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知识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最全版.docx
- 文档编号:7585679
- 上传时间:2023-01-25
- 格式:DOCX
- 页数:9
- 大小:32.29KB
财务知识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最全版.docx
《财务知识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最全版.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财务知识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最全版.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财务知识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最全版
(财务知识)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周其仁
科斯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科斯有壹个迷人的特点:
他的研究成果好象总也造不成“立竿见影”的“轰动效果”。
读者中壹定有人知道,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要到二、三十年后才被世人刮目相见。
后来大行其道的“交易费用”概念,据科斯自己回忆,形成之时约为1932年。
其时,科斯只是壹个中国人所讲的“小年轻”,在英国壹家经济和商业学院里担任“担心备课达不到水平”的助理讲师。
五年后,论文发表,师友学长中有人前来道贺,但竟无壹人认真讨论科斯的新见解。
当时见好这篇论文对经济学发展有异常贡献潜力的,好象只有科斯自己(他当时写信告友人,“我不相信我的壹生中仍会作出如此重要的工作”)。
到50年代,论文被选人美国壹本重要的文选;60年代,有人在脚注里加以引证;70年代,开始有人讨论;直到80年代,引证和讨论才突然和日俱增,以致“比前40年的总和仍要多”。
1991年11月,当科斯在斯德哥尔摩为他在交易费用、产权、企业和社会成本问题上对经济学的贡献而领取诺贝尔奖时,他已经80多岁的高龄,垂垂老矣。
不过,即使在科斯名扬四海之后,仍是很少有人谈到他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贡献。
我们见到,无论行家里手们同意不同意,“科斯定理”已经被广泛“考虑”过了。
“交易费用”概念,有人阐述,有人运用,有人批评,也已经广泛地、甚至过于广泛地被“考虑”了。
“社会成本问题”的理论,对产权、商业纠纷、环保和其他公用财产的利用、以及壹切具有所谓“外部效果”的合约伺题的深远影响,更是有目共睹。
可是,科斯是何以得出这些影响和改变当代经济学的成果来的?
科斯的研究方法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
这些问题就少有人间了。
壹个原因可能是,在科斯简白的“散文”式论述中,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高深的研究经济学的方法。
时代的潮流好象就是宁肯崇拜“高深”而误人歧途。
也许需要另壹个40年,科斯“研究真实世界”的质朴手法才会引起应有的注意。
其实,科斯1937年的论文恰恰是从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开篇的。
他在壹开卷就指出,过去的经济理论“壹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且批评许多经济学家在建立壹种经济理论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
”在开篇第壹段落里,科斯阐明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设(assumption),不但应当是“易于处理的(managable)”,而且必须是“真实的(realistic)”。
这里讲到的assumption,常常是所谓“不言自明”的,本身且没有被验证过,甚至从没有被清楚地交代过。
可是,前提性假设却限制了“可验证的假设(testablehypothesis)”的提出范围,影响到验证方向和验证手段的选择,作用于对验证结果的理解。
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假设的真实性涉及到能否使假说经受检验的条件要求)
可是据科斯自己在1988年的壹次讲演中推测,多数读者都忽略了他的这个方法论的意见,以致在阅读时会跳过这个段落(而壹位叫Putterman的先生果然在壹次再版此文时将这壹段落全部删去,见Coase,1988,第52页)。
我们当然不得而知,有多少中国读者在阅读此文时跳过了这壹段。
我自己的经验是,虽然读了这壹段,但仍是误认为科斯的这段话无非是客气地引用且同意罗宾逊夫人的论点。
后来,当我读了上引科斯的讲演稿,才知道科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意见完全和罗氏相左!
因为罗宾逊夫人的论点是,经济学的前提性假设必须是易于处理的,如果我们能处理的假设不现实,我们也只能别无选择地利用这些不真实的假设。
科斯当时就反对经济学的研究能够为了其“易于处理性”而牺牲前提的“真实性”。
科斯明言,他的目标是发现壹个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
这里所谓“易于处理”,就是指易于运用经济学累计的知识和分析技巧来处理要研究的问题。
这——点当然是重要的。
因为在壹个分工的知识结构中,专门学科的知识和技巧的累积对于提高认知的效率有重大意义。
科斯且不反对假设的“易于处理性”。
他反对的只是把“易于处理”作为选择前提性假设的唯壹条件,特别是反对为了“易于在经济学上处理”而不惜牺牲前提的真实性。
在科斯见来,这种为了易于处理而放弃真实的倾向,已经导致如下不良倾向:
“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壹个他们把握得了的想象世界来替代”(引文出处同上)。
如果经济学家都如此“经济”地生产论文和著作,他们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真实世界里的问题和关系吗?
