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工作客体研究的方法论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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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工作客体研究的方法论探析

方法论课程论文

从社会科学角度

研究政治工作客体接受的方法概述

在政治工作过程中，客体面对传导政治工作信息的各种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军队政治工作学基本原理》第93页解放军出版社这种由于政治工作主体作用于客体方法不同而导致的反应不同，在效果上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1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中把各项任务比做过河，指出“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根据方法学原理，方法的本质具有“多样性”和“合规律性”《方法学原理》第25、33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版，政治工作客体接受的方法是否符合客体内在属性，是否是“相对的最佳的方法”，直接关系到政治工作是否有效和目的能否达成。

因此，研究客体接受的方法并力求方法的最佳性问题，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的内在要求，是做好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前提之一。

一、军队政治工作客体接受及其方法的概述

（一）军队政治工作客体接受及其方法的概念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范畴，实践活动由主体、客体和使两者联系起来的中介构成。

同时，“接受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常见、最普通的现象之一”，“接受标志着人作为主体对客体的认同、承认、接纳的态度。

”《军队政治工作学基本原理》第93页解放军出版社因此，在政治工作实践过程中，政治工作客体接受的概念可以理解为：

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政治工作主体（以一定的政治目的和各种形式的工具、手段和方式）作用于客体的过程中，客体本身对主体作用的认同、承认和接纳的态度。

但由于态度是一个无法准确量化的概念，为了便于研究，在此把它定义为客体对主体作用的反应程度。

从哲学意义上看，这种反应程度可以从理解为内因（客体）在外因（主体及其承载的内容）作用中的被调动的内在积极力量的大小。

而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可以从理解为心理应激过程中的个体动机强弱，也可以理解为宣传教育过程中教育效果的好坏，还可以理解为工作组织领导过程中下属对领导的理解和配合程度的多少。

总之，这些“程度”的大小、强弱、好坏、多少等等，与客体接受作用的有效性具有紧密的甚至一一对应的联系，而在此过程中主体使用的工具、手段、方式就是政治工作客体接受的方法。

这一“联系”揭示了客体被作用的外在表现，同时体现了其方法性要求，脱离这种程度与有效性的联系，脱离主体与客体发生作用的条件，政治工作实践活动的目的和效果无从谈起。

（二）军队政治工作客体接受方法研究的现实需要

在政治工作实践中，客体接受方法的不同，导致了接受程度的不同，最终造成效果的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主要来源于政治工作客体的精神性。

这种“精神性客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第8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的特征，决定了其接受作用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要解决这种不确定性，就必须“科学地认识政治工作的客体，才能增强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实现政治工作的科学化。

”“从工作对象的实际情况出发，被工作对象所接受。

”《军队政治工作学基本原理》第73、176页解放军出版社

当前，随着时代发展和环境变化，政治工作客体呈现出更多元、更复杂的特点，对政治工作客体接受的过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代以来，随着人类科学实践的不断深入，现代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实现了的蓬勃发展，而这些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反过来又对社会各个实践领域产生了强大的指导作用。

研究政治工作客体接受的方法问题，就必须从客体实际出发的基础上，充分吸取它们的科学营养，不断地充实和扩展政治工作开展的方法手段。

根据近年来基层官兵思想行为调研，政治工作客体在接受过程中呈出以下特点：

一是和平兵思想意识使客体在接受过程中存在宗旨性缺失的问题；二是多样化文化需求使客体在接受过程中存在主观性选择的问题;三是浅薄化政治素质使客体在接受过程中存在盲从性接受的问题;四是利益化价值观念使客体在接受过程中存在庸俗性追随的问题;五是个性化生活理念使客体在接受过程中存在唯我性定位的问题;六是竞争化社会现实使客体在接受过程中存在扭曲性认识的问题;七是松散化成长经历使客体在接受过程中存在纪律性缺失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制约着政治工作客体接受的整个过程，因此，在政治工作过程中，以客体的现状和特点为依据，积极运用一切可用的理论资源和现实经验，研究客体接受方法的科学运用，实现客体接受的最优方法选择，是政治工作在实践领域和研究领域的必然性要求。

