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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曾国藩其人其事
唐浩明:
曾国藩其人其事
编者按:
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已连续举办五年、共八十余场,此文为湘籍作家唐浩明先生的讲课资料。
这篇文章的主旨核心是讲做事须先做人,成就大的事业必须不断的“修身立志,储才养望”,这一点不同于时下一些流行的历史书,讲权谋,讲厚黑,似乎只要掌握一两手独门功夫,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就能飞黄腾达,把本和末完全倒置了,容易使人误入歧途。
历史上和现实中,我们看到有多少人靠奸诈起家,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被奸诈毁灭。
一个人要学一两手技术是容易的,修炼自己是艰难的,大多的人总想走捷径,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人总是少数,失败的人总是多数。
要想成功,必须从修炼自己开始,尽管这条路是痛苦和漫长的,要想成功就必须走,这就是我们读《曾国藩其人其事》一文的心得。
今天讲的题目是“曾国藩其人其事”。
这个题目是比较大的。
要全面介绍曾国藩和他所做的事,绝不是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所能说清楚的。
我把范围缩小一些,只谈某一个方面,不做全面的评说。
从1984年着手编辑《曾国藩全集》开始,我研究曾国藩整整20年。
这20年里,我常常会想,在中国历史上,做出大事业的人可谓数不胜数,近代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当以千百计,但为什么曾国藩这个人特别引起人们的兴趣?
带着这个问题,我曾仔细研读有关他的史料。
我发现,曾国藩作为一个政治家,有着一个明显区别于中国历史上政坛大人物的地方,所以大家才对他格外感兴趣。
那就是他在事功建立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完善自己的人格修炼,并以自己人格修炼的完善来促进事功的建立。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自觉去这样做,更别说做得好了。
这是我在20年的研究过程中所发现的他的一个不同于一般政界人物的地方,即人格修炼和事功同时建立,相互促进。
孔子在《论语》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他的“为己”,不是今天讲的自私自利,而是提高自身的修养。
孔子的“为人”,也不是今天讲的为人民服务,而是指治理、管理别人,即事功。
可见在孔子时代,已经很明确地有这样的概念,即治学有两个方面的目的——“为己”和“为人”。
在这两点上,曾国藩都做得比较好,不同于其他的政治人物。
故而今天就准备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切入,谈谈他的“人”和“事”:
他怎样在事功的建立中完善自己的人格修炼,又怎样通过人格修炼来促使事功的完成。
我的眼光会较多停留在那些对今人仍有借鉴意义的经验上。
一、曾国藩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所培育出来的一个标本人物,或者说是主流文化所培育出来的最为优秀的成功者
曾国藩在孔子讲的“为己”和“为人”这两方面有一种双重意义的成功,中国主流文化认为这是一种大成功。
什么是中国的主流文化?
所谓主流文化,就是被历代统治治者认可的文化,也就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华夏文化。
这种文化要求人们积极地面对人生,投入社会,在有限的生命里,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
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它是一种积极的文化。
传统主流文化对此有一个表述语,就是“内圣外王”,这四个字出自于《庄子•天下》。
所谓“内圣”,就是讲心中充满圣人的学问和道德,并以此塑造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说是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进行人格修炼。
有句话说“人非圣贤”,人既然不是圣贤,故而圣人是永远做不成的。
所以严格地说,“内圣”只是一个不断圣化的过程,不断向圣人的标准去靠拢,也就是不断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
并不是说要你去做圣人。
“外王”是表现在外的事功符合王政王道的要求,即施仁义之政,行仁义之道,建王者之业。
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严格按照程朱理学来修身养性,修炼自己的人品人格。
他甚至提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口号,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口号。
这表示他的决心,而且他一辈子都努力按照这个要求在做。
在他的晚年,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圣哲画像记》的文章。
曾国藩晚年还在以圣哲作为自己的榜样,可谓“内圣”做到家了。
中年之后,他奉旨平叛,将混乱14年之久的社会重新纳入封建正轨,使东南十余省的百姓重新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