科斯选择了壹个相反的替代:
用真实的前提替代想象的世界。
他要的是壹个“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
科斯自己的工作为此提供了壹个范例。
在科斯之前,经济学已经累积了关于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的大量知识和分析技巧。
可是,以往的经济学的壹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性假设是,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本身的成本为零。
在这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下,人们无从理解真实市场里壹些复杂的组织和合约(如企业),甚至对此视而不见。
科斯首先修订了“市场交易的零成本”假设,代之以壹个“交易费用为正”的真实前提,然后将组织(企业)同(交易)成本分析连接起来。
到了这壹步,真实世界里的企业和其他复杂的合约形式,就变得在经济学上“易于处理”了,因为经济学以往累积的知识和分析技巧(特别是边际分析),都可能用来分析被以往经济学忽略、但在真实世界里却存在的组织和合约。
如何做到“真实而又易于处理”?
欣赏科斯贡献的我们不免进壹步要问:
怎样得到壹个“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呢?
对此,科斯在1937年可是半点天机也不曾泄露。
要到50年后,科斯详尽交代了写作那篇论文的起源、含义和影响(见Oliver,1993),我们才能够从中领悟到科斯所取方法的由来。
以下三点是我体会到的关键:
1.在真实世界里找学问。
据科斯自己讲,他的经济学训练主要是在商学院里完成的。
商学院的壹个特点是注重实例研究(casestudy),也就是通过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故事来研究理论。
因此科斯壹边跟着壹位叫Plant的老师学习价格机制,壹边对英国的公用事业下调查工夫,且且累积了研究真实的企业所必要的知识(如商法、产业组织、金融和会计)。
可能正是这种“俩线学习法”(壹线理论,壹线实例),使年轻的科斯壹上手就“碰”到问题:
如果价格机制能够自动配置资源,为什么仍有不同的工业组织?
后人能够见得清楚,科斯能够“碰上”这个问题是经济学发展的大幸。
当时也许有许多偶然的因素起了作用,可是有壹点能够肯定:
要是科斯没有对真实的企业下过功夫,他断然“碰”不到问题,或者“碰”上了也会擦肩而过。
事实上,科斯的实感使他不但“碰上”问题,而且碰上就抓住不放,尽管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根本不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如何寻找“在价格机制起作用的现实世界里企业存在的原因”?
下面这句话我认为可圈可点:
“我尝试着从工厂和X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找寻企业存在的理由”(引文出处同上)。
这就是科斯的态度。
他为此在1932年利用伦敦经济学院提供的旅游奖学金,安排了壹次远渡大西洋的游历:
考察美国的企业和工业组织。
科斯在美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访问工厂和X公司的主管,通过和“真实家伙们”的交谈来发现他脑中挥之不去的疑问的答案。
科斯为此可不吝啬时间,也不怕因为刨根揪底式的收集实际资料而“弄脏了自己的手”。
作为年轻学人,科斯当然也访问了美国的学院和书斋,不过他只用“很少的时间去听课”。
即便是鼎鼎大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奈特先生教授的课程,科斯也不过旁听几次而已。
科斯关注的问题不是从先辈学者的著作里找到的,因此他也不指望从现成的著作里找到现成答案。
1932年的美国之行,使科斯果然从工厂和X公司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市场里为什么存在企业的理由。
回到英国后,科斯在1934年写下了他的草稿。
三年后,这篇几乎未经修改就发表的草稿,就是今天举世皆知的“企业的性质”。
(注意牛顿的故事,苹果落下树来,且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发现万有引力)
2.重点调查现实的约束条件。
真实世界五光十色,因此到真实世界里求学问且非壹件易事。
科斯的法门是,着重调查问题的现实约束条件。
他到美国调查企业时,心中想的是市场里为什么存在企业,但问出口去的却且不是“贵企业为什么存在”这样可能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
科斯到处发问:
“企业在什么条件下购买产品,在什么条件下购买生产这些,产品的要素自己制造?
