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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太战略与对华政策的演变
美国亚太战略与对华政策的演变
一、美国亚太战略与对华政策
要把握美国的对华政策,必须从美国的亚太战略入手。
那么,美国对亚太地区最根本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研究对外战略,主要是三块:
一是战略目标,二是战略手段、途径,三是战略成本。
比如,饿了就要吃饭,这是目的;以什么手段吃这顿饭呢?
是买来吃,还是自己做着吃;愿意付出的代价又是另一回事。
比如,可以进饭店吃龙虾,也可以吃汉堡包。
过去,我们在研究战略问题时,往往只专注于战略目标,而忽略对战略手段和战略成本的研究。
实际上最后政策的产生,与后两者的关系更为密切。
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根本战略目标非常简单,就是不允许任何一个潜在的敌对大国垄断西太平洋、控制西太平洋。
“敌对”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第一,是和美国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价值理念的国家。
美国认为这就是有敌对倾向的国家。
历史上,人类为利益冲突打的仗远远没有为信仰冲突打的仗多。
因为,从人类产生的第一天起,利益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存在的。
解决冲突的办法无非有两种,一是打架,谁赢谁就占先,赢者可以通吃,这是零和游戏。
但是这样打呢,双方都要付很大的代价,中国有句老话“杀敌一万己损三千”,实际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还有一种,就是双赢,就是尽量达成某种妥协。
而达成妥协最大的障碍不在于双方有不同的意见,而在于双方有没有共同遵循的游戏规则。
这就是为什么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往往互相视作敌人。
因为,它知道,一旦跟这样的国家发生了根本的利益冲突,双方很难达成妥协,并不是说双方没有达成妥协的愿望,而是双方不能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
比如,我们大家都住在这个屋子里,本来和睦相处,但突然发生地震了,大家都要从这个门跑出去,这样就发生利益冲突了:
谁先走、谁后走呢?
在伊斯兰国家或者像中国儒教影响非常深的国家,那肯定是男人先走、老人先走;而在西方世界,那肯定是女人先走、小孩先走。
这样,如果有人信西方的价值理念,有人信东方的价值理念,就没办法达成妥协,那就只好打架,谁打赢了谁先走。
所以,价值理念是判定一个国家是否具有敌对倾向的基本出发点。
第二,是有给美国造成实际伤害能力和愿望的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总是把中国看作威胁。
例如,中国最近一段时间总是谈“和平崛起”。
其实,美国主流已经接受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
但对美国来说,和平崛起并不等于崛起以后的和平。
这是两个命题。
“中国威胁论”主要讲的是崛起以后的中国是否还会坚持和平。
那么,在达到其根本战略目标以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就分成三块:
第一块是安全利益。
第二块是经济利益,能不能赚钱,赔本买卖谁也不做。
第三块是交朋友,就是让你向我这个方向走,让我的价值观念成为你的价值观念。
就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有三个:
第一,保障政治上的相对稳定与安定。
特别是冷战以来(甚至在冷战以前),美国是不愿意在亚太地区打仗的。
第二,保证经济上的繁荣,因为美国48%的进口和42%的出口都在亚太地区。
第三,保持军事上的绝对优势。
美国要保持政治安定,首先要保障安全。
美国是惟一面对两大洋的国家。
大西洋是它的家乡之水(homewater),欧洲与它同文、同种、同宗,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也类同。
并且欧洲是四分五裂的,所以它从不担心欧洲会构成威胁。
但太平洋是麻烦之水(troublewater),不同文、不同种、不同宗,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亦相去甚远。
所以,能否控制太平洋对美国的安全十分重要。
美国只有一次失去对西太平洋的控制,就是在二战期间,结果珍珠港被炸了。
美国要控制西太平洋,就要控制三个海峡,分别是对马海峡、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
真正的世界大国都想控制海洋。
在陆地上,控制一块土地,需要占据一个山口或制高点。
但要控制海洋,就要控制海峡和运河。
巴拿马运河,连接美国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国际通道,古巴就在巴拿马运河口上;苏伊士运河,连接大西洋与印度洋,所以老在那儿打仗;伊斯坦布尔海峡、恰纳卡莱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也至关重要,二战结束后,美国首先与土耳其和伊朗结盟,尽管两个国家在宗教、制度、价值观上和美国相差甚远,其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这几个海峡。
而在太平洋上,就是极力控制上述三个海峡。
美国从树立霸权以来(包括英国),凡是发生大的、有世界影响的战争,都是围绕这些海上通道展开的。
美国在亚洲打了两仗,一是为对马海峡,另外一个就是为马六甲海峡。
为什么这三个海峡对美国重要呢?
