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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全球化全球化研究的新领域
“人本全球化”:
全球化研究的新领域
孙嘉明
(美国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社会学系,美国康迈斯75428)
摘要:
“人本全球化”即以人为本的全球化,它是对全球化现象中人们的跨国界、跨文化、跨时空的社会联系与交往现象的概括。
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对于认识和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全球互动及其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人本全球化”旨在从微观层面探讨人的全球连接及其跨国社会关系对其所处的本地社会的影响以及对于人本身发展的意义,从而使全球化的研究回归到社会学范畴,并纠正全球化研究中太过宏观的偏向以及“目中无人”的盲点,以填补全球化研究文献中这一领域的空白。
从研究层面而言,“人本全球化”是一种把视角放在个人层面上涉及跨国界的行为、交往、关系等方面的变化,并以此作为其研究分析的“基本单元”,进而归纳出某种跨国界行为、交往、关系的一般模式和共同特征的全球化研究。
从方法论角度而言,“人本全球化”是把个人放在全球系统中加以研究,强调和突出全球范围内人的活动以及人们的多层面、多样性的社会互动关系,这种“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正是社会学家在全球化研究中可能采用的新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
人本全球化;微观全球化;跨国界现象;跨文化互动
1引言
自2016年以来,全球范围反全球化潮流此起彼伏,特别是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以反自由贸易以及美墨边境建隔离墙等尖锐言论获得成功并入主白宫,似乎一时间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寸步难行。
反观历史,类似特朗普的新保护主义并非史无先例。
试图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来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在各国都早已不绝于耳。
2016年的英国退欧公投、法国极右翼民族阵线经济保护主义以及对欧洲移民政策的诟病等全球化逆动此起彼伏。
可见,全球化遇阻回流,但是否就意味着全球化寿终正寝?
这一现象表明,全球化实践与全球化研究并非同步,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实践。
全球化的实践早以有之,最早可能追溯到1492年哥伦布首航美洲发现新大陆。
然而,全球化研究则相当滞后,起始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纵观全球化研究的历史,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全球化研究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
到了8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多种视角开始呈现,出现了不同的全球化研究的分支,诸如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等。
特别是90年代以后,人类的社会结构日益呈现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特征,这就使得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成为主流[1]。
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甚至主张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等。
可见,全球化研究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或以某种片面地视角来反映全球化的实践过程,而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并不能有效地指导全球化的实践。
这进一步印证了莎士比亚的格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
在各路社会科学对全球化实践的研究中,社会学也逐渐形成其有关全球化的理论并有所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学主要从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时空变化、全球意识、全球体系、全球性共识等角度对全球化展开异彩纷呈的界定。
虽然有国内学者将全球化的因素概括为六个方面的现实因素交织而成,每一种因素都是全球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比如时空概念的巨大变化、文化互动不断增加、世界居民面临共同的问题、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的增长、强大的跨国组织和不断增加的跨国行动等[1]。
但具体到针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尽管许多宏观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作出了种种的努力,但其分析的基本框架仍然是民族国家中心论,未能摆脱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元,以民族国家和国家间体系作为基本参照系,并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全球社会的主要动态[2]。
英国牛津大学坦普利顿学院国际商务和战略管理专家阿兰·鲁格曼(AlanRugman)早在其《全球化的终结(TheEndofGlobalization)》一书的开篇就已经指出了全球化研究脱离实际,“病入膏肓”,并提出迄今为止,被人们近乎滥用的“全球化”概念并无实在意义。
作为全球化最基本构成要素的经济事实已然表明,不存在一种“纯粹的全球化”。
