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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政策与法律
社会保障政策与法律
引言
非常高兴我们以这种方式,对社会保障的政策和法律问题做一个交流,社会保障这样一个关系到国家,关系到企业、家庭、个人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做一个交流。
今天下午从四个方面,第一个我想针对今年全国人大,针对社会保障的问题,或者说针对社会安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记者把它叫做“沉甸甸的数字”,针对这个问题,这里面很多涉及到的是社会保障,那么站在公共管理的视角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所以呢,先谈一些思考。
我们先把有关社会保障的问题作一个比较深远的思考,不是先就事论事的谈什么是养老金,为什么看病贵,我们先有一个更深刻的思考,这个思考我们会跟政府改革关联起来。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问题,我们再讲一下社会保障的最基本的原理。
第三,我们看一下中国现行的养老金政策,尤其最近养老金政策有个比较大的变化,国务院的38号文件刚刚出台,一些新的方案刚刚开始,所以我们对中国的养老金政策在2005年以前的国务院26号文件指导下的养老金计划是怎么样的情况,面对什么问题都要有所了解,为什么要出台38号文件,为什么我们对过去的养老金政策会有一个改进。
第四,我们看一下中国社会现行的医疗保险,它的政策是怎么安排的,针对上述问题,我们看中国在社会保障,养老金,医疗保险立法问题上,我们面对哪些挑战,人们都在呼吁中国需要一部社会保障法,或者说需要一部社会保险法,我们在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资金筹集、基金管理、待遇发放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也有一些争论,所以非常需要用一部法律把它能够确定下来。
因为我们知道,法律是经过经济、政治、社会各种问题的讨论,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利益相关群体之间讨论,最后大家中间达成的一个妥协,或者说是一个共识。
中国在社会保障的问题上,非常需要这样的共识,比如中央政府的责任,地方政府的责任、国家的责任、企业的责任、个人的责任,这些都需要有一个共识,所以中国确实非常需要一部社会保障法,或者降低一个层次,我们先出台一个社会保险法,都非常需要。
但是我们对这四个问题介绍讨论后,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在社会保障立法上存在哪些障碍,如果我们不对这些问题有一个讨论和共识,这个社会保障法和社会保险法在中国出台就很困难。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关于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
关于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
我们还是从今年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一些问题来看,面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沉甸甸的,危及社会安全的数字,我也接受了一些媒体、记者访问,他们总会说,“面对这些沉甸甸的数字,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是公共管理学院,我们研究问题要站到一个公共管理的视角,那么站在公共管理的视角怎么思考这些沉甸甸的数字呢?
所以我们从以下几点来想,站在公共管理的视角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公共品
社会保障是一个公共品,大家知道1848年英国艾德礼总理宣布英国建成了福利国家,就是说,英国宣布它构建了一个福利摇篮,它给战后的人们一个向往、一个振奋,建设了一个福利摇篮,这就是我们后来讲的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
当初在这个摇篮里有什么?
这个福利摇篮里有四大公共品,第一是持续的收入,意思就是当人们失业、老年、患病的情况下,要钱维持生计,所以提供一个持续收入,当人们遇到社会风险,给他们一个持续收入,这是福利摇篮里的第一个产品,这是纯粹的一个公共品。
那么这个摇篮里的第二个公共品是什么呢?
第二是健康,就是公民的保健,英国在颁布社会保险法的时候,对它的公民讲得非常的清楚,帝国的未来不仅在强大的军队,更在于健康的儿童,所以它的第二个公共品是它的保健系统。
第三个公共品是什么呢?