”这其实就是在调查企业存在于市场的约束条件。
我们知道,科斯不用“虚例”而偏爱用实例。
“虚例”是想象世界的简化,比如在经济学著作里屡屡出现的“孤岛上的鲁宾逊”之类,其好处是“易于处理”,用得好能够有助于说明复杂的理论。
但虚例的危险性在于可能完全不反映问题的现实条件。
试想如果问题都“虚”掉了,答案怎么可能增加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呢?
在这壹点上,“实例”的比较优势显而易见。
实例是真实世界的简化,因此实例中总是包含着现实约束。
不过,在简化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故事时,也有可能将壹部分重要的真实约束简化掉。
所以科斯不但偏爱用实例,而且偏爱用经过他本人下功夫调查的实例。
比如英国历史上的灯塔究竟是政府仍是私人修建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如何通过分配频道资源集中了权力,福特汽车X公司和其零配件厂的壹体化程度,在这些著名的问题中,科斯都是壹面利用大量壹手或二手的材料弄清事实的来龙去脉,壹面自己来对事实“简化”,从而得到可用于经济学研究的“够格的”实例。
这很好地表明了科斯工作的重点。
3.把实例壹般化。
实例包含了回答问题的要素,可是实例本身且不能自动回答问题。
从实例的研究到得出对真实世界里经济制度、经济组织和人的经济行为的理解,中间仍需完成壹个跳跃,这就是把实例壹般化。
让我们回到科斯的企业研究:
他不但调查了壹批美国企业“在什么情况下购买、在什么情况下制造”的实例,而且从中把各个不同的现实情况壹般化为如下这样壹个判定:
“如果企业为购入要素自己制造而支付的费用低于它直接从事产品买卖的费用,企业就制造;反之,企业则购买”。
这个壹般性判定是思维上惊险的壹跃,因为科斯从中提炼出壹个更为壹般的经济学概念——交易费用。
经此,“企业”和各种复杂合约就如同“产品和劳务”——样,变得“易于处理”了。
以往的经济学忽略了交易费用,或者不言自明地“假设”交易费用为零,所以无法分析市场里的各种组织;科斯从实例中壹般划出交易费用,扩充、而不是抛弃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使之能够“处理”企业问题。
因此,当我们读到“企业的组织费用在边际上等于企业支付的市场交易费用”时,我们再也不会吃惊这已经是壹个标准的经济学的句子了。
这说明,科斯的实例研究可不是满足于那些“能够壹把火烧掉的描述性资料”,他要“咀嚼”实例,把实例壹般化,直到得出“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
之上讨论表明,至少有三个关键词在科斯的方法论里占据重要地位:
真实世界、实例和(把实例)壹般化。
这也提供了是否运用科斯方法的几个恰当的“指标”。
下面,我们就据此来评论天则所的制度变迁案例研究。
我们将见到,天则所研究成果的长处和不足,是能够通过这几个关键词的讨论来发现的。
引人入胜的真实世界
天则研究所的这批研究成果首先显示,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故事,经过经济学家的精心整理,能够变得如此引人人胜。
细究起来,真实故事引人人胜的壹个基本因素是,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往往和“大家公认”的逻辑相抵触。
在这种场合,“公认”会发生的没有发生,而“公认”决不会有的事却偏偏来了。
在这类“和常理不合”的故事中,最引人人胜的恐怕要数那些和“权威”的预言或断言不相壹致的真实了。
任何壹个喜欢探究的人不免要问:
为什么“反常”?
这样的故事读着就会来精神。
举几个天则所提供的例子吧。
比如人们曾经公认,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不会(或不应该)允许任何壹种计划额度(票证)的买卖合法化的。
这种共识的合理性在于,计划额度(票证)乃政府发出的分配凭证,且不是“由劳动创造”,本身“无价值”,要是官方容许计划额度买卖,岂不就是纵容“不劳而获”?
迄今为止,上述公认的逻辑在绝大多数场合依然有效,因为官方对为数不少的计划额度(票证)的地下买卖,从来取禁止、打击和取缔的立场。
可是,有壹个却是例外:
外汇额度交易。
盛洪抓住这个例外细说从头,研究其何以从非法买卖演变成官方许可的合法交易,且且成为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壹个过渡形式。
这样的故事当然引人人胜:
政府在什么条件下承认且保护“权利的交易”?
