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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观念的变异与农耕文学的转型
货币观念的变异与农耕文学的转型
——以明代后期的市井小说为论述中心
许建平
内容提要当货币这种用于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成为人们生存和发展愈来愈不可少的对象物时,就会形成相应的货币观念,并成为影响人生存、发展的观念和情感的重要因素。
既然货币和货币观念成为影响人的情感的重要因素,那么这种影响也会波及作为情感的语言艺术表现的文学领域,即货币观念的变化也当引起文学表现形态的变化。
然而,货币观念与文学表现形态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却是至今尚未明了的问题。
本文从货币观念入手,探讨不同货币观念的生成及其对人的消费观念、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和文学表现的影响,意在说明货币观念与文学表现间的联系。
在这一探讨过程中发现,在明代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的城镇中,出现了由农耕货币观念影响下的农耕文学向商业货币观念影响下的商业文学转型的趋向,其间产生的市井小说就是表现这一转型趋向的文学载体,体现出与以德礼为中心、以稳定平和为特质的农耕文学所不同的以财色表现为中心、以寻新求变为特质的商业文学精神。
关键词货币消费价值审美农耕文学商业文学转型
货币是人们用于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当这种等价物成为人们生存和发展愈来愈不可少的对象物时,就会形成相应的货币观念,并愈来愈成为影响人生存、发展的观念和情感的重要因素。
既然货币和货币观念成为影响人的情感的重要因素,那么这种影响也会波及作为情感(包括融于情感中的观念意识)的语言艺术表现的文学领域,即货币观念的变化也当引起文学表现形态的变化。
因此,货币观念与文学表现形态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是研究文学不可视而不见的重要问题,至少是探讨文学史现象的一种视角。
一
“货币观念”在本文中特指古代中国人在获取、使用、保存货币时所持有的对货币诸如获取的难或易、使用中价值的增或减、钱是死的抑或活的等世俗的体认,是存活于生活层面的世俗的货币观。
这种货币观虽不同于马克思对货币的价值尺度、交换手段、贮藏功能等属性的形而上的经典把握,但在其世俗化、生活化的观念形态里却包含着上述属性;而且这种世俗的货币观念直接影响人们的消费观,进而影响人们的人生价值观、审美观,并最终反映在文学作品的形象、故事和艺术表现之中,从而形成相应的文学表现。
本文正是从这种货币观念入手探讨货币观念的变化与文学表现间的关系。
一定的货币观念生成、依附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生产与交换方式改变后,货币观念方随之变化。
货币观念的变化也就成为文学变化的前提。
本文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农耕文学”、“商业文学”两个阶段和类型,是基于中国社会商品交换发展的历史形态所引起的文学发展的历史形态的事实。
而将中国古代社会商品交换发展的形态划分为农耕经济与商品经济两个阶段,则是以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为依据的。
马克思曾以交换方式为尺度,将人类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①:
“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即以人的劳动换取自然之产物。
”这是第一个阶段即蒙昧时代,人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货币未产生前的自然经济阶段;“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阶段。
“不管这种统治和服从的性质是家长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或者大体说来,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决没有支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这是第二个阶段即奴隶制、封建制时代以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为主的附带式的商品交换阶段;第三个阶段则是“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的社会化的商品交换阶段;第四个阶段为“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的社会化产品经济阶段。
②其中,第四个阶段——“社会化产品经济阶段”是当今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而在第一阶段——采集式的自然经济阶段,纸质的文学尚未产生,故上述两个阶段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
