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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土地退化水土流失和盐渍化
中国土地退化:
水土流失与盐渍化
黄季焜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一、导言
中国农民耕作与改良土壤,开发水资源和利用森林及草地的历史比其他任何农业文明都要久远。
按照大多数国际标准,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政府基本上较为成功地控制了这些要素从而满足了中国的食物和纤维需要并且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尽管目前人口达到近12.5亿,但是中国利用其有限的资源生产了足够的农产品,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充足的衣物、食物和房屋,并且为中国快速增长的城市和工业经济提供了大量定价较为合理的农产品。
然而,在这历史和当代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村的自然环境面临日益增长的压力(He,1991;世界银行,1992;杨瑞珍,1994;国家环保总局,1999)。
近年来,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对环境的脆弱性有了相当的认识并开始提出质疑:
环境的脆弱性是否会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持久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曲格平和Lee,1984;格日乐和姚云峰,1998;国家环保总局,1999)。
资源和环境退化的严重问题与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的成就如何成为争论的焦点。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正向环境全面恶化的道路上迈进(He,1991;Smil,1994,1993)。
其它一些学者则认为得出这种结论还为时过早,因为现有的信息资源还不能提供可以使人信服的可靠的指标(Lindert,1996)。
一些人指责政府政策不力(He,1991;杨瑞珍,1994;章家恩,1993;世界银行,1992;),而其他人则认为在防治某些最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退化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Ross,1988;鲁胜力,1997;国家环保总局,1999)。
然而,许多证据却是零散的,大多数观察家主要依靠轶闻和个体现象来推断环境总体变化的趋势与程度。
不管过去的结论如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土地退化问题日益受到关注(Smil,1984;Ross,1988;赵其国等,1991;He,1991;世界银行,1992;中国科学院,1990、1991和1992;黄季焜和Rozell,1995;可持续农业研究组,1998、1999;国家环保总局,1999)。
尽管这种趋势无疑反映了信息的可靠性不断增强,但在许多地区,大量的信号表明环境正在恶化(Smil,1993;Rozelle等,1997;杨朝飞,1997;水利部,1998;王毅,1999)。
当政策制定者着力解决如何在日益增长的环境压力下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挑战时,他们面临几个关键问题。
土地退化的实际现状如何?
它们又如何随时间而变化?
土地退化的地区分布如何?
土地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根据土地退化的状况,国家环境保护的长远发展目标是什么?
为实现国家制定的目标,政府采纳了哪些重要措施?
怎样汲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以制定未来更有效的防治土地退化的政策?
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制定未来中国环境保护和投资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缺乏一致的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使得过去的研究不可能为增强环境压力意识提供有说服力的结论。
数据限制也排除了对土地退化的长期经济和环境成本进行彻底研究的可能性。
这篇报告的目的在于更深入地理解以上提出的问题以及为政府和世界银行制定在中国农业持续发展和环境改善政策方向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为实现这个目的,本报告分成如下几个部分:
第二部分将讨论水土流失和盐渍化这两种主要农业土地退化类型的现状和发展趋势1。
第三部分将分析产生土地退化的主要原因。
第四部分是对政府解决农业土地退化问题的主要措施及与土地有关的政策的一个简要概述。
最后一部分将根据本项研究结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这篇报告的许多论点和论据都来自于过去许多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和近年来我们搜集的新的数据和分析结果2。
二、现状和趋势
中国严重遭受了土地退化的危害。