鲁格曼研究了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经济行为、金融操作与商业战略,因为这些正是驱动全球化的动力,认为人们所谓的“全球化”,不过是由当时最为强大的“三极集团”,即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巨人主导下的超级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
而且,无论是这些公司的结构性规模及其扩张方式,还是它们的生产管理,抑或贸易经营,都表明它们的全球化运作根本上只是一种资本扩张式的“区域性”经济行为,而非人们所想像的无限制扩展的经济全球化。
可见,对全球化概念的界定,导致全球化研究“误入歧途”,“走火入魔”,以至阿兰·鲁格曼得出结论:
“我相信我们正在目睹全球化的终结。
”[3]5-7
阿兰·鲁格曼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结论,是由于全球化研究中“误解跨国公司的职能或作用”[3]7。
相当一部分学者是从经济、技术和时空维度来界定和把握全球化,把全球化看作跨国商品、服务交易、国际资本流通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等等。
他们认为全球化就是距离的消失,是时空的压缩,即所谓的“即时性”或“共时性”等。
于是他们更多地把全球化的动因归结为技术进步和自由市场的扩张,特别是把信息技术的变革视作全球化的唯一动力。
早有学者批评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全球化观点,认为全球化说到底是人的全球化,在经济、技术等全球化现象背后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生生的人。
物的全球化表象掩盖了人的真实目的和利益要求的全球化本质。
因此,从根本上说,主宰、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是人与人的联系和价值体系而不是资本、信息技术或跨国公司[4]。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实践深入,全球化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以往的全球化研究以国家为本(nation-based)或以全球为本(globe-based)的研究范式;关注于器物或功能为本(facility-based)的全球化,而忽视了以人为本(people-based)的全球化。
显然,这样的全球化研究缺乏指导全球化实践的意义。
显然,要推进全球化的研究,特别是从社会学角度对全球化作深入研究,必须在全球化的研究范式上要有所突破,才能有新的发现。
以往的社会学研究在面对全球化实践及其问题时似乎也走到了认识和解释上的困境,因此它必须面临重大的变革。
从这一角度而言,阿兰·鲁格曼的《全球化的终结》颇有先见之明。
纵观全球化研究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出一条研究视角转向的基本脉络。
全球化研究的最初视角主要是在民族国家上,以城市、区域、跨国公司为基本分析单位,关注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和格局[5]229-233、世界城市的兴起和分布[6]232和全球产业链的布局[7]352等宏观层面的问题。
然后全球化的研究逐渐转向于全球化的中观研究层面和微观层面的问题,即将研究重点渐渐转移到全球化对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8]以及全球化对个人的影响[9]240等方面。
这种研究转向和全球化实践的趋势是分不开的。
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把全球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492-1820年)主要是国家层面的全球化。
航运扩展了国家的版图,国家和政府打破了各种阻碍,开始相互竞争和合作。
第二阶段(1800-2000)是公司层面的全球化。
跨国公司在全球寻找市场和劳动力,而运输费用的降低和通讯设备的普及为全球协作提供便利。
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则是个人层面的全球化[10]429。
网络世界进一步缩小了实体世界的空间,使世界变得平坦,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变化,个体的跨国界行动在全球化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在第三阶段的全球化浪潮中,主要参与者转变为个人。
研究焦点则放在个人如何确立全球意识、适应多元文化的全球舞台、参与全球竞争和协作、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等问题上。
这一研究视角正体现了社会学的“个人主义范式”进行全球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
1全球化的微观研究与“人本全球化”
和其他学科类似,对于全球化的研究,可以在总体上分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
全球化的宏观研究,研究对象主要是宏大的制度和体制、跨国公司及其机构的活动等。
因此,它把城市、区域、跨国公司等作为其分析单位来进行全球化研究。
而所谓全球化的微观研究,则是运用以个人作为分析单位的一种研究范式,诸如对海外留学、跨国婚姻、虚拟全球社交网络等这些个人层面的跨国界流动和互动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
更具体些,微观层面的全球化研究则是分析和讨论人的活动与全球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们的观念如何受全球化的影响以及人们在参与全球化实践的过程中如何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影响到本地的社会发展。
国内外对于全球化的宏观研究相对比较重视,然而对于“微观全球化”则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
柯林斯(Collins)曾发表题为“论宏观社会学的微观基础”一文,强调了对于微观领域研究的重要性。
他指出重要的宏观体制变革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是基于连续地重复微观情景之变化以及伴随着人们之间相互作用和随之产生的对于社会存在的认识[11]。
