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心得论莎士比亚戏剧当代译本的翻译特色以傅光明翻译的《哈姆雷特》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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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心得论莎士比亚戏剧当代译本的翻译特色以傅光明翻译的《哈姆雷特》为例
读书心得——论莎士比亚戏剧当代译本的翻译特色——以傅光明翻译的《哈姆雷特》为例
“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坛呈现出莎士比亚众多剧目一剧多译的翻译文学纷繁景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则相继出现了曹未风、朱生豪、梁实秋所译的《莎士比亚全集》,而莎剧翻译的增补、重校、再版和重译终未停歇。
在中国翻译史上,《哈姆雷特》是用白话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田汉根据平内逍遥的日文转译为《哈孟雷特》发表在1921年的《少年中国》上,“标志着中国的莎士比亚翻译与研究工作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此后邵挺、卞之琳等人都重译过《哈姆雷特》,在中国剧坛产生了巨大反响。
在当代,傅光明又把此剧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作为试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新译样子”,认为“若可把译式确定,再着手图远不迟”。
[2]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傅光明正是企望从中国读者熟识度最高的剧目入手,以此奠定新译莎剧的样式。
因而,梳理傅光明所译剧本《哈姆雷特》的翻译特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莎士比亚戏剧当代译本的翻译特色。
一
译文“流畅性”是傅光明翻译莎剧的语言的特点之一,它较为集中地表现出现代汉语的表达规范。
纵观莎剧的翻译,朱生豪和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是对当代中国读者影响较大的两个版本,然而“就中文表达来看”,傅光明通过两个译本的仔细比对指出,“朱译的许多地方过于拗口甚至别扭,时常连英文的倒装语序都不改,当然主要是因他翻译的那个时代汉语表达远不如现在规范;梁译又时有草率,许多地方译文不够漂亮。
”如翻译“Ifcircumstancesleadme,IwillfindWheretruthishid,thoughitwerehidindeedTithinthecentre.”[3]时朱生豪忽略了英语表达中的倒装结构,直译为“只要有线索可寻,我总会找出事实的真相,即使那真相一直藏在地球的中心。
”[4]傅光明则对倒装句式进行了调整,按照汉语表达规范译为“哪怕事实的真相是藏在地球的中心,只要有线索,我也能把它寻出来。
”[5]
又如对“Peace,breaktheeoff.Lookwhereitcomesagain”[6]的翻译,朱生豪译为“住声!
不要说下去,瞧,它又来了!
”[7]梁实秋译为“静,快别说话;看,又从那边来了。
”[8]傅光明则译为“嘘!
别出声。
看,它又出现了!
”[9]朱生豪的“静”和梁实秋的“住声”除了脱离戏剧口语化的表达略显突兀外,仅仅抓住了“peace”的“静”的本意,是一种紧扣原文的翻译,恰如傅光明指出的那样,二者囿于汉语表达的时代性而使翻译的词、句在整体表达效果上有所欠缺,“住声”和“静”都不是汉语日常表达的用语,在当代读者汉语表达更为规范的阅读语境中,难免显得机械而有“出境”的距离感。
相对而言,傅光明的翻译侧重表现出的是“peace”表意背后的情境,“嘘”的翻译不仅还原了剧本中“安静”氛围的需要,同时渲染出马塞拉斯再次看到幽灵出现时紧张的心跳和紧绷的神经。
而对于幽灵突然降临的措辞,朱、梁二人的翻译并没有体现出其区别于人到来的行径,将其称为“来了”,在傅光明的翻译中,则考虑到幽灵这一形象的特殊性,用“出现”这个带有突发色彩的动词,突显出了有史以来幽灵在人类想象中的飘忽不定和来去无踪的神秘感。