二、客体接受在当前相关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方法探析

根据方法学原理，“人无不通过方法起作用，而方法只有在人的运用中才能发挥作用”《方法学原理》第3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版在政治工作领域，根据之前的定义，这里的“作用”，既指作为方法的掌握者——主体对方法的使用，又指方法的承受者——客体对方法的反应，由此客体接受的方法，既涉及主体对方法的使用，又涉及客体对方法的选择，两者是辩证的统一。

同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论述中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60页第2版第1卷因此研究政治工作客体接受的方法，则必须抓住身处于各个社会关系层面的现实的人进行研究。

社会层面的人，因为身处不同的社会组织、社会领域、社会层面，而被赋予不同的社会责任、社会角色、社会属性。

（一）客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时，它与主体构成教育者与被教育的关系，其接受方法呈现教育活动的规律特点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

“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这里的“贯注”正是政治工作主体运用教育的方式作用于客体的过程，同时也是客体接受的过程。

我军从创建开始，就坚持把教育摆在军队建设的首要位置，只有教育能实现官兵思想上的一致，从而保证行动上的团结。

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工作客体具有两重身份，即作为集体的一员或作为个体。

当客体作为集体一员时。

它必须接受军队这一特殊集体的整体性教育。

根据前苏联教育学家马卡连柯提出的集体主义教育观点，教育要符合“平行教育影响”原则和方法，指出：

“个人对个人的影响是一种狭隘的和有限的因素，应当使整个集体成为教育对象，把有组织的教育影响针对集体。

”根据他的观点，“平行影响”就要求教育要“针对集体中的每一个人，而不是个人”同时发挥“集体的作风和传统”来“美化集体、巩固集体”，并运用“纪律教育”使“集体更完善，使每个集体更美好”《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449页，从而实现集体主义的教育目标。

因此，客体作为集体教育对象时，我们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就必须考虑整体性，这也正是哲学上所讲的抓主要矛盾和现实工作中的考虑“多数人的情况”。

同时合理运用军队的作风和传统力量，通过维护纪律的严肃性，来实现教育客体接受主体作用过程中条件的充分性和可靠性。

当客体作为个体时。

因生理心理特点、成长经历、知识结构水平等个体因素的影响，在接受方法上呈出更多的要求和特点。

根据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研究观点，提出教育要“因材施教启发诱导、长善救失教学相长”，即是说客体接受方法，必须要根据其自身的“材”而选取，要根据其自身的优缺而制定。

在之前所述的马卡连柯提出的集体主义教育观点中，对教育对象的个体要遵循“高度尊重和严格要求”的原则，指出：

“对一个人提出要求，就是对他的力量和可能性的尊重，而在这种尊重里表现出对他的要求。

”《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448页从这一思想出发，在教育客体接受过程中，主体必须“尊重他们的人格，相信他们的力量，善于发现他们的优点”，以此来促进客体接受教育内容的积极性。

正因为个体在接受时自身情况的不同，早在古罗马时代的教育家昆体良就提出“量力性原则”，指出：

“他们（教育客体）远远不能理解的方法是不能进入他们的头脑的”，即要求客体接受过程中，作为主体必须“节制自己的力量，俯就学生的能力”《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36页，前苏联教育学家巴班斯基在其《教学过程最优化》书中，也提出教育方法要“深入研究学生，具体落实任务”“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最合理的教学方法。

”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698页，这些观点意味着，教育客体接受的过程必须从客体的实际，即个体接受能力出发，确定具体的教育方法，这也正符合我军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和方法。

客体接受在教育过程中的其它重要因素。

客体接受除了与自身处于集体或个体的角度存在紧密联系外，还与具体接受模式有重要的关联。

从当前部队政治教育现状来看，客体因其和平兵思想意识、多样化文化需求、利益化价值观念和个人化生活理念使其在接受过程中存在更多主观性选择，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新一代官兵的需要，而相反呈现出诸多弊端，表现为对教育内容的不理解，对教育方式的不接受，甚至对教育主体的抵触等问题。

当代巴西教育家费莱雷在《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一书就把以灌输式教育为代表旧教育模式形容为：

“银行存储式教育”《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629页，而这种教育模式所造就的就是死板的“存储物”。

军队的政治教育，在教育内容和目的上本身就具有晦涩和严肃的特点，如果纯粹以“存储”式的方式加以灌输，其效果必然与目的相背。

费莱雷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要“以问题提出式教育”取代“银行存储式教育”，指出：

