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献的类别与体式文献的记录载体在没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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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献的类别与体式文献的记录载体在没有
第二章中国历史文献的类别与体式
第一节文献的记录载体
在没有发明纸张以前,我国古代先后利用甲骨、金石、简牍、縑帛来刻写记事,记录文献。
这些记录文献的物质材料,起着保存、传播和发展文化的重要作用。
汉代发明了造纸术,纸的使用时间最长。
目前我国各类文献还是以纸为主要载体。
1.甲骨
甲骨:
龟甲兽骨的总称。
甲骨文就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占卜记录和一些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管的重要文献。
因为出土于殷墟,故又称“殷墟卜辞”、“殷墟书契”。
《礼记·表记》说: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当时生产力非常低下,天被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殷商奴隶主阶级什么事情都要祈求上帝和祖先的保佑。
行事之前,都得借助占卜,以定吉凶。
甲骨文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才被发现,当时当作中药材“龙骨”出售,住在北京的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甲骨上面刻有古文字,他便四处搜求,共得1500片。
不久,王懿荣去世,甲骨为刘鹗所得,刘又继续收集,约得5000片,择其中字迹较好者1058片,于1903年拓印成《铁云藏龟》,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的专书,1904年孙诒让据此写成《契文举例》二卷,是为我国学者从事甲骨文字研究的开始。
其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继续搜访,罗振玉先后所得达3万片,编印了《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等,加以著录和考释。
王国维编《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并于1917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等著名论著,在文字考释的基础上,把甲骨文研究与商史研究结合起来,取得很大成果。
在甲骨发现的最初阶段,虽有人知道是商代遗物,但它究竟在哪里出土,以及甲骨所属年代,还是一个疑团,知道得并不确切,经过罗振玉多年探寻,王国维等学者深入考证,直到1908年才弄清甲骨真正出土的地点是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从而论定甲骨文就是殷代后期从盘庚迁殷到纣辛灭国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这一段时间的遗物。
从1928至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采取科学方法在河南殷墟先后进行了15次发掘,获得了大量商代晚期遗迹遗物和大批甲骨文,编印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
在1929年第三次发掘时,发现了同时同地出土的四版大龟甲,董作宾根据“大龟四版”上面出现的争贞、宾贞等字,考定了这些都是贞人的名字并据此探讨它的时代,定出分期断代的10项标准,从此凿破鸿蒙,把对殷商各朝的历史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从这一时期开始,郭沫若、于省吾、胡厚宣、陈梦家、商承祚、唐兰、张政烺、严一萍等著名学者在甲骨文研究和文字考释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
对于甲骨文字的研究,在甲骨发现的初期就取得不少成果。
孙诒让最先发现《尚书·高宗肜日》里的“肜”字,实际上就是甲骨文中的“易”字,认为“易日犹言更日”,从而订正了这个相沿两千多年的误字。
罗振玉根据卜辞和古文献对照,考出汤名“天乙”,应作“大乙”。
甲骨文中只有“大乙”,没有“天乙”,“天”与“大”形近致讹。
这是根据甲骨刻辞校正古书的又一个例子。
王国维根据卜辞,系统地考证了商之先公先王的名号,整理出一个可信的世系,使中国古史上最为纠纷的问题,得以论定。
由于他们研究的卓越成就,使甲骨文的史料价值为举世所公认。
自甲骨发现到全国解放50年间,研究甲骨文的论著约有900种。
新中国建立40余年甲骨文研究取得更大的进展,国内发表的甲骨文论著约400余种。
甲骨的辨伪和缀合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
195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断碎了的甲骨联接起来,编成《殷墟文字缀合》一书,为甲骨研究工作补充了大批新资料。
严一萍的《甲骨缀合新编》及《补编》又有新的补充和发现。
1965年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的《甲骨文编》,收录甲骨文4672字,可识的字约900余。
