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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收入差距与收入再分配政策
日本的收入差距与收入再分配政策
一前言
近年来,收入差距扩大、阶层身份的固定化问题在日本备受关注,日本国会也为缩小收入差距进行了多次集中审议。
导致收入差距、经济差距扩大的因素非常多,其中包含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收入差距与收入分配密不可分,是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众所周知,日本经历了高速经济成长后成为世界公认的平等发达国家,日本绝大多数国民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中等水平,认为日本是“一亿总中流社会”。
泡沫经济破灭后持续10年之久的经济萧条使日本国民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近年来,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的变化、非正规就业者的增加等导致日本国民认为中产阶级瓦解,日本成为经济差距较大的国家,这一意识不断增强并呈现影响国家政治经济的趋势。
《所得再分配调查》的数据显示,日本初次收入的基尼系数由1980年的0.349升至2005年的0.5236,类似的调查数据均显示日本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明显增加。
相关研究表明,虽然日本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老龄化与家庭结构的变化,但这不应成为社会接收并容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理由,有必要对现行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进行具体分析。
本文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长期以来的收入差距的基础上分析日本收入再分配的机制,考虑税制与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效果以及应对今后不断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应采取的对策等。
二日本的长期收入分配状况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化改革及其效果
诸多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
当时有华族身份、地主、雇农的存在,有以财阀为中心的大资本家的存在及经济的过度集中,强大军事势力的存在,女性没有参政权。
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甚至到了独裁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程度。
虽然如此,当时的日本也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制度最具特色的以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制度,促进长期雇佣的各项制度,政府与民间的关系等制度在战争这一非常时期中得以确立的一面。
表20-1所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小野、渡部利用税务统计进行了推算,大规、高松的推算是将前者修正后的结果。
税务统计的调查对象只限于纳税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只有高收入者才纳税,税务统计是只依存于部分样本的推算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基尼系数大约超过0.4,即使是样本中只有高收入者,这也是相当高程度的不平等。
从表20-1可以看出,基尼系数由20世纪30~40年代0.4~0.6的水平下降到60~70年代的0.3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经过高速经济成长后,日本的收入分配急速趋于平等化。
从收入差距得以缩小的观点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得益于两个良好的初期条件:
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经济混乱很大程度上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存在的收入差距消失,二是美国占领时代实施的一系列民主化社会经济改革。
表20-1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基尼系数)
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给日本带来了毁灭性的经济损失,却使多数日本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严重的收入差距随战败暂时消失,为同时实现高速经济成长与收入差距缩小创造了理想的初期条件。
美国占领时期的经济民主化政策和各种改革对缩小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收入差距影响很大。
“财阀解体”通过禁垄断法抑制了市场垄断,之后虽相关措施有所放松,但避免了经济的过度集中,维持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状态。
通过“农地改革”,政府强制低价收购地主的土地后卖给农民,70%以上的农地从地主所有变为农民所有,这虽然从规模上限制了日本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但避免了不动产特别是土地的过度集中。
通过劳动民主化以及制定劳动基准法、工会法、劳动关系调整法,极大地改善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与工资待遇;美国财政学者CarlShoup实施的税制改革构成了对所有收入课税的单一税率体系,并增强了累进课税功能,促进了收入再分配。
教育民主化改革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同时,仅需较少的学费就可以接受公立高中教育,确保了教育机会的平等。