因为,太平洋是一个很奇怪的洋面:
非常大,中间没有任何岛,科技再发达,没有岛屿做依托,很难跨越太平洋。
另外,在阿留申群岛是夏天的时候,澳大利亚是冬天;等到阿留申群岛和北京冬天了,澳大利亚却是夏天。
太平洋冷暖交流的漩涡,很容易产生恶劣的气象环境。
所以,横渡太平洋是很困难的。
任何一个想从太平洋这头打到那头的国家,只能有两条道:
一是从北边的阿留申群岛,一个个打过去;另外就是从南边这条道,从中途岛、塞班岛,一个个打过来。
你看当年,美国打日本就是这样一个个打,否则就没有依托。
这三个海峡是美国的第一道防卫线。
在美国五角大楼的军事文件中,在谈到太平洋时频率出现最多的一个词是“凸前的安全位置”(forwardsecurityposition)。
什么叫“凸前的安全位置”呢?
就是要控制这三个海峡。
所以,中美关系从安全的角度看,一直是矛盾不断的。
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对中国来说,这三个海峡都在家门口,也是非常重要的。
1840年以来,中国受外来欺辱,就是先丢了马六甲海峡,再丢掉台湾海峡,最后日本把对马海峡也完全占领了。
中国如果强大的话,对这三个海峡也是志在必得。
尤其是台湾海峡。
因为,如果外力占据台湾海峡,就可以对中国进行大范围的正面攻击。
确保三个海峡不被敌对势力控制,这是美国太平洋战略以至对华政策在安全意义上的基本底线。
在政治上,在72年以前,显然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实行围堵政策。
但是美国知道,中国规模太大;美国在亚洲打了两场败仗,都跟中国有关。
美国对这些教训是刻骨铭心的。
因此,美国并不想同中国打仗。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在安全上美国力图占据中国家门口的三个海峡,但在政治上总想跟中国保持某种交往的原因。
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采取的“一边倒”政策,以及朝鲜战争等原因,这个交往一直没有开展起来。
直到72年尼克松访华后才开始交往。
从这以后,不管美国哪任总统,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总是希望同中国保持交往并谋求合作,力图避免大规模冲突。
在经济上,为了保障经济繁荣,美国也与中国保持积极的接触与合作。
这样,美国的亚太战略就与其对华政策存在矛盾,这个矛盾是内在的,是由于美国的战略手段同战略目标本身存在不和谐因素。
美国不想跟中国打仗,但是又不想放弃对中国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
所以,美国的基本努力是想通过推动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理念,来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认为,大家都变成民主国家了,就可以最终把握事情的本质——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的趋同是遵循共同游戏规则的根本保证。
所以,美国最大的目标是把中国民主化,即“和平演变”。
所以美国有一个着力点的问题。
如果推得太凶,这些国家要反弹,如反弹,必然要威胁到政治上的安定;如果推得力度不够,这些国家又不会改变。
美国信奉市场经济,要达到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就要全球化。
这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因为在亚太国家的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如果全面放开,肯定就会被人家吃掉。
美国用力推了一次,97年就产生了大的金融风暴。
现在面临同样的风险。
大家知道,在中国内地,最大的经济泡沫是投资泡沫。
每年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
在军事上,美国要维持绝对优势,也存在手段同目的之间的矛盾。
美国要维持在亚太地区绝对军事优势的手段无非有两个:
第一是保持军事上的高压姿态。
第二是维持两个同盟,日美同盟和美韩同盟。
今天,日美同盟在不断加强。
但如果日美同盟搞得太强了,别人就会有压迫感,其他国家(不光是中国,甚至包括印度)也都会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军力。
这样,从长期来说,就会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
所以,美国的对华政策总是变来变去,除了一开始讲的两个原因外,还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即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有不和谐的因素。
还有一点,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总是想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
所以,这些原因导致美国的对华政策总是表现出“战略模糊”。
“战略模糊”实际上就是机会主义:
好了,就跟你交往;不好了,就给你厉害。
机会主义就是不做任何承诺。
因为任何政策一旦确立了,就是一种承诺。
比如,我一旦宣布要往东走,就必须一直走下去;如果不走了,我的信用度、威信就要受到影响;受到影响,那美国的政策就要受到损失。
所以美国的政策实际上是尽量减少承担义务,尽量减少承诺,“边走边瞧”。
