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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与哲学及宗教
中国茶道的形成、发展与传播,一直受到古代思想观念的影响。
而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哲学思想成为知识分子思想体系的核心。
到唐代以后,儒、释、道合流,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
知识分子在茶事活动中融入自己的思想,从而儒、释、道的哲学思想必然会融入茶道精神之中,因此,中国茶道受到中国哲学及宗教的综合作用。
从茶道的发展过程看,道家思想主要体现在源头和精神上,儒家思想主要体现在道德实践和礼仪上,佛教则主要体现在审美情境上。
一般认为,陆羽《茶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茶道诞生。
陆羽在茶之源、茶之出以及水质和饮茶环境等的描绘之中,注入道家天人合一、大道无形的哲学观和宇宙观;而在茶具设计和茶的精神作用方面,则从儒家中庸和谐理念出发,阐明茶在社会和人际关系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而从陆羽茶道来看,佛家的清寂思想又贯彻始终。
在陆羽创造茶道的过程中,政治家、书法家颜真卿,诗人皇甫曾、皇甫冉兄弟,僧人皎然,道士李季兰,隐士张志和等参与其中,由此可见中国茶道正是在各派思想家的共同努力下而形成。
儒家提倡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而道家则倡导无为自然、率性求真,儒、道互补构成中国文化的骨干。
人们以儒家修齐治平为目标积极进取,而遇到挫折或无奈时,便以老庄的生活态度去面对,寻求自然、平静、超然物外的心态。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不断吸取儒、道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融为一体。
儒、道、佛在唐代融合以后,成为塑造民族精神的主导思想文化,茶道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与发展,因而必然承载了儒、道、佛的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茶道精神。
儒家以茶养廉,表现为茶礼与儒雅的追求;道家以茶求静,体现出养生与对自然的崇尚;佛家以茶助禅,表现在“茶禅一味”的理念与饮茶实践方面。
基于上述史实,林治在《中国茶道》书中指出:
中国茶道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之一,它必然植根于儒、佛、道三教所提供的思想、文化沃土之中,吸收融会了三教的思想精华,中国茶道才可能茁壮成长并开出艳丽奇葩。
丁文的《茶乘》认为:
三教合流的推动者是大唐士子,这批人一般都有儒学的根底,自儒学起步,或一生都是儒者,或自儒入道、或自儒入佛,或杂糅三教。
当他们为大唐茶风所濡染而成为雅士茶人后,便将自己的思想灌输到茶事中去,以自己的理念去规范茶事,这样构成了中国茶道的“形而上”的主体。
赖功欧的《茶哲睿智》一书提出:
道家的自然境界,儒家的人生境界,佛家的禅悟境界,融汇成中国茶道的基本格调与风貌。
[1]
实际上,儒家是哲学流派,从来没有形成宗教;道家与道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道家学说是道教社会思想来源的一个主要方面。
道家尊重自然,认为有生有死;而道教追求长生,超越自然。
两者虽然存在区别,但又是紧密联系的。
佛教是真正的宗教,尤其重要的是,禅宗思想对中国茶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儒道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因而中国茶道精神所呈现的儒家和道家色彩更为明显。
一 茶道与道家及道教
道家思想以老子、庄子思想为代表。
老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出现,东汉时期神秘化而为道教所信奉,至唐代已经融入国民素质之中。
道家思想塑造人们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与超然物外的审美追求。
道教清静无为的长生养生观以及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中国茶道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茶道与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精髓,也是中国茶道哲学思想的源泉。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指出: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老子的“道”是先于天地而生的宇宙之原、人类之本,由它衍生万物。