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在水土流失和盐渍化的治理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是严重的农业土地退化,包括水土流失和盐渍化,仍继续存在并且趋于恶化。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这些土地退化问题对于环境(Liu和鲁胜力,1999;钱云,1991;文子祥,1995)、经济(文子祥,1995;黄季火昆和Rozelle,1995和1997)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一)水土流失
回顾
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例如,根据中国科学院1992年12月通过卫星遥感技术测得的统计数字,80年代遭受水土流失的土地达到375万平方公里(表1;彭珂珊和徐振兴,1993)。
这大约是最初正式使用的统计数字(约150万平方公里)的2.5倍。
尽管不能确定这个数字是否被政府全面采用,但可以证实的是近期的出版物中已经相应地把该指标调整到与上面数字非常相近的水平(表1)。
近来,在学术文献中被引用以及被政府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数字是367万平方公里(水利部,各种出版物;国家环保局,1999;鲁胜力,1999),大约占中国土地面积(不包括内陆水域面积)的39.4%3。
中国大面积的水土流失显然与其自然环境有关。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中的68%为山区(33.3%)、丘陵区(9.9%)和高原地区(26.0%),并且易于水土流失(表2)。
从某种程度上说,土地的这种特征决定了其水土流失规模和地区分布。
然而,从长期发展来看,水土流失扩张的趋势主要应归因于在社会及经济发展中的人类活动因素和政策。
如果用遭受水土流失的土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来衡量水土流失程度,那么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在20世纪90年代,水土流失的土地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达到39.4%。
这大约是亚洲(24.2%)的1.6倍,非洲(13.6%)的2.9倍,北美和大洋洲的7-8倍还要多,是世界平均水平(12.3%)的3倍还多(表3)。
在这些水土流失的面积中,近一半(179万平方公里)属于水蚀,而另一半由风蚀引起(表1和3),表4列出了黄土高原的各种水土流失类型和程度,黄土高原是中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表4把黄土高原地区划分为三种类型:
主要暴露于风蚀的地区,风蚀和水蚀双重区以及水蚀区。
如表4所示,水蚀及水蚀一风蚀类型的面积占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总面积的75%。
在80年代后期,年土壤流失超过5000吨/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达到211,300平方公里,大约占黄土高原地区土地总面积的34%。
12%的土地受到严重的水蚀,每年土壤流失10,000吨/平方公里(表4)。
据估计,遭受水土流失(水蚀和风蚀)的耕地达到4540万公顷,大约占遭受水土流失的土地面积的25%或约占耕地总面积的50%(杨瑞珍,1994)。
1/3—1/2的耕地缺磷,1/4—1/3的耕地缺钾,缺乏微量营养元素的土壤也正在增加(附表1和恭子桐,1999)。
水土流失的全国变动趋势
几乎所有的个案研究都表明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遭受水蚀和风蚀的土地显著增加,大部分的研究表明这种增长幅度大约为20%-30%(中国科学院,1990;彭珂珊和徐振兴,1993;鲁胜力,1999)。
许多地理学家和水文学家充分的研究都表明我国的水土流失率一直呈增长趋势(中国科学院,1991和1992;世界银行,1992)。
例如,杨朝飞(1997)所作的一个近期的研究表明,从全国整体角度,遭受水蚀的土地从50年代的153万平方公里上升到九十年代的大约179.6万平方公里(表1)。
虽然缺乏遭受风蚀的土地面积的时间序列数据,但表5表明了中国1973-1997年间水蚀土地面积的趋势4。
如表5所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遭受水土流失的土地面积急剧增长。
在1980-1996年间,遭受水土流失的土地面积的年均增长率为2.67%,每年增长4.02万平方公里。
5到1996年,水蚀面积达到182.664万平方公里,非常接近表1中的数字。
从相对量上看,70年代,水蚀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约为12.3%,80年代上升到12%-14%,90年代则达到17%-19%(表5)。
70年代,中国水蚀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大约比世界平均水平(表3和表5)高50%,到90年代,这个比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6。
水土流失的地区分布
中国以地理和生态多样性而著称。
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居住在贫瘠的山区。
中国大多数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发生在四个地区,即黄土高原,西南红土壤区,华北平原和西北草地,总共覆盖了中国土地面积的70%(中国科学院,1992)。
黄土高原大部分位于宁夏、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和河南,有世界上最大的风积黄土地层(中国科学院,1991和1992)。
这种土壤,厚度在有些地方超过100米,由于其颗粒细微和不易分离的特性,因此是高度易水土流失土壤。
从不同来源得到的水土流失数据之间的较大差异及开展这项研究的时间限制使得我们无法建立关于水土流失总面积(包括水蚀和风蚀地区)的一个一致的时间序列数据。
