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这个时代最惦记的隐士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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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这个时代最惦记的隐士分析
杨绛,这个时代最惦记的隐士
苏东坡有诗:
“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
”一个人如果要隐居,京城名利熙攘的人海就是最好的地方。
杨绛称自己就是“万人如海一身藏”。
北京三里河的国务院宿舍区,是杨绛居住了37年的地方。
院子外国务院部委云集,院子里满是翻新外墙的脚手架,103岁的杨绛静悄悄隐身在一片喧闹中。
她的家是院子里唯一一户没有封闭阳台的。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前会长刘长琨住在杨绛家对门,有一次问杨绛:
“为什么不把阳台封起来呢?
”杨绛回答得很干脆:
“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
屋里,是水泥地和白石灰墙,四壁朴素。
“她办公桌的后面有一排暖气,热气已把墙壁熏出一道道黑印来,有一年春节前打扫卫生时,保姆想把黑印擦掉,结果反而越擦越脏,只好作罢。
单位多次提出为她装修和粉刷房屋,她总是婉言谢绝,说自己住惯了。
”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的胡真才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
他是今年8月刚刚出版的《杨绛全集》的编者。
“她的家里藏书不多,但是字典很多,各种语言的都有,上面被她和钱锺书先生写得密密麻麻,因为他们在不断纠正字典里的差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下文称外文所)研究员朱虹说。
无数媒体想拜访杨绛,都未果。
她的保姆吴女士说:
“她现在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家里的电话都由我来接听,媒体的拜访也都免了。
”能见到她的人,只有钱家几位近亲,外文所和出版社相交数十年的学生与老友,每每见面,也只有十来分钟。
由于听力原因,她与他们“笔谈”。
“就我脸皮厚些,敢坐上半个小时”,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郑土生笑着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前几年,院子里的邻居还能见到杨绛,她散步、锻炼,尤其喜爱跟小孩子玩玩。
说来心酸,女儿钱瑗无子女,所以杨绛膝下没有孙辈。
邻居严欣久记得,院子里的人都说,“杨先生您能活120岁”,她听了笑笑答:
“活那么久太苦。
”近来,邻居也少见她了。
外文所党委书记党圣元说:
“杨先生今年多次入院,教师节前后刚出院回到家中。
”
杨绛的“隐”并非因为年岁高了,而是她习惯了。
“钱锺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
”朱虹说:
“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到处演讲的‘专家’联系起来,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
“但隐身于世并不等于她‘两耳不闻窗外事’。
”胡真才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从2004年出版的《杨绛文集》到现在的《杨绛全集》,这10年间杨绛先生从93岁到了103岁,在这样的高龄,借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负责人的话说,‘她完全可以享受盛名而不再作为,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对文字的笔耕’。
”胡真才相信,等《杨绛全集》重版时,她还会写出新的作品添加进来。
与《杨绛全集》同时出版的,还有一部中篇小说《洗澡之后》。
这是杨绛给自己1988年的长篇小说《洗澡》写的续作。
她98岁动笔,几易其稿,直到今年4月才决心拿出来发表。
杨绛解释了续写的原因:
“《洗澡》结尾,姚太太为许彦成、杜丽琳送行,请吃晚饭……有读者写信问我:
那次宴会是否乌龟宴。
我莫名其妙,请教朋友。
朋友笑说:
‘那人心地肮脏,认为姚宓和许彦成在姚家那间小书房里偷情了。
’我很嫌恶。
我特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却被人这般糟蹋。
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
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
”于是,在《洗澡之后》的结尾,杨绛特意再说了一句:
“故事已经结束得‘敲钉转角’。
谁还想写什么续集,没门儿了!