第三是教育。
第四个公共品是住房,因为土地是有限的,土地上能盖的住房,或者说可以用来盖房的土地更有限,那么在有限的土地上,政府要做三件事情。
一是要让工薪层买得起房,二是要让没钱的穷人能住房,咱们叫穷人房,三是要有房地产的事业开发,房地产甚至还是金融工具,三件事都要做,政府不能缺位,在这个福利摇篮里,首先是对穷人,要让他们有房住,让工薪层能买得起房。
所以在这个福利摇篮里有四个公共品,从1848年英国建成了它的福利摇篮,我们后来在理论上把它概括为福利国家。
这个告诉我们,公共品需要一个供应机制,公共品的提供要形成一个机制。
那么人大代表提出的一系列沉甸甸的危及社会安全的数字,如果从社会学角度或者从文学上可以用数字,用感情去说话,但是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我们就要检讨,这个公共品的供应机制是不是已经构建,或者说我们的机制还存在着问题,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然这里首先说,社会保障里哪些问题属于公共品,政府的全权责任,政府要极力的,努力的去构建这个供应机制。
因此政府改革与一个服务型政府的再造,就成为我们解决公共品,解决这些危及社会安全的这些问题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就提出了政府改革和服务型政府的再造,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构建公共品的供应机制。
关于政府改革和服务型政府的再造,我这个片子的后面会给大家用这样一个结构图介绍全世界20世纪70年代以后各国政府改革的发展阶段。
通过政府改革和构建一个服务型政府,或者说一个服务型政府的再造,我们构建一个公共品的提供机制,涉及到社会保障,它还需要一个积极的社会保障政策。
前面讲到1948年艾德礼总理宣布英国建成了福利国家,那么现在布莱尔给英国人描述了一个积极福利政策的蓝图,所以人们把20世纪福利政策的做法,站在现在的角度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同时看到有些东西已经不适合当前时代了,比如人口老龄化,政府的负担过重,是不是要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制度等等,所以人们把20世纪的做法的经验总结以后,发现有些地方不太适合现在的发展,那么把这些不适合现在的做法叫消极选择,或者消极政策。
那么现在人的任务是什么?
现在人的任务就是要发现哪些任务是消极的,同时要去寻找积极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才能使福利思想、福利理论以至延伸到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越来越完善,所以英国人讲的就是福利国家的继续发展,20世纪的东西已经有消极性了,要建立积极的,21世纪的福利国家。
在积极的社会保障政策的基础上,当然这个政策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执行性的政策,对西方讲,它可能是一个规划,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社会保障立法,人们达成共识,有法可依,可以形成一个社会保障法制环境。
政府改革与公共品提供机制
下面我们看政府改革与公共品提供机制,就这个问题,我们简单回顾一下,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政府改革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
我们知道20世纪70年代,这十年也就是我们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的这十年发生了什么,这十年非常关键,用一个非常形象的话说,这十年是计算机从大变小的十年,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计算机通常要占用一间房子,非常大,主要用于国防、电力、部队、航空,一个计算机要占用几十平米甚至上百平米,但是就在这十年当中,计算机从大变小,慢慢地变到了家用电器,现在变到小孩玩具,一些迷你的小电器,越来越小。
这个计算机从大变小的过程,就是第三次技术革命,它带领人类从工业化后时代进入了信息时代,这十年应当说是一个生产力巨变的时代。
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一个非常普遍的道理,随着计算机由大变小,生产工具发生变化,接下来生产方式就会发生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会导致生产关系改变,而生产关系的改变会使上层建筑发生变化,所以在全世界就掀起了政府改革。
当我们知道在美国,里根由演员当上了总统,我们也知道在英国撒切尔,但是我们那时可能并不太清楚,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尤其把她称为“铁夫人”,她为什么“铁”,“她”铁在哪里,当时我们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我们并不是很了解,事实就在那个时候美国和英国掀起了一个政府改革的高峰。
为什么在计算机从大变小的时候政府要改革?