然而,表6-表10为我们提供了推断水蚀土地的地区分布以及在主要生态区域水土流失的严重性的一些有用信息。
表6表明大约一半的水蚀土地位于扩展了的黄土高原(表6)7。
90年代,水蚀土地超过7000万公顷(70万平方公里),或者说该地区1/4的土地遭受了水蚀。
水土流失是土地退化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黄土高原生态恶化的最严重的问题(中国科学院,1992)。
在90年代初黄土高原遭受水土流失的面积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54.3%(表7)。
同时,水土流失强度超过1000吨/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达到29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强度大于500吨/平方公里的面积为16.6万平方公里(表7)。
水土流失强度超过5000吨/平方公里的省份包托甘肃、陕西、和山西,分别占各水土流失强度总面积的36%、34%和20%(表8)。
在90年代初,陕西水土流失强度超过10,000吨/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甚至达到了73%(表8)。
根据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1992),黄土高原每年流失22亿吨表土,其中70%冲入黄河,5%冲入海河。
每年由于水土流失形成的泥沙量最大的省份是陕西,为3.7亿吨(表8)。
表9和表10表明了中国及分地区的耕地水土流失情况。
从全国来讲,据估计有4540万公顷耕地遭受水土流失(杨瑞珍,1994和表9)。
这占中国耕地总面积的34.3%8。
表9中8个地区中的4个地区,即黄土高原,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80.2%9。
我们证实了前面的讨论,黄土高原是遭受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在黄土高原地区,70%以上的耕地遭受了水土流失,这大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或是中国其他地区(29%)的2.5倍多。
表10也给出了黄土高原耕地遭受水蚀的程度(表10)。
在1128万公顷遭受水土流失的土地中,409万公顷或其中的36.3%属于高度水土流失土地。
在黄土高原,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高度水土流失的耕地合计为759万公顷,或占全国遭受水土流失的耕地总面积的72%(表10)。
水土流失分地区的变动趋势
唯一能够说明水土流失的分地区变动趋势的数据是由水利部整理出版的水蚀土地面积。
表6列出了根据这些数据而汇总的一些指标。
从此表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扩展”的黄土高原仍是遭受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同时,其他地区也已呈现出水土流失面积扩大的趋势。
第二,水土流失增长率增长最显著的是在中国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90年代初,中国西南地区的水土流失增长率急剧增长是由于四川省1991年对水土流失面积进行了大的调整(从1990年的371万公顷调整到1991年的2488万公顷)。
遭受水土流失的土地面积的这种急剧增长显然不应该发生于一年,但也可能反映了该省在1991年前巨大的未报告的水土流失面积,以及在50年代(第一次全国土壤普查)到80年代(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间水土流失面积的大幅增长。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水蚀面积在1975-1995年间增长了近50%(表6)。
水土流失面积扩张最快的主要发生在湖北(从1975年的462万公顷上升到1996年的780万公顷,增长了约70%),湖南(在1975-1996年间从179万公顷上升到452万公顷,增长了250%),以及江西(在同一时期从163万公顷上升到410万公顷,也增长了250%)。
第三,在密切关注黄土高原这一传统的最严重的水土流失地区以及该地区防治水土流失努力的巨大影响的同时,不应该忽视西南地区和华北地区正在扩大的水土流失问题。
按水土流失的土地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作为衡量水土流失的严重程度,西北和华北地区的这一统计数目前已高于黄土高原所在省的平均数(表6中的第4列)。
若按照水土流失的土地对耕地的比率计算,实际上自90年代以来,中国西南地区一直居首位。
人口增长,森林退化和农业生产扩张无疑加剧了这些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但对这些地区土地退化成因,还需更深入研究。
尽管人们要对表6所列出的来自水利部关于水土流失的数据的准确性会有质疑,但近年来长江流域的洪灾频率发生就可间接地说明土地退化的严重性在不断增长。
(二)盐渍化
回顾
耕地盐渍化能导致农业生产力的严重衰退,能严重到足以使生产者弃耕(王遵亲,1991;黄季焜和Rozelle,1994)。
不合理的灌溉系统在某些情况下通常会导致盐渍化。
因此,尽管盐渍化程度就全国而言低于水土流失,但盐渍化已经在中国许多省份对作物生产产生了严重危害。
近来大部分对中国盐渍化土地面积的估计是在81.8万平方公里(或8180万公顷)到100万平方公里之间(表11)。
其中,大约55%属于原生盐渍化土地,其余是次生盐渍化土地,后者与人类活动、特别是粮食生产和灌溉技术紧密相关(王遵亲,1991)。
在70—80年代间,对耕地中盐渍化面积的估计大约是6万-7万平方公里(或者是600万-700万公顷),到九十年代可能达到7万-8万平方公里(表11)。
