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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华人社群的身份认同
伦敦华人社群的身份认同
[摘要]居住于海外的华人是典型的“异置者”(displacedpeople),对于他们而言,维系其价值体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本文通过对伦敦中国城的田野调查、日常生活的案例分析发现,居住在伦敦的华人仍然以一种中国的方式生活,并显现出很强的身份认同特点;其背后的隐性力量――中国的文化遗产成为其身份认同的主要内容,而文化记忆则是保留并延续中国文化遗产和身份认同的主要方式。
同时,这一过程也在不断更新中传承于后代。
[关键词]伦敦华人社群;异置者;身份认同;文化遗产;文化记忆
中图分类号:
C912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91(2014)03-0047-12
作者简介:
沈宁(1978-),女,上海人,云南省博物馆馆员,英国UCL考古学院文化遗产研究专业硕士。
云南昆明650032
在异域他乡,在西方文字的环境下,中国的方块字显得格外突兀。
伦敦的中国城(Chinatown)就是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共生体,强烈的中华文化使其与周围弥漫的西方文化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城’一词有两方面的含义:
比喻性的总称英国的中国社群,以与英国的其他族群包括白人区分开来;狭义则指具有浓烈中国气息的街道和街区”(Benton&Gomez2008,179)。
而生活在其中、构成伦敦中国城核心的华人是这块异域之异域的灵魂。
作为“异置者”的伦敦华人,他们是如何定义自身的,血液里流淌的是怎样的文化遗产和传统,他们的身份认同又如何?
当与外国朋友谈及中国社群时,他们大都认为中国人喜欢抱团并内向,从而维系着一种很强的民族身份认同,但从文化遗产学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国城这种异置(displaced)文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些特性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以伦敦中国城为中心,探讨伦敦中国社群的身份认同问题,试探对于“异置者”而言中国身份认同背后的力量以及它是如何维系的。
“个体可以用不同的社群和空间范围来定义”(Ashworthetal2007,4),而且“文化仅仅存在于并通过实践行为来体现”(1999inAshworthetal2007,7),因此,本文结合文化遗产和文化记忆理论,主要运用访谈和问卷调查两种方法,于伦敦华人社群的日常生活情况中寻求答案。
一、伦敦华人社群的历史背景
本案例研究旨在通过探究受访者的日常生活状况来看伦敦中国社群的文化身份认同及其延续问题。
而在入正题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伦敦中国社群在当地形成并聚集居住的历史背景。
(一)伦敦华人社群的历史
华人大量到达伦敦的时间可上溯到18世纪,“1782年首次对东伦敦中国海员进行过报道,这是普通中国人抵达英国的初始证据”(Parker1998a,68inBenton&Gomez2008,24)。
东印度公司所经营的中英贸易(Benton&Gomez2008,24)是中国人前往伦敦的原因之一,当时就有一些中国海员滞留在港口地带。
之后,“1918年,数千中国人加入到了英国商队中,并有数百人滞留在英国港口地区”(idem,26)。
因此,“华人起初以大量水手而非定居者的身份(如爱尔兰人和犹太人)来到英国”(idem,63)。
另一个很少提及的原因就是战争:
“在1799-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大量中国和印度水手通过东印度公司抵达伦敦,成为英国皇家海军的补给”(ibid)。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数万中国劳工(称之为华工)受雇于英法俄同盟,成为战地补给”(idem,27)。
