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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图书出版五十年概述
新中国图书出版五十年概述
(2006-12-2516:
39:
15)
阎晓宏
一
新中国成立后,图书出版事业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关怀。
1949年10月3~19日,新中国成立后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
毛泽东同志于9月为大会题词:
“认真作好出版工作”,并在会议期间接见了全体代表。
朱德同志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号召全国出版工作者准备迎接随着经济建设高潮而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勉励大家把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这一条变为事实,团结一切愿意和可能为人民出版事业服务的人共同工作。
1949年10月19日,新中国成立不到20天,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
出版总署是在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和新华书店编辑部的基础上成立的,并确定了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是:
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图书出版机构与私营图书出版机构对比,力量悬殊。
1950年全国共有图书出版社211家,其中私营图书出版社就达184家。
为了改变公私出版力量对比的悬殊局面,出版总署首先加快了公营、公私合营出版机构的建设,按照统筹兼顾,分工合作的原则,分别成立了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青年出版社、科学技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地图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人民交通出版社等专业出版社。
到1957年底,调整、改组出版机构工作基本完成,全国图书出版社达到103家(其中中央55家,地方48家)。
到1965年,全国图书出版社为87家,虽有进一步的调整合并(如:
建筑、冶金、机械、煤炭、石油、化工、水利、地质8家出版社合并成立了中国工业出版社),但基本上维持了1957年图书出版机构的格局。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间,图书出版业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旧中国出版业到社会主义出版业的跨越。
图书出版工作的重心主要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著作的出版;
(2)教科书;(3)一般通俗读物,特别是工农大众读物;(4)少儿读物;(5)干部读物;(6)科技读物。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图书既少且贵。
图书出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迅速增加出版物数量,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这样一个首要而基本的问题。
胡愈之在1950年新华书店华北总分店第三次分店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到的数据可以反映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他说:
“在1950年,所有公营、公私合营和私营出版事业加在一起,出版新书恐怕不过一万万册。
质量方面且不去管他。
单只在数量方面就差得很远,以四万万七干五百万人口计,平均每四五个人方可得到一本新书。
”“最近听一个朋友说:
在兰州,一本《论人民民主专政》要两块大洋才能买到。
华北的山西等地,许多学校买不到教科书,农村办冬学多半还是用很老很老的书。
”这种状况也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
1955年,在一份《儿童读物奇缺,有关部门重视不够》的情况简报上,毛泽东同志在反映问题的材料旁边分别批注:
“书少”,“无人编”,“太贵”。
并将简报批给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林枫同志,请他约有关方面设法解决。
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书籍又缺又滥》,指出图书出版一方面存在着供不应求的问题,一方面也存在着“一窝蜂”、“赶浪头”出书的问题,在图书总供给不够的情况下又造成了积压和浪费,指出:
“提高书籍的出版质量,在任何时候都是出版社的一项重要工作。
”
在1957年之前,图书出版的发展是顺利的、健康的,关于出版的方针、政策是符合社会发展实际要求的。
1958年以后,图书出版受到“大跃进”的影响,许多地区和县都办起了出版社,仅1959年地区和县办出版社就达114家,出版社之间竞相搞起了出书竞赛,有的十几小时就出一种书,1958年的出书总量达到45495种,比1957年的27571种增加了61%。
但是相当数量是质量低劣或随意翻印的小册子。
“大跃进”停止后,1961年,图书品种骤落为13529种,到1963年图书才出版17266种。
总起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间,图书出版虽然经历了这样那样一些曲折,但出版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的基本方针始终没有动摇,这期间关于图书出版工作的一些重要原则(如:
出版社的基本任务、出版社的分工、图书的质量、价格、教科书的出版原则、面向大众出书的方针等等),关于图书出版的一些重要法规、制度(如:
关于出版物的禁载内容标准等等),迄今仍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这一期间取得的成绩,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图书的品种、数量实现了较快的发展,摆脱了图书匮乏的局面,基本适应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1950年,全国出版图书12153种,总印数2.75亿册,全国年人均图书0.5册;到1965年,全国出版图书20143种,总印数21.71亿册,全国年人均图书3册,这17年间,图书品种增长了约1倍,而图书的社会供给量增长了7.8倍。
2.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出版了大量经典作品和有重要影响的、优秀的图书。
(1)马恩列斯经典著作、毛泽东著作等图书的出版。
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到1965年出到21卷(全集出版于“文革”期间中断。
l985年全部出齐);1960年出版了《列宁选集》第1—4卷;195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第1、2卷,全集13卷于1958年出齐;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毛选4卷于1960年出齐。
此外,还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等等。
(2)在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方面,出版了一些有重要影响的著作。
如:
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薛暮桥《政治经济学》,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华罗庚《数论引导》和《堆垒素数论》,钱伟长《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钱学森《工程控制论》等等。