“对话是问题提出式教育的核心”，教育主体与客体是“水平面式的关系。

”《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629页，因此，政治工作客体在接受过程中，主体应当致力于与客体建立一种平等对话关系，与客体一起在政治教育过程中进行合作，追求和注重共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既创造了教育的浓厚气氛，又达到目的。

总之，政治工作客体在作为教育客体时，客体接受的方法既要考虑部队的整体性原则，又要关注集体中的个人特点，还要注重科学灵活的模式，从多方面、多角度来考虑政治教育这个系统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集体主义教育中的整体灌输教育方式与之前描述的追求对话式的模式并不矛盾，只是在强调教育方法与模式应当多样性的问题。

（二）客体处在一定组织领导层级中时，它与主体构成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其接受方法呈现领导活动的规律特点

“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确保军队圆满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军队政治工作学基本原理》第93页解放军出版社“党对军队的组织领导，就是党通过在军队中的各级组织和干部，对部队实施党的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学》第201页国防大学出版社同时，在军队政治工作学关于政治工作及其主客体一系列论述中，无不遍布着“领导”这一概念。

由此可见，领导活动在我军政治工作过程中的普遍性、渗透性、关键性。

从现实情况看，政治工作具体任务的承担者往往具有主导者和领导者两重身份，也由此，在较多情况条件下，我军的政治工作的过程，就是政治工作客体作为“追随者”接受主体（“领导者”）领导的过程。

现代领导学认为，“领导者的权威基础是其影响他人的前提。

”“影响力构成了领导者的权威”《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版第182页，而作为客体的“追随者”接受“领导者”的权威有诸多原因，要研究客体接受的方法就必须着眼于这些原因，做到“对症下药。

”

原因一：

“资源的稀缺性。

”“在每个人都想获得足够多的资源又处于稀缺状态的前提下，领导者的分配资源的权力就成为员工授受权威的社会根源。

”《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版第189页在我军现实领域中，这种“资源”体现为军人追求进步、实现自我价值的发展机会和锻炼机会等现实利益因素。

根据军队政治工作学研究，“军人思想行为变化的影响因素就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精神利益”《军队政治工作学基本原理》第80页解放军出版社，这些利益的总和就构成了客体接受权威过程的“资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利益有关。

”《军队政治工作学基本原理》第79页解放军出版社，因此，军人追求正当的利益，服从于想获得“资源”这一前提下的权威是合理的，研究客体接受的方法就不能忽略这一因素，而应积极研究其特点和规律，通过科学合理的资源配置，调动起客体主动接受并积极完成军队各项任务的真正动因。

原因二：

由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法理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传统型权威”的影响。

《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版第190页基于这一思想，政治工作客体接受权威主要就在于对正式制度确立的上下级关系的敬畏，对领导个人才智、天赋以及人格魄力的主动追随，以及对军队传统、纪律的习惯性心理服从。

西方行政学家赫伯特西蒙认为：

权威所以被接受的因素包括“下级的信任，下级接受并鉴别其它领导的态度建议，下级担心如不接受会遭到惩罚等”，同时指出“所有的权威都有一定的接受范围，如超越这一范围，就会产生不服从”《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版第190页，因此，我们考虑客体接受过程中的方法，就必须慎用强制性权力，充分调动部队的传统力量、纪律警示等有利于客体接受的积极因素，通过提升主体的魅力因素（才智、天赋以及人格魄力）对客体接受实现权力因素和非权力因素最佳结合的影响，避免因工作方式不当而导致的失去群众基础、遭到官兵抵触最终影响工作开展的情况。

对客体接受的原因分析为我们考虑其方法提供了思路和依据，但在实践中我们也必须通过具体方法的采用来达到目的。

从领导者自身的行为方式角度，其方式分为说服、示范和命令三种。

在关于在三者的具体运用上，领导学指出：

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更多是采用说服的形式”《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版第190页。

要达到有效说服，领导者就必须“将某些提议与看法同组织的目标联系起来，以表示即将采取的行动是理性的、正当的、合乎组织内众人愿望的”，同时“尽可能把行动同组织成员的个人利益联系起来，使他们感到在完成组织目标的同时，也能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