这可算作他的“外王”。
曾氏一生所走过的正是一条典型的内圣外王的道路。
在世人的心目中,一般都认为人格修炼即“圣化”和从政即从事公共事业管理这两件事情是难以很好结合在一起的。
这是因为“圣化”是属于理想化的东西,在书斋里,在山洞里,它似乎可以完成。
但是社会却是复杂混乱的,所谓“人心险恶”,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的人只能以毒攻毒,治理社会是英雄豪杰的事业,而非圣贤可以做到。
我也比较赞同这个观点。
我想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
但曾国藩却在一个较高层面上做到了“内圣外王”,这很罕见。
中国主流文化对最为成功者还有一个价值评判体系,这就是“立德、立功、立言”。
“三立”出自于《左传》: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按照《左传》的说法,人若在这三者中某一个方面有着出类拔萃的表现,有传之久远的业绩,即可称为不朽之人。
当然这里也有高下之分。
最上等的不朽之人是建立高尚的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其次就是文字著述。
若一个人既立功又立德又立言的话,也就是三者并举,那么他将是中国主流文化所认为的最为成功的人物。
即便做到了“内圣外王”,也难做到“三立”。
我曾经拿这个标准去衡量中国历史上的人物,符合者很少很少。
但是在近代,曾国藩因为内圣功夫做得好,他的德行受到广泛赞誉;因为他建立了一支军队平定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在当时认为他建立了很大的事功;他一生勤奋著述,留下1000万字的《曾国藩全集》。
从这三个方面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他应该属于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
二、曾国藩的成功之道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曾氏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从中能发现有不少可供今人借鉴的成功经验。
(一)修身立志,储才养望,奠定做大事业的基础
清嘉庆十六年(1811),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的一个耕读之家。
所谓的耕读之家,就是家里有读书的人种田家庭,又耕又读。
这在湖南的农村比较普遍,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曾家与一般的耕读之家不同的地方有这么几点:
第一,曾国藩出生的时候,家里是四代同堂。
四代同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很理想的家庭。
他出生的时候,他的曾祖父还在,直到5岁的时候,曾祖父才去世。
这样的家庭,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是很完整的,很受尊敬的家庭。
第二,他的祖母和母亲都比自己的丈夫大,这是他家庭的第二个特征。
他的祖母比他的祖父大7岁,他的父亲比他的母亲小5岁。
第三,他的父亲考秀才,考了17次,到43岁才考中。
第四,他的祖父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通常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是父亲,但他不是,他认为祖父才是英雄。
直到曾国藩晚年封侯拜相,祖父依然是曾国藩心目中的英雄。
曾国藩5岁发蒙,23岁中秀才,24岁中举,28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
靠自己的努力,通过层层严格的考试,改变自己的处境。
从偏远的乡村进入京师做官的人不少,这还算不上很特别。
曾国藩跟其他科举优胜者相比,他的特别不同之处或者高明的地方就是在于他进京师以后,不但没有陶醉在科举胜利的喜悦之中,而且很快看出自身严重的不足。
他觉得自己最大的不足是缺乏身心修养。
到了翰林院以后,他有机会接触到乡村所不容易看到的书籍,选择程朱理学作为修身养性的理论依据。
他决心要与过去告别。
把自己的号改为“涤生”。
所谓“涤”就是涤去过去不好的东西,“生”就是重新获得新生。
过去有一句话,说是“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涤生”,表示他告别过去、追求崭新境界的决心。
他当时为自己立了很多的功课,其中最主要的有这么五个字,即“诚、敬、静、谨、恒”。
所谓“诚”,就是要诚实、诚恳,为人表里一致,内心的一切都可以公布于众。
程朱理学非常讲究“诚”,它甚至认为“不诚无物”。
所谓“敬”,就是敬畏,内心里要有所敬畏:
畏道、畏法、畏舆情。
畏道,就是畏人世间的大道理;畏法,就是畏法律,要遵纪守法;畏舆情,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重视社会舆论、口碑,重视老百姓对你的看法。
“静”就是人的心、气、神、体都要处于一种安静放松的状态。
“谨”就是指谨慎。
“恒”指的是有恒心,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别的要求,比如他早起要练字,晚上不出门等等。
许多人都认为,修身是很空疏的东西,办事靠的是才干和实力。
但是我们纵观曾国藩后半生的事业,可知这五个字对他的成功有很大的作用。
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大致守住了这五个字,使得他在腐败的晚清官场中不入浊流,不陷卑污。
他当时用什么样的办法来监督自己呢?
