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困和低收入人口状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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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贫困和低收入人口状况

新世纪之初中国城市贫困状况

李实郑飞虎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处于急剧转型中，城市中不断增多的低收入与贫困群体现象开始变得引人关注。

90年代后期城镇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长期以来形成的就业、收入、住房、教育、养老等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处于转轨过程中，加上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导致了城市低收入与贫困人口显著增加。

在对90年点中期的城镇贫困人口规模的估计上，由于不同学者采用不同估计方法，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研究，在将城镇居民贫困线设定为年人均1500元时，1995年我国城镇人口和住户的贫困发生率为4.4%和3.84%，以此推算出的全国城镇绝对贫困人口和家庭分别为1242万人和333万户。

阿齐兹﹒卡恩利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调查数据估算了1995年的城市贫困发生率为8.0%。

亚洲开发银行2002年一份研究报告中表明，1998年中国城镇的贫困率为4.7%。

薛进军、魏众发现，在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人口统计，则1999年城市贫困率达到7.4%，要高于只有城市户口的住户的贫困率。

因此他们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城市贫困是一种结构性贫困，包括有城市住户的一般贫困和有失业人口住户以及移民住户的特别贫困，流动人口贫困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贫困与失业下岗课题组2000年初对国内13个城市进行抽样调查的过程中发现，13个城市的贫困发生率比1995年上升了10%左右。

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贫困人群的多样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其主要变化来自于下岗、离岗、失业、退休人员以及涌入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多。

从行业分布上看，市场转型较晚的军工业、竞争激烈的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能源相关的采掘等基础产业以及大量小规模的中小型商业服务业往往是贫困发生率较高的行业。

李实（2004）对家庭与个人陷入贫困的实证分析表明，贫困发生率最高的群体，分别是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和残疾人员，其贫困发生率分别是23%、21%和26%。

失业或下岗在所有解释个人或住户贫困的特征变量中是最重要的。

他的模型进一步估计，如果家庭成员或户主失业下岗，那么这些人陷入贫困的概率比普通人高出3－6倍。

这一研究也揭示了贫困人口的产业分布大多具有如下特征：

出自于城市集体企业或非正式部门，特别是亏损企业，并在那些不断丧失竞争力的产业中表现明显，比如制造业、采掘业、建筑业、贸易与餐饮业等。

由于相关的研究主要分析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贫困状况，对于进入新世纪以后城镇贫困的研究并不多见。

因此，对于近几年来城镇贫困群体，特别是其发生规模、生存状况、结构分布、产生原因乃至个人和家庭特征加以分析显得非常重要。

本文将根据2002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城镇的贫困规模、贫困强度、下岗失业及其与贫困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城市贫困状况及其原因的实证分析

目前贫困研究中有关贫困发生率、贫困距及其指数的研究方法，是以福斯特等人（Fosteretal.1984）提出的一套度量指标最为典型，它又被称之为FGT指数：

其中，

是贫困线，

是第i个人的收入，其收入低于贫困线；

是第i个人的贫困距；

是参数，其数值越大贫困距的权重越大。

时，FGT成为贫困的人头指数（即贫困发生率）；

时，FGT是成比例贫困距；

时，FGT则表示成比例贫困距的平方（加权贫困距），它对贫困人口的收入分配更为敏感。

在上述指标中，人头指数是最常用的衡量贫困的指数，一般适用于衡量那些收入不能满足最基本的营养与消费需求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

但是，如果贫困人口的收入与贫困线的平均差距发生了变化，贫困者的人数却可能保持不变。

这时，人头指数就不能反映贫困状况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贫困距指数可以用来衡量这一变化。

事实上，贫困距指数是人头指数与贫困人口的平均贫困距的乘积。

同样，在贫困人口的收入分配状况可能得到了改善或恶化的同时，而贫困人口的人数和平均收入仍有可能保持不变，这时政策决策者也需要对这一变化加以注意，而这种变化又是人头指数和贫困距指数无法反映的，加权贫困距指数就可以精确地反映这一变化。

这里我们选用的贫困线是根据各地生活费用标准设定的分省贫困线。

因此生活费较高的省份，其贫困线也较高；反之亦然。

从表1种不难看出，北京和广东是生活费用最高的地区，其贫困线明显高于其他省份，比全国平均的贫困线高出近50%，而生活费用较低的山西省和甘肃省的贫困线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1：