第三个原因在于,华人是劳工输出的来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殖民政府以提供英国国籍为条件鼓励移民,以缓解英国边远地区的用工短缺(idem,203)。
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无论是刻意还是偶然的,比如一些海员在合同期满前被解雇;1870年代由于经济大萧条,美国发生了反华人运动,一些中国人从美国逃至英国(Shang1984,8;Benton&Gomez2008,25)。
这些都成为伦敦Limehouse区华人社群聚集的原因。
基于以上原因,伦敦的华人社群经历了一个从“移居到移民”(Benton&Gomez2008,89)的进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几次大的移民潮:
“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期间,出现了最大的一波移民浪潮,主要系来自香港的男性农工。
他们大多受雇于中国餐馆和洗衣房”,其后代组成了大多数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后代(TheBritish-BornChineseCommunity,2009)。
所谓的第二波移民潮系由已移民者妻室和附属人组成,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促进了英国华人社群在经济上的大发展(Benton&Gomez2008,39)。
“然而,最显著的移民潮兴于1980年代中期以后直至今天,恰巧当时中国放开了移民限制”(TheBritish-BornChineseCommunity,2009)。
(二)伦敦中国城的历史
最初,并没有“中国城”一词,直至1890年代中期才出现这种提法(Seed2006,62)。
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中国城形成之前,中国人多集中在EastEnd地区名为BlueGateFields的地方,人们将它称之为“中国角”(ChineseQuarter)(Benton&Gomez2008,26)。
“至1885年,中国人聚居的中心迁到了WestIndiaDocks的Limehouse区(ibid),集中在Causeway和Pennyfields等街区(Birch1930,144)。
“英国调查记者GeorgeSims在1902年首次用‘中国城’[来称呼伦敦称之为Limehouse的地方]”(Waller1985,9;Benton&Gomez2008,179)。
由于历史原因,华人因为与海运的关系而聚居在这一区域,同时也意味着“这一区域是当时英国伦敦作为国际大都市最为国际化的区域”(Seed2006,59)。
“十八世纪初,这一区域被称为伦敦最东部”(Birch1930,51),这地方的房子看上去、闻上去就有一种海的味道(BesantinBirch1930,11)。
当时“国际通行的印象是,一群中国人躲藏在伦敦东部一个黑暗、迷雾的码头区”(Seed2007)。
在Brich的书里,作者特别描述了当时的中国社群:
有一段时期,他们都有一个既定的民族特点――穿着他们的服装,长杆搭在肩上挑运货物,编着长辫,总体而言,他们很安静,不起眼,好赌(1930,144)。
SaxRohmer把中国城形容为“一群恶魔般的中国天才们占据了那块地方,经营着走私毒品和其他东方特有的危险营生”(RohmerinSeed,2007)。
战争中,中国区遭受到德国闪电战的重创;战后,这一区域又作为废墟和贫民窟遭到清理(Benton&Gomez2008,31)。
也许是历史巧合,中国城的历史与伦敦地理上的东西两端相联系。
在伦敦的西端,一个新的中国城发展了起来。
极富戏剧性的是,现今的中国城完全脱离了老中国城黑暗混乱的形象,被列为伦敦十大旅游吸引地之一(Benton&Gomez2008,182)。
在LeicesterSquare地铁站导向中国城的醒目标志说明了中国城的受欢迎程度。
新的中国城从外表上呈现出很强的中国特点,比如:
中英双文的路牌成为明显的“分界线”;中式的传统建筑成为中国文化的明显标志;大大小小的中式餐馆、超市和商店遍布整个中国城;而且,无论大节小事,这里举办各种中国特色活动。
二、调查材料分析
此部分主要对案例调查中面谈及问卷材料进行分析。
中心问题集中于受调查者的日常生活――正如Howard提到的遗产分类,称之为“私人遗产”(Howard2003)。