”
这就是杨绛,一向温厚幽默,但容不得假与恶,尤其容不得对丈夫钱锺书的任何冒犯。
去年,她做了一件全社会关注的事——通过法律程序,紧急叫停某拍卖公司对钱锺书、钱瑗以及自己的私人信件的拍卖,并且在今年4月最终打赢官司,获得20万元赔偿。
她当然不是为了赔偿,而是为了守护已故的丈夫和女儿。
还有一件事,杨绛已坚持13年。
2001年,她和清华大学签订协议书,将钱锺书和她当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他们发表作品获得的报酬,全部捐献给母校,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完成学业。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助理池净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好读书奖学金’已奖励了400多名清华学子。
”随着钱、杨稿酬的不断累积,“目前本金达到1400万元”。
而且,杨绛还会和获得奖学金的“小友”“读书的种子”见面聚谈。
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
外圆内方的才女
“她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
1938年,杨绛一家三口乘坐海轮,从欧洲回国。
她与钱锺书都晕船。
一次大风浪中,杨绛突然悟出不晕的办法:
船身倾斜厉害,舷窗外,一会儿全是水,一会儿全是天,波动幅度大,人自然会晕;她教钱锺书,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让自己随着船倾斜,这样永远头在天之下,脚在水之上,不波动了。
钱锺书照做,果然不晕了。
他说:
为人之道也如此。
归国后,抗战、内战、“文革”、改革开放……每一次,杨绛都拿出了当年“不晕船”的见识,适应环境,但并非与世沉浮,而是暗藏气节。
写喜剧:
既为生计,也是抗日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
杨绛在工部局北区小学当老师,得坐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上班。
电车驶至黄浦江大桥,乘客排队步行过桥,并向把守桥头的日军鞠躬,杨绛不愿行礼,往往低头而过,侥幸没被日军注意到。
后来,规矩变了,不叫乘客下车,而是日本兵上车检查,乘客全体起立。
有一次,杨绛起来得慢了,被日本兵觉察。
日本兵见她低着头,走过来用手指将她的下巴猛地一抬。
杨绛大怒,喝道:
“岂有此理!
”
车上顿时鸦雀无声。
日本兵对她怒目而视,她不能“挑衅”对视,只好气冲冲地瞪着车窗。
相持了一会儿,乘客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日本兵终于转身下车,还几次回头看杨绛。
杨绛保持原姿势一动不动。
车开动后,乘客们像死而复生一样,议论纷纷,杨绛的同事说:
“啊唷,你吓死我啦,你发痴啦?
!
”
杨绛半晌没有开口,第二天,她就换了一条远路去学校。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多面临生活的艰难。
一部分人在利诱之下做了汉奸,另一部分坚持抗日的过着颠沛流离、入不敷出的生活。
前者杨绛绝不会做,后者杨绛又不能做。
钱锺书是书生本色,不擅生计。
为了让钱锺书和女儿过稍微体面的生活,她当过中学校长,给富商小姐做过家庭教师,也做过小学代课教员。
1943年,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北区小学,杨绛立即辞职。
家里没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怎么办?
恰在此时,陈麟瑞、李健吾请他们夫妻俩下饭馆,这两人都是写剧本的,鼓动杨绛也写一出戏。
杨绛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就是班上的笔杆子,听好友一说,心动了,很快编了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讲述了一群“上流人物”的下流品性。
女孩李君玉因为失去父母前来投靠亲戚,却遭到各位舅舅的排挤,最终得到了舅公的爱怜,认作孙女,继承遗产,让等着舅公遗产的舅舅们都落了空。
杨绛觉得故事的结局可谓称心如意,便取了个标题《称心如意》。
这就是她的处女作。
几天后,李健吾高高兴兴地打来电话:
“你的剧本被黄佐临看中了,马上排演,就要出广告了,你用什么名字?
”杨绛的本名是杨季康,她不敢用本名,怕出丑,忽然想起家人说快了,会把“季康”叫成“绛”,就回答李健吾:
“叫杨绛吧!