二、中国崛起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最近几年,由于中国的改变,使得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局势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中国著名战略问题专家章百家说过:
世界上其他国家,往往寻求通过改变世界而改变自己;我们中国人呢,却是通过改变自己而改变世界。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块头很大。
中国是如何改变世界呢?
首先是通过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确实是和平崛起,中国的崛起有三大特点,是以前崛起的大国所没有的:
第一,中国的安全威胁主要是来自于国内,而不是国外(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以后)。
所以,中国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精力来处理国内问题。
第二,如果把中国的崛起与以前的大国做一比较,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那就是,不管是苏联、英国、西班牙、美国、德国,它们崛起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拥有能够在境外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军事能力。
我们把它叫做“全球军事投送”(militaryglobalreach)。
而中国不具有此能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到目前为止在境外作战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第三,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意识到,要尽一切办法避免同美国发生大规模冲突。
这倒不是因为美国比中国强大很多,而是中国在崛起的过程当中,确确实实在许多方面需要美国的帮助。
从市场、技术和资金的角度,从中国经济制度本身改造的角度都需要美国的配合。
所以,从邓小平开始,中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就是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
因此,在这样一个客观环境之下,中国采取了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崛起采取了“融入式的和平发展道路”,就是中国把自己置于现存的世界体系之中,而不是像苏联或日本崛起后,一定会对现存的世界秩序进行挑战。
目前,这个世界体系实际上不是中国的,它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民主国家为领导的世界体系。
融入以后必然对亚太地区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不管有没有自由贸易协定,整个亚太地区在经济上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
中国跟美国在过去20年,贸易额扩大了8倍;但中国跟任何一个亚太国家(甚至包括日本)的贸易额,扩大都在30倍以上。
中国几乎跟所有西方国家的贸易额都是顺差,而与亚太国家大都是逆差。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中国认识到(尤其是98年以后),中国必须要对周边国家的发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在97、98年,中国提出了“新安全观”。
这就是说,大家通过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得安全变成“共同合作”的概念。
所以,这是以非常规、非传统的手段来达到常规的安全目的。
但如此一来,美国就面临下列问题:
第一,由于美国在亚太有巨大的利益,使得美国很难对中国进行挑战,因为一旦挑战就会伤及自身。
这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第二,即便跟中国产生利益冲突,美国也很难在亚太地区,更不用说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反华的共同战线。
最典型的例子是,89年以后,美国要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日本不制裁。
美国要对中国进行遏制,欧洲不遏制。
这就对美国的全球政策构成挑战。
第三点,也是最根本的一点,中国通过融入方式,在亚太地区,尤其同美国建立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
这样就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中美之间的任何问题都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2003年前后,在美国进行中国研究的学者通过一年半的各种研讨会以后,促使美国的思想精英界形成了一个共识。
这个共识就是,中国经过20年来的发展,已经从一个体制外、对体制有挑战意义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了体制内、有一定发展程度的国家。