2002年的样本城市贫困线

省市

贫困线

人均货币收入

以人均收入百分比衡量的贫困线

北京市

3118

13620

23

山西省

1616

6481

25

辽宁省

2203

7713

29

江苏省

2228

8686

26

安徽省

2138

6612

32

河南省

1904

5953

32

湖北省

2283

6821

33

广东省

3061

11845

26

四川省

2004

6590

30

重庆

2214

8435

26

云南省

2359

7533

31

甘肃省

1819

6381

29

全国

2310

——

——

注：

有关贫困县的设定的说明，见郑飞虎、李实《95年以来中国城市贫困和低收入人口状况分析》（背景报告），2007年。

1．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结构

在确定了不同省份的贫困线后，根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我们分别计算了样本省份的贫困发生率。

计算的结果列在表2中。

从中不难看出，从样本省份推算出来的2002年全国城镇的贫困发生率在3.2%左右。

由此我们算出2002年城市贫困人口大约为1600万。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据不涉及农村流动户，而他们的贫困发生率可能更高。

但这一指标与1999年相比，贫困发生率减少了大约3个百分点。

上述数据还表明，不同省份之间以及不同城市之间贫困发生率的差异。

北京和江苏的城市贫困发生率低于其他省份，而四川的贫困发生率较高，分别达到6.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44.3%。

表2：

2002年样本省份的城市贫困发生率

省市

不加权样本的贫困发生率（%）

加权样本贫困发生率

北京市

0.14

0.14

山西省

3.11

2.02

辽宁省

3.46

1.81

江苏省

1.91

1.24

安徽省

2.46

1.36

河南省

3.67

3.26

湖北省

3.70

2.52

广东省

3.47

1.74

四川省

6.89

6.81

云南省

2.45

2.17

甘肃省

2.18

2.18

全国

3.29

3.12

注：

加权样本是通过省内所列主要城市样本加权得到。

我们进一步考察城市中不同年龄组可能产生的贫困发生率差异，特别分析不同性别与贫困率的联系。

我们把样本按性别分成了14各年龄组，分别计算了各组的贫困发生率，这一计算结果见表3。

从中可以看出，贫困发生率在性别上的差异不是很大，总体上看，女性的贫困发生率只比男性高出0.26个百分点。

这是与中国城镇居民的家庭结构有关的，因为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的单亲母亲家庭的比例是相当低的。

但从不同年龄组来看，城市中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容易陷入贫困。

特别是21－25岁和56－60岁的贫困发生率相对较低。

假设这是同一家庭的两代人，他们同时就业，那么赡养率就会较低。

这表明城市贫困与失业的关系较为密切。

数据显示，在退休年龄段（55岁以上），贫困发生率并不高。

而就70岁以上的情况分析，贫困发生率反而更高。

究其原因，跟这一年龄段中女性的贫困发生率高有很大的关系。

表3：

不同性别与年龄组的贫困发生率

年龄组

绝对值

占平均值的百分比

全部样本

男性

女性

全部样本

男性

女性

7岁以下

3.46

3.32

3.53

100

96

102

7－15岁

3.53

3.87

3.16

100

110

89

16－20岁

4.99

5.27

4.67

100

106

94

21－25岁

1.74

2.00

1.50

100

115

86

26－30岁

3.12

2.67

3.51

100

86

112

31－35岁

3.67

3.42

3.90

100

93

106

36－40岁

4.23

3.63

4.77

100

86

113

41－45岁

4.31

4.88

3.80

100

113

88

46－50岁

3.19

2.80

3.60

100

88

113

51－55岁

2.21

2.14

2.29

100

97

103

56－60岁

1.50

1.73

1.22

100

116

82

61－65岁

1.76

1.18

2.35

100

67

133

66－70岁

1.63

1.93

1.33

100

118

81

70岁以上

4.24

2.76

5.78

100

65

136

全部样本

3.29

3.16

3.42

100

96

104

资料来源：

2002年的调查数据。

为了揭示就业状况和贫困发生率的关系，我们计算就业状况不同人群的贫困发生率。

全部样本根据其2002年的就业状况分成了十四组。

每组又根据健康状况分为健康与不健康两个小组，并计算其相应的贫困发生率。

具体结果见表4。

这里有三组样本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分别是家务劳动者、失业人员和待业青年，其贫困发生率分别为12.61%、12.06%和9.79%。

