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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不存在农民起义
中国古代不存在“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是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但在严格意义上,所谓“农民起义”并不存在。
史学界对“农民起义”的定性和评价一直存在分歧
国人对“农民起义”这个词都不会陌生,对陈胜、刘邦、朱元璋、李自成的故事也耳熟能详。
大陆史学界也曾一度热衷于研究“农民起义”。
如范文澜之《中国通史》认为:
“地主成为农民面前唯一的大敌对阶级,从陈胜吴广开始,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大小起义。
”翦伯赞之《中国史纲要》则说: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推动了各地农民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
”《中国史纲要》至今还是很多高校历史专业的必用教材。
但在民国时期,通史中却很少有关于所谓“农民起义”的内容,在提及时多有贬义。
如钱穆之《国史大纲》称王仙芝、黄巢为“流寇”,称白莲教、拜上帝教为“邪教”;吕思勉之《白话本国史》说陈胜、吴广“造起反了”、“濮州人王仙芝起兵作乱”。
台湾当代学者傅乐成则使用较为中性的“民变”来称呼“农民起义”。
钱穆先生及其名作《国史大纲》
钱穆先生及其名作《国史大纲》
从领导层来看,“农民起义领袖”绝大多数都不是农民
考察究竟是否存在“农民起义”,首要之务,是考察其领导层的基本构成。
事实上,所谓“农民起义领袖”,几乎没有种地的农民,他们或是小吏,或是商人,甚至是贵族后裔。
这些人起事之初,亦无人怀抱“反抗地主阶级”之目的。
“农民起义领袖”中没有农民,多是地方小吏和商人
毫无疑问,“农民起义”要由农民来领导才名正言顺,但事实上,历史上几乎没有一次大的民变是真正的农民做主帅的。
文史学者唐元鹏以秦末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十二次“起义”为样本,统计其主要领袖“职业”后发现,小吏出身的有9人(如刘邦、窦建德);商人出身的有8人(如黄巢、方腊);军人有4人(如陈胜、吴广);贵族子弟有3人(如项羽、李密),另外还有几个小地主和宗教相关人士。
在唐元鹏看来,只有杨幺是渔民、杨秀清和萧朝贵是烧炭的,勉强能算在农民行列中。
农民无法成为民变领袖,是有其必然性的。
古时农民长年在田间耕作,没有文化,既无法意识到造成自身厄运的原因,也没有能力提出恰当的政治纲领。
生活经历单一的农民,最缺乏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来领导一支“起义军”。
相比之下,小吏、商人等不仅有一定文化,还见多识广,知道如何仿效朝廷体制,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规则。
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参与,常常能使“起义军”迅速壮大。
刘邦、朱元璋有了张良、李善长等人的协助,才最终取得了天下。
…[详细]
民变领袖起来“造反”,从来都不是为农民谋利益
印象中,“农民起义”之目的,肯定是要为农民谋利益,要“均田免粮”的。
但事实上,大多数人起事之初,所要谋求的都是个人富贵。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动员戍卒造反时,说道: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说明他们鼓动驿卒造反的承诺并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贵。
戍卒们非但没有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思,反而愿意追随陈胜、吴广打出的“公子扶苏、项燕”的旗号。
唐朝晚期的黄巢、王仙芝都是大盐商,因走私贩盐而暴富。
他们造反显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没有帮农民反抗地主的意思。
王仙芝、黄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请降,如879年,黄巢上书,请求封他为广州节度使,但唐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结果当然是没能谈妥。
朱元璋出身赤贫,自己没有土地耕种,连农民都不如。
但是他投身“革命”的心思一点都不坚决。
当同乡汤和来信要他一同投奔濠州郭子兴时,朱元璋去找朋友周德兴商量,周鼓励朱元璋参加。
朱元璋依旧犹豫不决,直到皇觉寺被烧,他无处可去时,还是先去算了一卦后,才决定投奔郭子兴。
濠州当时五帅并立,按照吴晗《朱元璋传》的说法,“军粮摊派,孙德涯一伙主张当然该多派地主,贫苦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再派粮不是要他们的命。
郭子兴却有另一种主张,地主要少派些,横竖地面上只有数得出的几十家地主,派多了,地主吃不消,会逃跑。
贫农小户,虽然油水少,但是人数多,一家派一点,汇总起来就是一个大数目。
”后来朱元璋站到郭子兴一边,显然没有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想法。
民变领袖在成声势后,虽然往往打出“均贫富”之类的旗号来招揽人心,但在他们自己来说,目的再单纯不过,那就是推翻旧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团为核心的新政权。