(二)高速经济成长时期的平等发展及收入再分配机制
虽然具备以上良好的初期条件,但高速经济成长初期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的工资差距成为较大的社会问题(见图20-1),经济学者与政策制定者普遍认为日本存在二元结构的问题。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二元结构问题逐渐得到缓解,高速经济成长最盛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收入分配显示出平等化的倾向。
以下几点能够说明这一平等化出现的原因:
第一,高速经济成长带来制造业工资的上升,由于这一上升几乎渗透到制造业内的各个行业,所以各个行业的平均工资都有所上升。
第二,被认为工资支付能力较低的中小企业,由于生产率的增加,也能够支付相当高的工资了。
而且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移动几乎结束,开始出现劳动力人口不足的情况。
以前支付相对较低工资的中小企业,即使勉勉强强也不得不支付较高工资。
第三,这个时期,农家的兼职化不断发展,20世纪50年代曾经很低的农家收入再加上兼职所得收入,其总收入上升。
也就可以推断,农家与非农家的收入差距开始呈缩小趋势。
同时,日本政府通过向地方返还地方交付税、扩大公共投资等进行地区间收入再分配,同时确保了各地区的就业与收入。
虽然开始出现向东京的一元化集中现象,但东京对其他地区(各县)的人均生产与收入差距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均呈缩小趋势,之后也未出现过大的地区差异。
图20-1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工资差距变化情况(制造业、大企业=100)
如上所述,日本的收入差距经过经济的高速成长不断得以缩小,成为国际公认较平等的国家,这方面著名的研究有Sawyer以OECD各国为对象(使用1969年的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
该分析指出,在OECD各国中,日本与北欧各国没有差别,收入分配的平等度都很高。
其他研究也显示,通过国际比较可以观察到日本社会可支配收入的分布较为平等。
这一时期日本的社会保险对收入的再分配起到关键的作用,主要是医疗与年金,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的社会保障政策从扶贫开始向防止贫困转变,逐步实现了国民皆保险、国民皆年金,直至1973年实现了更高水平的国民福利,这一年被称为“福利元年”。
这一年的国民意识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社会中流(中上、中中、中下的合计)的国民达到99%,实现了“一亿皆中流”社会。
高速经济成长时期的收入再分配机制受政府对产业竞争条件的干预、内部劳动力市场,以及通过每年争取提高工资的“春斗”决定工资的机制影响很大。
政府对产业竞争条件的干预体现在分管各产业的政府部门通过各种方式调节控制竞争条件和环境。
首先,1953年在修正了“禁止垄断法”之后,政府开始容忍接受由于经济不景气形成的合理化垄断组织,制定了特定中小企业安定临时措施法,这是应中小企业的强烈要求制定的法规,使生产调整与设备调整成为可能,并通过限制竞争保护中小企业。
其后的百货店法(限制大规模零售店的法律)、小零售业调整特别措施法继承了这一宗旨。
另外,政府在很大范围内允许衰退产业对设备进行调整,采取了政府购买中小企业过剩机械等措施,并于1964年制定了纤维工业设备等临时措施法,通过“废弃与新建”(scrapandbuild)原则进行设备调整,之后又采取了废弃过剩设备、更新现代化设备、适度调整企业规模等措施。
对于新产业,政府以保护弱小产业为目的采取了限制手段,石化工业就是典型的例子。
1951年通产省确定了积极扶植石化工业的方针后,1954年就组成了石油化学技术恳谈会,开始限制新设石化工业企业,并结成了业界团体保护本行业。
1955年确立的每年通过“春斗”方式确定各产业的工资水平与加薪比例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向产业内大企业看齐、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由大企业逐渐波及中小企业这一机制发挥作用的,各产业的加薪比例确定后,各企业会根据所在产业确定各自的加薪比例。
相关政府部门与“春斗”方式融为一体,实际上起到了决定各产业附加价值、工资与利润的分配作用。
上述两点之所以成立并能够很好地发挥其机制功能则是由于日本存在劳动力的固定性,即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存在。
政府通过各种经济政策对经济活动的介入、“春斗”以及内部劳动力市场从以下两个方面对高速经济成长时期日本的收入分配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是收入分配的平等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基尼系数不断缩小的倾向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不同产业、不同规模企业间、农业与非农业间的工资差距也不断缩小。
国民生活日益富足,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国民收入是1955年的3倍,恩格尔系数降低至30%以下,家庭支出中教育、娱乐支出所占的比重增加,居住环境明显改善,家电普及。
同时,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地位的非一贯化”现象,即用教育、收入、职业、威信来定义阶层的话,所有指标均在上的为上层一贯性,所有指标均居下的为下层一贯性,而日本的非一贯性持续上升。
富永健一认为,高速经济成长时期社会的大众化与平均化不断发展,处于下层一贯性的人们全体社会地位上升,这直接导致“一亿皆中流”现象的发生。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大企业以及行政部门的管理者们作为主动承担高速经济成长的主体,发挥了领导者的作用。
随着内部晋升制度在大企业稳定形成,对他们而言,个人的晋升与企业的成长甚至整个产业的成长扩大都具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企业内部晋升制度本身就具有规范行为的作用。
由大企业经营者组成的业界团体也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主导作用。