再如霍拉旭在哈姆雷特对其来参加已故之王葬礼,却被误以为是来参加新王婚礼的“挖苦”时回答道,“Indeed,mylord,itfollow’dhardupon.”[10]朱生豪译为“真的,殿下,这两件事情相去得太近了。
”[11]梁实秋译为“实在是,殿下,这事接连得很紧。
”[12]二者的翻译都因保持与原句句式的对应而舍弃了对霍拉旭潜在句意内容的填补,将其放置到上下文中考察会发现,朱、梁二人的翻译对哈姆雷特所说“我想你是来参加我的母后的婚礼的”[13]所作出的回答便是一种肯定性的省略,这与霍拉旭想表达的来参加已故国王葬礼的本意相违,同时也不符合原剧本中哈姆雷特和霍拉旭人物之间的忠善坚贞的关系。
而反观傅光明的翻译,“我真的是来参加葬礼的,殿下。
可这两件事又实在离得太近了,”[14]则在句意通畅的基础上,既交代清楚霍拉旭离开威登堡到此的缘由,又从言语间表达出其对哈姆雷特的忠诚。
仔细评对几个版本中译文的细致之处,便能发现类似情况的翻译差异甚多,这类无论是基于现代汉语表达的规范,还是追求语言意蕴的还原,翻译的“流畅性”都已经成为傅光明《哈姆雷特》译本区别旧译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更能从对比阅读中体会到其所言朱、梁二人的“拗口、别扭”和“不够漂亮”之处。
此外,重视译文的“现代感”是傅光明新译莎士比亚戏剧的又一追求。
所谓的“现代感”是一种时间上的相对概念,它顺应语言发展的规律和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贴近时代的文化语境,正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亦有一时代之翻译文学,因为文学的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译者也不纯粹是语言的转换器,“把一部文学作品从一种语言变成另一种语言,表面看来似乎只是两种语言的简单转换,实际上背后蕴藏着译者极其紧张的、富有创造性的劳动,”[15]这不仅是对译者文化身份的肯定,同时也揭示了其在翻译工作中的特殊性。
正是因为每个译者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所以他们的翻译工作才会表现出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与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尤其在不同时期,译者的翻译语言还会从不同侧面投射出读者的目光和时代的倒影,这也是外国文学作品能够不断被重译和再版的原因。
相较于朱生豪和梁实秋的译著,作为最新的莎剧译本,傅光明的翻译融合了译文的表述、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当下的语言表达规范,对剧中角色称谓和专有名词的翻译都表现出了语言的“现代感”。
剧本原文“ghost”,朱生豪称为“鬼魂”,梁实秋译为“鬼”,傅光明则还原为西方文化中惯用的“幽灵”;雷欧提斯关心奥菲利亚情感,劝导其自爱的表述中,朱生豪译为“宝贵的童贞”,梁实秋译为“贞洁的宝藏”,二者都带有传统文化的委婉,而傅光明则直接译为了“处女的贞操”。
措辞背后反映出的文化接受与时空变迁不言自明。
又如王后这一角色朱生豪的译本中,各类人物对其的称呼就带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和中国本土化色彩:
波洛涅斯尊称王后为“娘娘”,“好娘娘”[16],克劳迪斯称其为“御妻”[17],傅光明在新译中则直接沿用西方文化中较为统一的称呼“王后”进行翻译。
当霍拉旭、伯纳多和马塞拉斯一起目睹了幽灵的出现后,马塞拉斯说,“IsitnotliketheKing?
”[18]朱生豪和梁实秋都把“king”译为“国王”,傅光明则翻译为“先王”。
“国王”与“先王”显然有一个当下与过去的区分,而在原文中“king”指代的对象是像极了已故的哈姆雷特国王的幽灵,可以看出“先王”的表述更准确些。
而在吉尔登斯坦恩和罗森格兰兹受克劳迪斯指派来探听哈姆雷特“发疯”的原因时,哈姆雷特礼貌性的回应“Myexcellentgoodfriends.Howdostthou,Guildenstern?
Ah,Rosencrantz.Goodlads,howdoyouboth?