道家认为人与自然是互相联系的整体,万物都是阴阳两气相和而生,发展变化后达到和谐稳定的状态,因此“圣人法天顺地,不拘于俗,不诱于人,故贵在守和。
”可见“和”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思想,道家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战国末年的《易传》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
到唐代陆羽《茶经》创立茶道时,吸收了道家思想的精华,天人合一的理念成为中国茶道的灵魂。
受道家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影响,历代茶人都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因而中国茶道将自然主义与人文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
茶是吸取了天地灵气的自然之物,人乃宇宙的精灵。
茶的品格蕴含道家淡泊、宁静、返朴归真的神韵。
茶性的清纯、淡雅、质朴与人性的静、清、虚、淡,两者“性之所近”,在茶道中得到高度统一。
道家在发现茶叶的药用价值时,也注意到茶叶的平和特性,具有“致和”、“导和”的功能,可作为追求天人合一思想的载体,于是道家之道与饮茶之道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同时,道家的“和”与儒家之“和”有共通之处,二者可以互补。
因此,道家的“和”也就融入儒家的“中和”思想范畴,共同丰富了中国茶道的思想内涵。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接受的是儒家的正统教育,但是道家思想对他们的影响也不能排除。
特别是士大夫们在政治上受到挫折,人生抱负得不到实现时,道家的淡泊名利、回归自然的思想就开始占上风,所以历代知识分子普遍遵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在晚明许多文人的茶事绘画中,如唐寅的《事茗图》、文征明的《惠山茶会图》等,均描绘了文人雅士们在野石清泉旁、松风竹林里煮茗论道的场景。
相对于在室内煮茶品饮,文人似乎更钟情在大自然的山水间品茶,追求寄情于山水、忘情于山水、心融于山水的理想境界。
历代许多茶的诗文也反映了这一点。
如唐代陆龟蒙有诗《奉和袭美茶具十咏》描写户外煮茶,“闲来松间坐,看煮松上雪。
时于浪花里,并下蓝英末”。
灵一的《与元居士青山潭饮茶》诗吟:
“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
岩下维舟不忍去,青溪流水暮潺潺”。
明代徐渭在《徐文长秘集》中指出:
品茶适宜在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流白石、绿藓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等,都充分体现了道家的天地人合一思想,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通过饮茶去感悟茶道、天道、人道。
正因为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融入了茶道精神之中,在茶人心里充满着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有着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强烈渴望,所以茶人最能领略与大自然的奥秘。
文人雅士置身于幽谷深林,煮泉品茗,观云听籁,回归大自然,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如苏轼喜欢煮水烹茶,茶事是其自我解脱而至旷达的精神慰藉,他的《汲江煎茶》诗云: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
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诗词将茶道中物我和谐、天人合一的精神描绘得淋漓尽致。
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的《茗饮》诗吟:
“宿酲未破厌觥船,紫笋分封入晓煎。
槐火石泉寒食后,鬓丝禅榻落花前。
一瓯春露香能永,万里清风意已便。
邂逅华胥犹可到,蓬莱未拟问群仙”。
这是茶道追求天人合一、契合自然境界的绝妙写照。
茶道蕴含的道家精神,更直接的是对自然之趣的追求。
老子《道德经》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家认为道是自然而然的,这种观念也渗透到茶道中。
朱权《茶谱》说:
“然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
”马钰《长思仙·茶》词云:
“一枪茶,二旗茶,休献机心名利家,无眠为作差。
无为茶,自然茶,天赐休心与道家,无眠功行加。
”体现出淡泊无为的思想与“自然”主义,在大自然的环境中饮自然之茶,并在饮茶中寻求对自然的回归,也就是天人合一、返朴归真。