又比如,人们公认“重复建设、重复引进”是壹种社会资源的浪费。
从几十年前宣传计划经济优越性,到近几年批评经济建设中的时弊,“无政府竞争造成的浪费”总是壹个基本的论据。
可是,刘世锦、江小涓深入冰箱行业的调查,却表明恰恰是这种伴随着“浪费”的竞争,推动了冰箱行业的质量进步和规模经济,同时,正如张维迎的评论指出的,仍有效地缩短了满足社会需求的时间。
在这个冰箱的故事里更为有趣的是,那些以废除竞争、“计算起来更优”为特征的所谓“产业政策”,不是根本无从实施,就是浪费更为严重。
这些事实和“常识”如此不壹致,人们总会有兴趣多见壹眼“不应该有的”事实吧。
本书中最引人人胜的,恐怕要数成都和上海俩地股票市场的案例了。
这俩个故事堪称“上品”,壹方面是因为它们记录了中国九十年代改革的壹个重要进展,壹方面是因为它们很好地表明,比较复杂的交易形式所需要的那些支持系统,能够怎样“反常地”在中国形成。
不少学者相信,应该在初级市场改革(如产品市场放开)的成果稳固之后,应该在企业改制见效之后,应该在壹系列法规建立健全之后,特别应该在政府有条不紊的周全安排下,才能够考虑开放比较高级的市场(如股票交易和期货交易)。
这或许正是耶鲁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警告中国政府在20年内不要开放股市的原因之壹(见吴敬琏的转述,1995,第9页)。
可是,杨晓维关于成都“红庙子”股票交易自发成市的出色研究,却表明在某种条件下(壹个足够强的盈利预期、政府放宽管制以及其他等等),个人和自愿团体也有可能主导“为完成复杂交易不断界定产权”这样似乎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公共品的供应。
“红庙子”发生的事的确是壹个“倒爬楼梯”的个案:
在初级交易仍混乱无序的情况下,大体靠自发势力实现了股票这样符号化产品的高级交易。
这个故事的引人人胜之处就在于它“不合已有逻辑”的真实。
你见,在法规、服务和什么都不健全或根本不具备的情况下,这些四川人居然用钱买“纸头”而使交易达到“每天10—30万人、成交额1000万元”的规模!
相比之下,陈郁提供的上海股市的故事就不象“红庙子”那样大起大落。
不过,上海的真实也同样引人入胜:
无论政府如何努力“规范”股票的柜台交易和场外交易,这种交易的“私人契约”特性——自由成交——总是无法改变的(改变的只是在“合法”、“非法”或“半非法”条件下实现私人契约的交易费用)。
这场“规范”和“(持股人)牟利本性”的博弈,壹直到上海证交所——壹种把股票自由竞价制度化的组织——成立才算告壹段落。
陈郁的故事说明,那些试图“消灭”千千万万股民卑微的牟利动机的“规范”根本不会成为“秩序”之源,因为它们总是无法实行。
上海的公开和私下的股票柜台交易最后落得了壹个比成都“红庙子”市场更长远的制度结果。
不过这壹点不重要。
制度演化史且不以成败论英雄。
重要的是这俩个故事共同揭示了在真实世界里制度和组织变迁的动力机制。
伦敦、纽约和香港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有许多因素共同起了作用。
可是如果我们仅仅从成文的规范条款里去探查,我们壹定会迷失方向。
因为在每壹条成文规范的底部,都熔铸着深厚的由利益驱动的自发努力、创新尝试、出了格的想象力和“家伙们”的见似疯狂。
对自发性毫无理解的人要称懂得市场经济,恐怕只是他自己在自说白话。
引人人胜的故事,得来却不容易。
天则所的同仁见来直接秉持了科斯的作风:
“尝试着从工厂和X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找寻”制度变迁的问题和答案(樊纲研究非规范财政,仍要走进乡村机构的办公室)。
这种工作在哪里都不容易,但由于以下几点更加显得困难。
第壹,天则所项目确定的研究对象——制度变迁——本身比壹般的研究科目更难以观察;第二,几乎任何壹个领域、方面或组织的实际情况的累积性报告,在我国好象都特别稀缺,加之有限的壹点资料仍因为部门、地区分割以及“保密”等等而变得更为零碎;第三,成果评价系统对事实含量高的研究的激励不足。
因此回过头去见,天则所组织这么壹个立足真实个案的大型研究,没有很大的壹股劲要去实践自己选定的方法论,恐怕做不下来的。
在张曙光关于这个项目的说明和“课题计划书”里(见本书附录,第310—320页),我们就能够读出这么壹股“气”来:
“本项研究不仅要补上案例研究的空缺,而且要从中探索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道路”。
为了多读到引人人胜的故事,我愿意在此高喝壹声:
此志当贺,愿君能长久。
“见不见的”约束
每壹个引人人胜的故事里,至少能够提出壹个引人人胜的问题。
抓到了问题,如何“打开”呢?