就是我刚才说的,计算机从大变小,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工具,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力,事实上也改变了我们生活和生产的背景,也大大改变了我们生活环境。
一方面,每一次生产力变革,都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生产力的每一次变革和提高,企业有机构成的提高,都会带来一批新的贫困群体,象我们中国现在的“40”、“50”就是中国企业改革,生产力迅速提高过程中,当我们还有些结构性的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
“40”、“50”的人群的工作很难维持,再找新的工作又非常困难,显然是生产力迅速提高造成的一个新的贫困群体。
所以当生产力每次变化,会有这么一个现象,我们在一次生产力变革之前,把原有的社会贫困群体解决好,否则在生产力变革期间的政府就象一个“三明治”,它受两面夹击,必须解决生产力变革之前的贫困群体,又要解决生产力变革之后又出现的新的贫困群体,两个群体都需要解决,是不是中国现在就有点处于这种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的改变,人们的生活面对了新的需求,我刚才讲生产力变革带来了新的贫困群体,但是生产力的变革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方式,人们可以提前一年去订机票,网上有银行的服务,通过点击可以看到一年的旅游服务等,这其中有很多环节,有些是公共设施,有些是私营公司可以运营的,但这些公共设施是需要政府来操心的,一旦某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我们在网上的服务就是不安全的,所以生产力变革以后,带来了风险、挑战,也给我们带来了机会、方便,但更大的一个现象带来的是全球化,各国的疆界被打开。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把这种现象用公共管理视角做一个概括,就是说公共服务的需求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在增加,面对这样的变化,一个问题就产生了,我们在70年代时的那种政府,理论上叫官僚体制的政府,官僚体制不能否定,这不是贬义词,但是我们知道官僚体制是“三个士兵养一个首长”,“三个处司养一个综合处司”,三个士兵跟着一个处长来干,三个处长要去支这一个司长,若干司长要去支持一个部长,为什么?
官僚体制主要是政治功能。
政治选择形成共识需要一个由基层逐渐统一的过程,所以在70年代以前政府的体制基本是官僚体制,这种体制在结构图是一个三角,“三个士兵”,就是普通工作人员去支持一个处长,三个处长再去支持一个司长的话,这是一个三角结构,最后的问题的决策,是经过这样的过程,由“首长”做最后决定。
这样的体制,面对不断发生,增加改变,竞争更加激烈,而且全球化的公共服务,咱们想想这个政府能不能适应?
它会产生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当公众提出需求的时候,这边要慢慢地决策,这个决策的时间可能等到这个需求已经过去,或者这个人都已经病死,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另外一个结果群众聚集起来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把群众的“火”,一下烧到政府内阁的最本部,可能医疗保险的病人,比如一大群的“肾透析”的问题,“肾透析”的门诊费用都不报销,都要靠自己的账户解决问题,这可能吗?
这就可能出现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直接找到劳动部长、医保司长,地方的话直接去找社保局长,这就是说公民提出需要的“火”就会一把烧到政府内阁的最低层或是最内层,而这些领导就马上不能正常办公,要去应对,所以人们把这叫“灭火”。
当这种情况出现后,如果政府不改革,一方面是公众的需求没有办法应对,速度太慢,应急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都太慢,不是哪一个领导没能力,也不是哪一个工作人员不负责任,而是体制上没有办法作出决定,也不能及时提供这个服务,但另外群众的问题要解决,最后就会聚众到了政府面前。
所以我们政府非常核心的,要做高层决策的部门却需要去面对救火,我们从公管的角度去想,为什么要让内阁的决策机构天天去“救火”呢?