在茶事中,主张用本地之水煎饮本地之茶,强调茶与水的自然之道。
品茶时,茶人强调“独啜曰神”,“独品得神”,追求天人合一,进入物我两忘的意境。
道家主张静修,而茶是清灵之物,通过饮茶能使静修得到提高,所以茶是道家修行时的必需之物。
道家把“静”看成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特征。
静虚则明,明则通。
“无欲故静”,人无欲,则心虚自明,因此道家讲究去杂念而得内在之精微。
《老子》云: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归根曰静,静曰复命”。
《庄子》说:
“水静则明,而况精神。
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
老庄都认为致虚、守静达到极点,可以观察到世间万物成长之后,各自归其根底。
归根称之为静,静就是复原生命。
精神进入虚静状态,就能洞察一切,可以像明镜一样反映世间万物的真实面目。
《庄子》又说:
“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
“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谓之天乐”。
如果人们能够以虚静空灵的心态去沟通天地万物,就可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也就是“天乐”的境界。
因此道家特别重视“入静”,将“入静”视为一种工夫,一种修养。
只有素朴虚心,静养人生,提升悟性,才能更好地享受大自然的赐予,达到“无我”的境界。
道家在养生修炼过程中,发现茶叶自然属性中的“静”,与道家学说中的“虚静”有相通之处,于是就将道家的思想追求融入茶事活动。
赖功欧的《茶哲睿智》认为,在品饮过程中,“人们一旦发现它的‘性之所近’——近于人性中静、清、虚、淡的一面时,也就决定了茶的自然本性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成为一种实然形态。
”所以道家对中国品饮的艺术境界影响尤为深刻。
“茶人需要的正是这种虚静醇和的境界,因为艺术的鉴赏不能杂以利欲之念,一切都要极其自然而真挚。
因而必须先行‘入静’,洁净身心,纯而不杂,如此才能与天地万物‘合一’,亦即畅达对象之中,不禁‘品’出茶之滋味,而且‘品’出茶的精神,达到形神相融的情态。
”[2]这说明道家学说密切关系到中国茶道“静”的精神形成,使得中国茶道虚静空灵,美学境界深幽恬明。
茶人的品茶审美过程其实是茶人修身养性的过程,是茶与心灵的对话,是茶人的返璞归真。
庄子所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这也是中国茶道审美追求的境界。
(二)茶道与道教清静无为的养生观
晋代郭璞注解《尔雅》说:
“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
此可视为饮茶习俗在古巴蜀的最早萌芽。
而巴蜀也是道教的真正发源地,两汉期间,张陵奉老子为教祖,创五斗米教。
此后道教在理论和组织形式上逐渐完善,上至帝王百官,下至布衣百姓,社会各阶层都普遍对道教感兴趣,因而影响深远。
道教珍爱生命,认为光阴易逝,相信修道可以成仙,从此享受神仙的永久幸福和快乐。
道士们认为服用某种含有生力的食物可以成仙,在这点上茶与道教发生了原始的结合。
道教以清静无为的态度追求神仙世界,道教遵从的养生理论和服食方术促进了茶事的兴盛与茶道文化的发展。
道教很早就了解茶叶具有轻身换骨的养生功效,在道教未正式形成前,茶便已和神仙结缘,饮茶与成仙的观念就密切联系起来。
陶弘景《茶录》云:
“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
丹丘子是传说中的汉代仙人,是最早涉茶的道教人物。
《神异记》中也有关于丹丘子饮茶的故事。
“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
‘予丹丘子也。
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
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
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
’因具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
这说明至少在汉魏之际,茶与道教已有了某种联系。
《续搜神记》中也有仙人与茶的传说,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在武昌山采茶,遇到一高丈余的神仙毛人,把成丛的茶树指引给秦精。
神仙不仅自己嗜茶,还引导凡人采摘饮用,神仙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
陆羽《茶经》引述了大量此类记载,说明陆羽相信道士与茗茶关系密切,道教与茶道的关系最为久远。
壶居士《食忌》说饮茶可以羽化成仙,恰似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云: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诗中浸透着道教的神仙思想,体现了道教茶对饮茶得道的追求。