每字注明出处,加以简要说明,可以作为甲骨文的字典使用。
于省吾所著《甲骨文字释林》和他主编的《甲骨文考释类编》对于甲骨文字的研究,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是一部全面整理和研究甲骨文和商史的巨著,是甲骨文研究的总结性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甲骨文合集》,收录甲骨4万多片,包括了80年来国内外出版的著录书和分散在国内外甲骨的拓本,全书分13册出版,是一部集大成的甲骨著录,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甲骨文资料汇编。
1953年在著名的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发现商代的甲骨,扩大了甲骨的出土范围。
特别重要的是近年在山西、陕西、北京等地先后发现了周代甲骨文,1977年在陕西“周原”遗址,出土西周甲骨17000片,清洗出有字甲骨190多片。
这批“周原”甲骨共有单字约600多个,是研究商末周初历史、地理和官制的重要史料。
这些甲骨的出土,使人们改变了只有殷代才有甲骨文的传统看法。
“周原”出土的甲骨文,字体纤细,必须用五倍放大镜才能辨识清楚。
关于殷人、周人如何在坚硬的龟甲和兽骨上契刻文字,他们是使用什么刀具,刻出像殷代帝乙、帝辛时期的像芝麻大小的和“周原”甲骨这种线条纤细的卜辞,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郭沫若从象牙工艺的工序,联系到甲骨在契刻文字或其他削治手续之前,估计可能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然后再加工契刻的(参见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
这种设想还有待于验证。
根据最新统计资料,85年来,总共发现甲骨约15万片左右,其中包括流散海外12个国家收藏的甲骨26700片(根据1984年7月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统计》一文)。
2.金石
金石:
在商代至秦汉的青铜器上面,常常铸上或刻上文字,这就是铜器铭文,又称“金文”。
古代铜器种类很多,一般分礼器(即祭器)与乐器两大类。
礼器以鼎为最多,乐器以钟为最多,所以前人把钟和鼎作为一切铜器的总称,铜器铭文亦称为“钟鼎文”。
《墨子·鲁问》:
“则书之于竹帛,缕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
”铜锡合金铸成的青铜器,比竹帛、石刻更为坚实,不容易削蚀朽烂,所以它对保存文献所起的作用,更加持久。
铜器铭文字数多寡不一,简单的仅刻一族徽或其他符号,有的刻了作器人的姓名,后来渐渐刻上纪念性文字,再进一步便把需要长期保存的文献也刻在上面了。
铭文除了记事之外,更多的却是纪念祖先、表彰功德,字数多者如毛公鼎、齐侯鎛、中山王鼎将近500字。
一般说来,商代铭文比较简单,西周铭文最繁,至春秋时又趋于简要。
到了秦汉时期,就很少发现铸有长篇铭文的铜器了。
据统计,包括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在内,总数约有1万件以上,其中带有铭文的铜器约四、五千件。
具有长篇铭文,有着重要文献价值的青铜器,数量也比较多。
就是一些铜器上的短铭,有时也具有特殊的文献价值。
1976年3月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是目前所知西周王朝最早的一件铜器,只用了32个字,记载了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的时间和胜利经过,可与《书·牧誓》等文献所载内容互相印证。
河北平山出土的战国时代中山王墓的几件铜器上的长篇铭文,可以排列出中山国王的世系,填补史书记载的空白。
陕西扶风出土的西周时代的史墙盘谈到了昭王伐楚荆的事,使过去为了是成王伐楚荆还是昭王伐楚荆而争论不休的问题,迎刃而解。
西周宣王时代的毛公鼎,内容颇似《尚书·文侯之命》,西周康玉时代的大盂鼎,很像《尚书·酒诰》,结合铭文读《尚书》,其校史、证史之功,自不待言。
商周金文单字共约3500个,其中可释字约2000个,青铜器铭文的字体,一般称为大篆,许慎《说文解字·序》说:
“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
可见许慎著《说文》就已经利用过铜器铭文的材料了。
从商周金文的文字结构来看,它的构造方法,可用古代的“六书”来解释,“六书”形声字用声符表音,可以造出大量新字,而金文比甲骨文用形声造字的更多,可见金文在当时已经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文字了。
早在北齐时代,颜之推根据隋开皇二年(582)出土的秦代铁称权上面的铭文,发现并订正了《史记·秦始皇本记》“丞相隗林”为“隗状”之误,宋代以后,青铜器出土日多,一些学者开始对青铜器作系统研究,吕大临作《考古图》,王黼(音服)等编《宣和博古图》,薛尚功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并作了释文和考证,至今仍然是研究金文的重要参考资料。
清代金石考据之学盛极一时,利用铜器铭文,证经补史、取得不少成绩。
吴大澂(音成)研究金文,考证出古代文献中一些误字,大都由于在金文中两字形体相近,楷化以后混为一字,形近致讹,这些研究成果,写在他所著的《字说》一书中。
后来孙诒让所作《古籀拾遗》、《古籀余论》等,都是研究金文颇有影响的专著。
王国维的《说斝》、《说觥》、《说盉》、《说彝》、《殷周制度论》等著名论述,更有许多卓越见解和重要发现。