(三)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主要是由于泡沫经济产生的财产所得部分(利息、分红、土地等)的不平等加剧以及房租、股票收入的不平等。
另外,诸如人口老龄化与家庭结构变化等人口、社会因素也不容忽视。
但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差距问题并没有受到社会与政府的关注,这是由于当时经济前景乐观,人们的收入在不断增加,所以,社会整体对未来经济差距的缩小有所期待。
日本社会意识到收入差距的问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泡沫经济破灭后持续逾十年之久的经济萧条大大地降低了经济成长幅度,既存的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加之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致使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年轻人的就业环境恶化,非正式就业人员的比例不断提高,人们开始关心收入差距并思考导致经济差距加大的各种因素,这一问题也成为近年日本政府重要的政策议题。
这一时期就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最早敲响警钟的是橘木,他在当时的著作中[1]明确阐述了日本一直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
之后日本的经济学家们运用不同数据进行了各种分析,多数研究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在于老龄化等人口变化因素,另外还有女性就业的增加、家庭结构的变化(单身家庭的增加)、非正式就业的增加等因素。
使用《全国消费实态调查》、《所得再分配调查》、《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所进行的相关计量分析[2]均表明,家庭统计、工资统计中观察到的不同年龄层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源于人口的老龄化,即使其他年龄人口内部收入差距不变,今后老龄人口的增加与其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必将导致社会整体收入差距的扩大。
家庭结构的变化主要是指不与父母同住的单身、两人家庭增加;导致家庭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主要是源于家庭就业收入差距的扩大,加之已婚女性参加就业的人数比例增加,夫妻双方工作的家庭与丈夫一人工作的家庭间收入差距也有扩大的趋势[3]。
很多研究关注年青一代以及中壮年年龄层中就业形态的不同所导致的工资收入差距,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企业通过裁员、修改工资体系等对应经济萧条,致使高速经济成长以来构筑起来的中流阶层基础动摇,特别是中青年的收入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日本劳动法制改革,各种限制放宽后,企业纷纷欲削减其必须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用,开始减少正式职员的雇佣,增加非正式就业者的人数。
由于就业身份不稳定使得自由职业者与NEET一族的年轻人增加,更加大了年青一代内部的收入差距。
进入2000年后,《所得再分配调查》的结果显示,自营业者与工薪阶层的收入差距加大,不同就业形态间的收入差距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自营业者的工资并不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享受不到正式雇佣的工薪阶层所享有的较丰厚雇佣保险,因此,无论初次收入还是再分配收入,自营业者均低于工薪阶层。
可见,这种只针对雇佣工薪阶层的税制,社会保障等主要收入再分配手段反而加大了不同就业形态人群间的收入差距,成为逆向再分配的原因之一。
同时,由于日本企业实施引进成果主义工资体系,业绩绩效工资加大了正式就业者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4]。
近期的许多研究在分析收入差距问题的基础上,还将问题焦点集中于贫困问题,更加突出了贫富差距扩大的社会影响。
因此,有学者认为日本到了有必要重新审视其收入再分配政策的阶段。
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既然近年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现象,加之家庭结构的变化也有较大影响,这种收入差距不过是表面现象,没有必要过于担心。
但是笔者认为,只有明确老龄化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机制后才能够判断这是否表面现象,是否有必要采取相关的政策措施。
一般认为,老龄化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有两个原因:
①老年人与年青一代相比收入较低,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社会整体收入差距扩大;②老龄人口间的收入差距较年青一代的更大,老龄化就意味着收入差距较大人群的增加,从而导致社会整体收入差距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前者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共同原因,而日本则是一个例外,其收入差距扩大是通过后一途径不断加剧的。
与年青一代相比,老龄人口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并非国际上常见的现象,可以认为,日本的老龄人口就业率较高,其与非就业人群的收入差距导致了老龄人口间收入差距扩大;同时,有研究指出[5],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老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状况等更令人担忧。