《广陵耆老传》也记载,晋元帝时有个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
”官吏捕之入狱,“至夜,老姥执所鬻茗器,从狱牖中飞出。
”神话传说将茶事与道教养生得道的思想结合在一起。
道教与茶结缘后,表现道士饮茶的诗歌随之出现,道教思想逐渐渗透到茶道精神之中。
温庭筠《西陵道士茶歌》云:
“乳窦溅溅通石脉,绿尘愁草春江色。
涧花入井水味香,山月当人松影直。
仙翁白扇霜鸟翎,拂坛夜读黄庭经。
疏香皓齿有余味,更觉鹤心通杳冥。
”诗词生动地描写了道士伴茶夜读的情景,品饮着清静无为、契合自然之性的茶,道士的思绪已进入空灵虚无的神仙境界。
皎然《饮茶歌送郑容》吟咏:
“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
名藏仙府世空知,骨化云宫人不识。
云山童子调金铛,楚人茶经虚得名。
霜天半夜芳草折,烂漫缃花啜又生。
赏君此茶祛我疾,使人胸中荡忧栗”。
诗歌反映了道士们通晓茶效,领悟茶趣,深知茶味,颇得茶助。
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云:
“孰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肯定其时道士们懂得茶道的真谛,所谓“一饮涤昏昧,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
由于道士饮茶、识茶,古代常有皇帝向得宠道士赐茶。
《太平广记》记载:
开元中,道士申元之为玄宗宠幸,玄宗“命宫嫔为申元之侍茶、药”。
《南部新书》亦载:
唐肃宗赐给道士张志和奴、婢各一,张志和将他们配为夫妻,“使苏兰薪桂,竹里煎茶”。
道士中也出现了一些优秀茶人。
如唐代吕岩,即道教“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其《大云寺茶诗》中“幽丛自落溪岩外,不肯移根入上都”的诗句,以茶自喻,宁可“自落”山林幽居,不肯在上都为官,茶性正好契合了茶人淡泊名利的平常之心。
道教追求长生不老,认为清静无为是养生要旨,这与道家创始人老子、庄子的思想一脉相承。
老子提出“为无为,则无不治”,应该“致虚极,守静笃”。
庄子进一步发挥了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在《庄子》中谈到长寿的秘诀是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体就会自然健康;必清必静,不要动摇你的精神,就可以长生。
老庄认为清静无为有助于养生长寿,而养生的关键是淡薄名利,洗却宠辱,看破生死,保持心地纯朴专一,奉行清心寡欲、与世无争的养生之道。
道教吸收了道家思想,要求人们追求精行俭德、澹泊自守,企求人寿年丰、世事和平,达到清静之境。
道教认为心是一身之主,百神之师,静则生慧,动则生昏。
虚静可以推天地,通万物,因此“静”也成为道教的显著特征。
茶道精神与道教思想是相辅相成的。
茶清静淡泊,朴素天然,无味乃是至味。
茶须静品,只有在宁静的意境下才能品出茶的真味,感悟品茶的要义,获得品饮的愉悦。
静品才能使人安详平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进入超凡忘我的仙境。
道教和茶道在“静”的方面高度契合。
无论是宫观道士的品茶礼仪,还是现代兴起的无我茶会,以及闻名于世的日本茶道,都体现着清静自然的哲学思想。
历代文人雅士煎茶、咏茶,追求品饮之中蕴含的超凡脱俗、返朴归真的境界,这正是文人雅士受道教思想和道教文化潜移默化影响的真实体现。
二茶道与儒家
儒家由春秋时期的孔子创立,经过战国时期孟子、荀子等人的丰富和发展,形成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
至西汉武帝时期,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确立了统治地位,两千多年来成为中国正统思想。
自唐代开始,儒家经典成为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因此儒家思想对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形成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中国茶道主要因知识分子而形成,儒士是发展和传播中国茶道的主力军,因此中国茶道也融入了儒家思想道德规范。
陆羽是中国茶道的奠基人,他将儒家修身养性、克已复礼的道德追求融入茶道,在《茶经》中提出对品茶者的人品要求为“精行俭德之人”,这成为中国茶人普遍推崇的个人品德追求。
儒学讲究和谐,追求完善的人格,奉行积极乐观的人生观,这些也是中国茶道基本精神的核心构成。
“和”是儒家哲学核心思想,且与道家和佛教的思想相通,又由于儒学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故对中国茶道的影响更为深远。
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信条和奋斗目标,这种积极入世的思想,使得文人非常关注社会秩序的稳定与人际关系的和谐,高度重视道德教化和人格理想建设。