盐渍化土地主要集中在平坦的、缺水的华北平原和西北干旱地区,如宁夏(表12)。
在这些盐渍化土地中,政府改良的目标已经从70年代初的低于受损害面积的50%上升到近年的70%。
盐渍化土地的改良与维护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随着许多北方地区日益增长的水资源的匮乏以及农业投资的日渐减少,对中国而言,维持这个过去所实现的进步将很困难。
盐渍化将成为中国主要粮食产区,例如华北平原和西北地区部门领导者面临的长期问题(Rozelle等,1997)。
盐渍化土地面积的全国变动趋势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水土流失土地面积相比而言,盐渍化耕地面积相当稳定。
在1973-1996年间,盐渍化土地增长了14.4%(表13)。
在1973-1996年间,根据水利部的数据,盐渍化土地面积年均增长率仅为0.54%。
并且增长率已经从70年代的1.1%下降到80年代的0.65%、90年代仅为0.3%(基于表13中的数字计算得到)。
然而,就盐渍化土地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比而言,比例已从1973年的6.7%上升到90年代初以来的8%还要多。
盐渍化土地的地区分布
盐渍化土地主要集中在华北平原的缺水和地下水灌溉区(如山东、河北、河南、苏北和安徽)和西北干旱地区(如宁夏和内蒙古)。
表14给出了盐渍化土地面积的地区分布。
如表所示,在我们的地区界限中,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和山东的华北地区问题最为严重。
虽然该地区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不足4%,但该地区盐渍化土地达到230万-240万公顷或约占全国盐渍化土地面积的30%(表14)。
“扩展”的黄土高原大面积的盐渍化(约200万平方公顷)主要来自三个省:
河南(80万公顷)、内蒙古(50万公顷)和山西(35万公顷)。
实际上河南的大多数盐渍化土地也位于华北平原。
在东北的三个省份中,每个省盐渍化土地面积大约为30万-60万公顷。
宁夏是盐渍化土地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顷的几个少数省份和自治区之一。
其他盐渍化土地达到100万公顷的省份是河北和山东。
表12表明了在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数据的基础上,次生盐渍化耕地在各省的分布10。
分布在华北地区(主要是河南、河北、山东和天津)和西北干旱地区(主要是宁夏、甘肃和内蒙古的一部分)的大面积的次生盐渍化土地证实了表14中给出的水利部数据的可靠性。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地区都属于缺水省份并且地下水是当地粮食生产和非农(工业和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
盐渍化土地的地区趋势
与全国趋势相似,盐渍化土地面积在大多数地区都相当稳定。
位于扩展了的黄土高原地区的河南、山西和陕西以及华南的某些省份略有增长,但增长幅度很小(表14)。
三、水土流失和盐渍化问题的成因
水土流失。
在第二部分,我们分析了中国水土流失程度比世界其他国家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我国自然(地理)因素。
水土流失和地理环境的这种关系在我国水土流失的地区分布上也得到充分体现。
地理学家和水文学家已经证实黄土高原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主要是因为该地区土壤中有机质和粘土成分含量低。
这使得黄土相对易于耕作,但非常容易受到风蚀和水蚀的影响(中国科学院,1991和1992)。
类似地,在红壤地区,含有高度粘土成分的薄的和酸性土使得它易流失并且不能保水。
可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导致水土流失趋势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表15概括了中国水蚀和风蚀有关的主要人类活动及导致这些活动不断的原因。
这些活动包括采伐森林,草地损毁,农业生产扩张和集约化,城市化以及工业化(表15)。
采伐森林。
导致水土流失的森林采伐问题在有关文献中有详尽的记录。
中国的森林退化由许多因素造成,例如较高的人口增长压力,对木材和薪材的较高需求,与农业扩张有关的因素,森林产权制度的不稳定性(乔方彬、黄季焜和Rozelle,1998)。
这些因素大多数与当地的农民收入和贫困程度有关。
例如,在黄土高原的丘陵区,历史上密集聚居的山谷居民(大多数是贫困的农民)人口近年来日益增长,他们已经侵占了易遭受水土流失的丘陵,他们以伐树和灌木作为燃料,把农业活动扩展到不易耕作的山坡(中国科学院,1992)。
一旦丘陵两侧的天然保护层被破坏或发生森林采伐,如果不进行合理规划和管理,大雨会导致贫瘠的土地更严重的破坏。
甚至通常采用的防治水土流失的技术如梯田,也会导致严重的、长期的土壤和肥力流失以及巨大的经济损失(世界银行,1992;中国科学院,1992)。
通过增加投资提高农业生产力,并且农业生产力的增长足以满足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人口增长和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就不一定会导致森林退化以及水土流失。
然而,在不发达地区,对农业扩张而言,由于对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的投资有限,供给方面的压力经常导致农作活动侵占林地资源。
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缺陷为个人追求短期利益而采伐森林提供了激励,最终导致不发达地区社会的损失(乔方彬,黄季焜和Rozelle,1998).