可见,如何缩小老龄人口间的收入差距,减少老年贫困,必将成为日本的重要政策课题之一;而且,今后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将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重新审视收入再分配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三日本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及其效果
政府通过采取财政手段改善收入再分配的政策效果如图20-2所示,数据来源于日本厚生劳动省每三年进行一次的《所得再分配调查》,可以看出,日本的初次收入分配与再收入分配经过高速经济成长的20世纪60年代逐渐趋于平等,石油危机后略呈不平等势头后又趋缓,进入20世纪80年代安定经济成长期后,两者均出现不平等化加剧的现象。
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任何时期,再分配后的收入差距均小于初次分配收入差距,这说明政府的再分配手段起到了调解收入差距的作用。
从利用有关再分配收入手段对收入差距的改善程度(见图20-3)可以看出,随着日本社会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其改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特别是各种社会保障缩小经济差距的效果非常显著且在不断增加,特别是近几年,日本的收入再分配几乎完全来源于社会保障。
与此相比,个人所得税改善收入差距的效果甚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日本进行了根本性的税制改革,多次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累进度、降低最高税率、实施特别减税等减免个人所得税的措施,因此,个税的收入再分配效果不断降低。
图20-2日本的长期收入分配(基尼系数)
图20-3日本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改善效果
日本的社会保障主要有医疗、年金(养老保险)、各种社会福利等。
图20-4显示了日本社会保障占国民收入比重的长期变化趋势。
可以看出,随着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剧,日本各种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
其中,几乎固定不变的时期与急剧增加的时期交替出现,最终形成了整体的上升趋势。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形成于1961年的“国民皆保险、皆年金”制度,之后社会保障支出开始增加,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不断增加;但由于高速经济成长时期国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且国民的年龄构成较为年轻,所以,高速经济成长时期社会保障支付的数量增加并没有表现为对国民收入比例的提高。
进入1973年,经过高速经济成长后,日本的财政收入大大提高,为顺应追求“福利国家”的民意并在选举中获胜,田中内阁采取了一系列充实社会保障的政策与措施,将一直以来个人负担30%的老人医疗费改革为老人免费医疗制度,老年人的医疗费用由国家与地方政府负担;将被抚养家庭成员(家庭主妇、未就业子女等)的医疗给付由50%提高至70%,规定每月的年金金额为5万日元并随物价浮动的年金制度;1973年开始实施儿童补贴制度,1975年开始实行雇佣保险(失业保险)制度,还提高了对贫困家庭的生活保护扶助标准;这一系列措施使日本的社会保障得到较大充实,1973年被称为日本的“福利元年”。
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稳定增长时期,因此,社会保障给付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自1973~1982年的10年间由6.5%增加至13.7%,期间年金给付比例迅速增加,到1981年超过医疗给付所占比例,之后年金给付所占比例的增幅一直高于医疗。
图20-4日本社会保障占国民收入比重的长期变化趋势
1982年,政府接受临时行政调查会有关缩减国库社会保障支出的提案,加之受英国撒切尔首相、美国里根政权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的影响,日本政府决定修改社会保障制度,通过了老人保健法,废除了老人免费医疗制度,修改了健康保险法,规定被保险者的个人负担医疗比例为10%;实施基础年金制度,个人年金由国家负担的基础部分与按收入比例计算的厚生年金两部分组成,将可领取厚生年金的开始年龄由60岁提高到65岁。
这次改革控制了社会保障给付的增幅,其结果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给付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几乎没有增加。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增长甚低,社会保障给付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再次急剧上升(见表20-2)。
国家、地方均产生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小泉内阁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改革措施。
年金改革采取了与宏观经济状况联动的计算方式,防止工资上涨或物价上涨导致年金的实际下降,医疗制度改革后,由各都道府县对本地的医疗费拟订适当实施计划并具体管理实施,健康保险的个人负担增至20%;另外,住院费用中的床位费、餐费由个人负担。
2000年开始实施的护理保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福利支付的比例,但医疗所占的比例下降。
其后,社会保障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呈平移趋势。
表20-2不同家庭的收入再分配状况
从图20-2与图20-3还可以看出,日本现行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较大幅度地改善了初次收入的不平等状况,最新的《所得再分配调查》(2005年数据)显示,日本初次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5263,再分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873,再分配政策对收入差距的改善率为26.4%,其中24%是通过社会保障得以实现的。