”[19],朱生豪把“goodlads”译为“好孩子”[20]们,傅光明则译为“二位伙计”[21]。
吉尔登斯坦恩和罗森格兰兹都是与哈姆雷特年龄相仿的同窗旧友,显然称为“伙计”更能恰当表现出人物间的关系。
称谓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梳理译文中称谓的差异,朱、梁的翻译自然符合当时译者想要突显中国本土文化主体性的需要,同时也能让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读者觉得译本较为通俗,便于接受。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裹挟下,东西方文化的紧密交融不仅让译者可以选择源语国文化立场的的角度进行更接近原著的翻译,而且也足以让当代读者能够用相对独立的西方文化视野来品读和鉴赏外国文学作品,所以傅光明对称谓的翻译更多是站在还原西方文化的立场。
称谓翻译的不同,既表现出当代译者对原文情节更为细致的把握,也反映出读者对译文内容更加严苛的要求。
通过对比阅读,傅光明译文的“现代感”在翻译细节的处理中也有表现。
如翻译“Butlookwheresadlythepoorwretchcomesreading”[22]时,朱生豪译为“可是瞧,这可怜的孩子忧忧愁愁地念着一本书来了。
”[23]傅光明的翻译是“看,我那可怜的孩子一脸忧郁地读着书来了。
”[24]从二人选择描述哈姆雷特神情的语言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忧忧愁愁”带给人一种喜怒皆形于色的感受,“一脸忧郁”则让低落的情绪有了捉摸不透的意味。
通读剧本会发现,此时哈姆雷特的情绪源自暗藏在内心深处无法诉说的困惑和愤怒,而后者的翻译更能表现出这种阴郁情绪的根源之深,因此“一脸忧郁”比“忧忧愁愁”更能传神地描绘出哈姆雷特当时的神情。
此外,朱译中对“but”直译形成的转折关系非但没有准确把握原文含义,而且让整个句子在上下文中也显得“别扭”。
相较而言,傅光明的翻译更符合现代汉语表达的简洁,一个“看”,不仅符合剧本中“哈姆雷特上场”这一提示的转场,而且带动了读者戏剧阅读世界中的目光方向,有推动情节的指向性。
鬼魂向哈姆雷特讲述秘密时提到,“ButthatIamforbidtotellthesecretsofmyprison-house,Icouldataleunfoldwhoselightestwordwouldharrowupthysoul……”[25]朱生豪的翻译是“若不是因为我不能违犯禁令,泄露我的狱中的秘密,我可以告诉你一桩事,最轻微的几句话,都可以使你魂飞魄散……”[26]梁实秋译为“若非我被禁止宣布狱中的秘密,我不妨讲给你听听,顶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可以使你的灵魂迸裂……”[27]傅光明译为:
“我被禁止说出牢狱中的秘密,但我可以说出来的这件事,哪怕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会刺穿你的灵魂……”[28]朱、梁的翻译除了欧化痕迹明显外,逻辑上也有矛盾之处,译文中称已经被禁止说出,又如何能对哈姆雷特说。
然而疏通上下文,朱生豪、梁实秋本意要表达的都应为幽灵受到地狱禁令的限制,不能向现世的人泄露地狱的秘密,唯独可以透露的只有自己被谋杀这件事。
三人中只有傅光明抓住细节,在翻译中阐明了幽灵有其不能言说的秘密,而“杀兄娶嫂”这件事是可以告诉哈姆雷特的。
当克劳迪斯受邀看戏,问哈姆雷特过得怎么样时,哈姆雷特答道“Excellent,I’faith,ofthechameleon’sdish.Ieattheair,promise-crammed.Youcannotfeedcaponsso.”[29]朱生豪译为“很好,好极了。
我吃的是变色蜥蜴的肉,喝的是充满着甜言蜜语的空气,你们的肥鸡还没有这样的味道哩。
”[30]傅光明译为“好极了,真的很好。
我过的是变色龙的日子:
整天吃的是空气,肚子已经被空话塞饱了。
你喂阉鸡也不能这样吧。
”[31]朱生豪的翻译似乎句意通畅,然而对比原文就会发现译者的变形和创造成分已经背离了原文,“变色蜥蜴”成了被吃的菜,“肥鸡”也成为与之对应的佳肴。
傅光明的翻译中,“变色龙”不过是哈姆雷特自嘲自喻的一种生活状态,“阉鸡”也仅是一个内心无奈情绪的喻指对象。
从整个剧本的内容来看,傅光明的翻译在忠实原文的同时,也更吻合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的需要,因为此时哈姆雷特对克劳迪斯的疑心更重,已经完全失去了好感,因此他对克劳迪斯虚情假意的问候尤为反感,故在回答中充满戏谑和讽刺。