(3)这一时期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如《鲁迅全集》第1—10卷,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三红一创”(《红旗谱》、《红岩》、《红日》和《创业史》)、《播火记》、《烽烟图》、《烈火金刚》、《在烈火中永生》、《李自成》等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家》、《春》、《秋》等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高玉宝》等等,这一时期,还翻译出版了一批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如:
《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军》等等。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社从无到有。
据统计,从1949年到1965年,全国用蒙、藏、维、哈、朝等19种文字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累计11435种,总印数累计7933万册。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有相当影响的辞书工具书,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英华大辞典》、《俄汉大辞典》。
整理出版了古籍《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全唐诗》、《全宋词》等等。
3.有重大文化积累价值的一些奠基性工程着手规划并开始进行。
如:
中央于1958年批准成立了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并确定以中华书局为主要出版机构;批准成立了世界学术著作翻译和出版规划小组;确定商务印书馆为主要出版机构。
又如:
1957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上海市成立了专门的编辑机构,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修订重编大型辞书《辞海》,于1979年出版。
关于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也始于这一时期,1959年初步拟定了《关于筹备出版百科全书的初步设想》,拟由中央负责同志挂帅,吸收各方面专家成立百科全书学术委员会,并成立百科全书出版社作为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这一计划因“反右倾”、“文革”而搁置,未能实施。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虽有曲折,但出版方针和原则是基本正确的,从总体来看,发展是健康的。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的十年,基本培育形成的社会主义出版生产力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与破坏。
“文革”开始不久,国家以及各省市区的出版行政管理机构即陷于瘫痪,全国各出版机构和出版工作也处于停滞状态。
据统计,1964年全国共有出版社87家,共有职工8678人,其中编辑4391人,到1971年,全国出版社仅剩46家,职工4693人,其中编辑人员仅有1355人。
这一时期的图书出版已完全脱离了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需要服务的轨道,完全脱离了为人民大众利益服务的基本方针,图书出版表现出扭曲、畸形的状态。
1966年,文化部党委向中央上报《关于加速印制毛主席著作的请示报告》,《报告》不仅提出了多印、快印毛泽东著作的计划指标,还提出,在两年内,一般新书凡不应出或可出可不出的.坚决不出,再版图书暂时一律不印,“要把一切可以用于印制毛主席著作的纸张全部拿出来印制毛主席著作”。
随后,文化部、国家科委联合向各有关科技出版社发出通知,要求对出版科技书刊迅速重新审查进行清理。
(1)初版新书,可出可不出的坚决不出;
(2)再版图书一律暂时不印;……(4)各出版社原订的1966年出版与用纸计划一律作废。
在当时的形势下,出版毛泽东著作是出版工作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据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统计,仅1966年至1970年底,全国正式出版毛泽东著作、语录本、单行本、民族文本、外文本、盲文本共计42.06亿册;正式出版毛泽东像和毛泽东单张语录62.27亿张,两者合计为104.33亿册(张),而同一时期全国出版的图书总计为129.27亿册(张)。
也就是说,毛泽东著作、语录、画像等的出版量已占1966年至1970年全国所有图书出版量的80.7%。
在“文革”期间,仅次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物是样板戏剧本、曲谱、画册的出版。
据当时的出版口统计,仅北京地区1970年9月到1971年9月,一年内出版的《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和《沙家浜》4种样板戏的普及本、总谱、画册等就达2718.1万册,平均每个样板戏印制量679.5万册。
这一时期的图书出版结构也是畸形的。
以1970年为例:
1970年全国出版图书4889种,总印数17.86亿册(张),除去毛泽东著作、图片、中小学课本这几类,其他图书共计出版2773种,总印数9.12亿册。
只分析这2773种图书的结构,畸形与严蘑不合理的状况仍是十分突出的:
(1)政治读物1843种中,993种是汇编报刊文字;
(2)文艺读物393种,样板戏剧本、曲谱、画册就有245种;(3)科技读物仅有298种。
这种状况从“文革”后期开始得到一定的调整与改善。
1968年,毛泽东派女儿李纳看望范文澜,希望他把《中国通史》写出来(这项工作在范老病逝后,由他的助手蔡美彪和其他同志通力合作,从1978年至199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齐)。
1969年,解放军驻文化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到中央指示:
要出版青少年读物、农村读物,满足工农兵和青少年、特别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要求。
1971年《新华字典》修订本在周恩来关怀下出版,征订蚵达8482万册。
1971年,在毛泽东、周恩来指示下,中断了5年的“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在“文革”后期,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关怀和推动下,出版了《马恩列斯毛论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中国通史简编》;出版了《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小说及《李白与杜甫》、《柳文指要》等书;翻译出版了《阿登纳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林肯传》等等。
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由此推进了图书出版工作的根本转变,图书出版迎来了春天。
由于“文革”期间对文化的摧残和破坏,“文革”后社会面临着严重的书荒,为了迅速地缓解巨大的社会文化需求与书店无书可售的局面,国家出版局于1978年3月召集北京、上海、天津等13个省市出版局(社)和部分中央出版社,在大力组织新书出版的同时,要求对“文革”前出版的图书进行审读、修订,并决定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尽快出版。
这批重印的图书有:
《子夜》、《儒林外史》、《家》、《春》、《秋》、《一千零一夜》、《希腊神话和传说》、《哈姆雷特》、《悲惨世界》、《骆驼祥子》、《神曲》等等。
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禁锢的书于1978年“五一”节期间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统一发行后,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供不应求。
广大人民群众对图书的渴望,受到了党中央的关注。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中要求:
“思想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