”1943年,黄佐临执导、李健吾客串舅公的舞台喜剧《称心如意》上演,大获成功,红遍上海。
生计问题就此解决了。
杨绛请朋友们吃了一顿馆子,自己家里也能吃上酱鸡酱肉,六七岁的女儿钱瑗已经“三月不知肉味”,高兴得吃完了肉又找肉。
杨绛一鼓作气,1943年接着写了《弄真成假》,1944年又写了《游戏人间》,都是喜剧,政治色彩很淡,巧妙地避开了日本人的干预和压力,又能让人发笑,用笑声“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精神”。
李健吾毫不吝啬地赞美好友,在喜剧文学里,“第一道里程碑属诸丁西林(代表作是《一只马蜂》),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
做翻译:
留在祖国,避开政治
新中国成立前,杨绛和钱锺书就决定留在祖国。
“那时候他们有很多走的机会。
联合国教科文会议第一届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朱家骅,请钱锺书先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还想见杨绛先生,但杨先生不见他;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想安排钱先生去台湾大学教书,杨先生去台湾师范大学教书;牛津大学的朋友也来信,邀请他们去英国。
”郑土生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道。
但钱锺书复信牛津同窗:
“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结连在一起的。
”杨绛后来回忆道:
“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
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
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等待期间,杨绛还轻松愉快地和钱锺书游了一趟杭州,甜如蜜月。
1949年8月24日,杨绛一家三口登上火车,前往北京,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外文系工作。
钱锺书教《大二英文》《西洋文学史》和《经典文学之哲学》。
按照清华的旧规,夫妇不能同时、同校任正教授,杨绛就做起兼职教授,讲《英国小说选读》,后来又加了一门翻译课。
她自称“散工”,不参加系里的会议;又借口教课,不是家庭妇女,也不参加妇女会学习活动。
杨绛这样做,是为了省下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同时也有个妙处,避开了一些政治场合。
杨绛在东吴大学读的是政治系,“但是我却成了一个不问政治而且远离政治的政治系毕业生”。
1950年以后,她教的小说选读、诗歌和戏剧被视为三大“危险课”,她的朋友袁震是中共党员,对她说:
“老一套(教法)不行了,我来教教你。
”杨绛答,老一套不行了,她也不想教书了。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杨绛得偿所愿,和钱锺书都分到新成立的文学研究所,“我们当然愿意研究文学”。
成立之初,郑振铎、何其芳分别担任正副所长。
研究员只有寥寥几人,钱锺书、杨绛、余冠英、罗念生、缪朗山、贾芝等,他们被称作“老先生”。
杨绛刚过40岁,对这个称呼很不习惯,后来这位“政治系毕业生”就琢磨明白了:
“老先生”是对“老朽”的尊称,跟“同志”是不一样的。
杨绛属于外文组(今社科院外文所)。
说是外文组,其实最初只有一个英文组,除了“老先生”,还有3个“年轻人”:
朱虹、徐育新、杨耀民。
如今,朱虹是“年轻人”里唯一的健在者,她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道:
“第一次见杨先生,她温文尔雅,说话细声细气,对年轻人很和气;皮肤特别白,总是穿得很整齐。
”朱虹记得:
“当时,其他‘老先生’基本都是二级研究员,唯独把杨先生评为三级副研究员。
我们私下议论,觉得不公平,可是杨先生不在乎,她一点都不看重这些虚名。
”杨绛翻译了一首英国诗人蓝德的四行短诗,简直就是她的心声: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
朱虹觉得,杨绛那时候在翻译上就属于“独树一帜者”。
“当时文学研究所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观点。
杨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大框架下,从‘体裁’出发选择自己关注的作品,比如她翻译的《小癞子》,属于‘流浪汉小说体’。
她没有从‘题材’选作品,比如翻译工人运动题材。
这就真是走在很多人前面了。
”
1957年,杨绛接到翻译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著名骑士小说《堂吉诃德》的任务,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
精通英语、法语的她找来5种英法译本,仔细对比后,觉得译本代替不了原著。
于是一年后,47岁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文。
此时,“大跃进”开始,学术界搞起“拔白旗、插红旗”,把反对浮夸风的知识分子当作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白旗”。
杨绛和钱锺书的一些学术论文都成了“白旗”。
杨绛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
董衡巽(音同迅)就是在这时从北大西语系毕业,分配到文学研究所,有一段时间成为杨绛的学生。
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早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曾问朱光潜先生‘谁的翻译水平最高’,朱先生说:
‘诗歌翻译属卞之琳最好,理论翻译我算一个,散文翻译属杨绛最好。
’我分到所里之后,杨先生负责带我,我真正看到她翻译的认真。
钱锺书先生也很推崇杨先生的翻译,按钱先生的标准,她在翻译上达到了‘化境’,既神似又形似,就是出神入化的‘化’,这在翻译上是非常难取得的成就。
”
挨批斗:
“怒目”之余,还有幽默
有时候,政治就像海上的大风浪,避也避不开。
到了这时节,“年轻人”眼中“和颜悦色、温文尔雅”的杨先生,就会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了。
但和多数人不同,杨绛是一种智慧的、带着点儿幽默的“怒目”。
在清华大学时,有一次大礼堂开会,忽然有个杨绛从未见过的女学生跑上讲台,挥手顿足地控诉杨绛“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教导我们恋爱应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大家一听,这简直太不像话了!