从遗产学的层面,Howard将其定义为“人们自身想要保留的事和物”(idem,148),以呈现伦敦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一)调查背景说明
首先需要提一下调查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以便于后续的理解。
始料未及的是,笔者作为一名中国人,调查居住在伦敦的华人,要比想象的困难很多。
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难以触及、难以对陌生人打开心扉,这也是作为异置者的典型行为表现。
要想找到华人作为调查对象,最好的地方应该就是中国城本身。
但笔者花了大量时间在中国城游走并做过数次努力都无果,人们不愿意交谈,一些人甚至起身“逃走”。
对新中国城中心GerrardStreet街的华人社区中心的拜访也遭到拒绝。
在中国城,笔者成为了一个陌生的中国人。
一系列拒之门外之后,笔者只能想其他办法以接近伦敦的华人。
比如,花了很长时间,按照中国式的人际关系,通过中国朋友,接触了一些华人;花了六英镑成为之前提到的华人社区中心的会员,并参加他们的活动。
通过诸如此类的方法,笔者最终采访了不同年龄和社会角色的十八位受访者:
从90岁高龄的海员,到在英国出生的青少年;从职业银行从业者到新中国城餐馆的厨师。
调查主要在新中国城和伦敦Docklands博物馆完成。
在时间和具体情况的限制下,调查材料有问卷和采访两种:
共计完成有关伦敦华人“身份认同”问卷34份,以从非政治和非专业的角度呈现普通人对身份认同问题的理解,旨在挖掘“中国身份认同”的一般概念和理解。
访谈18人,通常30至60分钟左右,主要建立在半开放式问题之上,一般围绕日常生活、生活习惯、与中国的联系,以及朋友和个人兴趣等与文化遗产息息相关的问题,以便从行为层面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
(二)调查数据分析
在此部分,首要的问题就是在伦敦“中国身份认同”是什么。
因为“身份认同”问题可以简单理解为如何通过自我意识和与他人的对比来识别某个群体,笔者将把华人和非华人的观点集中起来。
随后,将举出几个典型的例子,通过受访者的陈述来看他们的日常生活。
调查问卷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点:
首先请答问卷者根据其自身的判断罗列出中国城中最能代表中国身份的五项具体特点。
第二项问题是关于英国出生华人后裔(BritishbornChinese,简称BBC)的“身份认同”问题。
表1体现的是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答问卷者共计34人,其中华人和非华人各17人。
体现“中国身份”的五个特点由答问卷者自由填写,一些答问卷者仅填写了二到三个特点。
关于BBC的身份认同问题,分别各有一位华人和非华人对此问题没有作答。
表格中有关“身份认同”问题体现出的这些元素虽然不能对“中国身份”勾画一个完整的图像,但体现了“他”“我”两个群体对同种文化的不同理解。
因此,可以理解为“身份认同”是一个关于群体自身如何看待自己,而他者又是如何看待该群体的问题;两者之间在某种程度上虽有关联却又是可以是割离的。
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身份认同”相对而言是对一种文化粗浅、表层的体现和认识。
并且,“身份认同”问题关系到的是自身和他者、内部和外部的不同认知,这些认同特点是否能真正代表该民族的真实内涵尚可争议。
区别可见的物质实体相对容易,但身份认同问题归根还是有关人的问题。
在调查问卷中提到如何看待BBC的身份认同问题,他们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
在此境况下,问题变得很复杂,虽然他们有着东方的面孔,一些答问卷者视其为华人或英国人;大部分答问卷者认为他们仅部分是;两位答问卷者没有作答。
由此可以看出:
人种和样貌并不是文化身份归属的决定因素,即不可据人种来简单定义某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在访谈中,此类人群的“身份认同”同样存在争议,比如:
男孩E:
在这(伦敦)出生的人很少会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先生H:
我们是一样的,为什么不是呢?