群雄逐鹿为的是问鼎中原,而不是什么“农民利益”。
…[详细]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鼓动戍卒造反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鼓动戍卒造反
从目的看,农民非为反抗地主,甚至是被裹胁“起义”
帝制时代之中国,乃农业社会。
故而农民必然在历次民变中是主要参与者。
但中国历史上,地主与农民的界限并不分明,二者间的矛盾,也未如想象中那般尖锐。
许多民变中,农民之所以加入,原因很复杂,甚至有被裹挟者,大多非为“反抗地主压迫”。
中国古代,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地主和农民,而在于民间和朝廷
在“农民起义”的历史叙述语境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极为尖锐,时时处在对立之中。
但揆诸史实,在中国历史上,地主与农民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正如学者孟祥才所分析的那样:
“中国历代皇朝都实行土地买卖和诸子析产的制度,再加上皇朝更替和战争造成周期性的社会动乱,致使地主和农民都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中。
地主因犯罪丢官、经营不善、战争破坏、多子析产而下降为农民,农民因科举得官、精于经营或经商致富而跃升为地主,这两种情况经常发生,使两个阶级不断出现人员的交流,由此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渗透。
”
全国半数以上的土地在自耕农、半自耕农手中,那种认为地主掌握大部分土地的看法是没有依据的。
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之类的话,或者是夸张,或者是特殊情况。
佃农、雇农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为地主耕种,但因农村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地主与佃农、雇农往往身处宗族网络中,让所谓的“阶级矛盾”难以显露出来。
在古代中国,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于地主与农民,而存在于民间与朝廷。
一个王朝在中后期常常给老百姓以沉重赋役,此时地主、农民事实上处在同一地位。
秦朝征发戍卒,为保证农业生产,都是先征住在闾右的豪强,等到豪强不足时,才征闾左的农民,所谓“秦戍役多,富者役尽”。
在苛政之下,地主、农民都会对国家政策产生不满,怀有反抗情绪。
故而,所谓的“农民起义”是不准确的。
参与这种“起义”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
秦末的大动乱,先是由一群戍卒“打响第一枪”。
随后农民、知识分子、官吏、地主都起来响应,出现了《史记》中所载的此种情况:
“陈胜“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
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会响应……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
老百姓参加“起义军”不是因为土地,很多出于畏罪或迷信
即使黄巢、朱元璋这样的豪杰不是为农民造反,农民也该是为争取土地参与其事吧?
事实上也不都是。
陈胜身为屯长,负责管理戍卒,带他们到驻地去。
路上赶上大雨,无法在最后期限前抵达目的地。
延误了期限,所有人都要处斩。
戍卒在“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情况下,才选择了追随陈胜、吴广造反。
刘邦做亭长时曾奉命押送犯人去骊山,结果走到半路时,犯人就逃跑了一多半。
刘邦知道,等到了骊山,这些犯人肯定就跑光了,索性就在一天夜里把所有犯人都放了。
结果有十余名犯人愿意追随刘邦。
刘邦在逃亡过程中发生了“斩白帝子”和头上“常有云气”两个传奇事件,沛县的人听说后都觉得刘邦将来能成大事,纷纷前来投奔。
由此可知,投奔刘邦的这些人并不是因没有土地耕种而生活不下去的农民,没有怀有反对地主阶级的目的。
很多农民参加“起义”,非是出于自愿,而是被乱局所裹胁
历代“起义”中,不乏因天灾人祸,导致饥民走投无路而冒险起事者,如王匡、王凤的绿林军。
洪秀全起事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广西大旱。
但是随着“义军”规模的扩大,很多参与者就非主动,而是被裹胁了。
李秀成供状中说:
“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
寒家无食,故而从他。
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
”这就是最先被裹胁“起义”的一部分人。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曾出兵北伐。
有史料说北伐军“沿路裹胁”、“到处裹胁,愈聚愈多”。
有“跟随官兵挑负行李,到独流”后被北伐军裹胁去的;有在赶集时被裹胁去的;还有的在“城内看戏,不料长发贼进城”而被裹胁去。
北伐军统帅李开芳在被俘后供称,“所到各处,裹胁的乡民,也有用银钱邀买跟随的,亦有怕杀跟随的。
”因为害怕被裹胁,以至于有些地方在北伐军到来之前竟“人民逃亡,十室九空”。
有的人被太平军裹胁后,又想着如何去裹胁别人。
以下这则史料如今看来,让人不寒而栗,“保安周生曾问数贼曰:
‘尔在彼中掳来乎?