草地损毁。
除了贫困和其他因素以外,不稳定的草地产权制度安排所引起的草地的过度放牧和不恰当的管理似乎是导致草地损毁的关键因素(中国科学院,1992)。
60年代和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以粮为纲,自给自足的政策导致大面积的复垦,使数以百万公顷的可牧区转变为耕地(Rozelle和Jiang,1995)。
自1978年农村改革以来,不合理的放牧管理形式和不稳定的土地产权制度也加剧了可利用草地的衰退(Findlay,1992)。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过度放牧已经成为中国草地日益引人关注的问题。
中国绵羊的数量从1978年的1.7亿只增长到1997年的2.56亿只(国家统计局,1999)。
扩张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不合理,这一方面激励了个人为增加家庭的短期利润而扩张羊群。
另一方面,出现了在短期内滥用土地的趋势,这种趋势是由于与集体资源的私人使用有关的因素引起的(Liu,FindlayandWaston,1992)。
农业扩张。
人口增长和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是最常引用的在农村地区特别是不发达地区导致农业扩张的主要因素。
然而,除了乔方彬、黄季焜和Rozelle(1998)以外,很少有人对可能对农业扩张有强烈影响的其他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在这个研究中,他们发现除了人口压力以外,不稳定的土地产权,不合理的灌溉,由于对农业的低投入造成的落后的农业基础设施,贫困和政府粮食政策(即粮食生产和地方粮食自给政策)是农业扩张和热带雨林地区(大部分位于中国西南地区,中国主要的不发达地区之一)森林退化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热带雨林地区是水土流失土地面积增长最快的地区(表6)。
农业用地的扩张在黄土高原地区也非常显著。
可持续农业研究组证实了随着人口的增长,(在对地区移民的限制下),在黄土高原地区依赖坡耕地的食物生产的比例在90年代初达到了50%(可持续农业研究组,1999)。
在黄土丘陵区,人均耕种坡耕地0.33—1.3公顷,并且呈现增长的趋势(可持续农业研究组,1999)。
城市化和工业化。
自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8年的低于18%增长到1998年的大约30%(国家统计局,1999)。
工业和服务部门在全部GDP中的份额已经从72%增长到82%。
在同一时期,实际GDP以大约每年9%的速率增长。
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水土流失主要是由于对农地的占用,后者导致剩余的农地的集约化并且带来边际土地的集约耕作。
制度和政策缺陷。
法律、法规条例和政策以及这些法律、条例和政策的强制执行及执行的激励机制对防治土地退化也起一定的作用。
尽管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和规定,但缺乏促进贯彻落实的机制以及缺乏地方和农民的合作也是导致水土流失的关键问题,因为它们对森林退化,草地退化和在斜坡地上的农业扩张都有影响。
表15中列出了对水蚀和风蚀有影响的一些制度和政策因素。
地理、人类活动和水土流失问题。
由于导致水土流失的人类活动和自然条件交织在一起,因此很难对水土流失的决定因素进行精确的分析。
不过,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类活动和地理特征如何与中国的水土流失相关,我们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试图解释水土流失的演变和跨地区分布11。
模型所估计出的主要参数如下:
Ln(Ero)=0.358Hill+0.061Mountain+0.284Ln(Land)
(78.3)**(60.0)**(10.47)**
-[0.266–0.003d800-1000–0.029d1000-1500–0.024d>1500]Ln(Income)+0.027Year
(-2.56)**(0.43)(3.36)**(1.83)*(7.19)*
+[省份虚变量及系数,为节略篇幅,不列出]
R2=0.992N=476(28个省x17年,1980-1996年)
其中,Ln(Ero),Ln(Income)和Ln(Land)分别是对数形式的水土流失面积,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土地总面积。
d800-1000,d1000-1500和d>1500为收入组虚变量,分别代表年人均纯收入在800—1000元,1000—1500元和大于1500元的组(基组的年人均纯收入水平为小于800元)。
Year是时间趋势变量。
以平原为基数,Hill和Mountain代表丘陵和山区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
括弧里的数字是t值;*和**表示统计上的显著性为10%和1%。
以上分析表示,在其他因素同等的情况下,丘陵和山区的水土流失率都比平原地区高,尤其是丘陵地区(高35.8%)。
这证实了我们的推测。
但从这个简单的分析所得的重要结果是一些与收入和趋势变量有关的参数。
在控制了时间趋势、地理和气候影响(土地结构和省虚变量),收入变量与水土流失面积显著相关。
在最不发达的地区(以1995年的不变价计算,年人均纯收入低于800元的地区),收入增长10%,则水土流失面积减少2.66%。
虽然在最不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收入低于1000元)之间收入参数并无统计上的显著差别,但我们发现这些参数在人均收入高于1000元的那些地区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别。
尽管差别仅有0.03(或3%),但这表明反贫困有双重意义:
增加收入可以减少水土流失面积并且增加收入可以使贫困地区比富裕地区更快地减少水土流失。
由于贫困地区(通常是边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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