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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学
古
典
文
献
学
第一章文献与文献学
第一节文献与文献学
一.关于文献学
文献的涵义
基本定义:
“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国家标准《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GB3469-83))
传统意义的文献,即古代以纸载体为主的文献。
此据前人之说,可上溯到春秋末年,所谓“孔子修‘六经’”。
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大规模整理国家藏书,时称“校雠”。
“文献学”的学科专业名称
最先提出“文献学”概念应是梁启超。
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初史学之建设》:
“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
”
现代高校文献学专业,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等几位教授首先提议。
1959年在北京大学建立“古典文献学”,属中文系。
上世纪80年代初,张舜徽教授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设置“历史文献学”。
一般解释为研究整理对象有别,古典文献:
语言文学方面典籍文献;历史文献:
历史学科作为史料的典籍文献。
翦伯赞等提出:
“设置这个专业的目的是培养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人才,主要是整理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方面的文献。
”(《光明日报》1959年7月17日)
文献学所属学科门类
另外,在管理学学科门类下,有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一类一级学科,有学者建议改为“文献学”,参李明杰《“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名称之议》,《图书情报知识》卷首语,2008年第6期。
二.古代文献与古文献学
1.古人的文献概念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孔子《论语·八佾》,“子曰: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征之矣。
’”
东汉郑玄注曰:
“献,犹贤也。
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
”
宋元之际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总序》中解释书名中的“文献”,联系本书体例。
“文”指书中叙事,摘录历代典籍中的记载;“献”是论事,汇辑臣僚、儒者等各色人等的议论。
“叙事”顶格,“论事”低一格。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
凡论事,则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正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
现代定义:
“文献,原指典籍与贤者。
……后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资料。
……今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的统称,即用文字、图像、符号、声频、视频等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各种载体(如纸张、胶片、磁带、光盘等)。
”——《辞海》1999年版
附:
什么是古籍(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古籍2001)
先解释“古籍”的“籍”。
“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这都不存在问题。
问题是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在某些人的头脑中并不十分清楚。
如有人谈我国书的历史,说最早的书是刻在甲骨上的,以后是铸在青铜器上的,这就不对。
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
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
我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
但这种典册在当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
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
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
这些,当时都归祝、史们掌管。
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
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过去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
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
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
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我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
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当然被公认为古籍。
2.古文献的种类
(1)古籍
早期形式
简书
《尚书·周书·多士》: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
另甲骨文中有“作册”的记载,证明殷商时已有典册。
古代关于竹木简书出土记载:
最著名者西晋太康年间在汲郡被盗掘的战国中期魏襄王(一说魏安釐王)墓中发现大批先秦古书。
《穆天子传》、《竹书纪年》(部分)流传至今。
建国以来,发现更多。
内地著名的有: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1972)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1975)
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1983)
湖北荆门郭店楚简(1993)
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1996)
湖南龙山里耶秦简(2002)