所有宏观层面的变化,诸如社会模式、机构和组织等,都可以看成是微观层面的抽象和总结。
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则是微观情景的序列,而这些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不同的个人生活经验在宏观层面的总和将构成所有可能的社会学数据[11]。
米瑞姆·仪埃雷兹和埃弗拉特·盖缇(MiriamErez&EfratGati)在其《一种动态的、多层次的文化模式:
从个人的微观层面到全球文化的宏观层面》一文中曾提到社会文化变迁可以从人们行为变化开始。
也就是通过个人层面“自下而上”的变迁过程,使得某种文化标准成为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进而使得文化的宏观层面得以改观[12]。
克诺尔·塞蒂纳(KnorrCetina,K)和布洛格(Bruegger,U)也曾提到全球“微结构”(microstructure)的概念,这样的全球微结构体现在:
虽然活动主体在地理上存在着遥远的距离,然而却通过某种形式的联系相互关联着和互动着[13]。
萨斯基亚·萨森(SaskiaSassen)进一步提到“微情景”(microsites)和“微交换”(microtransaction)的概念。
她认为那些全球化大都市中的活动主体实际上并不可能活动于不切实际的全球舞台,他们只可能生活在某种日常生活中具有全球形态的“微空间”(microspaces)里而已[14]193。
孙嘉明在《全球联结与地方转型》(“GlobalConnectionsandLocalTransformation”)一书曾提出了全球化的微观研究,即关注于个人的全球连接,这种连接把生活在不同国度的人们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对于地方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影响和机制[15]147。
综上所述的这些观点和概念构建和形成了“微观全球化”概念的基本雏型。
其实对全球化研究的宏观和微观的区分并非随意,它体现在方法论上的迥然不同,本质上讲也是由学者们对于现实社会发展变化的反馈和理性思维所决定的。
虽然全球化的微观研究或宏观研究两者主要体现在研究“分析单元”上的不同,但对全球化仍然有着基本共识,即由于科学技术“物化”的速度不断加快,直接影响到人类社会的生活环境,因而扩大了人类的活动领域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和联络,使全球社会呈现出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局面。
因此,当代全球化理论反映了不仅仅具有宏观思维的框架,比如阿尔布劳(M.Albrow)的全球“社会变迁”理论、哈维(D.Harvey)的“时空压缩”(compression)、贝克(U.Beck)“无国家和政府的世界社会”;也包含了微观视野,比如麦格鲁(A.McGrew)全球互动理论、斯克莱尔(L.Sklair)的“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综合发展的全球过程”以及拉图尔(BrunoLatour)的全球社会交往观等。
就方法论上而言,全球化的微观研究本质上讲是基于对人与人跨国交往的研究,即“人本全球化”研究。
马克思早已指出:
“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力量的支配。
”[16]89在马克思的思维框架中,全球化是指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世界范围交往将得到普遍发展,人类的活动逐渐摆脱民族和地域局限,从而形成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趋势和过程。
很显然,马克思的上述论述也意在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把全球化视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生存的活动方式转变的一种必然趋势[17]。
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历史活动的主体与交往和历史形态的演变和更替联系起来,从而指出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出世界的普遍交往,它是交往活动、交往形式、交往关系不断发展的历史,人类物质交往实践必然在世界范围内扩展[18]。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由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和获取利润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因而,“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9]。
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涵义:
一是人的生产活动与人的生存方式有着相互联系的一致性;二是应从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的生存方式;三是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它与人的活动范围是一致性的。
因此,对全球化的考察应着眼于全球化的主体承担者——人(这里只是指个人),并由此从人的生存方式出发去思考全球化的一般本质[17]。
由此可见,社会学所要研究的全球化本质上讲就是研究人们全球性的社会关系及其发展的现象、过程、和规律。
以往的全球化研究之“盲点”正在于其“见物不见人”,而“人本全球化”的研究范式提供了社会学研究全球化的基本方法、重点和素材。
2“人本全球化”现象及其研究领域
“人本全球化”研究虽然与上述的“器物或功能为本”“国家为本”或“跨国公司为本”的全球化研究相佐,但其研究视野与上述的方法论上的微观全球化是基本一致的。
“人本全球化”关注于个人层面上涉及跨国界行为、交往及其关系等方面的发展与变化,以此作为分析研究的“基本单元”,进一步归纳出某种跨国界行为、交往及其关系的一般模式和普遍特征。
总体上讲,“人本全球化”研究是一种“由下而上”“始微而巨”的研究,在研究的具体方法上常见的有逻辑归纳法、抽样调查法、实地考察法和推理判断法等。
“人本全球化”的研究包括诸如对个人的跨国界流动、留学生现象、跨国婚姻现象、海外就职现象、虚拟全球社交现象等主题。
中国学者对于“人本全球化”现象的认识和研究也零星泛见于一些文章中。