剩下的第二、第三阶段不仅大体适应中国古代商品交换发展的历史化进程,也适应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化进程。
以农耕经济为主的附带式的商品交换阶段,正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和大部分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土地所有制的土地生产处于支配地位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
而社会化的小商品交换形态则曾在明代嘉靖后期至万历时期的一定区域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得以显现。
此后又时现时隐,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才得以较充分发展。
中国文学发展的情形也大体如是。
在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附带式的商品交换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文学我们称之为农耕文学,而社会化的小商品经济活跃时期和活跃地区产生的与其商品观念相一致的文学,我们称之为商业文学③。
至于对农耕文学、商业文学内涵的阐释,本文只着眼于其性质内涵的抽象和分析,而不做演变的过程描述。
这不仅是基于篇幅的要求,更基于本文将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型之趋势作为考察重心的写作意图而考虑的。
二
在中国奴隶制、封建制时代所产生的以农耕经济为主的附带式的商品交换阶段,其经济的特征是土地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农耕经济处于社会经济的支配地位,即使是附带式的商品交换也带有农耕经济的特色——进入交换领域的主体物(地租和俸禄)都是以谷物为主体的等价物;同样人们的货币观念中总是渗透着浓厚的以土地为命的土地生产味道。
在土地生产方式下,人们认为手中握有的主要货币形态——谷物和谷物的替代品(纸币与金属货币)——总是随着其被使用而减少。
故而形成一种习以为常的货币观念:
钱谷是死的,用之则减少,唯有“收”和“守”方可保值。
“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
惟加意樽节,则其用自足”。
④故而主张通过“障”、“守”、“收”的方法保存其价值。
“君章(障)之以物则物重,不章以物则物轻。
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
⑤正因此,能守能收者方为智者强者。
“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
⑥“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⑦。
这种钱谷是死的,用之则减少,守、收方可保值的货币观正是农耕文化的货币观。
既然钱谷、货币来之不易,用之则减少,那么在如何消费上就形成了反奢侈、倡节俭的农耕文化的消费观。
农业生产是靠天吃饭。
天有丰年、灾年,而在中国(中原)大部分地区是丰少欠多。
“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⑧。
若只顾丰年吃饱,灾年就要饿死。
“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
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
⑨故而丰年须想着灾年,有粮时省吃俭用,细水长流。
憎恶奢侈的消费观,将其视为民贫、国弱的根源。
“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氓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鉓观望,步行者杂文采,本资少而未用多者,侈国之俗也。
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
⑩“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
(11)
这种反奢侈、倡节俭的消费观本身不仅反映着特定的人生价值观——以勤俭为美,以奢侈为丑,并由此而影响着人们对义与利乃至善与恶的价值判断。
孔子曰: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12)孟子说:
“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
”(13)荀子说:
“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
”(14)阐明了鲜明的褒义贬利、重义轻利的思想。
桑弘羊说:
“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15),则进一步揭示出“重义轻利”的观念源于“重本抑末”的思想。