”《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版第191页。

这一观点对我们研究客体接受的方法启示是，政治工作主体在对客体实施说服过程中，必须符合“有理、有据、有度”和“共赢”的原则，在说服的内容上符合上级规定、条令原则和集体意图，不过度强调个人权威，同时在合理范围内重视客体主观接受后的客观获得。

领导学同时指出：

“示范与命令分别属于静止性和强制性的方式”，因此，“说服的效果要比命令好得多，因为组织内成员都有自尊的需要。

”《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版第191页在我军政治工作实际情况中，典型示范同样是重要的影响形式，“典型的教育作用，使官兵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军队宣传工作理论与实践》解放军出版社第358页，为客体接受提供思想动力。

从领导活动成功或失败的结果上看，可以分为奖赏、惩罚。

这两种形式实际上是政治工作体现在组织领导过程中的激励机制。

根据现代激励理论，激励这一概念包含着三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努力、组织目标和需要。

”《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版第271页根据这一概念，意味着作为客体的追随者，当他被激励时就会充分接受领导者的想法，积极努力地工作，但同时，领导者也应当考虑到激励是满足追随者需要的过程，否则追随者在随后的努力中就会缺乏动力。

西方激励理论的创立者泰勒和梅奥，就分别提出人是“经济人”和“社会人”的观点，他们的观点认为，人们的行为目的包括“追求社追求金钱的动机，还有社会方面、心理方面的需要。

”《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版第271页而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与优势需要理论，则更充分的说明了人的需要不仅包括“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五个部分”，它区分为“低级需要”和“高级需要”，而且“人的行为选择是由人的优势需要所支配的。

”《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版第280页需要理论对激励客体接受具有重要影响，在政治工作过程中，当客体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时，他才可能具有高级需要的可能，而且当需要满足时激励就不存在了。

因此，领导者在对追随者实施激励的过程中既要有的放矢、分门别类地满足客体需要，更要奉行“连续激励”的原则，才能发挥充分发挥激励作用。

除此之外，激励理论还包括“目标设置理论、强化理论、公平理论、期望理论”《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版第282页等等，从激励的具体方式上，包括“目标激励、评判激励、榜样激励、荣誉激励、逆反激励、许诺激励、物质激励、感情激励、晋升激励、危机激励”等等《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版第288—293页这些都理论和方式政治工作主体在实践过程都应当充分学习掌握，在结合客体实情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才能全面、系统、持久地促进客体接受。

总之，当政治工作体现为组织领导功能时，客体接受的过程中就充分符合领导活动的规律特点，主体只有全面掌握其规律特点，才能真正推动客体接受。

（三）客体处于接受外界刺激的生理层面时，它与主体构成心理刺激与心理应激的关系，其接受方法呈现心理活动的规律特点

“人们之所以能接受某种意识，是因为内心有推动力量，有接受的动机。

”《军队政治工作学基本原理》第79页解放军出版社经现代心理学研究，人无时不刻充满着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情感、意志等复杂的心理活动，这些心理活动又对人类的实践活动起着深刻的影响作用。

政治工作过程中，如果不针对客体的心理活动状态，激发客体对接受内容的兴趣和渴望，引发其接受的动机，政治工作就无法真正开展。

“心有自己的逻辑，而这是理性所无法知晓的”帕斯卡尔《深思》尽管，经过现代心理的发展，心理活动的许多规律已经能够被人类的理性所掌握，但由此也说明了心理活动与现实中的其它人类活动截然不同的特点。

通过心理学对人在实践活动中心理活动的观察与研究，发现人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始终受到动机、情绪等基本因素的影响，因此，研究政治工作客体接受的方法就必须着眼于此。

（一）动机是客体接受的基本前提

西方心理学家伍德沃斯于1918年率先引心理学，他把动机视作“决定行为的内在动力”《普通心理学》孟昭兰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58页。

他认为在一定活动中“最初的刺激激发有机体释放一种能量，这就是驱力”，而驱力“不具方向性”。

这种观点引发了许多心理学家在动机引发行为之后，对目的和方向是否存在指引问题的争议。

继而美国心理学家戴维詹姆斯在其《心理学原理》中指出，“动机是对行为的激发和指引。

”《心理学原理》戴维詹姆斯田平译中国城市出版社第395页他的观点强调了动机的指引功能。

而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提及人的动机一词，主要是指其行为的原因。

基于对上述“动机”概念的理解，在政治工作过程中，我们强调研究客体的动机，则不仅要研究其原因，还要研究其原因之后持续的心理过程，因为政治工作主体作用于客体，即引发最初行为后，还要保证其行为有一个符合政治工作目的结果，才使研究政治工作客体接受方法具备现实意义。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客体的动机引发行为之后，其行为目的受到“刺激”这一心理学意义上的因素影响，如果刺激得当，则动机则体现为意志。