此共识体现在兰普顿教授于2004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即《革心换面的中国》(Demiseof China Paradigm)。
他在这篇文章中说,中国不是以前的发展中国家,不是一个体制外的国家,而是一个体制内的,并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的国家。
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从2005年春天开始,美国就酝酿起草了一篇《新中国政策》的报告。
我们是在报告发表的前三个星期看到的草稿,并加了自己的注、自己的意见。
但是,由于在美国,大的报告要通过各个部门,如国安会、国防部、国务院、国会的外交委员会等部门通稿。
所以,这个报告最终面世就是佐利克9月21日的讲话。
这个讲话被加了许多强硬的东西在里头。
但基本精神就是:
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利害攸关方”(stakeholder)。
我认为,佐利克9月21日的讲话与以前基辛格的上海公报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基辛格72年的上海公报表明,中美两国是在两条不同的船上,是两个不同的阵营,但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因此中美必须形成战略上的合作关系;而佐利克9月27日的讲话表明,中美已经在同一条船上了。
虽然同在一条船上,但有两个大的问题:
一是尽管有共同利益,但没有共同敌人。
任何结盟都要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最近香港开了一个会,我和别人合写了一篇发言提纲。
提纲的大意是说,中美之间没有共同敌人,但有巨大的共同利益,这就是中美之间合作的基础。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如果没有共同敌人,两个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是不可能达成的。
我们认为,中美之间巨大的共同利益和美国在亚太的三个根本目标——和平稳定,经济繁荣,绝对的军事优势——并不矛盾,是协调的。
不过,严格地讲,中国接受的不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优势,而是接受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军事存在对中国而言并不全是坏处。
首先,中国的和平发展可以搭便车。
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局面,中国实际上在区域安全上没有承担多少义务,基本上是美军替中国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
第二,日美结盟对中国并不是很有利的事情,但在客观上,由于日美结盟,使得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
这就是说,美国把日本这只老虎关在了笼子里。
第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也维护了中国的利益。
实际上,只有亚太地区保持和平安定的局面,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崛起才有实现的可能。
但中美之间,最大的矛盾是在台湾。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意识到,从95、96年导弹危机以来,中国军队所作所为就是准备在台湾海峡跟美国人打一仗,从战略的形成、战术的组织、部队的整编、武器的采购和发展,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中国并不想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但最起码在这个地区,所谓在高科技条件下打赢区域化的局部战争,实际上指的就是如此。
中国的想法是,即便打不败你,但至少能打痛你。
那你在卷入时就得三思而后行。
而美军实际上从95、96年以来,不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也是为了遏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
在此之前,美国在亚太地区常驻的航母只有3、4艘,现在是8艘,很快会增加到10艘。
此外,美国确实加强了日美军事同盟。
日本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2+2”也出来了;关岛也变成美国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军事基地。
这就形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个选择、三个部分。
在安全上,中美之间由于台湾问题的存在,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是没有战略互信的。
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安全这一块是“防范”,是对冲或两面下注(hedge)。
它不叫“围堵”,当成为“利害攸关方”以后,“围堵”就成为历史了。
因为,你不可能围堵自己的“stakeholder”啊,只有接触。
这样一来,美国对华政策争论的焦点就变成究竟是“围堵”还是“接触”,演变成以什么样的方式“接触”(engage)?
是以拉为主,还是以压为主,在什么程度上接触?