出土的汉代简(左)牍(右)
帛书
约春秋时出现。
战国时见于记载。
《墨子·尚贤》:
“书之竹帛”;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
“著于竹帛谓之书”。
当时与竹木简并行的书写材料。
考古发现: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纸(公元105年,蔡伦“蔡侯纸”,美国人麦克·哈特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将蔡伦排在第六位)发明特别在广泛应用后,书籍主要以纸为载体。
东晋时,桓玄明令废止简帛,进入纸本书籍阶段。
“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
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太平御览》卷605“文部二一”引《桓玄伪事》)
书籍复制仍靠抄写,实物有“敦煌文书”。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尤其是宋代得到普及以后,以印本书为主。
这种雕版印刷的书籍版本,一般叫作刻本或刊本,另外还派生出活字本、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等。
此后仍有抄本,为了区别古抄本,一般就把唐五代以上的叫写本,而把后来的抄本就叫抄本,一般写作钞本。
古代抄写的卷子本古书
雕版印刷的古书
古籍的上限
真正意义的古籍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
此时学术下移,文化解放,孔子及后来战国时学者,根据古代保留的文书档案,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并加以哲理化解说。
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批书。
古籍的下限
一般定在清末。
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学术及近代印刷术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清末民初以后,传统学术让位于近现代学术,随之传统形式书籍不再大量产生。
现存古籍总数
清代中期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正式著录3461种,另存目有6793种,共10254种。
基本上包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尤其以元代以前相对较全。
仍有大量遗漏,不够完备。
孙殿起(1894—1958)编《贩书偶记》(1936)20卷,收《四库提要》未收或者虽收、但卷数、版本不同的书籍。
其中作者少量为明人和民国人,绝大部分是清人。
雷梦水续补《贩书偶记续编》,收清代图书6000余。
二者相加,有15000多种。
中国天文史料普查组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共著录国内190家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入藏的现存方志8200多种。
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收入唐至清末的通俗小说1160部。
庄一拂编《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收入南宋至近代戏曲4700多种。
日本《大正藏》3053部(除掉重复的还有2920部)
国内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收录历代藏经中经籍约4200余种。
据现存明代《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道教经籍共1476种。
(2)甲骨金文
属于古文献范畴。
总数约15万片,其中部分刻有文字,单字4500多个。
第一部甲骨著录著作——刘鹗《铁云藏龟》(1903年,1058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共13册,系统整理国内外14多万片甲骨材料,共收入41956片。
殷商甲骨文
从商到汉,在青铜器上刻铸文字,西周时最盛。
西周时,金文有长篇钜制,或长达几百字,如周宣王时“毛公鼎”铭文497字,共王时“史墙盘”铭文284字,几乎相当《尚书·周书》一篇文字。
古代学者已注意出土铜器的学术价值,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利用金文考释古代文字,北齐时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利用当时发现秦铁权铭文考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丞相“隗林”应为“隗状”。
宋代“金石学”成为一门独立学问。
著录器物有北宋吕大临《考古图》、《续考古图》,王黼《宣和博古图》,著录并考释文字有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厚之《钟鼎款识》、王俅《啸堂集古录》等。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金石录》有部分金文,利用考订史事。
目前发现的历代青铜器有约一万多件,有单字3700多个,已辨识2400多个。
甲骨文金文均属古文字,与汉代以下的汉字差别较大,现从学科归属上古文字学分别属于汉语言文字学、古典文献学和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如复旦大学属于汉语言文字学(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下古文字学研究室)、北京大学属于古典文献学、郑州大学属于考古学、四川大学属于历史文献学;但器形纹饰、制作方法之类的研究属考古学、艺术史和科技史等范畴。
(3)简牍帛书
简牍帛书属于古代文献,也应是古文献学重点研究的对象。
简册以及帛书是古籍的早期形式,其中简册占多数。
今已发现的竹木简,大部分不是书,而是当时的文书档案一类,在今天也是古文献学的研究对象。
20世纪30年代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居延发掘的汉简,有一万多枚,70年代仍在居延,再次出土汉简达二万多枚,其中绝大部分就是当时的档案文书类。
上世纪90年代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十多万枚三国吴简,为历次出土数量最多者,是当时地方官府户籍和征收赋税文书。
(4)石刻
最早实物是春秋时秦国的“石鼓文”(石刻之祖),是10个鼓形的石碣,每块上都刻有《诗经》体的四言诗。
到战国时,已经比较普遍,如《墨子·尚贤》有“镂于金石”的说法。
东汉以后,刻石立碑成为风气。
大体可分为儒佛道经典、功德纪事、神道墓志等,还有一类是书法法帖。
春秋时的“石鼓文”
儒家经典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国家刻石立碑,是东汉末年的“熹平石经”(又称“汉石经”、“一体石经”,7经46碑石),今有残石,现存西安碑林。
完整保存至今的有晚唐文宗开成年间的“开成石经”。
北京房山云居寺雷音洞藏从隋至清代石刻佛教大藏经,即“房山石经”.