从这些翻译过程中细节的微小差异中,不仅表现出傅光明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对莎士比亚戏剧内涵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明显标示出新译与以往莎剧译本的时代区别。
二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碍于历史背景的差异和文化立场的隔阂,译者除了在译文工作上精益求精外,还要注意为文中的域外元素作注,以便于读者进入文本。
尤其对于翻译戏剧而言,场景、习俗、宗教等方面的文化差异无疑是读者较大的阅读障碍,适当有效的注释能够加深读者的理解,帮助传达出戏剧艺术的魅力。
统观朱生豪、梁实秋和傅光明所译莎剧,以《哈姆雷特》为例:
朱生豪所作的注释最少,全剧共计6处,然而他在译文中作了诸多背离原文的改变,如把“Hyperion”和“Satyr”[32]改译为汉语中与之对应的“天神”和“丑怪”[33],“Niobe”则忽略不译。
正是这样不译或意译,或采用英文与汉语对等翻译的方式,让朱生豪的译本在注释较少的情况下,利用汉语文化语境中的较为普遍的事与物缓冲了读者阅读的阻碍。
而梁实秋译文中的注释则相对丰富一些,全剧共101处,对剧中的关键人物、部分俗语,以及难以理解之处作了注释。
然而注释中有些过分简略,如对“背上磨伤的马才战栗”[34]作的注为两个字——“成语”[35]。
另外,注释中经常没有对所注对象发挥较好的解释作用,反而用“参释”,如对霍拉旭讲述日月星辰异兆的注释,标注“参看《朱丽阿斯·西撒》第一幕第三景”[36]。
类似的注释非但没有实现辅助读者阅读的功效,反而徒增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查阅任务,破坏了连贯阅读剧本的完整性。
傅光明新译的《哈姆雷特》注释更全面一些,全剧标注272处,每一处都对被注对象都作了详细的说明。
这首先得益于傅光明严谨的翻译态度。
他在新译戏剧时,便以梁实秋翻译时采用的“牛津版”为底本,同时参照最新出版的“皇家版”、“新剑桥版”和“贝七版”,“如此,是为在注释上互为参照”[37],因而形成了傅译莎剧独具特色的注释类群。
详尽的注释作为译文的附证和补充,丰富着戏剧文本的思想世界。
傅光明翻译的《哈姆雷特》中的注释根据引注内容,大致可以分为风俗说明、名物介绍、语义补全和宗教释义四个大类。
风俗的注脚是打通异域文化的钥匙,帮助读者疏通戏剧情节。
对当时认为“应以拉丁语与幽灵或鬼魂交谈”[38]这一习俗有所了解,才能读懂三个看到鬼魂的人中,为什么只有霍拉旭可以上前和幽灵说话,这除了衬托他的勇敢,还表明他学识渊博。
而在波洛涅斯教导奥菲利亚面对哈姆雷特的“示爱”要矜持时,直言“你要是不听我的话,就会把我变成一个傻瓜”[39]。
在当今释义中,“傻瓜”是指糊涂不明事理的人,而“按当时俗语,傻瓜指私生子的祖父”。
[40]没有注释的辅助,读者就不能读懂为何奥菲利亚不矜持,波洛涅斯就会变成傻瓜,也不能体会到波洛涅斯所说的话中隐含着失去贞操、怀孕甚至生下私生子等语境潜台词。
哈姆雷特中剑后毒性发作将死,重托霍拉旭将自己的复仇经过公布于世,可是霍拉旭却表示“我虽生为一个丹麦人,但我骨子里却更像一个古罗马人。
”[41]“古罗马人”的注释道出了这个身份符号的精神寓意,即“宁肯自杀,不愿苟活”,[42]才能让读者感受到霍拉旭对哈姆雷特至死不渝的忠诚。
剧本中的名物注解,则像文本中的百科知识,牵引着读者认识故事中的人物、山川、鸟木、地理。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剧本中就嵌入了丰富的历史人物:
凯撒的重要年事和希律、尼禄等残暴帝王的说明;荷马史诗中的埃涅阿斯、普赖姆、皮洛斯的人物概要;古罗马的喜剧演员罗西乌斯、悲剧作家塞内加的标注;罗马神话中的塞克拉普斯、马尔斯等人物谱系的梳理,为读者呈现了纵横交错的历史脉络。
除了人物,还有动物田凫,地名巴巴里海岸、奥林匹斯山等的注释,补充了戏剧中提到的环境特征。
从历史人物的的精神事迹,到山川鸟兽的怪异多彩,详尽的注释都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刻画与情节展开增添了传奇与张力。
就戏剧本身而言,台词在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上都有重要作用。
精彩的台词中往往隐含着或俗或雅的隐喻,莎士比亚的戏剧更是如此,这经常让译者的翻译陷入言不达意的困境。
因而必要的注释能够补充译文中不能讲明言透的内容,延展文本的可读性。
在傅光明翻译的《哈姆雷特》中,语义补全和宗教释义都属于这类注释。