中国人总是团结在一起的,我们相互爱着。
先生F为一个中国社区中心工作了五年时间,他的观点如下:
他们介于两者之间。
当他们在英国社会中时,外界的人们并不把他们视为英国人。
当他们来到社区中心时,他们不说粤语或普通话,因为和其他人难以交流,他们便不再来了。
所以很难界定。
笔者有幸参加一次在博物馆专门为年轻华人和BBC举办的活动。
当组织者要他们自己分组时,他们把自己归在了“伦敦人”组,并且他们之间交流也是用英文。
其中一位男孩Q这样形容自己:
“我想我是一个香蕉(黄皮白心)吧,但我不在乎,也不在乎人们如何看我”。
另一位男孩提到:
“你可以听得出来我有很浓重的伦敦北部口音”。
但“不在乎人们如何看我”就隐喻了被他人群边缘化的状况,实际上他们无论在伦敦当地社区或是中国城都无法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这也是他们所面临的重大困境。
在此情况下,笔者不能将BBC的“身份认同”简单的划分为华人、非华人或部分华人。
对于他们而言,“我是谁”这一问题更像带着不同的帽子,因为身份认同“更像衣服而不是肌肤”(Howard2003:
150)。
正如他们选择哪件衣服来穿一样;他们自己可以选择要成为谁(ibid)。
由此,要直视“身份认同”问题不能停留在“帽子”的层面,而必须深入探究。
以下是关于访谈典型案例的详细内容,主要涉及受访者的日常生活。
选择日常生活作为探究对象是因为很多抽象概念都是可以刻意塑造或伪装,而日常生活则相对原真,以从其挖掘延续中国身份认同的力量元素。
先生H有90岁了,起初是中国海员,在伦敦居住已经60多年了。
向我谈及了他的生活并给我看了几张照片(图3):
“我刚离开香港那年,日本鬼子和八国联军入侵了中国。
我当时做了几份工作,在餐馆打了几年工;之后做外卖;后来又当过厨师做点心和北京菜。
我的英语还是不好,不过我知道‘China’。
我想回中国,落叶归根。
但在这,只要我活着,总有人来照顾。
我经常去中国城和华人社区中心,打打麻将,会会朋友。
”
女士I是先生H的护工,当笔者和老先生谈话时,她一直在旁边,似乎对我们的话题很感兴趣,并加入了我们的谈话。
她39岁,在伦敦待了5年,因为丈夫被中国的公司派来这工作,于是她和儿子便跟着来了。
初来伦敦时,儿子3岁,现在8岁了。
她最担心的是儿子的教育问题和中文语言问题。
在谈话几近尾声时,她向我提及在伦敦生活的感受:
“我会带儿子回去(中国),虽然他现在的英语已经很流利,但他没有英国背景。
单凭我学的,在中国可以有份很好的工作。
英国人看重的是英国自己的学历和工作经验。
我丈夫和一群英国人在一起工作。
当他们出去时,他不知道他们在开什么样的笑话且为什么要笑。
很多事情都停留在表面。
另外,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太不一样了,交流起来太难了。
”
女士M,71岁,来自上海,她在伦敦待了20多年。
笔者在华人社区中心的一次活动中遇到她。
当时的活动约有四十多人参加,但均为老人。
老人们之间多用粤语交谈。
其中一些人见到我时目光谨慎。
笔者因为不懂粤语而边缘化了,幸好得女士M接受,她说普通话,并且在笔者告之父亲也是上海人时,她开始健谈了起来。
她带了中饭,看上去很上海口味。
谈及在伦敦的生活,她略带伤悲:
“我每天没太多的事情,除了去中心的英语班并和他们(其他中国老人)呆在一起。
我能说一些基础的英语比如买个东西、问个路之类的。
每年,我都回中国去看我儿子,就这样两地跑着;等有一天我跑不动了,跑到哪里就在哪里寿终吧。
上海变化太大,我都不认识了,也没有朋友在那;原来的房子卖了,所以回不去了。
在这,英国政府养了我十多年了,我有套房,够我住。
我不愿放弃这一切。
如果回中国,我不想麻烦儿子,那就得去老人院;而他也不愿意,因为这样亲戚朋友会说他。
所以,其实我哪都没呆。
”
还有一个例子是女士N和先生O(夫妻关系),还有先生P(租房客)。
他们一起合租了公寓,住在一起四年多。
每人都有不错的工作:
先生O在银行工作;他夫人女士N有几份兼职,如在学术机构做助教、项目协调人等;先生P是保险公司的精算师。
工作之余,他们大多时间都呆在家里,诸如参加活动或会朋友之类的事很少发生。
夫妇相互很依赖,而先生P可以花几天时间就呆在家里上网。
对于他们而言,最享受的事情就是做饭,尝试各种做法和风味。
各种中国调味品和食品装满了橱柜。
谈及他们的生活和与当地社群的联系时,他们并不多言:
女士N:
我们有不同的文化,所以难以融入当地社群,这是一件很好理解的事情。
亚洲人都喜欢呆在一起。
先生O:
生活习惯是从小就养成了,而且都不同。
在伦敦,我大多数的朋友都是中国人,英国人很少。
但我们都不经常出去。
工作的时候,我和外国同事交流不多。
先生P:
我就融不进去(英国社会)。
我不喜欢去酒吧喝酒,他们说笑话我也听不懂。
我觉得中餐才吃得饱肚子。
以下是几位中国小伙,从20到26岁,他们同租一套公寓。
男孩E自完成预科以来在伦敦三年了,男孩J和K在伦敦大学学院读书,来了一年。
男孩L在伦敦四年多了,在中国城当厨师。
采访正值晚餐时间,他们正一起做饭,并邀笔者一起吃饭。
饭菜很可口,屋子里充斥着家的气氛。
茶余饭后,他们都表达了要回中国的愿望。
男孩E:
我觉得和中国人住一块儿舒服。
外国人都喜欢自己的空间。
对于我而言,很难融入英国社会,我宁愿呆在家里或会会我的中国朋友,我们有时会去卡拉ok。
至于学校的活动,我不喜欢参加,除了听课以外,我都觉得格格不入。
男孩J:
班上有几个中国学生,所以我们都一起工作。
我不喜欢去酒吧喝酒。
男孩K:
我们经常一起去买东西,中国城里蔬菜、调料啥都有。
学校的小组里,和中国人一起工作要容易的多,对于深层次的问题你很容易表达你的想法和理解。
男孩L:
我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就两个字“压抑”。
所以我放弃了。
我没外国朋友,我觉得之间有个巨大的鸿沟。
外国人很懒,但中国人都很勤奋。
除了周日,我都从上午11点工作到晚上11点。
我生活在一个中国式的环境当中,对此,我很开心。
这儿的人都很现实、很实际。
但咱们看重的是“人情”。
我的目标就是赚到第一桶金,然后当一个老板,而不是打工。
我最终是要回去的,那是我的根。
笔者在之前提到的博物馆活动中遇到男孩Q,21岁,是位在伦敦出生的华人后裔。
他的家庭背景很具代表性:
父母都在餐饮业工作,父亲是厨师,母亲是位餐厅服务员。
活动中当组织者问“你来自哪里”时,他把自己归在了“伦敦”组,而且与笔者用英语交流。
“我在伦敦出生,去过中国一次。
我的朋友都是BBC和中国人。
母亲通常为我做中餐,但有点西化。
和父母我说粤语,但相对我的英语而言很有限。
中文我能说点但不会读不会写。
业余时间,我会上上网,或去中国社区中心做志愿者。
有些时候会和朋友出去,但我们很少去泡吧。
”
通过以上案例,也许可以勾勒一幅中国人在伦敦生活的粗浅画面。
大多数受访者的生活方式都极其相近,诸如吃中餐;与伦敦的中国朋友和居住在中国的亲戚保持定期的联系,注重人情冷暖。
在受访者中,没有人喜欢泡吧或去俱乐部,而这一点是很典型的英国生活方式之一。
相反,宅在家里,或对年轻人而言上网冲浪是他们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
这一点对于在中国出生并长大的中国人而言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与伦敦的社会缺乏关系的积淀,他们的根基在中国。
然而,笔者发现BBC也保持着相似的生活方式,只是他们与中国的联系很少;虽然操着地道的英语,但他们并没有很好地被当地社会所接纳。
同时,笔者必须承认所有的受访者由于其经济收入、历史原因等因素都属于中产或更低一点的社会背景。
在伦敦,应不乏过着富足或奢侈生活的中国人。
但从社会的金字塔结构来看,这部分人该是少数,并且,他们几乎是不可触及的。
以下章节,笔者将对调查问卷和采访所得到的数据和材料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以探讨身份认同背后的隐性力量。
三、调查材料理论探究
21世纪初,“民族主义”伴随着其政治、社会、文化力量,在全球性民族冲突和西方国家分裂主义不断凸显的背景下成为一个热门词汇(Bell,2003,63-4)。
在此情况下个体和集体“身份认同”责无旁贷成为“民族主义”的识别基础,成为内化/外化、自我/他人、我们/他们的识别体系(ibid)。
同时,全球化的大环境使“身份认同”成为热门话题。
自工业革命以后,现代交通、交流方式逐渐模糊了人们之间原有地理上的清晰界线,“过去”被突然切断(Lowenthal1998,9;Shackel&Chambers2004,10),由此引发了诸如“根”、“源”等全球化的讨论,人们开始不断寻找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