三.古典文献学
古典文献学:
研究我国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和方法及其利用的一门学科。
亦即广义的校雠学,由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开创,为历代学者不断发展扩充的,以研究古代典籍的分类、编目、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校点、翻译和流通等为主要内容的学科。
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即古典文献,指1919年以前产生的文献,基本以文言文和繁体书写的文献。
属于传统的文史学科即大体上相当于所谓“国学”,以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为主,对古典文献在书写、编纂、著录、印刻、流传过程中诸环节的文本形式(含物态形式,有时兼及内容)的研究,构成古典文献学的主体内容。
研究手段和方法主要是运用传统的文献整理研究即校勘、考证、辨伪、辑佚等手段和方法。
还有其他称呼,如“校雠学”、“目录学”等。
对古代文献进行研究并加以整理利用的学问就属于古文献学。
包括对古代文献产生形成发展嬗变的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的研究;以及从理论上加以概括说明进而能够探求本学科的内在规律的研究。
第二节古文献学的历史发展
一.先秦秦汉的文献学
初创时期。
⒈孔子“修六经”
仍有争议。
2.刘向刘歆父子的文献整理
汉初惠帝时“除挟书律”(《汉书·惠帝纪》)。
文帝时“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
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
”
一是成立有专门的机构,由一批学有专长的专家各司其职负责校勘;
二是在校勘整理的同时,由主持者进行图书的编目和提要的撰写。
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
在文献校勘方面,提出一种规范:
一是广求异本,编订篇目;
二是校勘文字,写成定本;
三是根据内容,确定篇名书名;
四是撰写提要(即书录),分类编目。
刘向《晏子叙录》:
“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
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
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谨颇略椾,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晏子盖短,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
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
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之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
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
谨第录。
”(严可均校辑《全汉文》)
刘向《战国策·书录》:
“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
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
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
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趙’为‘肖’,以‘齊’为‘立’,如此字者多。
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
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
关于校订文字。
刘向《别录》:
“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
”(《文选》卷六《魏都赋》李善注引《风俗通》;《太平御览》卷六一八引)。
也叫“校雠”,后代一般称“校勘”。
为经过整理之书撰写《书录》,除内容简介等外,还记录全书的整理过程。
以后把每书书录单独抄出汇编,成为《别录》。
刘歆在此基础上分类编目,成为《七略》。
是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分类国家藏书目。
七略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每略下各分若干小类。
“辑略”是总叙性质。
是六分法。
《七略》确立的分类法有深远影响,今天古籍分类目录中仍能看出其作用,一些名称仍被沿用。
《别录》、《七略》均亡佚。
《别录》今仅能见到片断佚文;《七略》为《汉书·艺文志》所承用,《汉志》是《七略》的节本。
刘向、刘歆对文献学的贡献:
为后世的文献整理奠定了格局,在他们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后来的校勘学、目录学这两门文献学最基本的学问。
3、郑玄整理群经
郑玄字康成,是东汉末年一位综合型的大学者。
在学术方面最大的贡献,是不拘一家,打通今古文,遍注群经,集两汉经学之大成,世称“郑学”。
在整理经书过程中,对文献的校勘和注释,也采用了一系列对后人很有启发也很有影响的原则。
张舜徽《郑氏校雠学发微》认为郑玄校勘成就表现在12个方面:
一是辨章六艺,即明辨六经之体用;二是注述旧典,理查群书;三是条理礼书,使之部秩井然;四是叙次篇目,在目录学方面有突出创见;五是广罗异本,比较异同,细心雠对;六是择善而从,不拘于师法家法和今古文;七是博综众说,舍短取长,不以先入者为主;八是求同存异,自申己见;九是考辨遗编,审定真伪;十是校正错简;十一是补脱订伪;十二是审音定字。