这个争论就回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上来。
在安全上,美国有一系列的防范动作,不仅加强日美同盟,还加强了与印度、澳大利亚、东南亚的关系。
在政治上,由于中美关系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美国就必须同中国进行接触和交流。
在任何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如朝核问题、反恐问题、跨国犯罪问题、军控问题、伊核问题,美国尽量跟中国保持一种沟通(communication)和协商(consultation)。
在经济上,表面问题很多,但实际上,经济是中美关系最好的一个领域,因为它的基础是经济上不可逆转地形成了相互依赖关系(interdependence)。
由于有了这个基础,形成了真正的协商、沟通、合作(consultation,communication,cooperation),这三个“C”都做到了。
就像婚姻一样,尽管吵得很厉害,但谁也离不开谁。
美国的对华政策,主要就是这三个方面。
这是有史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第一次从某种意义上同美国的亚太战略构成了协调性和一致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下一届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也逃不出这个范畴。
下一届美国总统,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会改变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布什的许多对外政策都要推倒重来,但有一条一定不变,就是“利害攸关方”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华政策。
三、美国亚太战略与中、美、日关系
美国的亚太战略有两个大的选择。
尽管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第一号霸权国,但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
就是说,亚太地区如果发生了重大的政治、经济等问题,美国很难单独解决,他必须要找一个盟友来与其合作。
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悲剧就在于,他的两个盟友只能由日本或中国承担,其他国家都不行。
二战以后,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是:
可控而不可信。
美国可以控制日本,但并不信赖日本,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小泉和安倍都想推进国家正常化。
小泉推进的国家正常化是功能性的正常化。
比如,增强日本在外交事务的独立性,争取在日美同盟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权等。
因此,美国对小泉是支持的。
但安倍上台后,要从根本上实现“正常化”,他要重写日本宪法。
所以现在美国看安倍,就有点像中国看陈水扁一样。
为什么日本宪法对美国这么重要呢?
我们都知道日美同盟犹如一个婚姻,这个婚姻的合同就是日本宪法,是美国人写的。
安倍不仅要改写第九条,还要改写整个日本宪法。
所以在美国就有很多不满了。
最近这段时间,美国对安倍是下了几次狠手的。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中国,中国是“可信但不可控”,跟日本恰恰相反。
中国说话是算数的。
从朝鲜战争一直到现在,要么不说,说了就一定做得到,哪怕承担再大的牺牲。
但是美国控制不住中国。
对美国而言,要依据问题进行选择。
如果问题出现后,美国并不想寻求问题的解决,只想维持局面、维持现状,那就一定会找日本合作,因为它控制得住日本。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台湾问题。
我一直跟国内的学者说,美国不想解决台湾问题。
美国的台湾政策是个“维持政策”。
因为如果中国统一了,对美国是个潜在的威胁,这个威胁是巨大的;如果台湾独立了,对美国是一个长期的包袱,这个包袱是沉重的。
所以要维持现状,美国就会把日本拉进来。
10年以前,台湾是日本的外交问题;10年以后的今天,台湾变成日本的安全问题。
但是如果美国发现问题,并且想解决这个问题,它就会找中国合作。
典型的例子是反恐。
此外,还有朝核问题。
美国想解决朝核问题,把日本晾在一边,拼命找中国,要和中国合作,因为它知道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因此,要看美国对问题持什么样的态度。
它要解决问题,必定同中国合作,中国可以使劲和它砍价;如果它要维持问题,就会把中国排除在外,去找日本。
所以,你要问,美国的对华政策到底是什么?
回答说:
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是错的;美国对华政策是“战略合作”,也是错的;美国对华政策是“防范”,也不对。
事实上是三者都有。
结论是,分析美国的对华政策,要具体看是什么问题,谈安全问题是防范,谈政治问题是接触,谈经济问题是合作。
四、中国金融改革与中美关系
在短期内,中国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在今后20年当中,最大的威胁也要从日本讲起。
美国在亚太地区最稳定的政策是对日本的政策,最成功的政策也是对日本的政策。
为什么说成功呢?