因为这把“火”烧到面前了,我们没有把政府改造得让这“火”不烧到你面前。
所以在这种现象面前,提出了政府改革,政府不改革是不可能的。
政府改革在70年代末期开始,人们把它用一个话概括“小政府”,我们不能理解小政府就是缩小政府规模,这么形容是因为到了70年代政府都比较臃肿,官僚的体制太大,面对公共服务显的沉重、笨重,所以人们直观说要缩小它所以叫“小政府”。
但是“小政府”的改革不仅仅是要把政府缩小,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如何面对公共服务需求,改变自己,所以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面对公共服务需求,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公共品的供应机制,要分清政府的政治统治功能和公共服务功能,把这两个功能在理论上说清楚,然后对政府的组织体制、服务流程以及政府的人员理念、能力、素质、知识结构做一个改变。
经过70年代、80年代的改革,很多国家的政府体制就发生了变化,就形成了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图。
一部分是维持官僚体制,官僚体制不是贬义词,我们不要怕提官僚,关键是用官僚体制去应对公共服务,它就是贬义词了。
在这个政治统治功能下,要维持官僚体制,当然,官僚体制也要精兵简政,但更主要的是面对公众和企业公共服务需求,政府要构建另外一套体系,是一个服务功能的体系,而服务功能是政府直接面对它的公民、它的企业提供服务,这套组织体制不能按官僚体制的三角一级上升、逐级自下而上集中的体制来建立,而要建立一个扁平化的网络体制。
扁平化的网络体制跟官僚体制有质的差别,人和机构要重新安排。
我看了上海社保结算中心的案例非常高兴,我们有摸着石头过了河的人,不要老说我们还在摸着石头没过河。
上海社保结算中心的案例可以讲两个特点,后来中央党校、组织领导听了我的报告都越来越重视,而且去参观,也给他们找了不少麻烦。
上海社保结算中心有两个特点证明它已经过了河,一是它的一个柜员一天可以为1.25万人提供服务,这是前年的数据,现在一定还要更好,它有24小时电话服务中心,它的绩效是非常好的;二是它里面没有谁是局长、处长、科长的这种官僚体制痕迹了,它关键是几大功能:
窗口、财务集合、数据管理、系统网络的技术支持,后面的党办书记行政整个培训支持只有4个人。
它推行一个新的保障计划,比如工伤保险法出台了,在这个扁平化的网络里,技术人员把它输进这个系统,对工作人员一培训,马上就可以做了;要是官僚体制就是先建一个处,谁来当处长,怎么跟财政要钱自己建立系统,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
这就是差别。
所以这种小政府的改革不是缩小政府,而是政府要改变自己的组织、流程、人员,然后面对公共服务,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全球化打破各国疆界以后,政府的位置和角色已经在改变,政府具有了CEO的角色。
全球化可以打破各国的疆界,但打破不了民族,到了海外三代以后人家也说你是华人,每个民族要带领他的人民全球竞争,而且是横向比较的竞争,所以跟企业一样有了这样的象CEO的特征了。
所以这时候政府面对的是改造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官僚体制和网络体制、政治统治功能和服务功能相结合的政府。
事实上有很多委员会、公共服务功能的局、中心的出现,但它跟官僚体制是分开的,是直接面对市民和企业的,所以政府就形成了我们给的这个结构。
这个改革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中期尤其是20世纪末期,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使用,信息归集能力、精算、统计等各种方法的出现,人类具备了检验公共项目的能力,也就是说有人给政府打分了,这就是公共项目评估。
当这个能力具备以后,全球化就更加明显了,全球的竞争趋势也更加激烈,政府象CEO这个角色就越来越突出了,所以这时候政府仅仅是体制上变革还不够,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就进一步提出了绩效政府。
实际上绩效政府就是向政府要绩效,这就把我们政府传统的理念和评价机制都改变了,政府每年都要年终总结,这叫不叫绩效呢?
绩效管理是要最后的结果,而政府过去是看过程不看结果的,把工作事先安排好了,按部就班,该花的钱花了,该开的会开了,该做的报告做了,这个事就做完了,这些都按时做了就是好机关好干部。
但是绩效政府是要最后结果的,过去我们是没有这个最后结果的评估体系或办法的,所以绩效管理就是,影响最后结果的每个因素要发现要改变,通过这个发现和改变,提供好的结果,这就使政府有点接近企业的CEO。
这样全球在90年代末期尤其是当前,新一个阶段的政府改革目标不再是“小政府”的问题,而是绩效政府的问题。
因此说到我们中国,70年代我们在做什么大家很清楚,“小政府”改革时代我们在做什么大家也很清楚,改革开放后我们是经济改革在先,希望政治改革放后面一点稳妥一点,所以实际上政府改革我们是滞后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西方学了很多词,各种委员会、局、中心我们没少建,但是到今天我们能不能将他们和政治统治功能分开?
而面对公众和企业的提供服务的这个体系、网络型政府有没有建立?