除和师友一起互相帮助监督之外,主要是靠写日记。
他以日记的方式来促使自己每天反省、检讨,以取得心灵上的日新日日新的效果,特别是监督自己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的作为,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慎独”。
曾国藩“慎独”慎到什么地步呢?
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情。
他有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早上起来想起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别人得了好处,心里很羡慕。
于是他就批判自己,每天讲要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是灵魂深处却是那么羡慕金钱,这很卑鄙。
下午他到一个朋友家里去,知道这个朋友得了一笔别敬,心里又很羡慕。
他回来后补日记,说上午刚刚进行了自我批评,下午又犯这个毛病,真可谓下流。
这就是曾氏当时的“慎独”。
就在这里,他为自己立下志向。
他的志向大大小小比较多,主要有一大一小两个志向。
小的志向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他在给弟弟的一封信里写道: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
”他不但以谋取非法之财为可耻,而且认为拿自己的积蓄给子孙,也是一件很可羞可恨的事情。
“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
精神鉴临,予不食言”。
他发了这个誓言:
绝不以做官来发财,请老天爷监督,绝对不食言。
下面又讲:
“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
此我之素志也。
”就是绝不以做官来发财,假如今后薪俸多了,除了让父母生活好一点以外,其他的钱都送给亲戚朋友中贫穷的人。
这是我的素志,就是我一贯的志向。
这是曾国藩修身立下的志向。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志。
与他后来大半生的事业比,这只能算是小的。
但即便是小志,对于我们今天的各级领导来说,仍然值得借鉴。
他的大志就是他的《年谱》里讲的“澄清天下之志”,就是经邦济民,安定天下。
这是儒家信徒最高的理想追求。
储才养望。
储才就是储备才干。
翰林院清闲,给了他读书的好机会。
他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发愤苦读先辈大家之作,如诸子百家,二十三史,韩、欧、李、杜等人的文集。
他也读了很多治理国家的实用之学,如兵书、荒政、水利等方面的书籍,以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为做大事做准备。
养望就是培养自己的声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提高知名度。
曾国藩靠什么来提高知名度?
今天提高知名度,比较容易,接受报纸、电视的采访,很快全国就知道了。
那时候没有这些东西,他主要以诗文和奉折来达到养望的目的。
曾氏一生真正自诩的是诗文。
30岁出头的时候,他就说他的诗文已达到很高的境界,只是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类人来与他谈论。
那时候在北京官场士林中间,他的每一篇诗作出来,便有很多人争相传抄、争相阅读。
在文人圈里,有很高的知名度。
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给朝廷上奏章。
咸丰帝初登大位的一年多里,曾国藩一连上了五道著名的奏疏,都是针对当时时政,反映社情民意的。
限于时间关系,我只带一个例子。
他在一道奏疏里讲,官场问题很多,最主要的问题是官员的自身素质和能力不行。
现在朝廷京官最大的毛病是“退缩、琐屑”。
所谓“退缩”,就是不担担子,遇到事情往后退。
“琐屑”就是只做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不去想大事。
外官最大的毛病也是四个字:
“敷衍、颟顸”。
“敷衍”就是应付上级,自己不去动脑子,应付了事。
“颟顸”就是糊涂。
你问他,一问三不知,问钱粮不知道,问税收不知道,问老百姓的情况不知道。
他说,假设“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他写这道奏折的时候,太平军尚未起义。
一年以后,果然应了这句话。
后来太平军在广西揭竿起义时,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对付得了的人。
太平军势如破竹,文武官员哪怕是钦差大臣拿着皇帝送的尚方宝剑也没有用,真的就是曾国藩讲的“一有艰苦,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体制内没有人才,要靠曾国藩从体制外去寻找人才,自立一支军队。
我曾经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这个事情,说曾国藩创立的湘军,实际上是中国近代第一家民营公司,是体制外的东西。
他甚至敢于直接批评咸丰皇帝,指出咸丰有三大缺点:
谨于小而失于大;徒尚无饰,不求实效;自以为是,听不得批评意见。