第一,它塑造了一个在美国轨道上的民主国家,而这个国家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的产品已经卖到全球各地,日本的经济已经和整个世界经济结为一体。
但是,日元从来没有走出国门一步。
日元始终是个国家货币,不是国际货币。
所以,一旦和日本的贸易赤字增加,美国就有一个很有效的办法。
因为,我跟你做交易,你赚了我的钱、我赔钱,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你
的钱抢过来。
抢不过来怎么办?
就是让你的钱值钱、让我的钱不值钱,就是压你升值、我贬值。
从广场协议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85年以前一个美元能换400个日元,86年一个美元换200—300个日元,现在一个美元换100多个日元。
正因为日元是个国家货币、不是国际货币,美国在这方面百试不爽,日本也就只有老老实实地吃亏,一次又一次让美国公开抢钱。
但中国就不一样了。
在这20年当中,中国对美国最大的威胁就是,中国人用不同的手段,很可能用和平的方式实现一个亚太共同经济体。
这个共同经济体有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已经形成,即以中国经济为中心,中国经济是带动这个经济体的火车头。
第二个特征是中国的人民币成为一种国际货币。
这个是美国阻挡不住的。
例如,在台北、曼谷、仰光、新德里,我在饭店吃完饭后,拿出10美元和100人民币,让老板选择,很多老板要人民币。
在人民币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时候,已经有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
这对美国而言是个巨大的威胁。
为什么说这是个巨大威胁呢?
道理是很简单的。
美国在和中国的贸易中,不管它有再大的赤字、再大的亏本,只要所有的亚洲银行家都到华尔街去存他们的钱,就是说,华尔街是大家的最终银行,那好,美国就非常放心了。
比如,石油涨价,实际都是美元在作怪。
再有一点,中国现在跟香港做生意都是用美元结算,每结算100美元的生意,美国坐收3-6美元的利润,因为是用它的钱结算。
但是,比如说一旦中国和越南做生意,用人民币结算,不用美元结算,那美国不仅收不到这3—6美元的利润,为了加入这个贸易伙伴,还得交7—12美元的入场费(entryfee)。
为什么现在中国老吃亏?
中国是用人家的钱结算的。
中国不管是跟任何国家做生意,每赚100美元的钱,都要交美国6美元钱。
如果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变成一种国际货币,这对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还有一个更大的威胁是,人民币有一个巨大的后门,美国人是很怕的。
就是说,在世界上唯一直接和美元挂钩的是港币,而香港是世界第五大外汇储备体,香港有6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所以,美国也很怕。
一旦人民币完全放开,美国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布什政府在压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态度不是很坚决。
因为美国政府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在中国金融还没有完全融入世界体系之前,人民币一旦开放,对美国的冲击是不可限量的。
也就是说,中国在经历了20多年的融入式发展后,在经济的核心部分,也就是金融部门,还没有融入到世界体系中去。
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的控制力很强。
所以在经济开放的问题上,不仅仅是个市场的问题,还有很大的政治问题。
五、关于美国对中国的围堵
美国的一个根本战略目标是防止敌对国家垄断西太平洋。
这个战略目标是确定的,而谁是这个敌对国家是不确定的。
所以,从战略上来讲,美国是有目标的,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是走一步看一步。
关于美印关系。
“9·11”以后,美国跟印度的关系确实加强了,但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也加强了。
中国国内有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认为美国跟中国加强关系,只是因为“9·11”,实际不是。
布什政府的单边政策导致的最大损失是失去了欧洲这个盟友。
所以,美国就不得不寻求与其他非盟友大国的联系,来弥补这个不平衡。
所以,从这个大趋势来讲,美国不仅与印度的关系加强了,跟中国、俄罗斯的关系也加强了。
有人认为,“9·11”以后美国跟中国关系很好是因为美国需要中国,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如果2008年大选以后,一旦美国跟欧洲的关系修复了,那么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中国的困难就会加大,比如贸易问题。
关于美国跟印度核合作的问题。
有人认为,美印核合作是冲着中国来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在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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