近现代关于青铜器研究的重要著作有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青铜时代》,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严一萍的《金文总集》等,而容庚的《金文编》则是查考金文的字典。
刻石记录文献起源也比较早,在铜器上刻铸文字比刻石艰难,秦代以来,石刻渐渐取代了金刻。
《吕氏春秋·求人》“故功绩铭乎金石”,高诱注:
“金,钟鼎也;石,丰碑也。
”可见当时已称钟鼎碑刻为“金石”。
石文价值不在金文之下,后人取以考证经史,便以金石并称。
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在10块鼓形石上,每块各刻四言诗1首,内容是歌咏贵族畋猎游乐生活,故也称“猎碣”。
所刻书体,为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的大篆,即籀文,后代对其书法评价很高。
唐代初年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音氏)原出士,杜甫、韦应物、韩愈等,都有诗篇题咏。
发现时文字已残缺,根据历史记载,宋代欧阳修所见仅485字,后人所见字数更少,清乾隆时别选贞石重新摹勒,便人拓印,于是石鼓文遂有新旧两种拓本。
关于石鼓文制作时代,争议较多,或谓周宣王时所作,或谓周成王时所作。
南宋郑樵因其文往往与秦器相合,指为秦刻。
他在《通志·金石略》中说:
“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
”概括了金石文字的变化发展情况。
经过近代和当代学者进一步研究,公认石鼓为秦刻石,但仍有文公、穆公、襄公、献公诸说。
现在十石文字大多剥泐,其中一石文字全部无存。
原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郭沫若有《石鼓文研究》一书,足资参考。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行各地,刻石记功,共刻有峄(音译)山、泰山、琅邪、芝罘(音浮)、东观、碣石和会稽等7石,字体均为小篆。
这些刻石大都湮没,琅邪残石残存13行87字,相传为李斯所书,字已漫漶,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泰山刻石仅有数字,其余峄山等石刻,只有重摹本流行。
司马迁将上述泰山、琅邪等刻辞收入《秦始皇本纪》,开创了以石刻文字为史料的范例。
封建社会把整部的儒家经典刻在石版上,作为标准读本,称为“石经”,是从东汉未年开始的。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蔡邕有感于当时的经书辗转传抄,难免有误,奏请刊刻石经,灵帝嘱咐他用隶书把《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7部书写在石版上,刻成石经,立于首都太学门外,作为经书的标准本。
据史书记载,当时从全国各地赶来洛阳抄写经文、校对文字、摹拓印本的人很多,太学门外每天都有几百辆车乘,交通往往为之阻塞。
这部石经因为刻于汉代熹平年间,又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故称“汉石经”、“熹平石经”、“一字石经”。
三国魏曹芳(齐王)正始年间(240—248)用古文、篆书、隶书3种字体,刻了《尚书》、《春秋》两部书,称为“魏石经”、“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
这两部石经原来都立在洛阳城南太学讲堂前面,原石有48块,至西晋永嘉年间有人所见只剩18块。
经过历代沧桑,迁徙破坏,片石不存。
晚清以来,有一些汉魏石经大小残石出土,散存各处,稍稍拓印流传。
唐文宗开成二年用当时风行的楷书,刻了12部儒家经典,立在长安太学(清康熙七年补刻《孟子》,“十三经”始全),这部石经,从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始刻,到开成二年(837)刻成十二经经文。
通常称为“唐石经”、“开成石经”,从开雕的年代算起,又称“大和石经”。
“开成石经”对后代影响也很大,五代雕版刻印经书,就以它作为依据。
时至今日,许多石经都已残缺,它还巍然独立,完整地保存在西安碑林中。
自从雕版印刷事业日益发展以后,石经的作用相对下降,虽然五代时刻过“蜀石经”(又称“广政石经”);北宋时刻过“嘉祐石经”,用篆、隶两体书写,亦称“二字石经”;南宋时刻过“宋高宗御书石经”;清乾隆间刻了“十三经”,它们无论在文字上、艺术上、文献史料的价值上,都不能与前面叙述的3部石经相提并论。
除石经以外,历代墓志、碑文的拓本很多,也是保存文献、考证史传、增补遗闻的重要资资料。
把石版作为记录文献的材料,捶拓下来,就是一篇篇文章,从这个角度说,石刻又是雕版印书的前驱。
3.简牍
把竹简木牍作为书写文字、记录文献的材料,始于何时,现在还难以考定。
在商代青铜器上,常见“册父乙”、“册父丁”的铭文,《尚书·多士》说:
“惟殷先人,有典有册”,金文“册”字很像竹简的编缀形式,“典”字则像置“册”于几上,可见商周之际已有简册,但所见出土简牍,最早是战国时期,从来还没有发现过春秋时代的竹木简。
《诗·小雅·出车》“畏此简书”,孔颖达疏:
“古者无纸,有事书之于简,谓之简书。
”古代把书写的狭长竹片,称作‘简',把木版称作“牍”,也称为“方”;编联诸简称为“策”。
《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贾公彦疏:
“简谓据一片而言,策是编连之称。
”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壶铭文记:
“载之简策,以戒嗣王。