比如从跨文化视角分析中美跨国婚姻[20]、中国海外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21]、大学生网络素养与全球意识现状研究[22]、中外合资企业青年人才流动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23]、从全球化视角看人的生存方式的当代转向[17]以及跨国界交往与海外关系研究[24]等,这些研究都属于以关注人们的跨国界交流与互动为基本内容的“人本全球化”的具体实例。
“人本全球化”现象本身意味着人们各种各样的超越国界、跨越文化和社会关系以及各自生存空间的联系的一种交往和互动过程。
因此,它是社会学研究的非常重要的新领域,对于认识和加强人与人之间跨国界沟通和互动及其对当地社会可能带来的影响会带来许多新的研究课题。
“人本全球化”研究的领域除了上述跨国界流动、留学生现象、海外就职现象、跨国婚姻现象以及虚拟全球社交等具体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之外,还可以从其起因、条件、过程、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诸如:
人们的全球互动与交往、人们在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化过程、如何培养个人的全球意识、在人本全球化过程中如何提高公民素质和文明程度、移民在居住国的社会维稳、种族与文化的多样性与伦理道德、跨国虚拟传播对个人价值观的影响、外族移民的文化资本对本地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特定功能以及“人本全球化”本身的各种表现形式、观察与测量指标、“人本全球化”模型等。
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全球化是指人类的社会关系跨越了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其全方位的沟通、联系、互动的过程与趋势。
因此,社会学可以从全球社会交往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的变迁出发,来展开对全球化的研究。
社会交往和社会结构都是社会学的核心主题之一,社会中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活动实际上都是嵌入(embed)在更广大的社会结构之中[25]。
从这一意义上讲,所谓全球化趋势,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结构功能的日益跨国化、全球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是建立在不同主体交往实践的基础上的,是在人类社会结构不断分化、整合的推动下人们的社会交往向全球扩展的结果[26]。
毫无疑问,“人本全球化”属于社会学范畴。
因此,它关注于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个人的全球交往活动如何通过生活在已有的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来实现;在这种跨国界交往活动中,人们如何摆脱从本国、本地区、本群体的狭隘利益而开展交往以及人们在这种全球交往活动中又是如何受到全球文化影响的。
由于社会群体中人们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各种外在环境和条件限制,个人在全球范围的交往活动不可能在全体社会成员层面上充分展开,还仅仅存在于有限的人群中,不过,这并不影响人们普遍追求和满足交往全球化的要求及个人生存方式的多样性。
可以预言,随着“人本全球化”的进程,人们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将会不断地得到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地域和民族国家的局限,从而真正实现世界历史性的普遍交往。
基于这样一种视野,“全球化终结”的结论显然并不成立,“全球化逆动”仅仅是螳臂挡车而已。
在当今高科技和全球通达的时代,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必然会对人的生存方式产生深远地影响。
认真研究和分析全球化可能给人们的生存方式带来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对于我们充分认识全球化的客观存在及其现实意义、主动地应对全球化给人们的生存方式带来的挑战是极其必要和有益的。
3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人本全球化”及其思考
研究范式是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是设计研究、收集资料、检验假设、建构理论的重要依据。
“人本全球化”研究范式关注于跨国界人们之间的连接与互动。
本质上讲所有的跨国物流交易背后都有着重要的跨越边界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这种联系和互动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它使得在局部地区的居民能够与全球沟通,融入全球活动。
因此,“人本全球化”这一独特研究视角也印证了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事实,也是其他社会活动或社会事件产生的基本条件。
五十多年前著名的“小世界现象”(smallworld)科学项目研究提供了支持这一结论的有力证据。
在1967年,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27]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实验。
这一研究是基于个人作为分析单位的一种方法。
他的著名实验研究表明,通过一个或至多6个连接(朋友或亲戚),在美国的任何个人都可以与其他任何人连接上。
当时,他研究的仅仅是基于美国的特定背景,但其结论具有普遍意义。
由此你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任何社会,任何某一个人与其他任何人,永远或者也至多只能是“六度分离”,即“sixdegreesofseparation”[28]120。
几乎每个人都熟悉的一种情景是,在一个派对或在一些社交场合,人们在经过短暂的交谈后会惊叹某种“常见的意外”,发现他们有着一些共同认识或熟知的人。
因此,他们常常感叹:
嗯,这个世界真小!