因为重本——重视土地生产——可培养好的品格和善的道义;事末——从事商贾经营——则会孳生恶的品格。
署名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的《务大》对此有更深层的揭示: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
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
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稳重——引者),重则少私义(议——引者),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厚——引者),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
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受令——引者),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安居之心——引者);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后稷曰:
“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
”(16)
“民农”——耕种土地——可培养朴实、稳重、易用(听话)、少私议、重徙(重家族)、死其处(热乡土)等好的品格;“事末”——经商——便养成不听令(不听话)、不守不战、轻迁徙(轻家乡)、遇患远避(自私)、好智多诈、是非颠倒的恶劣品格。
事末(从事商贾经营)的人往往尚侈奢,所以古人有时也将侈奢视为产生恶劣品格的原壤。
《管子》云:
“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
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
”(17)桓宽《盐铁论》也主张“末修则民淫”、“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
(18)由此可见,与土地生产者尚节俭、反侈奢的消费观相伴而生的是重义轻利的人生价值观和重朴实诚信、稳重而轻视邪诈、巧令的文化审美情趣。
从贮藏保值的货币观到反奢侈、重俭朴的消费观,再到重义轻利的人生价值观和崇尚朴实稳重、诚信易用、和家族、恋乡土的审美观,构成了农耕文化的观念层内涵。
这种观念层内涵的核心是崇尚德礼,其本质是稳定性。
它源于土地的稳定性。
“天下之物,有新则必有故。
屋久而颓,衣久而敝,臧获牛马服役久而老且死,……独有田之为物,虽百年千年而常新。
”(19)土地稳定、久长,无颓敝老死之忧,无价值大幅度地跌荡之恐惧。
百姓的生存可以完全依赖于土地,步不出乡就可以解决生活必需品。
于是以土地为命的农民也就有了热土难离的浓厚的乡土观念。
然而,一辈子居处于一方水土,需要有长处之法、长处之德、长处之作为,需有好人缘、好德行、好名声。
而性格朴实,处事稳重,与人所交诚实守信,处人下,则易为人用,重礼义,轻钱财小利,无不是长处于一方水土的生活对人品的要求。
由此可见,德礼崇尚产生于土地生产之上,并具有土地的稳定性本质。
这种农耕文化的稳定性本质,还可从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中见其一斑。
中国古代建立于土地生产基础之上的政治体制渗透着土地文化(农耕文化)的血液:
强调土地所有者权威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王之家天下;建立于土地的耕种人群——家族——基础上的祖、父、子、孙辈分等级不可倒置的宗法等级制;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土地的所有者——家长——的集权制;与农民祖先崇拜、土地神灵(社稷)崇拜合而为一相联系而产生的政教合一等等。
这种政治体制无不体现着土地生产的特性——对稳定性的企求。
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是这种体制所企求的最高理想。
稳定性是其内在的本质属性。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政权的形式虽然曾发生种种变异,但对稳定性的追求非但未有改变且愈来愈走向强势。
中国古代思想也因滋生于土地生产之上而带有浓厚的农耕文化的色彩和稳定特性。
其最鲜明、突出之表现有二,一是普遍的禁欲主义。
中国的思想家,无论哪一派,都承认食色是人性的一部分,同时也都主张纵欲是非善的,只有克制非理性的欲,才能达到善或得道的境界。
二是将善视为人的本性而追求善道的道德本体论。
而中国古代思想的这两种特征皆源于土地生产方式。
禁欲的思想源于钱来之不易、并随使用而减少的货币观念;源于由此货币观念而诞生的节俭的消费思想;源于保持家庭(包括子嗣传承)稳定的婚爱观念和礼法制度。
以道德为本体的思想,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是土地的稳定性,土地生产人群组织——家族——稳定性的社会要求的结果。