投来乎?
’曰‘掳来,且焚抢殆尽’。
复间曰:
‘尔恨掳尔之人及害尔之人乎?
’曰:
‘恨’。
‘然则何以今日亦行掳人害人之事。
’数贼众一词曰:
‘因自家焚掳一家,己身复被掳,每见完善之地人民,以为我如是,伊辈何独安处。
愤慈不平,必将其人掳来,同我一样,我心始快。
’”
被裹胁去的人只好跟随太平军造反,“裹胁之人,能写字者派司笔墨,呼以先生,不令出仗。
老弱胆小者,令扛抬物件,烧火炊饭。
”剩下的青壮年则发给长矛、刀剑,有太平军士兵在后面监督着上战场,谁要是退却,就会被当场斩杀。
对于太平天国裹胁百姓的事情,钱穆的论说非常精辟,“饥荒可以促动农民,却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要临时组织农民,便常赖于宗教。
为要在短期唱乱而临时兴起的宗教,决无好内容。
这是农民革命自身一个致命伤。
”“因中国疆域之广,饥荒灾歉,只能占大地之一角。
而且饥荒有其自然限制,一两年后,情形即变。
因一时一地的变乱而激动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裹胁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安,无产可依,只有追随着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谓‘流寇’。
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
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
”
不难想象,在历代“起义”中都存在类似北伐军的这种做法。
“起义军”到一个地方要补充兵员,自然会想办法让当地人从军造反。
表现太平军北伐的连环画
表现太平军北伐的连环画
从结果看,“起义军”所过之处,农民并未获得什么好处
所谓“起义”,即仗义起兵,如果所行不义,那还是“起义”吗?
在想象中,“起义军”所过之处一定是秋毫无犯,打破州城府县就要开仓放粮。
事实与此截然相反,“起义军”到的地方少不了烧杀掳掠,以致生灵涂炭。
20世纪上半叶,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李达即说,农民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严重的。
如“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
”
以唐末黄巢为例,他的队伍中病死、饿死、战死的总数在一百万以上。
中原本来人口稠密,但到了黄巢败亡之时,已经纵横千里,渺无人烟了。
在广州,仅仅是回教徒、基督徒被黄巢所杀的就有12万以上。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曾被黄巢作为首都。
当唐军反攻,黄巢狼狈撤离前,他下令放火,将长安烧成一片平地。
从此长安再没有机会成为国都。
李自成大军以纪律严明著称,但其所过之处,“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皆是”。
如果说这还算是对所谓地主阶级的打击的话,那他在攻破偃师后的屠城,受害者就大都是普通老百姓了。
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更为知名,如温江县“人类几灭”。
因为在古代史书中,各种民间起事都被记作“盗贼”。
1949年后,大陆史学界流行将“盗贼”一概理解为“起义”。
其实这些盗贼中很多是在太平岁月聚众劫掠的大盗,破坏性极强,没有任何“起义”的纲领。
这些被冠以“农民起义”之名的民变事件,很多时候作用也是消极的。
正如学者戎笙指出的那样,很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衰落的状态。
有的农民战争之后,还出现了分裂割据,社会生产力遭到长期的破坏。
至于中等规模的农民战争没有推动生产力的例子就更多了。
所以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种观点,不攻自破。
在“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说法过时后,“农民起义”的作用通常被解释为:
迫使新统治者承认农民在动乱中获得的土地,并颁行轻徭薄赋的举措。
事实上,在经过“起义”带来的大动乱后,国家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只能采取上述政策。
这与其说是对农民让步,不如说是新王朝建立者要巩固统治。
黄巢大军攻入长安
黄巢大军攻入长安
参考资料:
《史记》、《汉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钱穆《国史大纲》、唐元鹏《古代农民起义领袖职业调查》、孟祥才《重新审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黄敏兰《究竟是谁否定了农民起义》、池子华等《北伐太平军“裹胁”问题述论》、毕英春等《朱元璋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史式《对“黄巢起义”的再思考》等。
结语
虽然不排除历史上某些民变事件,其起因系农民自发起来反抗暴政;但此类小型民变,一旦升级为中型民变、乃至我们所熟知的著名大规模“农民战争”,则确无一例,可算名副其实之“农民起义”。
附:
那些领导农民造反的革命领袖大都从事何种职业?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很少是农民。
那些领导农民造反的革命领袖大都从事何种职业?