上文说过科斯的办法是,侧重调查问题展开和问题解决的现实约束条件。
对于制度性约束这样的“社会软件”,科斯从人或组织的经济行为的结果出发,追寻那些“见不见的”制度约束的影响。
我们已经见到在天则案例里包含了相当不少壹等壹的制度变迁问题。
紧接而来的,是研究者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这些“似乎不该发生的”真实的现实约束条件,且通过这种揭示,增加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
在这壹方面,我对天则所首批成果的评论是,壹些案例做得比较好,壹些仍不够好。
比如张宇燕研究的联通X公司案例。
张的问题极为重要:
为什么国家在电信业这样壹个重要、敏感、自然垄断特性明显的部门,放松了管制,准许联通X公司冲破邮电部的独家垄断?
张宇燕的报告,至少在俩个方面表现出他具备回答这壹重大问题的实力和潜力。
第壹,张文清楚而简洁地勾勒出电信行业从独家垄断到“双头竞争”的全貌。
由于本案例涉及到电信业整体、三个相关部委、军队机构和国务院高层决策,调查难度极大,写到这个程度很不容易。
第二,作者的理论修养使他直抓问题要害——国家扩大特许权而弱化了垄断。
可是,当本项研究展开到要回答“国家在何种约束条件下才‘反常’地放松了电信管制”这壹中心问题时,张却用“壹个基本判断”——“中国电信业的放松管制直接滥觞于财政拮据”(第167页)——代替了进壹步的调查。
事实上,张的判据且不充分:
“我们至少可从表面上见到,电信业放松管制和财政困难同时出现这壹‘巧合’,其背后可能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第157页)。
这其实只是壹个猜测,因为俩个同时发生的事件且不意味“有必然联系”。
猜测常常是需要的,因为猜测有可能成为进壹步调查(验证)的题目。
问题是作者再也没有下功夫调查他猜测到的“某种必然联系”而是引用了壹番诺斯和希克斯关于17世纪英国国王通过出售特许权增加财政收入的见解,就断然写下了他的“基本判断”。
对此,壹位见来非常熟知电信行业的评论人秦海,指出张的这壹判断“是武断的”(第182页)。
本书执行主编张曙光,在介绍张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之后,也指出“把电信业放松管制归之于财政困难且不确切”(第19页)。
可是无论秦海仍是张曙光,都没有提供出壹个更好的解释。
秦海的替代性结论是“中国电信业的放松管制是电信业生产力变化的结果”(第182页),张教授的则是“其直接原因是巨大需求压力下的高额盈利的吸引”(第19页)。
不知各位读者以为如何,我读了这俩个替代性的结论,反倒觉得仍不如张宇燕原来的猜测更有潜在的说服力。
不过这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俩位评论人都没有从方法论上批评张宇燕,也都没有“咬住”张非要他继续调查否则不放他过马。
对此我的批评是,他们和作者壹样,把“调查现实约束”这壹重点见轻了。
“国家在什么情况下放松电信管制”,如同“企业在什么情况下购买,在什么情况下制造”壹样,是关键的关键。
在这样的关节点上,猜测也罢,大经济学家已有著作的启迪也罢,都有意义,但都代替不了真刀真枪的对真实原因的探查。
有趣的是,当盛洪研究“为什么外汇额度交易被唯壹认可”和张曙光研究“中国如何走向放开粮价、取消粮票”这俩个案例时,他们的灵感也共同来自诺斯“财政考虑基本左右着政府的决策”的观点。
这不奇怪,因为在诺斯之后,要成功地解释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动力机制而无视诺斯的见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可是,同样的财政补贴压力,为什么在外汇交易上是允许其合法化,在粮票问题上却选择了压缩计划购销、扩大自由粮食市场的路线呢?
就这壹点而言,把盛、张俩例放到壹起后反而没有壹个清晰的图象。
因为仍有壹个好奇心没有被充分满足:
承认外汇额度交易合法化和顶多默认粮票非法买卖的,难道不是同壹时期的同壹个中国政府吗?
