。
尽管区域性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学者们的眼光还是经常出现扎堆现象。
比如,北方地区的山陕地区,南方地区两湖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等。
譬如东北地区,水资源同样也很丰富,但给予的关注并不是很多。
傅衣凌先生曾指出:
“在注意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时,我们还不能忽视这种多元化是出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辽阔土地上的。
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和生态平衡的改变、历史上开发时间的先后、人口的流动和增减,以及经济重心的转移等等因素的影响,各个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生产方式、社会控制方式和思想文化千差万别,而且还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周期性和不规则的变化。
这种情况使多元化社会结构更为复杂。
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社会经济史区域性研究的必要。
”可见,只有展现不同地域的变迁路径,才能充分认识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进而来看中央与地方这个永恒的矛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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