当儒家文人介入茶事活动中,发现茶的特性与儒家学说的主要精神很接近,是儒家思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理想载体之一,他们便不但自己陶醉于茶事之乐,而且将茶道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从茶事活动中得到生活乐趣,同时也受到儒家思想的教化。
(一)茶道与儒家的中庸和谐思想
中庸之道是儒家处世信条,儒家认为中庸是处理一切事情的原则和标准,并从中庸之道中引出“和”的思想。
在儒家眼里,和是中,和是度,和是宜,和是当,和是一切恰到好处,无过亦无不及。
儒家的“和”更注重人际关系的和睦、和谐与和美。
饮茶令人头脑清醒,心境平和,茶道精神与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相契合,茶成为儒家用来改造社会、教化社会的一剂良方。
中庸之道及中和精神是儒家茶人自觉贯彻并追求的哲理境界和审美情趣。
中庸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
孔子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朱熹在《中庸章句》里注解: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
庸,平常也”。
中和是儒家中庸思想的核心部分。
“和”是指不同事物或对立事物的和谐统一,它涉及世间万物,也涉及生活实践的各个领域,内涵极为丰富。
中和从大的方面看是使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社会和人达到和谐;从小的方面看是待人接物不偏不倚,处理问题恰到好处,一切都顺畅安宁。
儒家经典《中庸》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意思是说人的内心不受各种感情的冲动而偏激,处于自然状态,这就是中,中是“天下之大本”;感情发泄出来时又能不偏不倚,有理有节,这就是和,和是“天下之大道”。
中和思想在儒家文人的脑海中是根深蒂固的,也反映到茶道精神中。
儒家不但将和的思想贯彻在道德境界中,而且也贯彻到艺术境界之中,并且将两者统一起来。
但是儒家总是将道德摆在第一位,必须保持高洁的情操,在茶事活动中才能体现出高逸的中和美学境界。
因此无论是煮茶过程、茶具的使用,还是品饮过程、茶事礼仪的动作要领,都要求不失儒家端庄典雅的中和风韵。
儒家将茶道视为一种修身的过程,陶冶心性的方式,体验天理的途径。
陈香白指出:
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就是“和”。
和意味着天和、地和、人和。
意味者宇宙万事万物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并因此产生实现天人合一之后的和谐之美。
和字不但囊括了所有敬、清、廉、俭、美、乐、静等意义,而且涉及天时、地利、人和诸层面,最能突出中国茶道精神。
[3]
唐代陆羽创立中国茶道,在《茶经》里吸取了儒家经典《易经》之“中”的思想,体现了和谐统一。
比如煮茶用具风炉的设计,采用了《周易》中的象数原理,风炉厚三分,缘阔九分,令六分虚中。
炉有三足,足间三窗,中有三格。
风炉的一足上铸有“坎上巽下离于中”的铭文,显示出“中”的原则和儒家阴阳五行思想的糅合。
坎、巽、离都是《周易》的八卦名,坎代表水,巽为风,离为火。
陆羽将其引入茶道中,把三卦及其代表物鱼(水虫)、彪(风兽)、翟(火禽)绘于炉上,以此表达煮茶过程中风助火,火熟水,水煮茶,三者相生相助,以茶协调五行,达到和谐的平衡状态。
风炉的另一足上铸“体均五行去百疾”,这也是传统“阴阳五行”观念的反映,是以“坎上巽下离于中”的中道思想、和谐原则为基础的,因其得到平衡和谐,才可导致体均五行去百疾。
“体”指炉体。
“五行”指金、木、水、火、土。
风炉以铜铁铸从金象;上有盛水器皿从水象;中有木炭从木象;用木生火得火象;炉置于地得土象。
五行相生相克,阴阳调和,从而可以达到“去百疾”的养生目的。
陆羽通过茶道来显扬儒家的和谐理想,陆羽以“方其耳以令正也,广其缘以务远也,长其脐以守中也”为指导思想创造鍑(锅),也体现出儒家的时中精神及人格理想。
陆羽《茶经》要求选择缓流的活水,反对“瀑涌湍濑”的急流之水,也不用停蓄不流的死水。
儒家中和思想强调事物的适度性,在茶道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裴汶《茶述》指出,茶叶“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
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
”宋徽宗《大观茶论》说茶“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因而能够“祛襟涤滞,致清导和。
”“冲淡闲洁,韵高致静。
”正是茶叶具有这些中和、恬淡、精清、高雅的品性,因此深得茶人的欣赏。
朱熹以理学入茶道,说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
朱熹在《朱子语类·杂说》中云:
先生因吃茶罢,曰:
“物之甘者,吃过而酸,苦者吃过却甘。
茶本苦物,吃过却甘。
”问:
“此理何如?