要知道,这个奏疏的背景是皇帝至高无上的时代,批评皇帝,重则杀头,轻则撤职。
此外,当时还有一个背景。
曾国藩讲自从道光皇帝晚期以来,朝政非常疲沓,“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言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弊”。
九卿指各部官员,司道指地方官员。
“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
”已经成风气,大家都不谈。
这个时候,只有曾国藩敢于上疏。
这五道奏折,无异于政坛上的五颗重型炮弹,引起很大的反响。
他把这份对皇帝提意见的奏疏亲笔抄一份寄给家里。
他父亲看了以后,为他捏着一把汗。
写信给他,告诉他不应该以批评朝廷来表现自己的本事,而要从正确引导君王。
父亲很担心这个事情给他带来祸患。
但是社会普遍给他以很大的正面反应。
他的好朋友刘蓉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话:
“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
”把他比喻成一只凤凰,说他这五道奏疏将会引出一片朗朗晴天来。
这是知识界对他的反应。
就这样,曾国藩为自己制造了巨大的知名度。
通过“修、立、储、望”,曾氏在当时已经是人人皆知的政坛上的杰出人才。
自己的努力更加上运气好,使曾国藩在当时的官场上春风得意,飞黄腾达。
他中翰林后,十年七迁,37岁便已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在湖南省,有清一代,37岁官居二品的官员,空前绝后,就他一个人。
不久正式做礼部侍郎,后来又先后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官运非常之好。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没有后来的时世剧变,曾国藩也会在十年二十年后入阁拜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一位贤能名臣。
然而命运却把他从平静的疏斋官衙里推到血火刀枪的战场中,这个转变的结果是造成他的非同寻常的事功。
(二)抓住机遇,做大做强,让事业蓬勃发展
咸丰二年(1852)末,一年改变命运的巨大机遇降临到曾氏的头上。
这便是前一年起义的太平军冲出广西向江南进军,东南各省陷入战乱之中。
为了配合正规部队的作战,朝廷在江南各省很快任命了43位团练大臣。
什么是团练?
团练就是民兵,配合、协助正规部队。
没有事,大家都是农民,有事了,拿起刀枪,就是军队。
这个制度自古以来就有。
这43个团练大臣,后来死的死,几乎都没有办成什么事,惟一一个成就了一番大事业的就是曾国藩。
成与不成,这中间因素很多,如何把握住机遇,充分利用机遇,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
曾国藩充分利用机遇的一个主要手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大做强。
回过头看,他的做大做强,有三个步骤。
过去团练只在县里,在乡下,当时所有的团练大臣都因循旧例,但曾国藩不是这样。
他一到长沙做团练大臣,马上就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说眼下的团练不行,起不到什么作用,必须在省城里建立一个大团,才好指挥。
有什么突发事变,立刻把团练派出应付。
哪地方有乱子,省城里有一支人马才好去弹压。
请求朝廷批准在长沙建立一个大团,人数不多,只有1000人。
朝廷同意了。
他一接到朝廷的指令,就把罗泽南、李续宾这些他最亲信的好朋友调出,利用他们原来在湘乡的团练基础,把1000人调到长沙,编成三个营。
这些人拿薪俸,穿军服,每天训练。
他们工资比别人拿的高,待遇也好。
不要做别的事情,每天操练,听候命令,这实际上就是军队,名义上仍叫团练,但实质已经变了。
这是第一步。
曾国藩在长沙城里,完全按照严格的雷厉风行的作风训练一支新的军队,这就跟长沙城里的其他军队形成对立。
那些士兵原来都是懒散惯了的,八旗、绿营完全都是老爷兵,根本不训练。
到训练时就在街上找个要饭的,给他十文钱二十文钱代替,他们自己下馆子上酒楼。
曾国藩严格训练,他们不高兴。
此外,曾国藩为了地方上安定,大开杀戒。
凡是遇到有作战的抓了就杀。
后来有人讲曾国藩是“曾剃头”,就是从这开始的。
就地正法,坏了规矩。
不用法律,也不要地方行政官员,所以省里的行政官员很不满意。
军队不满意,省政府市政府对他也不同意,他在长沙就呆不下去。
于是,他就给朝廷打报告,说现在南部很乱,北部相对安定些,请朝廷允许我到南部去镇守。
朝廷同意了,然后他到衡阳,借口为江忠源提供兵力,大力扩张军队。
很快就在那个地方建立水陆两支人马,20个大营。
水营10个营,陆师10个营。
再加上辅助人员8000多,共18000多人,号称2万,在衡阳建立一支军队,浩浩荡荡。
这样,他就从民兵师长变成一个正规军队的总司令,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他率领这支军队,一路北上,很快把武汉打下来了。
打下武汉以后,他给朝廷上一个报告,要求攻打南京。
曾国藩带领湘军收回中南重镇武汉,这是很大的本事,所以朝廷同意了。
那时候打南京,相当于现在的国家第一号项目,谁拿到了,谁就是最了不起的。
湘军是民兵,不是朝廷的正规军队,曾国藩却向朝廷要到了这个项目。
然后他率领这支军队打南京,做大做强做到第一步,也就是做到最高了。
(三)打脱牙和血吞,屡败屡战,赢来最后的胜利
真正的做大做强何其艰难!