二、三国至隋唐的文献学
发展时期。
1、四部分类目录的产生与确立
在魏晋时,出现一种新的图书分类体系——“四部分类法”。
西晋荀勖(Xù)在《中经》基础上,编制当时的国家书目《中经新簿》(又称《晋中经簿》)。
应由曹魏郑默《中经》(又称《魏中经簿》)首创。
“郑默始制《中经》,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
”(《隋书·经籍志》)
据《隋书·经籍志序》记载,《中经新簿》的分类方法是四分法:
分为甲、乙、丙、丁四部。
值得注意的是在《七略》中没能成为单独大类的史书,成为一大类,即丙部,这一分类法已具有后来的四部分类法的雏型。
东晋初李充,对荀勖的分类法又做了进一步的改进,编定《晋元帝四部书目》。
仍是四分,沿用甲、乙、丙、丁的名称,但是将史部从丙部提到了乙部,成为经史子集的顺序,确定了后来图书分类的基本框架。
唐初《隋书·经籍志》,正式启用了经史子集的分类名称,从此四部分类法完全确立。
2、校勘之学的进步
佛经的大量翻译、佛教的发展普及,带动了文字、音韵、训诂的发展,如汉字注音原是采用“直音”,即“读若某”或“读与某同”,受到佛经梵文拼音(悉昙章)的启发,创立“反切”,注音更为精密。
佛经翻译中异文很多,佛徒们很重视经文的统一和准确,也推动了校勘事业的前进。
这一时期的校勘学成就,以隋颜之推《颜氏家训》、隋唐间陆德明《经典释文》为代表。
《颜氏家训·勉学》、《书证》、《音辞》
“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其职。
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失,不可偏信一隅也。
”(《勉学》)
使用出土器物的铭文来从事校勘,如用长安发现的秦铁权铭文校《史记》中的人名错误。
《经典释文》
是为当时的儒家十二经和《老子》、《庄子》作注释,其中列举各本的异文校勘文字,是今能见到的最早包含完整的校勘成果的著作。
3、注释体裁的扩展
采用佛经合本子注幻灯片102。
刘宋裴松之《三国志注》。
利用能够采集能够见到的大量各类文献记载补充正文记载的不足。
裴注引书达200多种,注文54万多字,比陈寿正文20万字多出近二倍。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也属同类性质,引书370多种,注文30多万字,比原文多出30多倍。
4、文献辨伪的初兴
战国时诸子百家中就有伪书,如《管子》,题春秋时“管仲”作,实际出于战国时齐国“稷下学派”幻灯片10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好古为中国人的特性之一,什么事都觉得今人不及古人,因此出口动笔,都喜欢借古人以自重,此实为伪书发达之总原因。
”
列举伪书大量出现的六个时期:
一是战国末年,二是西汉初,三是西汉末年,四是魏晋之际,五是两晋六朝,六是明代中叶以后。
唐代辨伪开始成为一门学问。
刘知几《史通》有《疑古》、《惑经》两篇,针对儒家的“五经”以及《论语》关于古史的说法,进行质疑和考辨。
柳宗元对一批所谓先秦古书进行考辨,专文辨《鬼谷子》幻灯片104、《亢仓子》幻灯片105、《晏子春秋》幻灯片106、《鹖冠子》幻灯片107、《文子》幻灯片108等书之伪。
表明唐代辨伪之学有所发展,渐趋成熟。
三、宋元明的文献学
形成确立时期。
1、私家目录的兴起与目录内容的拓展
两宋出现了一批私人藏书家,大大促进了私家藏书目录的发展。
宋代已知私家藏书目不下30家,有的流传至今,如两宋之际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有解题的书目。
宋元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
《自序》:
“今所录,先以四代(《汉书》、《隋书》、《新唐书》、《宋史》)史志列其目,其存于近世而可考者,则采诸家书目所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议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则具载焉。
俾览之者如入群玉之府,而阅木天(案:
指秘书阁)之藏,不特有其书者稍加研究,即可以洞其旨趣。
虽无其书,味兹品题,亦可粗览端倪。
”
标志着图书目录已脱离了依附藏书的地位,成为学术史中的独立学术门类。
南宋初年郑樵《通志·艺文略》。
将古今图书分为十二类:
“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
噫,类例不明,图书失纪,有自来矣,臣于是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
……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朱紫分矣。
散四百二十二种书,可以穷百家之学,敛百家之学,可以明十二类之所归。
”(《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
证明目录学已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2、校勘之学的日趋成熟
宋代出现了一批校书名家及校勘专书。
南宋张淳《仪礼识误》、方崧卿《韩集举正》及朱熹《韩文考异》、彭叔夏《文苑英华辨正》、《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等。
结合校书撰写校记,专讲校勘。
均广征异本,使用了对校、他校等方法。
归纳总结出若干校勘学的一般原则与方法。
表明宋代校勘学已成为一门自觉的学问。
3、疑古精神的高涨与辨伪之学的精密
著名学者如欧阳修、吴棫、程大昌、王应麟、洪迈、程颐、朱熹、晁公武、郑樵等都进行过文献真伪考辨,取得较大成就。
朱熹对所谓《古文尚书》产生怀疑,“伏生书多艰涩难晓,孔安国壁中书却平易易晓。
”“盖书有古文,有今文。
今文乃伏生口传,古文乃壁中之书。
……凡易读者皆古文。
……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讹损一字?