语义补全的注释通常具有解释现象,丰富文本的作用,如霍拉旭见到哈姆雷特时特殊的打招呼方式“唏喽,呵,呵,殿下”,哈姆雷特回应之“唏喽,呵,呵,伙计”,注释中标示了此为“放鹰者唤鹰归降时的呼声”,[43]是二人间的“调侃”。
注释的提示让读者从剧中二人初次会面的招呼便能体会到彼此的友谊和情感之深厚。
此外,这类注释还能与译文产生互释效果,让傅光明的译文更具说服力。
霍拉旭看到已故的哈姆雷特国王的亡灵愤怒的面容后提到“HesmotethesleddedPolacksontheice”[44],朱生豪译为“(已故的哈姆雷特国王)把乘雪橇的波兰人打倒在冰上” [45],傅光明译为“他用战斧重重地敲击冰面”。
[46]与朱、梁二人翻译的区别,傅光明在注释中作了说明,这是在对第一、第二四开本和对开本作了比较后,根据原文“HesmotethesteeledPole-axeontheice”[47]所译,道出了译者翻译工作的严谨。
而翻译的内容表明,两国在冰上谈判破裂,先王用战斧敲击冰面以示愤怒也确实比出手伤人更能显示王者风范。
对于“Tobe,ornottobe:
thatisthequestion”[48]傅光明也作了细致的注释,他分析了这一经典台词的翻译,朱生豪译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49]梁实秋译为“死后还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一个问题”。
[50]傅光明从1603年的第一四开本中对比原文“Tobe,ornottobe:
Ithere’sthepoint”,[51]最终综合各类翻译后,在新译中将这句话译为“是活着,还是死去,我的问题就出在这儿”[52]。
同是对生命的思考,朱、梁的翻译表现出的叩问主体偏向形而上的所指,而傅光明的翻译则把“生”或“死”的哲学问题的思考主动权回归到了个体——哈姆雷特自身。
每一种翻译均显示出不同时代译者理解的独特性和合理性,而傅光明的翻译则在权衡哈姆雷特意欲自杀的纠结与矛盾后,更能传达出一颗孤独、脆弱的心,面对激荡着理性的高贵灵魂时抉择生死的深沉对话。
当然,戏剧的台词中也会蕴含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因为宗教文化已经成为莎士比亚戏剧中不容忽视的部分。
“《圣经》的确是解读、诠释莎士比亚的一把钥匙,也是开启他心灵世界的一扇精致、灵动的小窗”,[53]基于这一认识,傅光明在莎剧新译中尤其注重对宗教文化的观照,关涉宗教的方面均作了注释,仅《哈姆雷特》就有70余处。
“天主教神父给临终之人或病人施涂油礼,油代表圣灵” [54]是对宗教仪式的批注;“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正是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也从来没有人想到的”[55]是对《圣经》教义的阐明;“你做了什么事?
你弟弟的血从地下出声,向我哭诉。
你杀他的时候,大地张开口吞了他的血” [56]是对《圣经》“该隐杀弟”典故的诠释……这些注释较为全面地为戏剧中的宗教文化作了详细注解,同时,也形成了傅译莎士比亚戏剧中还原宗教文化和西方风俗的微型场域,彰显着当代译本的独特魅力。
三
“对每剧亦均写导读”[57]是傅光明新译莎士比亚戏剧的又一独特之处,就已出版的傅译莎剧来看,每一篇导读都融注了其对莎士比亚及其所译戏剧的独到见解。
在《哈姆雷特》的导读中,傅光明从哈姆雷特作为素材的故事源头展开,探讨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微妙,并从莎士比亚的经历和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时代材料中挖掘出《哈姆雷特》背后更为丰富细致的历史图景,尤其他对剧中人物人性的探究,以及宗教文化下对戏剧的思考,让读者的“哈姆雷特问题”都得到了合理的归落。
作为学者,傅光明导读中体现出的其对莎士比亚的研究无论从材料的处理,还是文化视角的切入,都和梁实秋的《哈姆雷特序》表现出了巨大的时代差异。
梁实秋更多的是围绕知识背景对《哈姆雷特》戏剧的评介,傅光明则是穿过戏剧外壳,走入剧中哈姆雷特内心的对话。
哈姆雷特在傅光明的心中已经形成一个“永恒的生命孤独者”的潜在的既定形象,他认为“莎士比亚在他身上挖掘出了人性深处最丰富、最复杂的隐秘世界,”[58] “把老旧的哈姆雷特从具有北欧海盗式或中世纪色彩的复仇英雄,变成了一个崭新的文艺复兴时代温文尔雅的、高贵的人文主义者”,闪耀着“富于理性和启蒙的人性光辉。
” [59]因此作为文艺复兴代表的哈姆雷特的言语间闪烁出众多对“生”与“死”的哲学命题的思考,在人性与道德的复杂纠缠中,陷入一种怀疑与否定的理性循环。