目光满场搜寻这位“专谈恋爱”的教师。
杨绛气坏了,“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个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
第二天一早,她特意打扮得喜盈盈的,拎个菜篮子,专门到校内菜市场人最多的地方去转悠,看看不敢理她的人怎么避她。
第二次“怒目”是在“文革”初期。
郑土生回忆:
“1966年,有人污蔑钱锺书先生,说他的桌上不愿意放毛主席的著作,并贴出大字报。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罪名。
杨绛先生觉得冤枉。
那天晚上天快黑了,她带着钱先生,拿着手电筒和浆糊,把写好的一张小字报贴在大字报的下面,申明没有这回事。
当时,我看到了这一幕,他们也不避我,但是彼此间都不敢说话,贴完小字报就走了。
”
反贴大字报,这还得了。
“所有老干部和‘老先生’都不敢在人家批评自己的大字报下面反驳,杨绛先生立刻被拉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
”革命群众要她低头认罪,谁知杨绛竟和革命群众顶嘴了,还跺着脚说:
“就是不符合事实!
”郑土生说:
“整个‘文革’期间,敢和革命群众发脾气的,外文所只有她一人。
她晚年谈起这事还不无得意,因为她坚持不认假账、不说假话,爱护了钱锺书先生的名誉。
”
后来,何其芳等“黑帮”挨斗,杨绛和钱锺书坐在台下陪斗。
早就熟悉这套程序的杨绛感到“困倦异常”,低着头打瞌睡。
忽然有人大喝:
“杨季康,你再打瞌睡就揪你上台!
”杨绛忙睁目抬头,心里有些慌张,可是过一会儿又瞌睡了,结果夫妇两人都被叫上台戴高帽子。
“我学得诀窍,注意把帽子和地平线的角度尽量缩小,眉眼全罩在帽子里,形成自然低头式。
如果垂直戴帽,就得把身子弯成九十度的直角才行。
”这聪明的小诀窍,让人看到了杨绛苦难中的乐观。
郑土生还记得,1966年8月27日对杨绛来说,是非常不幸的一天。
白天,在办公室,她被迫交出即将完成的《堂吉诃德》全部译稿,未留底稿。
晚上,在宿舍大院,她被剃成“阴阳头”,一半头发被剃掉。
钱锺书见状,比她还着急:
“明天怎么出门啊?
”那时“牛鬼蛇神”是不准请假的,得天天等候挨斗。
杨绛却灵机一动,找出女儿钱瑗几年前剪下的两条大辫子,用钱锺书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
足足费了一夜工夫,做成一顶假发。
第二天早晨开始,她就戴着这顶假发出门,还能很幽默地想着:
“一戴上假发,方知天生毛发之妙,原来一根根都是通风的。
一顶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耐。
”
董衡巽用一句话概括了杨绛的“怒目”与幽默:
“杨先生这个人,没事,绝不去惹事;有事,也绝不怕事。
”
会看人:
试探“披着狼皮的羊”,救回“自家人”
《堂吉诃德》译稿被没收了,但堂吉诃德的探险精神留在了杨绛的脑子里。
她对革命群众很好奇,自己的检讨上每次都有一句狠狠的批语“你这个披着羊皮的狼”,可她偷偷端详“监管小组”的审阅者,面目又十分和善。
杨绛便颠倒过来,称他“披着狼皮的羊”。
她忍不住向他们“探险”。
一次,宿舍大院里要求家家户户的玻璃窗上用朱红油漆写上毛主席语录。
杨绛住在三楼,不能站在窗外写,只得在屋里写反字。
杨绛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向“监管小组”请了一天假。
结果不到半天就完成了,“偷得‘劳’生‘半’日闲”。