”曰:
“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
盖理天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
这里以茶喻理,巧妙地将中和之道的哲学理念与政治、伦理制度结合起来。
茶道兴起,对社会醇风化俗的功效是显而易见的。
苏廙著《十六汤品》,进一步发展了陆羽茶道思想,在品评茶汤的字里行间中,倡导一种良好的茶风茶俗,特别强调了儒家中庸、守一、和谐的茶道原则。
刘贞亮将陆羽的茶道精神发扬光大,提出茶有十德:
散郁气、驱睡气、养生气、除病气、利礼仁、表敬意、尝滋味、养身体、可行道、可雅志。
刘贞亮的茶德观融汇了儒家思想,儒家精神以茶为载体得到发挥和加强。
儒家“和”的思想体现在采茶、制茶、品饮等诸多茶事活动中。
如在泡茶时表现为“酸甜苦涩调太和,掌握迟速量适中”的中庸之美;在待客时表现为“奉茶为礼尊长者,备茶浓意表浓情”的明礼之伦;在饮茶过程中表现为“饮罢佳茗方知深,赞叹此乃草中英”的谦和之礼;在品茗的环境与心境方面表现为“朴素故雅去虚华,宁静致远隐沉毅”的俭德之行。
中国茶道以“和”为最高境界,充分说明了茶人对儒家中和哲学的深切把握。
无论陆羽提倡的谐调五行的中道之和,裴汶指出的其功致和,还是是宋徽宗提出的致清导和,都是以儒家的中和精神作为中国茶道的精神,灌注着中庸之道的深刻内涵,提倡通过茶道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
道教的茶学以茶静为主
(二)茶道与儒家的礼义和人格思想
儒家认为要达到中庸和谐,不可忽视礼的作用。
荀子说“发乎情,止乎礼义”,意指人天生的性、情、欲,可以通过引导、修饰、加工,使之成为善。
孔子强调“礼之用,和为贵。
”把礼作为古代调整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
《礼记》云:
“夫礼者,自卑而尊人。
”礼要求以谦让的精神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如果每个人都能按照礼的精神律己待人,社会就会非常和谐。
由于儒家的重视和提倡,中国人特别看重礼,自觉地以礼规范行为,力求以礼达到和谐的境界。
儒家思想融入茶道的显著特点之一是茶礼的形成。
古代礼仪中,茶叶曾作为祭品及陪葬之物。
用茶叶祭神祀祖,可追溯到两晋南北朝时期。
《南齐书·武帝本纪》载:
南朝时,齐武帝在遗诏中安排在其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惟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
古时也以茶为聘礼,且赋予特殊的儒教文化意义。
明代郎瑛《七修汇稿》说:
“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
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
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也”。
在王象晋《茶谱》、许次纾《茶疏》等著作中均有极为相近的内容,都视茶为崇高的道德象征。
在江南婚俗中,订婚时下茶,结婚时定茶,同房时合茶,茶用于嫁娶的各种礼节,“三茶六礼”在民俗中几乎成为明媒正娶的代名词。
古代朝廷以茶荐社稷,祭宗庙,以至朝廷会试与进退应对之事皆有茶礼。
皇帝不仅自己嗜茶,还常以茶为赐。
唐朝赐茶已成宫廷大礼。
苏鹗《杜阳杂编》载:
唐德宗每赐同昌公主馔,其茶有绿华、紫英之号。
在官场中,茶礼也演化为区别官阶等级的程式。
沈括《梦溪笔谈》记载:
“百官于中书见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声唱一声‘屈’,躬趋而入,宰相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喝,谓之‘屈揖’。
待制以上见,则言‘请某官’,更不屈揖,临退仍进汤。
”官阶级别不同,受到饮茶的待遇也不同。
而在民间,茶礼也成为普遍习俗,宋朱彧《萍洲可谈》云:
“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
……此俗遍天下”。
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记述了当时杭州的民俗,“有新搬移来居止之人,则邻人争借动事,遗献汤茶,……朔望茶水往来”,这是以茶睦邻之俗。
此外,如客来敬茶、朋友赠茶、以茶代酒等习俗,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礼义的精神。
礼仪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和谐人际关系,这与茶道精神是吻合的。
茶礼追求的效果也是和谐,而当人们交往出现不和谐时,茶又充当了调解员的角色,当事人双方在茶馆、茶坊中“吃讲茶”,有礼有节地饮茶过后,前嫌尽释。
生活中有礼仪的地方就有茶,茶已成为礼仪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礼在儒家思想中既是政治、伦理的规范,也是一切民俗民风由来的源头。
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礼义的观念深入到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在茶道中也得到体现。
刘贞亮提出的茶德中,“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可以视为儒家茶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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