中国古代的思想虽然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变化,但以德礼崇尚为核心的禁欲主义和道德本体论所体现的稳定特性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农耕文学在以文学形式表现农耕文化观念时,体现出其特有的以德礼为核心的稳定性。
这种稳定性的表现,大体可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为道德层面:
即对道德人格的追求。
尊崇明君贤圣,斥责昏君奸佞;爱慕忠臣义士,鄙视薄行小人;喜诚信稳重,恨奸诈轻浮;喜廉洁忠直,恨贪婪狡猾;喜宽厚和睦,厌量小好斗;重农抑商,重德轻利;怜贫厌富,扶危救困;倡节俭,杜铺张;慕白头偕老,悲朝三暮四;惩恶劝善……等等。
第二层面为观念层面:
由德礼的内聚力与情感的外张力所构成的矛盾对立的结构形态。
诸如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群体、情与理的冲突等。
尽管这些矛盾冲突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品中有着形态各异的表现,却都归结于一点:
发乎情,止乎礼义。
具体说来,外张之情与内敛之礼义间的关系呈现为如下情态:
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情感或源自于对卑劣人格与污浊精神的愤慨,或对于官场争斗的厌倦而向往山水自然的闲适,意在恢复、维系高尚人格与理想境界(如屈原之《离骚》,陶渊明的田园诗,王维和孟浩然的山水诗);或由强烈情感形成的巨大张力,霎时间有突越理性界限的趋势(如李白《行路难》之类诗、韩愈《进学解》之类文、《水浒传》之类小说);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在心里经过种种冲突、造成一阵阵苦痛之余,在德礼的城垣边上兜来转去,慢慢沉寂下来,其对于道德礼义的依附性远大于其向外的张力与破坏性(如杜甫诗,苏辛词,关汉卿剧);文学作品中的情感总是沿着农耕文化的价值主线——崇尚道德礼义——上下波动着。
第三层面为审美层面:
寻求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温柔敦厚,同光和尘,不偏不倚的中和之美。
综上所述,我们称这种以礼义为精神内核,依附性大于外张力,追求不偏不倚的中和之美,显示出平和、厚重、稳定性的文学为农耕文学。
三
社会化的小商品经济阶段是土地生产方式转向手工业生产方式,由生活必需品在自给自足不能完全满足后靠部分商品交换获得,转向在城市完全依靠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的阶段。
“一切产品、活动、关系可以同第三者,同物的东西相交换,而这第三者又可以无差别地同一切相交换”(20),获取货币已成为人们致富的欲望本身。
这种经济形态在封建时代的中国虽也有过缓慢的浮现,但主要集中地出现于明代嘉靖后期至万历年间商业十分发达的城市(如杭州、苏州、扬州、南京、临清等),以及一些因自然条件贫瘠而普遍外出经商的商业家庭居住区域(如晋商、徽商等居住区域),出现于从经营土地生产转向主要从事于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的市民阶层。
尽管就全国范围来说,土地生产和土地所有制仍然处于支配地位,但市民们的货币观念、消费观念、人生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已经发生了明显转变,且其影响的范围远超出他们生活的区域而变成具有更广泛意义的文化、文学现象,乃至成为领时代之先的社会思潮。
明代自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在货币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大学士徐阶上书皇帝,请求停止宝源局铸铜钱。
南京、云南每年所铸一万文铜钱仅供皇帝赏赐之用,而将每年二万八千两铸钱之银,用之于官俸开支,使官俸一律用银代钱(21)。
二是万历九年(1581)首辅张居正正式在全国施行“一条鞭法”,赋税徭役“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22)由征粮、钱、银改为一律征银。
前者使主要的消费者——官吏——投入市场的货币全是银子;后者以白银兑付赋税徭役,迫使从事土地生产者将大批的农产品通过市场转换为白银。
这两件事的历史意义非同小可,它不仅促成中国货币质态完成了由一般钱币到贵重金属的历史转化(23),货币的白银化初步完成;而且更重要的是赋税徭役的白银化,迫使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在一定程度上趋于与市场联姻和部分商品化,并最终促进城市以白银为主要交换媒介的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市民的货币观念也随之发生历史性的转变。
这种转变突出表现于两个方面:
其一,货币的职能发生了新的变化,白银货币不再只是充当体现农产品价值的附属物,而是成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具有了万能的功能。
“天下之赖以流通往来不绝者惟白银为最。
盖天下之物,无贵贱,无大小,悉皆准其价值于银,虽珍奇异宝莫不皆然。
”(24)明代嘉、万时期的皇族后裔朱载堉,用诗词形式表达货币无所不能的万能属性:
“有你时肥羊美酒,有你时缓带轻裘;有你时百事成,有你时诸般就。
……有你时人人见喜,有你时事事出奇,有你时坐上席,有你时居高位。
”(25)货币可以冲入诸多领域,说明商品化的领域迅速扩大,于是金钱也随之成为影响人的情感和观念领域的主导物。
其二,白银货币在商品生产、交换中获得,在生产、交换流通中增值。
明代万历间,张瀚在追述自己祖上的发家史时,记述了由白金一锭而增至数万金的一段经历:
一夕归,忽有人自后而呼,祖回首应之,授以热物,忽不见。
至家燃灯烛之,乃白金一锭也。
因罢酤酒业,购机一张,织诸色纻币,备极精工。
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
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
自是家业大饶。
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
(26)
从“计获利当五之一”的记载观之,张翰的这段文字当非凭空杜撰,由“白金一锭”最终至“数万金”,实是来自钱的生产与流通过程。
这一投入再生产而获得增值的增值货币观在此前是未曾见到的。
且与此前的货币是死的,随使用而减少,收、守方可保值的货币观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货币观。
与这种货币观念相联系,人的消费观念也由节俭的消费观更多地转向奢侈的消费观,从而形成尚奢的社会时尚。
天启《衢州府志》记该地消费时尚之变化云:
吾衢之俗,素敦俭朴,良由地之所出,既无山珍海错,亦无珠玉锦绮,故夏衣苎,冬衣绵,鞋与袜不皮则布,膳止羔豚,饮止家酿,出入以步,行百里者不用舆马。
自成、弘以前,家殷人足,有积谷数千石者,有积镪数千缗者。
近自隆、万以来,习为奢侈,高巾刷云,长袖扫地,袜不毡而羢,履不素而朱,衣不苎而锦绮,食不鸡黍而炊馔玉。
(27)
不只是在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领域大倡奢侈之风,在情感领域、信仰领域、娱乐领域等一切可以消费的领域无不尽情、快乐地挥霍。
“及至隆庆,所好靡靡矣。
……曩者燕市,夏屋楼观,重缕连铃,贵人造佛寺,渴泉飞山,佛身纯金,七宝鋈渥。
中人燕享,水陆区殚,后轩美人曳缟纻,秣陵之谷袀于中单,秀水机杼不藉而靡,少年日夜歌吹,东西乐部倡家,楼阁通天,乳煎镂蛤,冬果春蔬,弃之如遗,赏赐动以千计,三正元会,酺乐灯火,奥若连山,状于六鳌,生花舞鸟,闭机其中,举火树者万万计,荆扬估船,日夜集于大市,而今安有之?
”(28)
与由倡节俭到崇奢侈的消费观念变化相伴生的是人生价值观的变化:
这一变化的内容大体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由热土恋家的重迁徙转变为四海为家的轻迁徙。
明代中叶后,由于商业的发达在全国出现了一批商人集团,如徽商、晋商、秦商、闽商、江西商人、宁波商人、洞庭商人等。
这些商人皆重利、轻乡、乐远徙,外出经商数年、十数年乃至数十年不归。
徽州“贾人娶妇,数月则外出,或数十年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识者”(29)。
“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赀,始归纳妇。
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30)。
其二,由欢喜稳定诚笃,转为乐于冒险、好巧智。
徽人外出经商多为风险很大的贷本经营,“一朝劫而夺之,如田陆而沉于海矣,且实非其田也;一朝而劫夺之,而无以偿于其主,而身命与俱尽矣”(31)。
海外经商更是如此。
“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欧脱之地”。
经商闯天下,意在钱利。
在外玩钱的生意,需巧心惠智,诚实稳重则在其次。
“故南昌为都会……多设智巧,挟技艺,以经营四方”(32)。
嘉靖时无锡富商安国靠巧智——居奇——而致富(33)。
不少乡里“里中无老少率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
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34)。
“敦厚俭朴”不谙世风者,遭到时人的讥讽嘲笑。
其三,货币(金钱)不仅成为衡定一切物的价值的标准,也成为评定人的价值的尺度,金钱崇拜取代了礼义道德崇拜,重德轻利变为先利后德。
在集体场合排座次,不是以年龄长幼辈分和地位高低为序,而是以金钱的多少定座次。
“真州诸贾为会,率以赀为差:
上贾据上座,中贾次之,下贾侍侧”。
(35)以德为本的读书人对此现象给以辛辣的嘲讽:
“人为你跋山渡海,人为你觅虎寻豺,人为你把命倾,人为你将身卖。
”既然为金钱可以牺牲身体、性命,那还有什么比金钱更为重要的呢?
“人为你亏行损,人为你断义辜恩,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忘忠信。
”(36)作为农耕文化的最高价值的忠孝信义廉耻在金钱的追求中失去了往日的辉光。
其四,群体意识和等级观念转变为金钱衡量一切的个体意识和平等观念。
在等量货币面前人人平等,“卖油郎”也可夜嫖“花魁”;(37)商人沈洪觉得自己并不比读书人王三官差,“王三官也只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有钱,我亦有钱,那些儿强似我?