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不伦不类”的事业单位,怎么改变它,我们还是很困惑的。
就因为我们没有经过70年代伴随生产力变革的时候改造我们的上层建筑,那段时间又落后了,现在全球的“小政府”改革结束了进入到绩效政府改革了,中国人就得再造政府,我们得把“小政府”、绩效政府两个阶段叫做“两步并做一步走、一步做完”。
所以中国面临一个政府再造、组织体系的再造、服务流程的再造,接下来人员和培训的再造。
组织体制我们用这个结构告诉大家了,服务流程三个字叫“一站式”,为企业公众提供“一站式”式的服务,这里有很多理念要改变,很多政府部门之间要合作。
组织体制在变,网络型政府是人和机构的重新安排,扁平化跟官僚体制是完全不同的。
从官僚体制走向一个扁平化的网络体制,真正直接用网络,咱们摆开一字阵同时面对公民需要,公民是不是就满意了?
而且我们这样面对公众,火还能烧到后面的部长、局长那里去吗?
不应该的。
如果天天让部长、局长跳出来说“对不住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要这样面对公众,那我们这个公共品的供应体制就太差了。
所以这个体制是人和机构的重新安排,它是个扁平化的一字阵,所有的服务、功能直接面对公民和企业,就地解决问题。
这个阶段我们没有解决好,我们在一步一步地做改革,现在又要绩效,这是一个内部的问题了,政府整个的操作、每一个因素都要为最后的最好的结果负责任。
所以中国面临着“两步并做一步走”、再造,这时候我们的组织体制变了,服务流程用“一站式”来改变的话,我们的人员就要有新的知识结构、新的素质,要有一个服务理念。
明明是站在一个服务的岗位上,却把自己当个官来看,这就是权力错位,所以人员理念要变。
还有知识结构是不是要变?
组织部门现在把培训看得非常重,有非常完整的计划来做这个培训,这不是锦上添花,这是新型政府再造要做的一个必要工作。
因此我们从公共品供应机制谈到政府改革,再回到社会保障问题上来。
实际上政府改革过程中最关键的是理念的问题。
从一个非信息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面对一个信息化时代,生产工具、生产力一变给我们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挑战,一个是机会。
挑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有些原来的做法不行了,问题出现了,我们得把它梳理出来并解决它,决不能用20世纪的办法来解决21世纪的问题,那我们就得按新的生产工具提供的知识、工具、方法解决新的问题,所以理念和知识结构都要改变。
关于社会保障公共品的提供,理念很重要。
我们政府对社会保障理念,新中国一成立是非常好的,49年新中国成立,51就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
我听上海造船厂的老工人说,4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一挥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生活还有很多问题存在,真正使工人觉得自己当了主人了是在51年颁布《劳动保险条例》以后,宣传说工人老了有养老金,看病连家属都有人报销,有工伤抚恤,生孩子有津贴,死亡都有丧葬费,当时的社保理念是非常到位的。
在后来改革开放的20多年,这个问题有点忽略了,我们忽略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欠帐太多。
我们今天社保遇到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资金短缺的问题,不是我们这届政府造成的,而是历史形成的,但如果今天这届政府不解决会给后代的政府带来更大的麻烦。
现在是资本证券化时代,是追求时间的货币价值,全球化竞争最激烈的就是货币的时间价值,现在不解决给后代政府和中国后一代带来的负担都是加倍的。
为什么改革开放20多年社保的一些问题被忽略,有很多问题到今天我们的很多共识都还不够,认识也没到位,可以说正在进步逐渐提高,每一年人大上的表现都不一样。
我的学生就问,2000年以前的人大政府报告上看不到社会保障如何支出,2000年后的财政报告上有了,但看不到第二年社会保障怎么预算?
今年开始社会保障预算也有了,这个进步是看得到的,按说速度不慢了,但是确实还有一些问题。
这里这个片子就讲了关于社会保障这个问题怎么去看,它到底是什么?
劳动保障部门会很重视,它会天天讲这个问题,但到了财政部门它怎么看,有一元人民币的话放在社会保障多少,放在其他的国防、教育多少?