”当时出版的一批新书的发行销售情况令人难以置信。
社科院编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发行销售了500多万册;司法部编写的《农民法律常识读本》、《工人法律知识读本》分别累计发行了1220万册和1212万册,蒋学模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累计发行了1400多万册,唐敖庆的《BASIC语言》累计发行了580万册,韩树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累计发行了500多万册,《先秦哲学寓言》发行了270多万册,上海工艺编织厂编写的《上海棒针编织花样500种》累计发行了1227万册。
这种图书出版高印数的现象从“文革”结束后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任何一种新书,印数达到几十万册是很平常的,这种现象至今仍使许多出版人兴奋、诧异并留恋不已。
一批在“文革”中停办或合并的出版社开始恢复重建。
这批恢复的出版社先后有:
春风文艺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纺织工业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法律出版社、中国统计出版社等33家。
与此同时,自1977年至1982年共新建出版社99家,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求是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等等。
在“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全国共有出版社82家,到1982年全国出版社发展到214家,是1977年的2.6倍。
这一时期,图书出版能力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
1977年,全国出版图书12886种,其中新书10179种,总印数为33.08亿册(张),到1982年,全国出版图书达到31’784种,其中新书23445种;总印数达58.79亿册(张)。
短短几年时间,图书品种1982年比1977年增长了146.7%,其中新书品种增长了130.3%;图书总印数1982年比1977年增长了77.7%。
1983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党中央、国务院直接作出的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决定。
《决定》阐述了出版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明确指出,出版事业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一切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并高度评价了出版的作用,认为出版事业的发展,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又是物质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条件。
在新的历史时期,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科学文化和传播一切有利于人类进步的知识的书刊,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对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决定》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出版工作最为重要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对新时期以来的出版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书荒”现象得到基本扭转的同期,在中央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图书出版在抓新书和重印书出版的同时,还着重抓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有重大文化积累价值的大型图书的出版工作,一是各类图书的出版规划工作。
在大型图书的出版工作方面:
1978年,国家出版局委托人民美术出版社邀集上海、天津、辽宁、广东等地美术出版社商讨分工协作编辑出版《中国美术全集》问题。
1978年,国家出版局、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向中央请示,建议尽早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同年,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以胡乔木为主任的总编辑委员会。
1979年,《汉语大词典》编写领导小组组长陈翰伯写信给胡耀邦,汇报编写的进展与存在的困难,建议在上海成立《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作为具体执行机构,胡耀邦即予批示:
“原则同意,请努力进行”。
《汉语大字典》编写领导小组组长许力以向胡耀邦书面汇报情况,反映编写的情况和困难,建议在四川成立编纂处,负责日常工作,胡耀邦批示:
“请川鄂两省有关部门大力协助进行。
希望全体编写同志同心同德,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这些图书的出版工程大多是经过十几年在“八五”期间才完成的,但创建工作、基础工作始于改革开放之初。
在出版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方面:
1978年,国家出版局在庐山召开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讨论制定了《1978—1980年部分重点少儿读物出版规划》;国家出版局联合全国科协组织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重点科普图书出版规划》,《规划》共包括62套科普丛书和读物。
1982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制定了《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同年8月,国务院原则批准。
1983年文化部印发了《1981—1990年全国出版事业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纲要(草案)》提出:
“图书出版要在提高质量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品种,保证重点,填补缺门,重视普及,注意提高”。
1986年,国家出版局着手组织制定《全国辞书编纂十年规划》。
同年,国家出版局还在沈阳组织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会议。
这些规划的制定,说明图书出版开始进入规范化、有序化的过程。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所限,以及后来客观环境的变化,当时分别制定了不少规划,但有一些完成的情况并不理想。
新时期以来,出版改革的逐渐深入,为图书出版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
1979年12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突破了地方出版社长期以来的“三化”方针(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提出地方出版社可以试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
很大地调动了积极性,解放了占全国出版社近半数的地方出版社的生产力。
1988年,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若干意见》对出版社改革的指导思想:
优化选题、调整图书结构;逐步推行社长负责制;积极推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改革分配制度;开辟多种渠道,扩大出版能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加强出版社改革的领导等8个方面提出了指导意见。
