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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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分析
Abstract
摘要
在张爱玲的小说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形形色色的市井男女,勾绘出一幅幅旧中国的风情画。
然而,由于作家对世界的敌意及对人与事的否定情绪,决定了张爱玲对人性和爱的彻底悲观,因此,她的创作总是弥漫着苍凉的情调。
由于作家对男性文化的蔑视,作家不惜以弱化甚至是病态化的手法塑造起笔下的整个的男性世界。
于是,精神空虚、放浪形骸、乱世中的浮华浪子、生活中颓败灰暗、专制家庭挤压下的病态成为张爱玲作品中塑造的男性形象。
张爱玲的小说,用苍凉的笔调剖析了男性的阴暗无耻。
她对于人物和社会的解剖直接、细微甚至鲜血淋漓。
她从人性立场公正、冷静地塑造出贴近内心的男性形象,一点一滴写他们的失衡的人性,展现他们人性的斗争和被破坏,对他们挣扎其间的酸楚寄予深厚的同情。
关键词:
张爱玲;男性;悲观;塑造
Abstract
InZhangAiling'snovelwork,hassuccessfullyportrayedonegroupofmarketplacemenandwomenofallforms,outlinesanoldChina'scharacterandstylepicture.However,asaresultofthewritertotheworldhostilityandtothehumanandthematternegativemood,haddecidedZhangAilingandlovesthoroughlytothehumannaturepessimistic,therefore,hercreationisalwaysfillingtheairthedesolateaffectivetone.Underbecausethewritertomasculineculturaldespising,thewriterdoesnothesitatetoattenuateevenisthemorbidstatetechniquemoldbeginsastroketheentiremasculineworld.Therefore,thespiritvoid,abandonsoneselftoBohemianism,inthetumultuoustimesostentatiousprodigalson,thelifedecadentgloomy,underthedespoticfamilyextrusionmorbidstatebecomesthemasculineimagewhichintheZhangAilingworkmolds.ZhangAiling'snovel,analyzedmasculinelywiththedesolatewritingstylegloomyshameless.Sheregardingcharacterandsociety'sdissectiondirect,slightevendrippingwithblood.Shefromthehumannaturestandpointfair,moldsthedrawingclosetoinnermostfeelingscalmlythemasculineimage,writestheirunbalancedhumannaturebitbybit,unfoldstheirhumannaturestruggleandisdestroyedduring,strugglestothemtoplacethedeepsympathygrieved.
Keywords:
ZhangAiling;Male;Pessimistic;Mold
张爱玲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分析
一、张爱玲的创作心态对男性形象塑造的影响
(一)悲观的人生态度对男性形象塑造的影响
对世界的敌意及对人与事的否定情绪,决定了张爱玲对人性和爱的彻底悲观,因此,她的创作总是弥漫着苍凉的情调。
正是这苍凉感给她的创作带来悲剧心态。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坦诚剖白自己的文学观与人生观。
她不但写得礼貌而且大度,其中,有她对“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的认识;她对“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下去,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的观感;以及她那句关于人性的名言: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
这种彻底的悲观,使他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