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有共识,关于社会保障这个片子就给大家两个定理,这是对社会保障问题非常周严的解释。
一个是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学是一个外延无边的学问;第二个是政治学的角度看,政治学是一个内涵无底的学问。
社会学现在讲到人和自然,是无边的,政治学则会讲到美国打伊拉克你怎么看,有人说是民主,有人说是石油,我去年到哈佛学习,见了他们这个政党比较核心的人物,他讲心理话,这个是他们党派的政治赌注,打赢的话后续一系列问题就会占上风,要是我们不去和他们对话绝不会看到这一点,人们认为,看到地下石油就已经很深刻了,再接着看到美国的全球军事布局也觉得很了不起了,咱们怎么能想到这是两党竞争的一个政治赌注呢?
政治问题是没有底的,其实我们从外延无边、政治无底两个角度对社会保障给出一个定理,大家可以从背向的角度看,这个定理不对,如果你能批判了,这就不对,但是你要是从背论的角度看,它是对的,那就能成共识。
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保障是公民对一个国家,国家是公民的集体,是一个公民为什么需要国家。
大家可以反思恩格斯当时写的《国家家庭私有制的起源》,他讲到猿为什么要群居,为什么要筑围墙,为什么要服从首领,就是为了安全,为了战胜比它更凶悍的动物,群居、围墙、首领就是后来的国家,群居转化成民族,围墙转化成疆界,首领成为后来的政府、权威、权力。
这就告诉我们公民为什么需要国家,需要安全,需要基本生活的安全。
如果一个国家反过来不能给他的公民提供基本生活的安全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存在是不合理的,而每一个公民都有这样的权利,要求一个基本生活的安全,当然不能奢侈。
所以社会学告诉我们,公民对国家的第一需要即提供基本生活的安全保障,由此推理出了政治学的结论,国家合理存在的前提就是提供这种保障。
反过来说,如果国家不能提供这种保障,它就具有不合理性,如果国家对某一个群体不能提供,都存在它的不合理,但这个不合理可能是部分的,程度不同的。
从这点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保障实际上是创造和谐社会,或者是各种利益群体均衡的一个工具,我认为社会保障是没有意识形态的,是一个工具,但是社会保障在一个特定的政党、特定的政府管理下,制定出一个具体的社会保障计划或政策,它的意识形态就非常浓厚了。
接下来在这两个定理的基础上谈谈政府和社会保障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讨论很多,前面说到艾德礼宣布英国建立了福利摇篮,政府一个肩膀就把这个摇篮扛起来了,政府是全权责任的,后来很多问题出现以后就改革,叫“多支柱的改革”,政府承担第一支柱,社会保障还要构建第二支柱、第三支柱,人们要搞企业的养老金计划、企业的补充医疗保险计划,还要鼓励公民个人去储蓄,多支柱的制度安排,对另外两个支柱是非政府计划,政府还担责任吗?
政府在社会保障这个问题上到底担多大的责任?
我们前面把它看做国家合理存在的前提,那宪法和政党都会对它给出一个答案,就是我这个政党要做什么,宪法规定国家给公民做什么,肯定要做社会保障,这些答案要政府来执行。
所以我们后面提出一个政府全权责任、政府问责制的问题,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做成一个口号来喊的,得一项项地落实。
04年北京的市政府报告里讲,05年要给全市盖700个公共厕所,我拿着这个草案去市政府参加专家组论证,路上我跟出租车司机说,王岐山市长明年要给咱北京盖700个厕所,这样的市长是不是好市长?
司机头也没回,说能盖350个就是好市长。
简单的对话,这就是一个问责制的问题。
社保要问责,社保要量化,我们政府要对我们的宪法、执政党负责任。
执政党的宗旨搁在那里了,宪法又把它变成了原则,最后要政府来执行,如果政府再把它变成一个空的口号,谁来落实呢?
所以政府跟社会保障什么关系显而易见。
通过宪政和执政党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政府对社会保障要承担无限责任。
有限政府责任是在经济领域,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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