其最热门的职业又是什么?
本文选取古代十二次农民起义为样本,揭开起义领袖职业的秘密。
在我们熟知的历史教科书关于古代农民起义的章节里,朝代更替的基本模式是这样的——封建统治者贪婪又残暴,导致土地集中,民不聊生;然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最后农民起义动摇了封建王朝的根基,完成朝代更替。
比如在高中历史的教案里,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苛捐杂税繁多、土地兼并严重、皇帝昏庸腐朽,等等。
按理说,农民起义应该由农民领导,但实际上大多数的起义领袖并非农民,“农民起义”确切说是因为起义主体是农民而得名。
那么,领导着农民造反的“革命领袖”们,大都从事何种职业?
最热门职业又是什么?
本文选取古代十二次为人熟知的农民起义作为样本,为大家揭开农民起义领袖职业的秘密。
中国古代十二次农民起义依次是
秦末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
朱元璋打的大算盘:
将造反高危人群商人、吏员踩在脚下
当朱元璋击败各路竞争对手,驱逐北元统一华夏之后,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管理他的臣民,如何避免过去朝代更替的老路,如何千秋万代,国祚永存。
在古代王朝中,没有铁路、汽车、电报、电视,更没有互联网,帝国对处于统治末梢的百姓,控制极其不易。
朱元璋决心改变这样的情况,他仿照前朝的户籍制度,建立了大明朝的户籍,“凡户三等:
曰民,曰军,曰匠。
民有儒,有医,有阴阳。
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
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
濒海有盐灶。
寺有僧,观有道士。
毕以其业著籍”。
最后一句话解释了明朝户籍的奥秘,以职业作为基础信息,固定人群的分布,从而达到便于管理的目的。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继承了古人“士农工商”的重本抑末的政策,推崇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农为重为本,对商人诸多歧视、限制。
除此以外,在公务员序列中,朱元璋也把“吏”限制在公务员系统的最底层,从而产生了“胥吏”阶层,这些官府的办事人员不可参加科举考试,一朝为吏,不得为官。
朝廷固执地对吏员死死压制,宁愿容忍他们的子弟世袭吏员,也令其永世不得翻身。
朱元璋将吏与商人两种职业限制在各自序列的最底端,让其名声差,地位低,对这两类职业人群极其提防。
如果以十二次古代农民起义中可稽考职业者35人为统计样本就可发现,从事吏与商人职业的达到17人,占了48.6%,将近一半的比例。
不知道朱元璋是否也做过类似的统计,但他的实际做法,却冥冥中为历史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线索。
“吏”——古代农民起义领袖高危职业之最
所谓官吏,古代长官称官、属官称吏。
明朝以前,官吏之间并无明确鸿沟,由吏员走上宰相高位的也有。
直到元朝,因为蒙汉有别,汉人在吏员的位置上占据绝大多数位置,产生了胥吏阶层,这一阶层到明朝固定下来。
但就是这样一群不上不下的下级公务员,在中国古代十二次较著名的农民起义中翻云覆雨、独领风骚。
刘邦是众多由下层公务员成长起来的农民起义领袖中的佼佼者。
《史记》中记载这位大汉开国皇帝的成长经历,刘邦自幼就是乡里的二流子,他不事生产,四处结交豪杰义士,为人仗义疏财,在四里八乡颇有些人脉。
成年后刘邦通过了考试,成为泗水亭长,正式晋身公务员序列。
《史记》里说:
“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
”当了亭长,他也不消停,经常跟猪朋狗友饮酒作乐,依然保持着过去仗义疏财的“名士”风范。
在这方面,刘邦闹革命前的形象和另外一位落草聚义的人物宋江,是如此相似。
对了,宋江这位传说中的农民起义领袖也是吏员出身。
在这个职业里还有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物:
瓦岗军的创始者翟让是东郡法曹;窦建德是里长出身;红巾军的大当家刘福通是一介巡检;跟朱元璋争夺天下的陈友谅曾为县吏;清朝嘉庆年白莲教起义的重要领袖徐天德是一名差役。
还有一些史书中没有明说,但可以推断为吏员出身的领袖,比如西汉末年绿林起义的领袖王匡、王凤两叔侄。
这二位在史书中的职业信息非常少,《后汉书·刘玄传》有这么一句:
公元17年(天凤四年),“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
新市(今京山县东北部三阳镇一带)人王匡、王凤为评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
虽然没明说,但在没有帮人打官司的“讼师”的时代,能为老百姓评理诤讼的,只能是官府的下级公务员。
还有李自成,这位长期以来被推崇的起义领袖是驿卒出身,就是驿站里负责传送公文的小吏。
到了今天可能是铁路公安,又或者是政府里司机班的司机。
官府吏员为何成为起义领袖的第一号职业呢?