离岗以及下岗职工也有较高的贫困发生率。

此外，有不良健康情况的人比健康人群更容易陷入贫困。

一个人如果有病，无论他是处于失业还是就业，处于离休还是家务劳动状态，那么他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比一般人群高出3－4倍。

表4：

健康、就业与贫困发生率

就业状况

贫困发生率

占平均值的百分比

全部样本

健康

不健康

全部样本

健康

不健康

工作或就业

2.35

3.84

12.61

100

164

538

离休

4.76

2.86

14.29

100

60

300

退休

1.45

1.97

1.39

100

135

96

丧失劳动能力者

6.56

0

9.76

100

0

149

下岗职工

7.45

5.88

8.02

100

79

108

离岗（或放长假）

8.40

9.80

0

100

117

0

提前退休

6.35

7.55

0

100

119

0

内退人员

3.71

3.58

4.76

100

96

128

失业人员

12.06

11.61

16.33

100

96

135

待业青年

9.79

10.07

0

100

103

0

家务劳动者

12.61

12.62

12.5

100

100

99

在校学生

3.84

3.82

7.14

100

99

186

待分配和待升学者

4

4.17

0

100

104

0

其他非就业者

3.93

4.19

0

100

107

0

资料来源：

2002年的调查数据。

注：

全部样本中包括“健康状况一般”的样本，这部分样本的贫困率没有列出来。

2．失业与贫困的关系

我们试图在这一部分集中分析影响贫困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失业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进而探讨那些更容易陷入贫困的家庭及个人的原因。

一般来说，影响贫困的因素很多，失业、疾病乃至地区分布都与其密切相关。

李实（2003）利用99年调查数据所做影响贫困因素的probit模型揭示了三大特征：

首先是失业因素的作用。

无论是基于户主还是个人特征所做分析表明，其就业状况对贫困发生率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其次则是户主或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因素。

身体不健康的人陷入贫困的概率比健康人高出74%，户主不健康，其家庭成员陷入贫困的概率比户主健康的人家高出135%。

最后是地区因素的重要影响。

分析表明，住在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及中部地区的人陷入贫困的风险较高。

而即便贫困程度相似的两个省份，也可能因其内部不同的特征因素造成贫困的不同状况。

在以下分析中，我们同样基于probit模型，利用2002年数据进行了可比的测算，以寻求进一步发展中的变化趋势。

我们从数据分析中得到，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更容易陷入贫困。

其他条件不变，失业人员、待业青年及家务劳动者陷入贫困的概率是正常工作或就业人的5倍以上。

而就健康因素来看，身体不健康的人陷入贫困的概率比健康人高出16%。

这一差距相比1999年的差距（74%）已经有了很大的降低，说明个体健康状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这一因素影响效应正在减弱。

再则是地区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其他省份相比，住在辽宁、河南与四川的人陷入贫困的风险较高。

而就家庭户数与贫困发生率分布的关系来看，1人户的贫困发生率与4人户及5人户一样呈现较高的特征，对此的可能解释是，构成1人户的家庭成员在遭遇困难时可能不易获得有力的帮助，因而导致贫困发生率较高。

3、贫困原因分析

对20世纪初期中国城市贫困现象的原因分析中，我们认为宏观和微观的冲击影响都是存在的。

从宏观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因素国有企业改制和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增加，此外是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

从微观角度来看，贫困是与个人和家庭的一些特征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例如人力资本低下的人群更容易陷入贫困。

具体而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长期以来形成的就业、收入、住房、交通、教育、退休等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瓦解，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及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种因经济转轨带来的体制摩擦与特殊国情的调整对城镇居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并且宏观经济因素所造成的冲击往往是整体性的。

从宏观经济这一角度所探讨的影响因素包括：

社会、体制转轨与产业转型、下岗失业的大量增加、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镇分配不均、城镇生活费指数过高等。

城镇贫困产生的原因包括经济结构调整、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及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功效缺陷、以及企业改革对职工的就业和工资产生的影响。

从微观个体的特征差异与贫困关系来看，正如许多研究表明的，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个人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健康状况、职业以及工作经验等微观因素在决定个体贫困水平的预测概率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李实、Knight所做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小学以下的人群，其陷入贫困的概率是15.62%，21.15%。