这一研究结果在当时既引人注目,也令人惊讶,毕竟五十年前的社会交往沟通之便利程度远不如今天。
显然在如今全球通达的时代,“六度分离”之说更不会逊色。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人本全球化”与“小世界现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野,即关注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朋友、亲戚、熟人以及各类交往对象的跨国界联系和互动。
这种与他人的连接以及由此形成他们一系列关系则是产生了文化交流、共享和融合的意义。
此外,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强化可导致在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内容。
而众多个人的生活经验以及“微观情景”所有序列总和则进而影响到当地的社会结构及宏观体制[11]。
人的关系的全面性取决于交往的全面性,从而有赖于交往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
全球化将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内在地联系起来,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活动领域和交往范围。
于是多层次的交往已成为当代人的基本活动形式,成为其他活动的中介条件;另一方面,交往又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和意义,既拓展人自由发展的空间,也为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更为全面的内涵[29]。
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人们在全球范围的普遍交往必然代替地域性的交往。
“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30]38这是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全球化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使人们的世界性交往建立起来;由于“世界交往”的建立,才使个人由“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6]86。
基于这样的观点,人们在世界范围内交往成为可能才是全球化的真正实现,因为它体现了全球化的真谛,也是“人本全球化”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
毋庸置疑,人们的交往形式变迁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两者的交互作用才能在根本上推动全球化由可能转化为现实。
美国学者罗伯特·萨缪尔森关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的著名表述[31],实际上得出了与马克思完全相同的判断。
不仅是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全球化提供了基础,交往的全球化也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
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跨国性交往、世界范围交往日益紧密且不可逆转。
相对于愈益兴起“世界交往”之前,民族、国家、地区由于交通与通讯的限制,往往闭关自守。
马克思的“世界交往”思想对我们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全球化的概念、形成、性质及其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向,进而引导和推进全球化进程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诚如20世纪末的一位墨西哥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在20世纪末的今天所出现的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了。
”[32]
中国人传承几千年的传统交往模式,在全球化的时代已受到了挑战。
由于高科技发展、航空以及网络通讯技术更新,中国人的交往模式也进入了一个推陈出新的时代──“跨国界交往”时代。
“跨国界交往”显示出普通中国人的交往形态更为多元化,意味着新兴交往方式和交往模式的产生。
近年来出现的微信群虚拟会面交流、跨国网络游戏、出国旅游等跨国界交流方式,正成为中国人新的交往平台。
“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的实现,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人与世界各民族的人们在全球范围的交往和互动。
人们的跨国界互动和交往所带来的意义并非仅局限在物质层面的跨地域交换,这种跨国界互动和交往本身蕴含着深刻的文化蕴意和人类价值。
而且,这种跨国界互动和交往有可能或者已经带来了新的全球范围内文化层面的结果。
总而言之,“以人为本”的跨国行动以及全球联接是一种新型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现象,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它展示了居住在不同国家的人们多重社会联系和繁杂地理空间上的综合关系。
而在近十数年来日益增多的诸如海外投资者、世界旅行家、出国留学生、跨国婚姻者甚至移民群体等,则最为形象地代表着这样一种具有跨国界联接与互动等综合关系的人群。
全球化的过程必然促使人们的活动领域的扩大,由于人们社会交往互动在全球范围实现,人口的地域性流动也转向全球性流动。
跨国旅游、跨境经商、海外留学等将极大地发展;跨国婚姻以及跨种族通婚将习以为常;人们的社会化过程也将伴随着全球化而不断更新[33]19。
人们的社会化的发生场所也与传统意义上的学校、工场、社区不同,它可能是跨文化婚姻的家庭、跨国企业、国外的大学校园与课堂、海外的旅游地甚至是全球社交网站等。
这种社会化模式则是以全球性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它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基于代与代之间传递与接受文化的过程。
取而代之的是同代人之间的、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之间传递与接受文化的过程。
近现代历史证明,全球化的实践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发展趋势,犹如长江之水浩瀚不息,滚滚东流;纵有曲径弯道,也不改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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