首先,吏员地位虽低,但把握着大量社会资源,为地方一霸,甚至被顾炎武称为“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胥吏也”!
古代吏员是连接官民的纽带,他们借助朝廷之权,从事征粮征税、诉讼等工作,并且利用身份结交各方人士,经营自己的势力。
其次,吏员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比如刘邦、评书中的宋江,利用自己的职位仗义疏财,广交朋友;另外因其工作性质,经常要下基层,与群众打交道,虽然胥吏中不乏鱼肉乡里之辈,但总有王匡、王凤这样帮助底层百姓打官司,从而在民众中拥有人望的正直小吏。
这些底层公务员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无一不在民间拥有很高美誉度,都是可以一呼百应的牛人。
最后,作为吏员,还可以掌握一定的财富,比如刘福通是巨富之家出身,后来当了巡检,便有了仗义疏财的经济基础,而且到了起事的时候,招兵买马也需要大量金钱。
有此三点,下级“公务员”便成为了造反的急先锋。
吏员出身9人:
秦末农民起义:
刘邦(亭长)
绿林赤眉起义:
王匡、王凤(评理诤讼的小吏)
隋末农民起义:
翟让(东郡法曹)、窦建德(里长)
元末农民起义:
刘福通(巡检)、陈友谅(县吏)
明末农民起义:
李自成(驿卒)
白莲教起义:
徐天德(差役)
商人以有财有势成为第二号高危职业
难怪朱元璋那么讨厌商人,因为在跟他一起争夺天下的各路豪杰中,就有张士诚和方国珍是商人出身,张士诚是盐商,方国珍是海商(因为同时也是海盗,所以不列入商人职业)。
第一位以商人职业“闹革命”的,是“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
这位撼动了大唐根基的枭雄,是盐商出身,据说他那一身武艺是在贩卖私盐的过程中,通过与朝廷官兵的战斗而练就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巢不是合法商人,只是个贩私盐的走私贩子。
黄巢也曾因此自惭形秽,想通过考科举脱离黑道。
只是天不遂人愿,几次应试都名落孙山。
屡次受挫,却让这位非法商人的胸中充满了对功名的渴求——你不给,老子自己来取。
某次落榜之后,黄巢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不第后赋菊》: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字里行间分明就是反诗。
公元875年,黄巢的同行王仙芝(也是盐商)带头造反。
看时机已到,黄巢召集自家八个亲戚子弟,聚集数千人,造了大唐的反。
盐业在古代从来是朝廷的垄断产业,因此走法律空子,经营私盐的商人,大多数成为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
除了黄巢,元末的张士诚也干这桩买卖。
因为盐商在历史上的“斑斑劣迹”,因此也被穿凿附会到其他一些著名造反人物身上。
性格可爱的程咬金,就被评书生生造成“卖私盐的”。
但真实历史中,老程却是正儿八经的将门出身,正宗高富帅。
在商人这个行当里,不得不提方腊。
这位在《水浒传》里干掉大半梁山好汉的“革命家”,实际上是比水泊梁山声势大许多的真正的起义领袖。
而这位仁兄利用当地“漆楮、杉材之饶”做起了漆园主。
他具体怎么发家致富,正史上语焉不详,他可能是一位“农场主”,但既然有厂子,必然贩卖商品,权且把他归入商人类别。
方腊还有个副业,私下传播“明教”,算是业余宗教界人士。
商人造反最有利的因素自然就是有钱,造反总要有兵器盔甲粮草,黄巢如果没有家私巨万,也不可能一动手就聚集起几千人马。
商人出身8人:
唐末农民起义:
黄巢(盐商)
王小波李顺起义:
王小波、李顺(茶贩)