“意志是有意识地支配调节行动，通过克服困难，以实现目的的心理过程。

”《普通心理学》孟昭兰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64页

军队政治工作学原理指出，军人思想行为变化的影响因素有环境因素、利益因素、工作因素，在政治工作过程，主体就就应当针对这些因素实施刺激，实现强化客体动机，促成客体接受的目的。

上述心理过程对政治工作客体接受具有重要意义。

主体以承载着的政治工作目的作用于客体时，而客体本身受其本能、需要和驱力（机体为了追求内部需要满足而产生的驱力），以及外部诱因（满足某种需要的外部条件）制约，这些因素在政治工作过程中是否得到考虑，直接影响到客体的接受过程。

用之前所述马斯洛的动机层次理论（也叫需要理论）可以更容易的说明。

政治工作客体接受的过程中，主体作为外部条件要满足客体的需要，首先就必须在环境上满足基本需要的实现条件，就像客体作为普通人他需要吃饱饭，睡好觉，觉得安全。

然而，现实中客体的需要尤其是精神需要是更为复杂的，主体只有准确掌握客体的需求，再根据需要理论分层给予满足。

在我军政治工作中，就是要组织和动员客体为整体的目标和利益而不个人利益而努力，这属于个体更高层次的需要，在一定情况下客体由于其成熟程度、知识水平因素不一定能充分意识。

那么当主体要求与客体个人需求产生矛盾时，这就要通过主体对客体需要的调节，通过教育与纪律约束的手段迫切客体通过自省意识到这一高层次的需要，引导他必须恪守军人的职责，才能拥有发展机会，才能得到成长进步，从而真正激发客体接受的动机。

总之，政治工作的目的在各个环节都应与其需要紧密相扣，政治工作的目的效果才能真正达到。

（二）情绪是客体接受的重要条件

情绪是人基本的心理活动，心理学家认为情绪对人的实践活动具有促进和阻碍的作用。

一份好的心情使客体乐于接受工作的安排、勇于承担生活中的困难，反之则成为阻碍或负担。

因此，控制或调节好客体的情绪，会为政治工作客体接受提供有利的条件。

“一定程度上，情绪根植于思维，我们可以期望通过改变思维来改变我们的情绪”《心理学原理》戴维詹姆斯田平译中国城市出版社第434页当客体处于不佳的情绪时，主体要适当采取积极措施“挽救”客体情绪，从中实现客体的接受。

这就要求主体首先准确掌握客体情绪的来源，从解决情绪的原因，实现情绪的调节，同时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法，从对客体了解的基础上，创造利于客体改善情绪的条件，满足其需要，从而缓解客体的紧张感，实现情绪的稳定或转移；在客体情绪原因无法得到根源上的解决时，应适应允许其合理的宣泄，以实现情绪的稳定。

通过情绪控制和调节手段，促进客体的接受。

（三）统觉是客体接受的客观历程

赫尔巴特在《普通教育学》提出了基于心理学的统觉理论，即人新观念形成过程，是“在原有观念基础上，吸收、融合、同化新观念，并构成观念体系的过程。

”《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629页，研究政治工作客体的接受，就要科学认识客体思维发展的规律，不能强求客体没有差别、没有消化过程的接受。

从总体上而言，政治工作由于其理论基础涉及了现代社会科学较多领域，其客体接受也除了呈现出教育活动、领导活动、心理活动的特点外，还涉及思维科学、传播理论等诸多现代科学。

因此，研究政治工作客体的方法，还需要从更多的角度，更多的科学理论中寻求指导依据，丰富和拓展客体接受的方法。

但值得注意的是任何方法都有其作用的限度，作为政治工作主体必须克服“方法无用论”和“方法万能论”的观点，既不过高估计方法的作用，又要在实践中坚持寻求方法的最佳性问题，培养灵活的方法运用能力，科学地、有效地实现政治工作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