人类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使身份认同成为一个国际化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断增长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该名录虽然是以“国际大同主义和普适价值”(Barthel-Bouchier,MingMinHui,2007)为旗帜,但更成为民族身份认同的地标性标识,随之成为民族文化记忆的塑造方式之一。
从伦敦华人社群的历史到实地调查中的见闻,可总结两点:
一是中国人总是团结在或大或小的中国圈子里,与当地社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二是由于异置,他们相对弱势。
从大自然中可以找到隐喻:
弱小的鱼都成群结队以抵御外敌;陆地上的小型物种也常有群体生活的习惯,即便在进食或睡觉时都十分警惕周遭。
伦敦的华人社群由于在异置的环境下,正如这些自然生物一样需要自我保护。
这也许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很难接近,并具一定的“防御性”。
最终,这也导致了具备条件者则内置,而他者则受排斥、受外置的局面(Ashworthetal2007,4)。
从表面上看伦敦华人社群呈现出很强的身份认同。
正如其中一位受访谈者(先生F)强调的那样:
“当你置身在自身文化之外时,你才需要谈及它”。
也就是说身份认同需要特定的环境,它是一个关于“自身”和“他者”的关系问题。
事实上,“身份认同”是很难界定的概念,因为它关系到不同文化环境下有关族群成员不同程度的自我意识所引起的人类学和哲学问题(Davies2002,4;Mauss1979,57ff;Carrithersetal,1985;Morris1991inSchwederandBourne,1991,113)。
它指“一种过程、分类、知识和方式,通过此社群得以定义,并使其成为特殊或不同”(Donald&Rattansi1992inAshworthetal2007,4)。
如之前提及,“身份认同的核心概念是‘他者’――群体、国家民族内外――并伴随着竞争或时常相互冲突的信仰、价值观和夙愿”(Said1978inAshworthetal2007,4-5)。
反之,这种“对‘他者’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则强化了自身的身份认同”(Douglas1997,151-2inAshworthetal2007,5)。
由此,“身份认同”是“置于特定语言中、特定社会网络之下的自我意识”(Davies,2002,4)与他者如何诠释自身群体的共同结果。
这是一种选择性的“身份认同”构建过程,它存在于关系自身和他者的不同文化之中。
以下笔者将分析身份认同与文化遗产和文化记忆的关系,以说明文化遗产是民族身份认同背后蕴含的具体内容;与此同时,文化记忆则是存储并延续一个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
谈到基于案例之上的文化遗产和身份认同的关系问题,纵览调查的材料,身份认同的某些特点是在中国文化遗产整体框架下的一种自然状态。
日常生活中包含着各种生活习惯,这些习惯实际上是受某社会群体的文化遗产所支配。
“文化”存在于实践当中,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权力和控制系统,是社会和物质的构建(Mitchell2000,64inAshworthetal2007,7);“遗产”系源于个体继承祖先思想而形成的一种集体一般化(Tunbridge&Ashworth1996,1),它关系到共持一种信仰或相信自身不同于他者的每一位族群成员(Howard2003,1)。
比如,每一位个体都有权决定此刻要做什么,但总有些事情这个群体的每个人都会按照约定俗成的方法去做――因为他们都继承了相同的文化遗产,因此“文化遗产使一个社群得以对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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