他们在兽欲、生物性、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情、互助,那怕是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妯娌叔嫂;他们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人性变的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全是现代社会“病”了的人。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使得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无论是哪一种类型,都是让人失望甚至是绝望的。
张爱玲的小说是女性中心的,对与男性的塑造,反映出了作家对于整个世界的悲观失望。
(二)蔑视传统男权文化对男性形象塑造的影响
张爱玲对与封建大家庭中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传统有着深刻的接触和了解。
但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傲的新派女性。
对她影响很大的姑姑又都是受过西方教育、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新女性。
在母亲和姑姑的影响和帮助下,张爱玲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教育和影响,她蔑视她自幼接触到得以封建的儒家思想为中心的男权文化。
因此,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作家的视角不再是男权中心。
她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关注社会,描摹事态人生。
直接反映在作品中,女性成为张爱玲小说中创作的主体,男性退隐到次要的地位。
而在对男性的塑造上,由于作家对男性文化的蔑视,作家不惜以弱化甚至是病态化的手法塑造起笔下的整个的男性世界。
(三)非自觉的女性意识对男性形象塑造的影响
张爱玲受过西洋教育,但旧时代给她打下的烙印太深,她虽然接触到了新的思想和文化,这使得她具有一定的女性意识。
但是张爱玲的这种女性意识仍然是非自觉状态的,因此也就是不彻底的。
因此,张爱玲能够看到女性悲剧命运的问题,却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她有着破旧的勇气却缺乏立新的能力。
因此张爱玲的小说塑造的无论男性形象,都打着病态的烙印。
二、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剖析
(一)精神空虚、放浪形骸的没落男性形象
张爱玲小说中多有塑造精神空虚,放浪形骸,淫靡荒唐,终日不务正业,把精力都放在吃喝嫖赌抽上的没落封建遗老、遗少。
显然这与张爱玲本人所经历的时代、社会、及所处的家庭环境和成员有着莫大的关联。
她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家庭,她的父亲张廷重身为显赫世家的末代遗少,淫靡荒唐,成为张爱玲小说中遗少形象的原型。
1.《茉莉香片》中的聂介臣
聂介臣整日与姨太太私混在雾气腾腾的烟铺上,靠着祖上遗下的家产过着蛆虫一样的生活。
自己象一具腐尸似的糜烂,令儿子不堪忍受,彻底地丧尽了父亲的尊严和权威。
他无疑只剩下男性的躯壳,而精神人格,威严名誉早已丧失殆尽,而传统父权社会也随他们名存实亡。
在爱情上聂介臣是失败的,聂传庆知道他母亲“没有爱过他父亲。
就为了这个,他父亲恨她。
”对儿子他“只感到愤怒与无可奈何,私下里又有点害怕。
她死了,就迁怒到她丢下的孩子身上”,而聂传庆“他根本看不起他父亲”从心底生出厌恶和憎恨来。
2.《金锁记》中的季泽
季泽成日里混迹于烟花柳巷,不务正业亏空了家产,分家后如一条丧家之犬靠老娘留下的残余屋舍渡日,最后竟伪劣地盯上嫂子曹七巧的银钱,企图以出卖自身去赢取曹七巧的宠幸。
这类没落的封建贵族遗少们,在整个旧的社会体系濒临崩溃的时候,他们已经丧失了以前辉煌荣耀的光环,而其自身又懦弱无能。
在他们的人性中,社会性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而社会地位变更的落差让他们无法在群体中得到理想的一种自足。
而其动物性却极力促长张扬,一方面他们躲藏到鸦片烟的阴影里,靠吞云吐雾来让肉体得到麻醉式的满足,或是从玩弄妓女的肉欲体验中获得性的发泄。
另一方面,他们既是肆意挥霍家财的败家子,又是对金钱有贪吝占有欲的财迷。
他们以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其物欲和肉欲的动物性需求为目的,体现出外在的社会性的猥琐昏庸和内在的动物性的贪婪膨胀。
(二)乱世中的浮华浪子男性形象。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乔是惯于游徜于欢场招蜂惹蝶的角色。
他空有一副风流倜傥的外表,在社会上却无一技可立身,在经济上并无实际可以倚仗的基础,遗老遗少们总还有些许祖上留下的残羹冷炙,可是他不过是个“现在他老子还活着,已经拮据得很,老是打饥荒”的富家公子,连丫环都说“他除了玩之外,什么本领都没有,将来有得吃苦呢!
”。
他凭着油头粉面和对女人的逢迎取巧,靠猎取孤寂空虚的女人的芳心,给梁太太当小白脸以获取金钱和肉欲享乐的满足。
面对葛薇龙纯洁真挚的爱情,却抱着游戏和嬉谑的态度毫无一点责任感,在他想来“我没有婚姻自主权。
我没有钱,又享惯了福,天生的是个招驸马的材料”。
当乔琪乔对要和葛薇龙成亲心存疑虑犹豫不觉的时候,且看梁太太是如何劝服他的:
“我看你将就一点罢!
你要娶一个阔小姐,你的眼界又高,差一些的门户,你又看不上眼。
真是几千万家财的人家出身的女孩子,骄纵惯了的,哪里会像薇龙这么好说话?