”(38)农耕文化中不可逾越的地位、等级被货币的天然职能摆平了,故而占有货币的商人平民,可与官吏权臣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中一争高下。
“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服,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
贫者亦槌牛、采鲜、合飨、郡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许焉。
”(39)商业文化人生价值观的上述四项内涵(轻迁徙、好巧智、乐冒险、重利轻德和个体平等自由意识)的共同本质是不安于现状、意在打破某种束缚的乐变性。
这种乐变性来自于金钱的交换、流通的本能,来自于钱“好动不喜静”、在流通中增值的货币观念。
奢侈消费观就是这种货币观影响、渗入人的价值观的结果。
总之,商品生产与交换方式的变化,引起了人们货币观念、消费观念、人生价值观念的一系列变化,正如马克思说的“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40),体现出与稳定性的农耕文学所不同的寻新求变的商业文学精神。
四
明代中叶之后,文学平俗化的趋势加剧,并在平俗化过程中,开始出现了货币观念、消费观念及人生价值观念由农耕文学向商业文学转型的文学作品:
抒发快乐消费观念、表达畅意与真情的诗歌,如唐寅、祝允明的诗(《金粉福地赋》、《阊门即事》、《桃花庵歌》、《大游赋》、《和陶渊明饮酒诗》),王世贞“拟古乐府一百八十五首”中的直面男女情欲的情诗;金銮、冯惟敏歌唱男欢女爱的散曲、民歌,如《锁南枝》、《山坡羊》、《挂枝儿》等;明中叶表现大胆冲破男女禁欲主义的戏曲,如冯惟敏杂剧《僧尼共犯》、徐渭杂剧《玉禅师》等;善写渴望平等自由、敢于探险、善于挑战危难和长于描摹变幻的《西游记》等长篇小说。
由于以市民生活特别是以货币为命的商人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市井小说(如《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和《三言》、《二拍》、《型世言》、《欢喜冤家》、《醉醒石》、《剪灯新话》、《石点头》、《西湖二集》、《情史》等(41)),在表现商业文化的价值观念方面尤为集中、细致而且逼真,故本文以它们为论述中心,探讨货币观念的变异对于文学走向所产生的深刻的历史性影响。
明代后期的市井小说通过人物形象的书写,表现出钱喜流动且在流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增值的货币观念。
《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描写苏州一位机户偶然拾得一包银子,遂萌发使银子生财的设想:
行不到半箭之地,一眼觑见一家街沿之下,一个小青布包儿,施复趱步向前,拾起袖过,走到一个空处,打开看时,却是两锭银子,又有三四件小块,兼着一文太平钱。
把手攧一攧,约有六两多重。
心中欢喜道:
今天好造化!
拾得这些银子,正好将去凑做本钱儿。
连忙包好,也揣在兜肚里,望家中而回。
一头走,一头想:
如今家中见开这张机,尽够日用了。
有了这银子,再添上一张机,一月出得多少紬,有许多利息。
这项银子,譬如没得,再不要动他。
积上一年,共该若干,到来年再添上一张,一年又有多少利息,算到十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富。
那时造什么房子,买多少田产?
(42)机户施复设想钱再生钱的方法有两个:
一是拣来的银子投入再生产,“再添上一张机”可获得很多利润;一是原本不动,将银子生的利息投入再生产,一年后,可“再添上一张机”,又得很多利润。
这样十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富,即六两多银子十年后便增值至千金。
《金瓶梅》第56回“西门庆赒济常时节”,写应伯爵与西门庆的一段对话,将货币喜动不喜静的本性讲得更明白:
伯爵便道:
“几个古人,轻财好施,到后来子孙高大门闾。
把祖宗基业一发增的多了。
悭吝的积下许多金宝,后来子孙不好,连祖宗坟土也不保。
可知天道好还哩。
”西门庆道:
“兀那东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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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 观念 变异 农耕 文学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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