不久,她又找到另一位监管员,以修煤炉为由,请一天假,只费了不到半天工夫修好了,又得半日清闲。
再过些日子,她直接向那位“披着狼皮的羊”请假看病,他并不盘问,点头答应了,杨绛其实不用去医院,在家休息,又偷得一日清闲。
她很高兴地发现,所里的这些革命群众,其实都是“披着狼皮的羊”。
“她看人很准。
”董衡巽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她曾说,人啊,就像一本书,有些你看得懂,有些你看不懂。
”杨绛认为董衡巽就是“看得懂的,心很细,说话很含蓄”。
后来,董衡巽果然含蓄地保护了杨绛——她认为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语言很美,就让董衡巽读他的作品,如《1984》《动物庄园》,这是董衡巽第一次看到反共反苏的小说。
但他从来没有去检举揭发杨绛。
对“看得懂”的人,杨绛很和善。
那时候所里的晚辈工资不高,每月56块钱。
逢年过节或是家有急难,杨绛就给他们一些资助。
朱虹回忆:
“有一次我和丈夫柳鸣九要送孩子回老家,因为没钱而犯愁,杨先生知道了,立刻送了300块过来。
”董衡巽算过一笔账,每年春节、“五一”“十一”三个大节日,杨绛就要给好几家送钱,别看钱锺书工资356元,杨绛工资280元,“逢年过节,两位先生反倒是要过苦日子了”。
当年郑土生打算自杀时,还惦记着要还杨绛的75块钱。
也正因此,他被杨绛救回一命。
“60年代末70年代初,很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天天开会被批斗,就想到了自杀。
我也在批斗会上被逼指认反革命,但我不想诬陷别人,也想自杀。
我死前决定把欠杨绛先生的钱还清,把存折和现金加在一起,有75块钱,用纸包起来,塞到杨先生的抽屉里面。
第二天中午,其他人都去买饭了,杨先生突然从外面很急地跑进来,把存折和现金扔到我的抽屉里面,还附有一张字条:
‘小郑,我们准备要下干校了,大家都在走,这个钱我不需要,你给自己买点生活必需品吧。
’最后还说了一句,要保重身体。
”郑土生说,“当时写这张纸条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她自己‘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还没有摘,我也是被批斗过的。
她同情我,没有把我当成敌人,在别人都不敢和我说话的时候鼓励我,打消了我轻生的念头。
”杨绛赞赏他宁可自杀,也不说假话诬陷他人的品德,把他当作“自家人”。
1976年,因为对“文革”不满,郑土生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批评江青,当时“四人帮”还没倒台,邓小平尚未复出,结果可想而知。
“很快,从公安部下文到社科院,要求对我实行隔离审查。
要把我的信公布,发动群众批判我。
”那时候,郑土生的儿子郑鹏刚刚出生,名字就是杨绛和钱锺书取的。
杨绛知道后,“立即对我说,你不用担心郑鹏,如果你有意外,我们会立刻托人把郑鹏养起来。
这是她第二次冒着风险来救我。
”
再成名:
接受政治礼遇,婉拒美国使馆
1972年,杨绛和钱锺书作为“老弱病残”离开干校,回到北京。
杨绛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可以重新翻译《堂吉诃德》了。
“所里要把‘老先生’们的东西还给他们,杨先生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我那个被没收的《堂吉诃德》的稿子!