处处地方你不免受了拘束。
你要钱的目的原是玩,玩得不痛快,要钱做什么?
当然,过了七八年,薇龙的收入想必大为减色。
等她不能挣钱养家了,你尽可以离婚。
在英国的法律上,离婚是相当困难的,唯一的合法的理由是犯奸。
你要抓到对方犯奸的证据,那还不容易?
”一席话说得乔琪乔心悦诚服。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乔琪乔的人性中社会性的缺失,使得他变得毫无责任、义务等观念,转而追求自身本能动物性的享乐,全然地把葛薇龙当做是一个既挣钱供其玩乐,又处处任其放纵荒唐地玩乐的最佳伴侣。
(三)在生活中颓败灰暗的男性形象
张爱玲擅于描写生活中颓败灰暗的男性,让他们的动物性在社会性的约束和压抑下挣扎。
在高压而窒息的社会常纲和道德规范的约束下,挣破束缚的动物性本能地支配着他们做出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来。
1.《封锁》中的会计师吕宗桢
吕宗桢原本是一个循规蹈矩木讷呆滞的小职员。
当封锁破坏了吕宗桢的日常生活,董培芝作为一条意外中的意外的导火索,引爆了一起他与翠远间的突发事件。
当封锁暂时地剥离掉吕宗桢的日常社会性后,他本能地对翠远显示出一种纯粹的男性欲望。
在社会生活中,吕宗桢的社会定位是“会计师,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是家长,他是车上的搭客,他是店里的主顾,他是市民”。
在封锁的特殊场景下,他已不再是“齐齐整整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皮包”的会计师,也不是“抱着报纸里的热腾腾的包子满街跑”的卑微猥琐的丈夫了,他变成了能言善道,大胆承欢女人的“一个单纯的男子”,他让翠远“以为他是个靠得住的生意人模样!
”。
他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能够使一个女人脸红,使她微笑,使她背过脸去,使她掉过头来”。
而当封锁开放后,“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
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吕宗桢梦醒了,他的社会性又重新占了上风,将他瞬间苏醒的男性本能欲求压制下去,他又回复到日常刻板的生活轨迹上去。
2.《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
主人公佟振保的内心也经受着动物性本能与社会性的反复斗争,然而他最终做了“有始有终,有条有理,”的“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
佟振保有他近乎理想化的小世界:
洋行买办、上司赏识、有家有业,他是一个有为之人。
当他面对玫瑰的诱惑时,因为“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里,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情”他可以坐怀不乱,并引以为豪;他与娇蕊的偷情虽然“一切都是极其明白清楚,他们彼此相爱,而且应当爱下去”但“如果社会不答应,毁的是他的前程”。
娇蕊的举动危及到他的“一贯地向前,向上”的时候,他便很绝决地投入到正常的婚姻中去了。
他与烟鹂的建立在门当户对的安全之上的婚姻关系,缺乏激情,缺乏原始的冲动,造成了他的理想化的社会性对其动物性本能的压抑。
有压抑就有反抗,他开始在外面宿娼嫖妓,以此作为对本能欲求缺失的补足和对现状的反击。
动物性本能与社会性道德因素在他体内的相互斗争,使得他处在日益膨胀的个人欲望和同时膨胀的社会压力之间的尴尬境地。
一方面在面对充满色相之美,充满生趣的玫瑰、娇蕊的时候,他害怕在她们面前失去他的“对”的世界中的“主人”地位,战战兢兢地压抑住自己的情欲,最后“为了崇高的理智的制裁,以超人的铁一般的决定”将她们舍弃了;另一方面对象烟鹂这种被礼教规范塑造、压抑过的贤良女性,虽然他可以是她的天,完全地控制住他的袖珍的世界,但在感性层面上却觉得她乏味无趣,只有靠“常常喝酒,在外面公开地玩女人,”来麻痹和满足自己的本能性欲望。