从具体金额来看,每户平均初次收入为465.8万日元,减去需支付的税金(45.4万日元)与社会保险费用(52.2万日元),加上得到的社会保险给付金(181.4万日元)后,其再分配收入为549.5万日元;每户的社会保险给付占其初次收入的38.9%,支付的社会保险比例为11.2%,可见平均每户通过社会保险得到的再分配收入比其初次收入增加了27.7%。
从不同类型的家庭来看,老年家庭的平均初次收入为84.8万日元,而再分配收入为370.7万日元,再分配系数达到337.3%,这也主要源于老年家庭所接受的社会保障给付,其中,年金类收入占64.3%,医疗占29.3%,看护与其他给付占6.4%,老年家庭的基尼系数也因此由0.8223改善至0.4129,改善幅度达49.8%。
单亲家庭(母子家庭)的再分配系数也达到30.5%,基尼系数由初次收入的0.4581改善至再分配收入的0.3724,改善幅度达18.7%,超过一般家庭。
四日本收入再分配政策的问题及其改革方向
(一)日本收入再分配政策的问题
通过观察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日本的社会保障给付在缩小收入差距、调节收入再分配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老年家庭与母子家庭的收入再分配效果显著。
可以说,日本的社会保障措施较大地发挥了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对社会保障的上述收入再分配效果进行评价时,不应忽视以下几点:
(1)日本相当大部分的收入再分配是不同年龄层间的收入转移。
日本的社会保障实质上是由年青一代负担支付给老龄人口的年金、医疗、看护费用的,其结果缩小了不同年龄层人口间的收入差距。
日本收入再分配的80%以上是通过不同年龄层间的收入转移支付实现的,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这种转移支付将会明显增加,与此相比,同年龄层内部人群间的收入再分配并不显著;况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口增加,这种不同年龄层人群间收入再分配的规模自然会扩大,很难将其断定为政府缩小社会经济差距的政策成果。
(2)就个人的一生而言,有两种可能的情况:
①青壮年时代的负担与老年后得到的给付额所差不多,即负担与给付基本抵消。
这种情况下,从个人一生来看,再分配政策的效果比每年分析的效果大幅度减小,这说明短时间测算的再分配政策效果可能被夸大。
②青壮年时代的负担比老年后预期可能得到的给付额少,这不仅会造成负担较高年金保险金但得到较少给付的年青一代与老年人之间因负担与受益的不同而产生经济差距的情况,对将来得不到相应给付的预期也势必导致当今日本频繁出现的不缴纳年金等社会问题的发生。
由于受统计数据等因素的制约,现阶段无法对个人一生的收入进行测算,所以,上述问题尚无法通过数据计量实证分析进行验证;但针对不同年龄人群的研究发现,收入再分配的效果集中在老龄人群,老龄人群的收入差距缩小主要是由于得到年青一代所负担的年金给付而使老年人的整体收入上升[6]。
(二)日本收入再分配的改革方向
日本现行的社会保障政策较大幅度地改善了初次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在不同年龄层之间、不同家庭之间的再分配功能值得评价。
但即使如此,初次收入基尼系数与再分配后基尼系数仍呈不断增大的趋势。
结合以上几个问题,观察日本公布的最新调查数据可以发现,同年龄层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而且这一趋势在年青一代中表现明显,未成年人贫困率已超过老龄人口,且有随着年龄增加逐渐增大的可能,这一点无疑令人担忧。
因此,在认识到老龄化、家庭结构的变化表面导致收入差距“看似”扩大的同时,日本学界对同年龄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基尼系数上升这一事实也已形成共识。
由于现行税制与社会保障等收入再分配政策以不同年龄层间收入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因此,无法期待其对缩小同年龄内部收入差距有实际效果;随着少子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今后日本总人口呈减少趋势,现行由年青一代或未来一代负担老年人群各种社会保障给付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将难以维持,有必要重新审视现行收入再分配政策。
首先,有必要重新审视社会保障作为收入再分配政策发挥作用这一根本问题。
一般情况下,社会保障是靠被保险者缴纳的社会保险得以运营的,不是无条件扶弱济贫的救济制度,不缴纳社会保险者自然被排除在外;但是在日本,社会保障作为收入再分配的手段被运用在年金等领域,这往往导致最需要救助者反而得不到救助,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其次,与所得税不同,日本的国民年金是定额缴纳的,国民健康保险的保险金也跟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无关,是根据各地区加入保险的人数平均分摊的,虽然对收入特别低的部分人群有减免措施,但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低收入群体的保险负担。
另外,日本面临如何缩小同年龄内部收入差距的问题,特别是年轻人以及未成年人内部的收入差距极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持续以至于固定化,进而导致因出身或家境影响个人一生的情况发生。
这就特别需要“事先”而非“事后”的预防性保障措施,早期教育的均等投入至关重要,某种意义上需要教育与社会保障的统合。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社会保障的显著特点是给付水平低,年金所占的比重大,失业给付与以儿童为对象的给付较低,等等。
这主要是由于日本高速经济成长后,通过增加公共投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进而保障了国民的收入与年金等社会保障,与此相关,日本公共投入占GDP的比例是OECD各发达国家中最高的。
由于企业承担了部分社会保障费用,因此,经过经济萧条后,企业尽可能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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