有一个千难万难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苦多乐少,败多胜少。
从衡阳出师到打下武汉,这七八个月里曾国藩历经过兵败投水自杀、湘军四散溃逃、湖南军政两界讥讽、长沙城闭门不纳的羞辱。
他打了败战,回到长沙,长沙把城门关起来,不让他进。
一个堂堂朝廷大员,为国家的事情打了败仗,竟然连自己的省城也进不了,这个羞辱非比一般。
直到武汉打下,才一洗满面羞惭。
经过一个短暂的胜利时期后,曾国藩来到江西,很快又处于战事胶着状态。
从咸丰五年到咸丰十年的五六年里,曾国藩在江西安徽一带的军事行动一直在低迷中徘徊。
这期间,曾国藩遭受到江西官场的排斥,湖南官场的指责,朝廷的不信任,友军的不配合,他再一次投水自杀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弄得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从朝廷到地方都不能容的异类,以致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
我的小说第一部《血祭》的最后一段,写他很凄凉地回到家里守父丧,那时是他神经官能症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不到50岁,连一寸大小的字都看不清,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
面对这一切,曾氏都忍了。
他用湖南乡间的一句土话来安慰激励自己:
“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一个好汉牙齿被人打脱了,连血一起吞到肚子里。
“打脱牙和血吞”,一层含义是不示人以弱,不要人怜悯,不在人前求取宽容。
第二层含义就是把仇恨记在心里。
野史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
有一个湘军将领写报告,说现在的是“屡战屡败”。
曾国藩拿来改了一下,改作“屡败屡战。
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一字之动,精神面貌就完全两样了。
(四)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全力以赴于大目标
湘军有很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
当时野史记载,对于湘军,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但曾国藩的一纸手令,他的部属可以为之千里驱驰,可见湘军私家军队的性质。
当时,从武汉到南京,千里长江江面数以万计的战船上,飘扬的都是写着斗大“曾”字的帅字旗,给人一种“东南已是曾氏天下”的感觉。
曾国藩心里当然知道这样的局面。
一方面他需要这样,另一方面他又要提防由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他是怎样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来确保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呢?
他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1、启用满人做湘军名义上的统帅。
私家性质的军队一向为当国者所防范,眼下的当国者又是满人,其防范又更进一步。
满人是少数民族,他要统治汉民族,靠的就是军队,他自己夺得天下靠的也是军队,所以军队是不能轻易授予汉人的。
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满腹诗书的翰林很清楚。
所以他要给朝廷造成这个印象:
这支军队不是我的,这支军队是朝廷的,是爱新觉罗氏的工具。
于是他在创立湘军时,就立即提拔一个满人塔齐布做这个湘军的第一号人物。
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官,大概类似现在军分区的参谋长,一下子提拔成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
后来,他又把官文抬出来。
曾国藩其实最不喜欢官文,但因为官文是满人,就把他抬出来。
打下南京的捷报上,第一个就挂官文的名字,让朝廷觉得攻打南京的第一号功劳是满人所立。
曾国藩这样做,有必要吗?