(四)专制家庭挤压下的病态男人形象
张爱玲的小说里,还有另一类男人,他们生活在新的时代里,受到的新的教育,但是他们不同于佟振保。
他们受到专制家庭的积压,心理上变得弱小甚至是病态的。
《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聂传庆是个畏葸阴沉而发育不全的青年,本应是人性成熟的时期,但心理却发生着完全逆向的病变。
他是软弱无能的人,他所面临的任务大于他本身的能力,这无疑也是一种人类的弱点。
二十上下的人眼角眉梢却带着“老态”,为人委琐、怪僻。
他的父亲得不到他亲生母亲的爱,生父把对生母的憎恨迁怒于他,因而便没有了对儿子的爱,得不到父爱的结果是,他和他的父亲彼此互相憎恨。
而他的后母鄙薄虐待他,聂传庆的肉体和精神其实是受到了来自他的家庭的严重伤害,父亲不但打聋了他的耳朵,而且骂他“贼头贼脑的,一点丈夫气也没有”……这一切导致了他病态的心理,变态的性格,“整天他伏在卧室角落里那只藤箱上做着‘白日梦’”。
他厌恶自已的出生,厌恶自已的父母,厌恶自已的生活,厌恶一回到家便闻到那满屋的鸦片味。
对父亲的失望和憎恨,使他无时不羡慕着那位曾一度可能成为他父亲的言子夜,希望在言子夜教授身上寻找到理想的父亲形象,当这个企求幻灭之后,他又在言丹珠身上寻找寄托:
“言丹珠,如果你同别人相爱着,对于他,你不过是一个爱人。
可是对于我,你不单是一个爱人,你是一个创造者,一个父亲,母亲,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天地。
你是过去与未来,你是神。
”然而丹珠沉默了一会,悄然答道:
“恐怕我没有那么大的奢望。
我如果爱上了谁,至多我只能做他的爱人与妻子,至于别的,我——我不能那么自不量力。
”,但是内心里,他又是不由地憎恨着取代了他地位的言丹朱(在他认为是这样),他厌憎天真少女言丹朱在学校里给他的温情,却有无法摆脱言丹朱给他亲近的诱惑,精神陷入了恍惚变态中,在潜意识中,他对言丹朱有着“绝望的爱”。
在环境和精神双重重压下,他变的自卑,自贱。
猜忌、冷淡、自私、占有渗透在他心中,于是他的精神失衡,心理裂变,人性扭曲,自我意识错乱,欲罢不能的妒恨心理愈演愈烈,疯狂可怖的杀机终于在一个圣诞夜爆发,施孽毒打言丹朱,欲制其于死地。
聂传庆的命运,究其原由,不过是他对爱的一种特殊渴望而产生的一种极端病态心理。
他憎恨却无法逃离,于是更病态,象他的母亲一样抑郁。
像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说的“这是一个寻找父亲的故事”,聂传庆渴望着摆脱以父亲为代表的没落生活,渴望在寻的理想父亲的同时,建立新的自己,但是他没有力量改变自己,小说结尾四个字“他跑不了”即证明了他摆脱不了他那变态心理的折磨。
另外,还有《金锁记》中曹七巧的丈夫和他的儿子姜长白也是属于这一类人。
这一类人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的频率不多,但是他们的出现,丰富了张爱玲小说中男性形象的创作。
三、结论
张爱玲的小说,用苍凉的笔调剖析了男性的阴暗无耻。
她对于人物和社会的解剖直接、细微甚至鲜血淋漓。
张爱玲是现实的或者可以说是世侩的,她深知在乱世生存的不易,在她笔下的男性有动物性的强烈欲求也有躲避社会性责任的怯弱。
她从人性立场公正、冷静地塑造出贴近内心的男性形象,一点一滴写他们的失衡的人性,展现他们人性的斗争和被破坏,对他们挣扎其间的酸楚寄予深厚的同情。
我们不能把张爱玲归结为一个纯粹的社会批判者,或者义愤填膺的革命家,张爱玲用她的冷淡和极端的世俗化笔调消解了这些对她来讲过于强烈的情感。
我希望通过对其作品男性形象的剖析,来认识小说这些男性形象的自身的特征和存在价值。
同时,我也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够引起人们对张爱玲小说中男性世界的关注,引发研究者们对此问题更多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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