”《文选·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
“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
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唐吕向注:
“大竹曰策,小竹为简,木版为牍。
”简牍两字,析言之有竹片、木版之分,混言之则指书牍等文献。
关于简牍的制作方法,东汉王充《论衡·量知》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
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
”又说:
“断木为椠(音欠),析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
”就是把竹截成竹筒,剖成竹片,然后用笔墨书写文字。
至于版牍,也是先锯成木段,剖成版片,再加刨治刮削,经过精细的打磨,使之平滑,成为书写版。
竹简在书写之前,还得将竹片上的青皮刮去,把竹片里的水分烘干,才能写字,并可防止虫蠢,这叫做“杀青”,也称“汗简”。
古代制简,都是就地取材,边郡地区不产竹,故甘肃、内蒙发现的简,绝大多数都是木质的;湖北、湖南、山东、江苏出土则大部分都是竹简。
制简的工具,有铜削刀、刻刀、锯、小锛等物,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出土的文具箱里发现过这些东西,还有毛笔、笔筒、空白简等,无疑是一套制作和书写竹简的工具。
此外,在湖南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楚墓出土竹简时,也都有毛笔伴出。
据古文献记载,简文有墨书和漆书两种,迄今所见,都是用毛笔蘸墨书写的,漆书尚未发现。
竹简上的文字,书写有误,可以削去墨迹再写,河南信阳出土楚简,有的上面有刀削痕,残笔尚隐约可辨。
在竹简上写字,字数也不一样,少的只有几个字,多的有几十个字,超过100字的则又较罕见。
武威《仪礼》简,每简多至60字或80字,湖北江陵望山2号墓出土竹简也写有60余字,多的达73字。
可见《汉书·艺文志》所说的每简22字或25字,只是就几种具体书籍说的,未必是通例。
简的长短,古书记载,似有定式,《聘礼》贾疏引郑注《论语序》说抄写经书的“《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二尺四寸,《论语》八寸策,《孝经》一尺二寸策”。
武威甲本《仪礼》木简和丙本《丧服》经竹简同长,约为55.5—56厘米。
若以23.3厘米相当于汉尺1尺计算,这批经书的简牍正合2尺4寸(55.92厘米)。
出土的战国竹简,长度不一,而用简长短与书写内容的关系,不太明朗。
把简牍编联成册,简上的文字,有的是先编后写,也有的是先写后编,至于编联的道数(即用几道绳),解放后发现的战国楚简,多数用2编,其中信阳竹简用3编,望山1号墓简用4编。
此外,甘肃武威出土的“日忌”小简用2编,“王杖”简用3编,《仪礼》、《服传》长木简用4编,还有一些更长的木简用5编。
《说文》、《独断》所说编简用2编,指的可能是通常情况。
3编至5编,文献记载所无,但却是某些简册实际上所需要的编数。
增加编数,旨在固定,已有出土实物可资验证。
关于编联所用的绳,相传汲冢《穆天子传》用素丝编,襄阳楚冢《考工记》用青丝编。
从近代出土竹简实物上留下的编联痕迹判断,系用帛带和丝纶,有的竹简还在编组之处刻有三角形小缺口,使丝纶固定,不易滑脱移动,故编联的绳必须柔而细,才便于来回伸卷,因而联想到《史记·孔子世家》所说的“韦编三绝”的“韦”未必是牛皮绳,建国40多年来出土30多批简牍,也从来没有发现过“韦编”的痕迹,韦、纬音同,“韦编”是否指竹简上的“横编”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简牍编联成册以后,要收卷起来,用最后一枚简作为轴,从尾部往前反卷,第一枚简的背面在外边,加上篇题,便成为一卷书的形式,武威医简中还发现两枚空白简,正面背面都未书文字,这就是简策制度中所称的“贅简”,亦即简册开头的第一第二简,它很像现代书籍的扉页和封面。
成卷的简册,等到发明了纸,转移成为卷轴的纸本,再发展为宋代各种形式的装本,还或多或少保存着古代简册形式遗留的痕迹。
古代发现竹木简牍,见于史书记载的有过多次。
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战国竹简,见《汉书·艺文志》;汉宣帝时河内女子于老屋得古文书,见《论衡·正说篇》;晋太康三年(282)汲郡人盗发魏王古墓,发现简书数十车,整理出古书75篇16种,其中《竹书纪年》、《穆天子传》至今仍然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晋书·束晳传》对这次发现竹简的经过及简书种类曾有详细记述。
此外,南齐、北周和宋代崇宁、政和年间相传都或多或少发现过。
但所有这些,原物早已荡然无存。
近世以来,自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新疆塔里木河出土晋代木简以后,到1949年50年间,发现竹木简并见于报导的共有7次。
其中以1914年发现敦煌汉简、1930年发现居延汉简、罗布淖尔汉简影响最大。
罗振玉《流沙坠简》,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考释》,中国科学院《居延汉简甲编》,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分别对上述3批简牍作了著录、拓印、考释和研究。
甘肃省额济纳河流域,古代泛称“居延”或“弱水流沙”,从汉武帝时代起,就在这里建筑烽火台,屯戍部队,防御西边的羌族兼防北边的匈奴,由于地处沙漠,气候极其干燥,地下文物易于保存。