而另一方面,哈姆雷特“深知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无法抑制愤激起来的情绪”,[60]所以他用装疯的方式掩藏自己的仇恨,以至于最爱他的母亲和他最爱的奥菲利亚都不能真正理解,继而深陷生命与精神的双重孤独。
作为莎士比亚的研究者,傅光明标示出了莎学研究的时代高度,而作为译者,莎学研究的成果亦必然反作用于其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
“理解是一个完美卷入其中却不能支配它的事件;它是一件落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我们从不空着手进入认识的境界,而总是携带着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
”[61]在翻译《哈姆雷特》时,这种“期望”,难免会促使傅光明从翻译语言中选择偏向这一形象塑造的措辞,在译文中突显其有别于其他译者的哈姆雷特形象。
剧中王后始终用母亲温柔的目光关注着自己的儿子,关切的言语从侧面描绘出哈姆雷特的神情,因而分析王后描述哈姆雷特这组片段的翻译,便可窥探出傅光明描述哈姆雷特时的措辞与朱生豪和梁实秋的不同。
“GoodHamlet,castthynightedcolouroff,” [62]朱生豪译为“好哈姆雷特,脱下你的黑衣,”[63]傅光明译为“我的好哈姆雷特,把你阴郁的神情抛开”,[64]“Whyseemsitsoparticularwiththee?
” [65]梁实秋译为“既然这样,为什么你对这件事又觉得好像是有点特别呢?
” [66]傅光明译为“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显得如此郁郁寡欢呢?
”[67]“Alas,howis’twithyou,Thatyoudobendyoureyeonvacancy,andwithth’incorporalairdoholddiscourse?
” [68]梁实秋译为“嗳,你怎样了,竟向空中看着,对着飘渺的空气说话,”[69]傅光明译为“哎,你怎么样了?
你仰望虚空,竟对着无形的空气说话?
”[70]通过“脱下黑衣”与“抛开阴郁的神情”,“对这件事有点特别”与“郁郁寡欢”,“竟向空中看着”与“仰望虚空”三组修饰语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朱生豪和梁实秋的翻译皆停留在台词与剧情的需要层面,并没有触及哈姆雷特的精神内质。
而在傅光明的翻译中,“阴郁的神情”、“郁郁寡欢”、“虚空”一系列措辞,除了传达出哈姆雷特悲伤的神情外,还流露出由内而外的忧郁气质,使剧中哈姆雷特的形象塑造更为立体。
此外,戏剧中有七处哈姆雷特的独白,这些独白伴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反映了人物心理活动的复杂变化,是读者进入角色,解读人物内心情感的钥匙。
傅光明在翻译独白的过程中,亦融入了其将哈姆雷特视为“生命的孤独者”的独到见解。
第二幕第二场中,哈姆雷特看到一个演员在虚构的故事里尚且能够尽情释放仇恨,而自己背负责任却只能隐忍不语,于是感慨道“OwhatarogueandpeasantslaveamI!
……yetI,adullandmuddy-mettledrascal”[71]朱生豪译为“啊,我是一个多么不中用的蠢才”、“可是我,一个糊涂颟顸的家伙”,[72]傅光明则译为“啊,我竟是这样一个可怜虫,一个没用的蠢才”、“可是我,一个愚钝、昏聩的可怜虫”。
朱生豪译文中的“不中用”、“糊涂颟顸”仅是对自我能力的否定,而傅光明的译文中,“没用”、“愚钝”、“昏聩”表明哈姆雷特对自己无所作为的自怨,两次出现的“可怜虫”则有自怜的意味。
由“可怜虫”生发出的孤独与无助,正是傅光明基于学者视野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从而达到了揭露哈姆雷特内心隐秘情感,深化人物悲剧色彩的戏剧效果。
第四幕第五场中,福丁布拉斯帅军路过丹麦,即将与严阵以待的波兰人宣战争夺弹丸之地,哈姆雷特听闻后大受刺激。
朱生豪将原文中的独白译为“可是我的父亲给人惨杀,我的母亲给人污辱,我的理智和感情都被这种不共戴天的大仇所激动,我却因循隐忍,一切听其自然……啊!
从这一刻开始,让我屏除一切的疑虑妄念,把流血的思想充满在我的脑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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