怎样说明同壹行为主体的行为分歧呢?
我认为这里的弱点可能是作者在重点调查约束条件时,在取舍方面的下的功夫不足。
试想当年福特汽车X公司决定壹部分零部件自己设厂制造,另壹部分购买时,壹定有许许多多的因素起了作用。
科斯在调查时,壹定花费功夫对所有因素进行取舍,否则他怎么会最后集中到“工厂组织费用”和“通过市场购买的费用”这个要害的约束条件上来呢?
在现实的、诸多的约束条件中,必有壹些更壹般、更重要、更根本。
研究中不仅要通过调查“取”这些重要的约束条件,而且要经过调查分析“舍”掉那些无关紧要的因素。
否则,下壹个步骤——“把个案壹般化”——是无从人手的。
对照起来,本书关于自发制度创新的约束条件的研究,给人留下的印象简明而清晰。
成都“红庙子”案例的中心问题是“自发的股票交易在什么条件下能够达到可观的规模?
”杨晓维回答这个问题不凭猜测,也不靠灵感,而是把注意力“聚焦”在调查壹个物件上——股东身份证的复印件。
调查的中心线索是,“同时持有记名股票和原始股东的身份证复印件,是否能够过户?
”能够过户,股票自发交易——壹种权利的交易——就有了保障;不能够过户,自发交易图利就没有制度基础。
“红庙子”自发股市的“弱小—兴盛—衰竭”三步曲,果然就是和股东身份证的复印件“不被承认—承认(企业承认而地方政府不反对)—不承认
(明令禁止)”相对应。
我们都知道从权利确立到权利的可交易,是制度变迁中的惊险壹跳。
新制度经济学对权利界定和权利可交易性的讨论,包含着复杂的内容。
可是我们(至少我自己)决不可能想象、推理和设计出,支撑壹项(颇为复杂的)权利交易的最必备的制度条件能够如此“简陋”。
分散的自发创新过程所拥有的成本最小化能力,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陈郁的调查更进壹步,他发当下上海股票的自发交易阶段,“过户专业户”甚至有本事为那些没有原始股东身份证的“最次品”股票办成过户手续,因而那里大规模的股票私下交易是通过壹个“分工结构”来实现的。
经济学家通常是通过“价格差”来解释“交易”的。
似
乎只要差价——买入卖出股票的差价,买卖票证的差价以及诸如此类——足够大,交易就会发生。
可是,把差价转化为当事人的收益需要“见不见的制度”的支撑。
杨晓维和陈郁眼力不凡,壹个见见了“身份证复印件”,壹个见见了“过户专业户”,大大帮助我们理解真实世界里权利交易的约束条件。
把实例壹般化
天则所首批成果最薄弱的壹个环节,在我见来是“把实例壹般化”。
这且不是说,天则的案例研究缺乏理论色彩和理论深度。
恰恰相反,本书理论要素的密集、新颖和广泛,不但以往许多调查报告集不可比拟,就是相当壹些“理论专著”也难以望其项背。
比方唐寿宁讨论的“立宪性规则选择缺失条件下的行政性壹致同意”(见第118—140页),就是交给北京大学的博土生班去阅读,也仍是可能令人担心其内容过于艰深。
从这壹点见,本项研究决不是就事论事之作,符合项目设计中“进行经济系理论创新”的自我期许。
问题是,“前理论十足,后壹般化不够”。
此话怎么讲呢?
九篇案例研究报告中,至少六篇的引言或导论立足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提出问题。
这就是所谓“前理论十足”。
提出问题,描述个案,分析讨论,假设检验,壹路来到结论。
可是,在本书绝大多数篇章的结论里,作者们似乎都没有费心把他们研究过的实例壹般化。
这不免令人读来气短。
口说无凭,有兴趣的读者仍是随我快速翻阅壹下九篇案例报告的结论部分。
樊纲和刘世锦江小涓俩篇,结论用来讨论政策;孔泾源和张曙光则集中展望制度的演化方向(壹个正向,壹个逆向)。
政策和展望当然重要,但它们都不是对实例中的经济行为或制度变迁过程进行抽象而得出的壹般化结晶。
张宇燕的案例分析理论性很强,但结论部分不知怎么来了壹个“中国古典式”的模棱俩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财务 知识 研究 真实 世界 经济学 最全版
![提示](https://static.bdocx.com/images/bang_tan.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