到80年代末,出版社由纯事业单位,逐渐转变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单位;基本完成了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
进入90年代,我国的图书出版已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顺利实施并完成,一大批我国图书出版的标志性工程相继完成。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吸收了以往制定与实施各类型图书规划的经验,注意反映并兼顾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各行业、各学科发展的需求,特别注意吸收了国家“七五”社科、科技、古籍、整理等方面的成果,总计收入重点图书选题1073种。
1996年底,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顺利完成,除少数项目将顺延至“九五”期间出版外,全部完成出版的项目达1118种,占全部项目的96.1%,实现率很高。
随着规划的完成,一大批重点图书相继问世。
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版《列宁全集》、《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选》(1—3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美术全集》、《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当代中国丛书”、《乾隆版大藏经》、《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通史》(10卷本)、《机械工程手册》、《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丹珠尔》(藏文)、《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全宋诗》、《全唐诗》、《茅盾全集》、《郭沫若全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等等。
这其中许多被称之为中国出版史上的标志性工程。
1996年,由新闻出版署主办的“中国出版成就展”,其中图书成就部分格外引人注目,540家出版社共展出了38281种图书;相当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版新书品种的10%左右,但是已充分显示出改革开放以来图书出版取得的成就,也展示了图书出版自身的实力。
江泽民、乔石、刘华清、丁关根、李铁映、邹家华等中央领导同志观看展览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从这一时期图书出版的品种和印数以及出版社的发展情况,也能看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后,图书出版初步繁荣的景象。
1978年全国图书出版共14987种,其中新书11888种,重印率为20.7%,总印数为37.74亿册(张)。
到1994年,全国图书出版达103836亿册(张)。
图书品种增长了592.8%,重印率增长了58.4%,总印数增长了59.2%。
出版社有了很大的发展。
1978年,全国只有出版社105家,到1994年,全国出版社已发展到514家,出版社增长了389%,形成了以中央部委出版社、地方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为主要力量的出版队伍。
90年代初、中期,图书出版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也出现和存在着一些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图书品种增长过快。
1978年到1994年图书品种增长了592.8%,年平均增长率为34.9%。
图书品种增长过快,而图书的总印数增长则较缓慢,1994年全国图书的总印数尚未达到1985年66亿册(张)的总印数,因此,图书的平均印数下降,使图书出版的社会供给量和出版单位的经营效益均有所下降。
(2)图书结构不合理,图书重复现象严重。
图书的结构不合理,一方面表现在教科书、教辅读物与一般图书的比例上,占全国图书品种总量20%的教科书、教辅读物,其总印数却占全国图书总印数的55%~60%;另一方面表现为图书出版的创新不足;低水平重复严重;同一题材重复安排出版,有的同一种书重复安排的版本竞达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影响到图书出版的进一步发展。
(3)一些出版社在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上,出现偏差,片面迎合读者和市场,出版了一些内容有害、不健康的出版物,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
有些出版社放弃审稿把关印制、发行等责任,以协作出版的名义卖书号,而社会一些书商、文化公司等钻空子买书号以获取国家的出版权,出书牟取暴利的现象也较严重。
(4)相当一些出版社的经营运行机制仍然比较老化,在市场竞争中很不适应,出版社内部人才、分配、社会保障改革远不到位,出版社经营管理水平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
1994年,新闻出版署党组认真分析研究了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提出了出版工作要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质量和效益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的思路。
1995年1月,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新闻出版署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革出版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
“通过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精神文明需要,符合出版规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推动整个出版业的发展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
”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
从以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看,报告是与之相符合的。
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
“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宏观调控,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目前总量过多、结构失衡、重复建设、忽视质量等散滥问题,努力实现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转变。
”1998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
“新闻出版业要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
”
“阶段性转移”战略实施以来,遵照中央关于新闻出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图书出版在改革、管理、质量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图书出版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基本上得到扭转,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主要表现在:
1.控制图书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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