1930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曾在这个地区发掘西汉木简1万余枚,获得大量关于烽燧制度、侯官组织、兵制、屯田制以及河西经济生活等的珍贵资料,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发现《永元兵器簿》这一重要簿册。
它由77枚木简组成,内容是关于烽火台兵器现状的报表。
这份簿册,先用墨笔把一枚枚单简写好,然后再用两道麻绳编连成册,卷起存放。
这是我国首次发现关于简册制度的实物资料。
抗日战争期间运去香港制版影印,香港沦陷后,书版全毁,这批珍贵的简牍,遂为美国掠去,现存美国国会图书馆。
解放后,1972—1976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对居延汉代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出土汉简2万多枚,绝大部分是术简,竹简极少,为我国历来发现简牍最多的一次。
初步整理出70多个完整和比较完整的簿册,对研究汉代历史和文档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建国44年来,先后在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江苏、江西、甘肃、新疆等地发现竹木简30批共计二万八、九千枚。
其中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荆门等地出土的战国楚简、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法律文书简、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和医方简,以及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简,都是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具有很大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于1975年底出土秦简1100多枚,大部分是秦的法律和文书。
有秦法律3种、秦治狱案例和《南郡守腾文书》、《为吏之道》、《日书》等等,还有一部类似历史年表的《大事记》。
我国古代法律,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以唐律为最早。
隋代以前的律令,只有后人辑录的一些零碎篇章,著名的“秦律”又久已佚失无存,这次睡虎地发现的3种秦法律竹简,就更显得珍贵。
秦治狱案例,大部分是关于审讯、调查及法医检验的具体记录,比1247年宋慈所著《洗冤集录》还要早1500多年。
《大事记》一卷,分写在53支竹简上,按年系事,记载了自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将近100年间的大事,据考古工作者判断,这批竹简是在秦始皇三十年陪葬埋入的,司马迁在撰述《史记》时肯定没有看到过这份重要材料。
因此可以用它来正《史记》、补《史记》,解决这段史实中的矛盾和疑难问题,填补上述这一段历史时期文献记载的缺略。
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1959年出土的竹木简,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分3个部分,甲本是7篇《仪礼》,木简;乙本是1篇《服传》,也是木简;丙本是竹简写的《丧服》经。
今本《仪礼》是郑玄注、贾公彦疏的杂糅今文古文的阮刻《十三经注疏》本,而武威甲本《仪礼》很可能是后苍、庆普传下的没有被郑玄打乱家法以前的今文礼,武威丙本则代表未附传文以前更早的一个本子。
这个西汉时代写本的发现,为研究汉代经学和《仪礼》的版本、校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第一手资料,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
这批简册,墨色如新,首尾俱全,保存了原书的篇题、尾题、叶数和次第,使我们可以看到近于原式的西汉9篇经牒,对于复原汉代的简策制度提供了具体的例证。
此外,甲本《仪礼》有6篇分了章,用圆点或圆圈作为章的记号,这部有着西汉章句标识的经本,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甲乙丙三本9篇,共存27400余字,较之熹平石经七经残存八千数百字,多了将近2万个字,而且都是真正汉代通行的隶书,它的文字结构和《说文解字》并不完全相同,可以用它对照研究汉代其他器物上的隶书。
同时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知道《说文》一书总结了先秦以来的古文字,但它并不完全代表汉代真正通用的文字,只有这些从汉墓出土的汉代简策,才能使我们看到西汉经师认可的“今文”。
武威磨咀子18号汉墓出土的鸠杖上系有10枚木简,上面载有汉成帝建始二年(前31)的诏书,“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入宫廷不趋……有敢征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这便是著名的“王杖”简,据此可以考知汉代尊老赐杖的制度。
在武威《仪礼》简出土13年之后,也就是1972年,武威旱滩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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