方腊起义:
方腊(漆园主)
钟相杨么起义:
钟相(小商人)
元末农民起义:
徐寿辉(布商)、张士诚(盐商)
明末农民起义:
高迎祥(马贩子)
军人造反既有限制也有便利条件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过去由贵族主导的朝代更替成为历史。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冒险有着客观条件,他们俩是大秦戍边的下级军官——屯长。
两人和手下因为不能按照时间赶到渔阳,都有砍头的罪过,横竖是个死,不如反了。
陈胜、吴广过去都是农民,《史记》说陈胜在乡下种地,还不安心本职工作,憧憬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的未来,但按照秦朝对民间兵器严格控制的政策,如果两人都起于田亩间,恐怕没那么容易聚拢人马,一呼百应。
因此军人身份无疑给陈胜、吴广创造了坚实的造反基础。
在这个行业里的佼佼者还有明末农民起义的两位强人,一个是起义早期的领导者王嘉胤,另一个便是大名鼎鼎的八大王张献忠。
这二位都是明朝军镇的戍边士兵,两人的职业背景让他们具有一定的军事能力,从而在早期的革命事业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农民军的领袖。
本来掌握武器、身具军事能力以及有团体基础的军人职业,很容易成为造反的重灾区。
但纵观历史,这个职业与农民起义结合的领袖并不多。
究其原因,是军人本身受到朝廷严格的监控与纪律制约,让下级军官或士兵很难起事成功。
军人出身4人:
秦末农民起义:
陈胜、吴广(屯长)
明末农民起义:
王嘉胤、张献忠(边兵)
真正的农民出身只有三人
十二次起义的35位主要领导人中,算作农民出身的只有3人,而且全不是挑头的。
南宋时,接过钟相的枪继续造反的杨么,职业无从稽考,但当地有传说他是洞庭湖的渔民,《皇宋十朝纲要》中又称其为湖寇。
以其对洞庭湖河汊港湾的熟悉程度,杨么的职业可以推测为渔民出身,后为洞庭湖上的盗寇。
那么以农林牧副渔的分类列入农民也勉强说得过去。
也就是说到了宋朝,才出了第一位勉强够着“农民”的起义领袖。
然后又长时间不再有真正的农民领导起义了,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晚清。
太平天国起义中,有位时常假托天父下凡的大仙——东王九千岁杨秀清。
这位动不动就闭着眼念咒,连天王万岁洪秀全都被忽悠得跪倒在地的人物,干革命前从事“种山烧炭”的职业。
据史学家罗玺纲所述:
“他当农时,在陡峭瘦瘠的山坡上,开荒种植些玉蜀黍、番薯等粮食作物,或种些蓼蓝经济作物。
农时过后,就入深山去伐林斫木,在炎暑天,入窑烧炭。
”由此可见,杨秀清也可算作农民出身。
和杨秀清职业相同的还有太平军前期重要领导西王,八千岁萧朝贵。
作为杨的妹夫,萧朝贵以扮演“天兄”下凡为己任。
可惜“天兄”不长命,早早就在长沙城外壮烈升天。
如果总结这三位以农民为职业的农民起义领导人,会发现他们有共同特点——都不是起义中的NO.1,要么是重要助手,要么是继承者。
虽然杨秀清和萧朝贵在起义前已经通过角色扮演,可以指挥天王,成为了太平军实际的领袖。
但假如没有洪秀全和冯云山神来之笔的拜上帝会,在山中烧炭的杨、萧二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扮演“天父”“天兄”的妙计。
这也印证了一点,缺乏教育以及少见世面的传统农民,很难成为起义这种逆天大事的领袖。
农民出身3人:
钟相杨么起义:
杨么(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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