而拥有大专、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个体，其陷入贫困的概率只有3.58%与1.42%；专业技术人员陷入贫困的概率是3.99%，而非熟练工人的相应概率达到了18.51%。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的研究表明，70%的低收入人口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水平，而城镇总人口中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比例为49%。

一般来说，各种病、残以及意外灾害导致的个人生存和劳动能力障碍，过高的负担系数等因素同样对城市贫困群体生成有很大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02年，低收入家庭平均每户3.35人，就业人口1.46人，就业率43.6%，比高收入家庭低13.7个百分点，平均每个就业人口负担2.29人，比高收入家庭高出0.54人。

我们的模型分析同样发现，具有下列特征的家庭或个人易于陷入贫困：

失业或下岗、身体健康状况较差、残疾而不能工作或者家务劳动者、较低文化程度、城市集体企业工人或非正式部门工人、非熟练工人。

三、结论与政策含义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各种研究都旨在揭示这一贫困新现象产生的缘由、发展特征并就其可能的影响因素做了有意的探索。

本文在概述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利用最新的城市住户调查数据对于贫困的相关指标进行了测算。

我们的研究表明，从总体上看，近十年来（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城市贫困率呈现一个一个“倒U字型”趋势，99年以前为上升曲线形状，进入新世纪以后为下降曲线形状。

这一结果是与中国减贫的制度安排有关的。

中国政府于1999年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在2002年和2003年全面展开。

实践证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遏制城市贫困规模的继续扩大等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对贫困原因的分析表明，失业、待业是中国城市发生贫困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失业或待业以及家务劳动者陷入贫困的概率比正常工作人高出5－6倍。

此外，健康状况对于贫困发生率也有重要影响。

有不良健康情况的人比健康人群更容易陷入贫困。

一个人如果有病，无论他是处于失业还是就业，处于离休还是家务劳动状态，那么他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比一般人群高出3－4倍。

地区分布特征也相当重要，这不单表现为单纯的自然因素，更重要在于各地就业机会的差异以及各地政府所能给予的扶贫政策方面的不同力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减贫工作进展到目前，更重要的影响在于政府的宏观政策设计与执行。

针对当前中国城市贫困的状况，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首先是对增加就业、扩大就业问题的关注与重视。

由于失业与下岗是中国城市发生贫困的极为重要的原因，因此中国城市中增加就业无疑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适当方案。

而在具体增加就业途径的对策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能够提供众多就业机会的第三产业是一种重要选择。

同时，应该看到非公有经济在扩大就业方面成效显著，众多的中小企业同样可以起到积极增加就业的作用。

因此政策上要善于鼓励发展该类企业发展，或者至少做到将其与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一视同仁的地步。

可喜的是中国政府近期通过了《就业促进法〉，它无疑会在促进就业和实现公平就业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其次是在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方面的作出努力。

目前城市低保政策已经为低收入与贫困群体提供了一道底线的“社会安全网”，但这一政策的良好执行仍需国家财政为此提供更多的支持。

此外，低保保障应与其他社会保障措施相联系，比如低收入与贫困群体的医疗救助可以考虑采用保险运营方式加以实施；建立基本医保优于社保的政策；建立社保应急支付基金；建立城镇贫困人口医疗代用券制度；建设社区医院，为贫困家庭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等等。

第三是通过发展教育、提升低收入与贫困群体的基本素质，这是解决贫困者“能力不足”的根本途径。

已有众多文献表明，低收入与贫困群体收入低下或陷入贫困，与其受教育的程度，个人技能、素质等都有密切关系。

在面对同样冲击条件下，具有较高教育技能的个体可以经由一定时间调整而摆脱短期的不利，并在长期获得更高的报酬。

相形之下，缺乏必要教育技能的个体在其应对短期与长期冲击变化中并不能有效进行风险转移与资源有效配置。

考虑到今后产业结构的升级必然向劳动力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当前既要加大教育体制改革，使更多的新劳动力接受更好的教育技能培养，尤其是要全面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对低收入与贫困群体就医和子女就学提供保障性补贴；同时积极发展各种在职教育与职业教育，广泛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培训的积极性，抓好对失业人员、下岗职工的培训，做好劳动准备制度的推行，并强化培训与就业的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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