朝廷难道真的对曾国藩如此不信任,事实上,当时的朝廷对曾国藩是很不公平的。
第一,曾国藩创办湘军,咸丰四年(1854)七月打下岳州府,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朝廷只赏他一个三品顶戴。
这是很可笑的事情。
曾国藩那时已经是二品官,创立一支军队,打下岳州府,立了很大的功劳,朝廷反而给他三品官的赏赐。
这很奇怪!
当然有个理由说,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他已经没有官职,在家守制,是个老百姓,三品也不低。
但从感情上来说,一个二品大员给三品衔的酬劳,这无异于羞辱。
第二,咸丰四年八月打下武汉,朝廷首先一道命令,叫他代理湖北巡抚。
只有七天,马上撤掉,然后给他一个兵部侍郎衔。
其实这个官职对他毫无意义,多年前他即官居此位了。
第三,辛辛苦苦干了五年,可以说为朝廷把老命差不多都丢了。
咸丰七年(1857)他守父丧,回家的时候仍然是侍郎衔,而这时多少没有做事的人早就提上去了。
一年多以后,朝廷没有办法,叫他出山,仍然是兵部侍郎衔。
第四,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溃败,两江总督何桂清失职,被朝廷逮捕法办。
朝廷在四顾无人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任命曾国藩做两江总督。
朝廷对待曾国藩是这样的,而对于其他一批湘军系统的统领又是什么样子?
他们一个个官运亨通,年年高升。
江忠源在咸丰元年对付太平军的时候,只是秀水县的代理县长,了不起一个七品官员。
到了咸丰四年他死的时候,已经是安徽巡抚。
胡林翼在咸丰四年领兵入湘的时候,还只是刚刚提拔的四品道员,就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不断升按察使、布政使,升湖北巡抚。
只有一年零一个月,从一个道员到巡抚。
李续宾咸丰二年(1852)起兵的时候,只是一个秀才,咸丰八年(1858)死的时候,是巡抚衔的布政使。
罗泽南起兵时也只是一个秀才,到了咸丰六年(1856)死的时候,是一个布政使衔的道员。
左宗棠,咸丰十年(1860)是曾国藩保他,称赞他“刚明耐苦,晓畅兵机”。
到同治二年(1863),只有三年的时间,左宗棠就是闽浙总督,已经跟曾国藩平起平坐。
这些人都不能跟曾国藩比,资历既没有他老,贡献更不能跟他比。
但是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一个个平步青云,更不用说还有一批人碌碌无为混日子,却一个个高升。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朝廷对曾国藩这么不公平?
以我对他20年的研究,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个是曾国藩的威望太高,有野史记载,朝廷在任命他做代理湖北巡抚的时候,马上有一个宰相就提醒咸丰皇帝,说曾国藩现在不过是一个在籍侍郎,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非朝廷之福。
他威望太高,因此要压抑他。
第二个原因,朝廷始终认为曾国藩出兵是“卫道”,而不是“勤王”。
史学界也一直有这样的争论:
湘军是“勤王”之师,还是“卫道”之师?
这个原因出在曾国藩起兵时,有一篇著名文告,叫做《讨粤匪檄》。
这篇文章里面打的是捍卫孔孟之道的旗帜。
他认为太平军破坏了孔孟之道,利用拜上帝会这套西方传来的东西来否定中国的“孔孟之道”。
他号召天下的读书人起来捍卫孔孟之道,捍卫中华文化。
如果是汉人当皇帝,就不在乎,但是满人做皇帝,他就看着不舒服。
你为什么不说捍卫朝廷,而是要捍卫汉人的孔孟文化呢?
背后藏的是什么呢?
朝廷始终觉得曾国藩动机不纯,他只是“卫道”,不是“勤王”。
所以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一书中讲到,这篇文章本身是一篇很犀利的文章,但是曾国藩实在不应该写,导致很长时间里朝廷不信任他。
第三个原因,他手下的兵最多,实力最强。
刚才提到的那些人只不过是他的偏师而已。
那些人手下兵力都不强,而曾国藩手下的兵力最强,实力最大,所以朝廷要压他。
同时要迅速提拔那些人,借以形成一支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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