后来,外文组的支部书记在办公室一个犄角旮旯处找到了,交还给她。
杨先生真是如获至宝。
”朱虹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因为中断了6年,杨绛只得从头开始再译,一头栽入西班牙语《堂吉诃德》的世界中。
1978年3月,杨绛的心血译作、72万字的《堂吉诃德》终于出版,这是直接从西班牙文译为中文的第一个版本,人们排着长队,将首印的10万册抢购一空。
这年6月,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来华访问,邓小平将《堂吉诃德》的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在国宴上将杨绛介绍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
邓小平问杨绛:
《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
“其实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翻译这部书稿经历了整整20年的磨难,不是几句话就说得清楚的。
但杨先生应对得很机智,只答:
‘今年出版的。
’”郑土生说。
《堂吉诃德》为杨绛带来了极高的社会声誉。
西班牙授予她“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她坐在国宴主宾席上的镜头上了电视;她参加了第四届全国妇女大会;她作为社科院代表团的成员两次出访;她受邀出席各种与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有关的文化、外交活动……各种政治礼遇纷至沓来,杨绛和和气气、从从容容地接受了,然后,继续埋头读书写作,“自觉自愿始终做零”。
那一时期,控诉“文革”的哭喊声铺天盖地。
1981年,杨绛却写了一本笔调平静、感情温婉的《干校六记》,讲的全是干校生活的琐事,没有半点激烈的指责,更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
正如她自己所言,“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她指的,是人们在苦难中生出的同情和友爱。
甚至于,对伤害过她的人,她也选择了友爱。
郑土生说:
“‘文革’后期有一项措施,让革命群众入住‘反动学术权威’家,名曰‘掺沙子’。
掺入钱杨家的这对革命男女,对两位‘老先生’百般刁难,还动手打过杨先生。
钱杨夫妇被迫于1973年12月请示领导准许,逃离原住处,开始四处流亡。
就是这样的人,杨先生后来写文章,也不提名字,只说是‘强邻’。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胡真才证实:
“后来出版杨先生的作品集时,她连这篇文章都删去了,不收入。
”
《干校六记》出版后,胡乔木在一次宴会上对钱锺书说,这本书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美国首任驻华办事处主任洛德的夫人读了《干校六记》后,提出要见杨绛,杨绛见了他们夫妇一次。
以后美使馆请喝茶、请看电影、请吃饭,不断拉拢,杨绛只去了一次茶会。
再后来,洛德夫人请杨绛为她的作品写一篇书评,杨绛婉言拒绝了。
“她对国家对民族有很深的感情,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很清醒。
”郑土生说。
觅不朽:
用最难的学问,忘记最深的痛苦
杨绛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至晚境时争分夺秒地工作,因劳累过度,身体很快虚弱。
1993年的一天,钱锺书整理完自己的《诗存》后,对杨绛说:
“咱们就这样再同过10年。
”杨绛脱口而出:
“你好贪心啊!
我没有看得那么远,3年、5年就够长的了。
”钱锺书听了,默默退入起居室的躺椅里,不再作声。
他一向不会系表带,都是杨绛帮他戴,从这天起,他乖乖地让杨绛教他自己戴。
杨绛总是自责,认为自己这话让钱锺书愁出了病,1994年便住进了医院。
钱锺书的堂弟钱钟鲁说过,大嫂“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
郑土生也说:
“不只是生活上,在人情世故上,在与文化界等各方面打交道时,杨绛先生都比钱锺书先生要周到。
钱先生往往凭自己的性情、喜好说一些话,但杨先生很温和,善于应对各种场合,各种情况。
”钱锺书的愁是有道理的,他不能想象,没有杨绛,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病中,钱锺书向杨绛交代,他死后不留骨灰,不设灵堂,恳辞花篮,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
杨绛说:
“我自己,这样办得到;你嘛,就很难说了。
”钱锺书说:
“那就要看我身后的人喽!
”
1998年12月19日凌晨,钱锺书身体状况很不好,医生连忙通知家属。
杨绛赶到床前时,钱锺书已经合上一只眼,还睁着一只眼等待妻子。
杨绛帮他合上眼睛,轻轻在他耳边说:
“你放心,有我呐!
”
社科院时任院长李铁映闻讯赶来,杨绛转述了钱锺书的交代:
“领导如果不同意,我会坚持向你请求按照钱锺书本人的意愿行事,我会没完没了地向你请求。
”她一路说到电梯口,李铁映最终说:
“你给我出难题了,这事我做不了主。
”
晚上,在孑然一人的家中,杨绛接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电话,他对钱锺书的去世表示哀悼。
“杨绛同志,非常佩服你们,你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中央同意不举行仪式。
”
钱锺书火化那天,“杨先生没流泪,最后我把钱先生推到火化炉前,杨先生就在那里看,不忍离去,好多人都走了,她还是舍不得离开。
”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薛鸿时曾回忆说。
“逃逃逃逃逃!
”这是杨绛八妹童年时的口头禅,杨绛记忆深刻。
如今,“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
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她最终逃向了世上最难的学问——古希腊语哲学读本、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一头扎进去,忘记自己。
“我按照自己翻译的习惯,一句句死盯着原文译,力求通达流畅,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
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我译前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
”2000年,中译本《斐多》出版,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
之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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