又却是伏生记得者难读,此尤可疑。
今人作全书解,必不是。
”(《朱子语类》卷七八)
开启后人考辨《尚书》伪古文的先河。
明代辨伪学又有所进步。
一是专书辨伪:
明初宋濂《诸子辨》,专以先秦至宋代的子书为对象;
梅鷟(zhuo)《尚书考异》与《尚书谱》,更直接提出《尚书》的伪古文问题:
“《史》、《汉》所载,绝无廿五篇影响。
”明确认定《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五十八篇中,古文二十五篇应是后人伪造。
二是辨伪理论进步:
明代万历时胡应麟总结前人的辨伪经验,《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是第一部文献辨伪专著,对古书的伪作做出了估计:
“余读秦汉诸古书,核其伪几十七矣。
”
考证了100多部伪书,归纳了古籍作伪的十几种情况,系统提出了辨析伪书的八条基本方法,在辨伪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很高建树。
祁承㸁(han)《澹生堂藏书约》,有专门论述伪书的内容,总结产生伪书的十九种情况。
4、文献范围的扩展
金石学在宋代发展成熟。
欧阳修《集古录》,大量使用石刻考订史籍记载,在400多篇《跋尾》中,订正旧史记载就有300多处。
赵明诚《金石录》,运用石刻对两《唐书》的记载,多有补正。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收入历代511件金石铭文,绝大部分是青铜器,并对铭文作了考释。
“方志”的编纂在这一时期趋于成熟,数量有快速增长:
北宋20余种,南宋200余种,今存20多种。
5、文献辑佚与史料考异学的发展
辑佚
将散见于各种文献中已经亡佚古书的片断文字搜集抄录出,再按一定体例加以编排,以尽可能恢复已佚古书本来面目的工作。
宋人文献辑佚很有成绩。
南宋王应麟辑《郑氏周易注》、《郑氏尚书注》、《三家诗考》。
明代孙瑴(jue)《古微书》,专辑纬书佚文。
明祁承㸁提出从前代古书引文、注文以及类书中辑佚的主张。
(《澹生堂藏书约》)
史书考异
宋司马光:
“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
”(《进资治通鉴表》)
列近三千个条目,引用近三百种各类文献。
对原始材料中的各种不同说法和自己选择的理由,详加记载,逐条说明。
形成史料文献考异一门学问。
《资治通鉴》卷二百唐纪:
(高宗显庆五年三月)辛亥,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帅水陆十万以伐百济。
《考异》曰:
《旧书·定方传》、《新罗传》皆云定方为熊津道大总管。
《实录·定方传》亦同。
今从此年《实录》、《新唐书本纪》。
又《旧本纪》、《唐历》皆云:
四年十二月癸亥,以定方为神丘道大总管,刘伯英为嵎夷道行军总管。
按定方时讨都曼,未为神丘道总管,《旧书》、《唐历》皆误。
今从《实录》。
6、版本学的萌芽
宋代出现“版本”名称,沈括《梦溪笔谈》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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